摘要：“全球南方”的文化主体性困境是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对共生、平等与互鉴的强调，为“全球南方”概念注入了超越地缘政治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追求，使其成为文明对话的积极主体。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了文化领导权概念，主张以平等对话与相互赋权取代传统的支配和依附模式，为打破西方文化霸权、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提供了理论框架。“全球南方”各国的文化解放并非零和博弈，而是人类文明多样性能否存续与繁荣的必要条件，其实质是推动不同文明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南方”重塑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自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全球南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文明交融与价值共享的内在逻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全球南方”不再只是地缘经济的被动标签，而成为承载自主发展与公平正义的重要舞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与全球南方国家追求真正独立、破除话语依附的诉求高度契合。因此，“全球南方”是当前处于意识形态前沿的学术概念。言之为前沿，部分原因在于这一概念的界定与使用正在遭受着来自两方面力量的拉扯。一方面是美日欧等国家通过主动炒热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南方”叙事分化南方、消解反抗，另一方面则是中国通过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真正立足于“全球南方”人民根本利益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此意义上，“全球南方”无疑又是典型地体现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概念。如何定义？解释权放在何种基础之上？围绕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决定了“全球南方”在不同的舆论场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呈现。这个概念要么在代议制民主“元叙事”中成为进一步支配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延伸，要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成为展望和平与发展的多极秩序的视角。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领导权是脆弱的，知识体系、文明话语乃至本土经验的辨识都长期依附于西方中心的文化。相较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啻为立足于南方、依靠全球、为了人类之根本普遍福祉的超越性方案。重建“全球南方”的文化领导权则是该方案中极为关键的一项任务。
一、重新审视“全球南方”的文化内涵
“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侧重点到底在何处？过去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与“南方国家”相关的概念更应侧重于经济和政治的维度。如经济地理说认为，“发展中国家”概念泛指亚、非、拉和其他地区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的总和，更多地带有经济色彩，“第三世界国家”概念偏重政治方面的含义，“南方国家”概念则侧重经济地理位置。经济要素说认为，“南南合作”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来主要指的是在发展中国家间进行资金和技术合作，历经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和全球化的发展，“南南合作”的发展更多印证的是要素流动与国际合作的相互促进。又如政治抵抗说认为，“全球南方”概念是“第三世界”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指的是“随着全球秩序重组和传统霸权衰退”正在“群体性崛起”并且“具有鲜明的反依附性和去殖民化特征”的“一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合体”。
然而，“全球南方”更是一个文明和文化的范畴。言之为文明，是因为“全球南方”已经构成了世界文明最为多元的区域，远离美西方强势文明的多元地理环境、殖民统治冲击之后遗留的顽强的本土文明、基于自身历史积淀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共同造就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自然根基。言之为文化，是因为“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全球文化主体性觉醒最为前沿的区域，独立于西方的本体文化根系、基于殖民的文化创伤的反思、针对后殖民时代身份认同危机的探索，共同塑造了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先锋力量。从反证的角度来看，“全球南方”始终是西方文明范式与文化符号难以驯服、难以适配的区域，成为冷战之后西方中心的政治理论力图解读与渗透的重要对象：一些政治理论甚至认为“国际政治具有封建性”从而强调“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对强大工业化国家的依附”，其中心议题更多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特点，特别是大国对小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渗透”。
然而，作为文明和文化的范畴，“全球南方”又是有待生成的历史性范畴。文化领导权的长期缺失，导致通行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标准、话语体系、价值输出乃至媒体叙事都受制于西方中心的文化场域。尤其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已经中断、本民族语言已经弱化、本民族价值已经失语的情况下，在面对美西方的文化工业冲击的情况下，民族认同和文化定位出现了自我“他者化”的困境。“全球南方”国家的文化表达或是陷入“失语”之困境，找不到自主与自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文明；或是陷入“模仿”之悖谬，只能以西方话语体系来阐释其历史经验与当代诉求。
然而，文化之独立既是各民族特殊之文明能够交流与对话的必要条件，更是人类总体之文明能以内驱之动力得到延续与进化的必要条件。无独立之文化，便只有依附之文化，进而就找不到有效的文化主体性，更无法以自觉与主动的形式去参与文明对话。
如何争取独立自主的文化，这是近代以来所有被压迫民族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深刻命题。独立自主的文化既是赢得民族解放必要的抗争形式，更是本民族文明存续之可能的重要表征。前者使得制度层面驱离殖民者的胜利能够转变为直抵人心的民族尊严的重塑，后者使得尚在枷锁重压之下的民族能够始终保有抗争的信心和希望。
但是，对于“全球南方”而言，独立自主的文化并不是先天存在的，更不是自在生成的。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作为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后发地区，“全球南方”的政治经济基础通常是服务于地主阶级、农奴主阶级甚至僧侣阶级的，由此产生的文化先天地不具备独立自主的特征——因其几乎完全地作为统治阶级支配人民的意识形态工具，故而产生的是人民普遍的文盲状态与迷信盲从，以及极具依附性的精神面貌。作为近代以来长期被殖民与奴役的地区，“全球南方”又普遍地被强行纳入了全球殖民体系，由此产生的殖民地抑或半殖民地的文化又大多承袭了旧文化的依附性，只不过依附的对象从过去的地主、领主和僧侣变成了殖民者抑或其傀儡。
这便是当前“全球南方”在文化领导权方面所陷入的显著困境，在过去由于是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不得不依附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在当下仍然无法以形式上的政治解放摆脱文化主体性弱和文明对话能力弱的困境。甚至，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全球南方”的文化领导权丧失的特征更为明显。因为在殖民者的压迫之下，由于直接的剥削、掠夺和暴力虽然让一部分人屈服，但是也激发了人民之中不可抑制的反抗意志，而文化则是这种反抗意志的重要表现形式。到了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标志的政治解放实现之后，对于人民而言，曾经源自反殖民斗争实践的文化主体性则失去了其现实依据；对于新的统治阶级而言，由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上无法摆脱原宗主国而缺乏争取文化主体性的动力。
故而，“全球南方”的文化内涵不仅是模糊的，而且是破碎的。模糊是由于被排斥，破碎是由于被否定。前者表现为“全球南方”通常被界定为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其文化不仅被视作落后的，而且被认为注定只能成为西方中心的现代性的追赶者乃至模仿者。后者则表现为“全球南方”对于自身的文化发展通常不具有完整性，文化或是被分解为单纯的政治宣传工具，或是屈从于市场逻辑而沦为商品。如此，“全球南方”的文化宿命似乎是悲剧性的，即或是选择被同化，或是选择无限倒退回传统而自我孤立于世界。这就需要找到一个更具普遍性和说服力的理念为我们重新辨识“全球南方”之文化状况打开视角。从多个方面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疑是今人从正面、积极地、自觉地、历史地勾勒出“全球南方”文化内涵的有效理论路径。
一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了充分的说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就指出：“二○一三年，我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我高兴地看到，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赞同，这一倡议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今天，面对全球的经济、生态和战争等方面的重大危机，各国人民从线上到线下自发地批判、反思和抗争，都充分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提出至今，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共识与行动。
二是人类理性的普遍形式，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取向能够成为各个文明的共识。究其本质而言，人类之命运原本就应然地是一个共同体，只不过在现实之中由于“史前史”的生产关系和全球交往，人类才陷入各种形式的相互斗争之中。但是，作为理性存在者——而不仅仅是本能或者欲望存在者，人类总是能够通过理性的普遍形式达成价值的元共识。故而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指出，人类有可能通过理性所认可的自由意志实现与他人共存的“任性”（抑或现代社会的“权利”），即“任何一个行动，如果它，或者按照其准则每一个人的任性的自由，都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就是正当的”。康德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先验分析在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中有着更具历史性的分析，他认为人类所共享的关于“好坏”的价值观念塑造了人类最初的政治社会：“所有政治行为都是由更好或者更坏的观念所牵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是可能的，因为该理念所指向的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古往今来，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
三是当代人类命运所遭遇的共同挑战与危机，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前所未有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成果，但战争和冲突从未间断，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疾病瘟疫，人类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这使得人类本身就被共同的危机空前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更使得“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成为人类文明存续至未来的唯一选择。
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共生的特质，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就是“全球南方”文化觉醒与文化自信的典范。要突破“全球南方”的文化困境，关键在于现代化条件下的文化主体性的重塑与延展。重塑在于以现代社会之审美与诉求改造原生的自在的文化，延展在于以文明的新进展证明这种重塑的有效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这种重塑与延展在中国的例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当代的众多理论成果之一，其科学性的重要方面在于始终“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现代社会的科学理论体系融合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证明，“全球南方”的文化自觉是能够在激活几千年来文化基因中普遍性要素的同时保存特殊的文化主体性的。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今天，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以自身特殊的发展道路、现代化主张和文化符号表述了人类文明普遍的内在诉求和发展前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体现的是“全球南方”在曲折历史经验下、在普遍现实风险中共同追求的文化主体性与文明平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文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它从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中借鉴智慧、吸取营养，为全世界人类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正面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边缘叙事，以通达未来的高度与人类福祉的普遍性，将“全球南方”的文化内涵从“传统即保守”或“融入即矮化”的窠臼中拯救出来，赋予“全球南方”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以更为深刻的共同价值与未来导向。
二、重新理解“全球南方”的文化领导权困境
文化领导权是一种阶级社会的客观现象。从物质基础而言，但凡生产资料由某个阶级所掌握，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就随之被影响乃至被支配。其中不仅包括教育、宗教、媒体与艺术等文化符号生产传递的过程，还包括对已有文化符号进行阐释的话语权。这种现象在前现代社会是显在的，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以人与人依附为主要形态的社会，加之等级制度所“锁死”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文盲人口，使得文化霸权能够以公开的制度化的方式得以存续。而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文化领导权则通常是隐秘的，尤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国家机器和文化工业之“媾和”为保障展现为看起来“互不相干”的两个维度：前现代社会制度化的方式部分得到了继承进而演变为现代的官方媒体、教育制度、道德体系乃至节日习俗，以及基于市场供需体系的看起来“自由”且多元的文化产品的再生产。长久以来，文化领导权现象的出现以及相应的反思都是颇为自在的。最为常见的是以道德的方式展开，如先秦儒家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的批判，将其文化符号斥为“八佾舞于庭”，将其文化后果定义为“礼崩乐坏”；又如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与《爱弥儿》等著作中以自然德性批判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但是，道德毕竟是相对的。以附着于特定阶级的道德去攻讦同样附着于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不仅无法触及文化领导权的社会根源，而且会无限地退向更为抽象的道德标准抑或乌托邦理想。
事实上，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才有可能以符合阶级斗争需求的方式对文化领导权进行客观的剖析和批判，其先声无疑来自葛兰西。从文化领导权相关的最初理论形态来看，“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的理论语境中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集中表达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革命形势下社会发展状态的判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关注并非其个人学识的偶然延伸，而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各种客观因素得到理论提炼的必然。从物质基础来看，唯有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服务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要素才能够以高度集中的方式进行标准化生产，福柯意义上的作为标准规训场所的学校，以及“划定”疯癫与文明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才得以成熟。从理论需求来看，唯有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强大到无产阶级的单纯政治斗争无法取得胜利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者才有可能将目光从“复制”十月革命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限制无产阶级产生阶级意识的文化要素，由此才有了葛兰西最初关于将阶级斗争从工厂延伸至学校、家庭和媒体的“阵地战”的观点。
但是，也正是因为缘起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二战前后的特殊语境，以葛兰西为理论起点的文化领导权批判在此后一个世纪的发展与应用中存在着显著局限，而这些局限使得带有浓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很难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困境“有机”（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意义上）结合。
一者为方法论之局限。从葛兰西以降，直至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其对帝国主义者的文化领导权的批判更多侧重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基础和政治斗争。这种方法论的倾向毋宁说是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阶级意识状况所不得不采取的理论策略。相较之下，“全球南方”国家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大多是内外压迫深重或阶级矛盾剧烈的区域，侧重于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策略则无法契合客观的社会需求和斗争形势。这显著地体现为“北方”与“南方”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体感”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当“全球南方”还在思索“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这个关键问题时，受葛兰西影响至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已经从政治和文化形态出发宣告了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对殖民主义的替代，例如赛义德所说的“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了”。
二者为理论内涵之局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初衷是对一国之内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的批判，但是随着其理论扩展至世界历史领域，其所预设的排他性乃至零和博弈的逻辑的局限性就愈发明显。葛兰西所强调的作为“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的文化领导权，实际上所指的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发动革命的一个核心困境，即如何“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到了冷战之后，后殖民主义理论所针对的仍然是针锋相对的文化殖民问题，只不过具体的对象已经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转向了美国，即赛义德所说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逐步在此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以法国和英国同样的方式处理东方”。但是，意识形态毕竟只是全球剥削体系的表层结构，即使要重新理解“全球南方”抑或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困境，也要将主要的理论重心放在“全球发展失衡”的问题上，即“全球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百分之九十九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全球仍然有七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对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三者为理论视角之局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南方”的文化困境的剖析虽然激进，但是其视角往往局限于狭隘的偏向于种族和肤色的“南方”本位，没有真正内在融入人类的视角。例如法农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尽管的确堪称殖民地被压迫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心理分析与文化重建的先声，但却始终有一个种族叙事的“基座”。诸如此类的观点虽然有助于初期的反殖民斗争，但是却无法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的文化架构走向建设性的文化主体性。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南方”的文化现象，摇滚也好，文学也罢，其内核或多或少仍然被殖民者曾经设置的议题（如种族、肤色）所牵制——尽管是以批判和控诉的方式展开，但毕竟只能以殖民主义“影子”的方式存在着。“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人类文明之发展既需要摆脱自以为高于一切、可通行全球的傲慢的文化，也需要摆脱自认为低人一等、只能自证清白的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现代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当代困境与未来走向的创造性发展，承接了19世纪以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追求平等与解放的重大使命，开辟了重新审视“全球南方”之文化自信与自觉发展的新视角。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自觉，为理解“全球南方”的文化困境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历史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积极地正视一个客观现实：“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时又鼓励着我们努力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这些观点所指向的是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关系重构，能够使得“全球南方”的文化困境被重置于更为宏阔的文明框架之中得到理解。唯有如此，“全球南方”对文化主体性的追寻才能彻底摆脱“落后”与“先进”、“中心”与“边缘”的传统框架，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隐含的自主发展的历史命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升华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性，为推动“全球南方”的文化主体性的生发指明了科学系统的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今人提供了在审视全球性问题时超越“非黑即白”分析范式的辩证视角，这就使得在全球性对立统一关系中构建创造性的实践方案成为可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成为身份政治理论奥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简单否定差异或强化冲突，而是将“全球南方”的文化困境置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框架下进行分析。该理念深刻指出了“全球南方”的文化主体性的建立既不是通过封闭自守，更不是通过对抗取代，而是通过广泛参与全球交往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创新与发展实践。正如中国所承诺的：“中国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愿同各国一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和而不同，倡导美美与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在“全球南方”的语境下，文化领导权概念的问题域无疑是需要被重构的。这是因为，如果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斗争或者文化支配权争斗的旧的范式，“全球南方”面向未来与人类整体福祉的文化主体性就无法真正创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重新界定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是对静态与片面的旧问题域的扬弃，以人类文明之未来远景扬弃关于人类文明不平等结构的叙事，以人类共同的建设性实践扬弃霸权叙事的抵抗或替代，取而代之的是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多中心网络化新范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向“全球南方”敞开大门的和合共生的文明引领权的探索。
三、“全球南方”的文化解放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必要条件
文化有特殊与普遍之分。特殊性是自然且自在的。地理地貌之隔绝，使得散落于地球各处的人类有着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语言和精神世界。普遍性则是以交往为驱动的世界历史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分工，进而又使得交往成为人类文明新的社会性需要。“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这种需要当然从一开始是自在的，停留于简单的物质交换，文化交往只不过是附带发生的现象。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以工业生产力先发地区所牵引的全球普遍交往出现了，普遍之文化也开始有其雏形。只不过，这种普遍交往从一开始便是不平衡的，是以战争、殖民、掠夺与屠杀等集体性暴力机制强行塑造的，与之相应的“普遍”文化实际上也并非是真正普遍的。例如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强行渗透于非西方文明之中，贬损其他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的价值，夸大西方价值的永恒性和绝对性，这种带有明显抽象的话语就会自陷于“被西方化”的泥沼。
普遍性生发于特殊性。生发在文化领域绝不是强行抽象，更不是以自己的特殊性强加于他人，从而包装成虚假的普遍性。当前，“全球南方”之特殊文化当然是弱势的，这既有近代以来不平等的全球格局的原因，更有冷战结束以来信息技术所扩大的技术原因。当“全球南方”的大量人口都成了好莱坞、Facebook、YouTube的必然的消费者和信息接收者时，虚假普遍的人类文化就被逐渐泛化了。这便会带来人类文明存续的重大风险。
文化往往会因其抽象普遍，而可以简化复制。真实的文化是自足且顽强的（或者说是顽固的），因为其真实性来自身后的历史土壤，总是能够找到其存在之必然性的时空场域，在其中有真实的社会交往、需求、审美。特殊文化如此，普遍文化亦然。如在农耕文明时代的东亚，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之所以被称为区域性的普遍文化，并非倚靠强权，而是由于东亚各国人民共享的生存境遇、共通的精神与心境。故而，尽管经历了近代以来主动或者被动的激进西化，这些由历史自然形成的普遍文化仍然是当代东亚各国文明的文化内核之一。
而时下“全球南方”所面临的由资本、军事、技术、政治与文化工业以强权与强制的方式所加诸的抽象普遍的文化，由于缺乏真实且普遍的历史土壤，终究只能停留在符号化的简化与复制层面。简化是为了便于复制，复制最终是为了控制。可是，这终究无法得到人民最为广泛的真实理解、接受或消化。摹仿的舶来品，总是压不住深厚历史土壤中喷涌而出的本土文化的冲动、质疑、挑战与对抗。故而，简化与复制总是需要通过目不暇接的推陈出新来辅助极为脆弱的自我证明。在数字时代，当“全球南方”特殊的传统文化也开始与数字技术相结合，西方中心主义抽象普遍的文化更是需要不断加速自我的再生产，才能抓住原本就易于追新、叛逆的年轻群体。有必要的话，除了加速，还要不断地“加料”，以便以娱乐至死的声色犬马抓住人们的感官。再有必要的话，还可以不断“加戏”，将自身塑造为“救世主”、蓝色且进步的海洋文明的代表。只不过，加速、“加料”和“加戏”只会使得其抽象性与虚假性被进一步加深。
“全球南方”被强加的抽象普遍乃至虚假的文化，因其简化与复制，而只会便于社会系统外的力量进行操纵控制。这就使得“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国家，文化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独立自主成为两个难以兼容的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理解兼容之可能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文化主体性之伸张，使得真实且特殊之文化能够始终作为人类文明之活性因子而得到承认、保护与创造性发展，引导世人形成一个基本的文化共识：“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类命运为纽带，使得真实且普遍之文化能够在深度、广度、速度前所未有的全球交往之中以建设性的方向自然生长。真实之特殊与自然之普遍所指向的是“全球南方”之文化主体性的解放。而这一解放在实质上也是人类文明均衡、自然之文化生命力得到解放的先声。
文化有内容与形式之分。文化内容是由物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直接决定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符号化，形式则是特定内容相应的表达形式。当然，文化形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审美范式、艺术方法、制度设计抑或道德礼仪都不是对特定文化内容的机械的反映，都总是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反作用于文化内容的演变。迄今为止，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但是，就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言，在自然生发的文化形态中，其内容与形式在最初往往都是同一的。随着分工与交往的拓展，内容与形式的矛盾逐渐产生，并且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但是，这种动力的效用有其严苛的条件。特定民族原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始终能够作为文化整体发展的主要矛盾，即便是外来文化诱发的新冲突、新矛盾，也总是在原生文化中被其内容所“转译”，被其形式所“消纳”。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华文明：“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故而，健康的文明交流互鉴并不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的文化替代，而是在内容或形式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如“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文化宝库中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既有大量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也有大量少数民族作者的创造”。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中心的强势文化所强加给“全球南方”各民族的却是以取消、替代为主要方式的“西化”。本土的语言、饮食习惯、审美偏好乃至历史记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架空”且“没得选”的欧美的文化要素。一些“全球南方”民族仍然有着潜在生机活力的文化发展路径强行被殖民所打断，被资本抹平。当“全球南方”的文化只剩下愈发趋同的形式，全球文化版图将丧失富有生命力的原生内容，进而产生三重隐秘的风险。一是由于“西化”之形式被界定为现代文明的唯一形式，且是绝对乃至永恒的形式，原本动态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运动便陷入了停滞。一个又一个被强行地或不自觉地推入“西化”形式的特殊文化，如同一盏又一盏暗淡的文明之灯。人类文明所应得到的丰富滋养便会丧失源头活水。二是由于“西化”之形式自身就存在其症候，当这些形式强势进入“全球南方”对其原生文化进行越俎代庖，便使得一些原本不应该出现在“全球南方”的文化症候被广泛地“感染”、扩散、变异乃至激化，原教旨主义和消费主义开始从欧洲现象成为“全球南方”愈发常见的文化现象。三是由于“西化”之形式毕竟源自西欧北美等地的文化内容，是这些地区的文化主体性的延伸，唯有居于其中者方能对其形式能动地觉解与阐释。故而，被套上“西化”形式的“全球南方”各国人民解释该形式的话语权注定只能丧失。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会激化本国文化的强行分层：上层是“西化”最为彻底乃至已然成为精神上的、法理上的欧洲人或美国人的统治精英，下层则是完全无法理解“西化”的文化形式的精神内核与合理性的群众；前者尽可能维持“西化”形式以便维持统治的基本秩序与外观，后者或盲从而成为官方文化的消极参与者或是激进反抗而成为守旧的代言人。文化的半殖民地状态至于此，文化原本应该成为社会“粘合剂”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全球南方”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洞见。在实践层面，不论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还是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的文化交融，都体现了对各国文化根脉的极大尊重，都展现了对“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扬弃。在理论层面，前提是通过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反对文化霸权：“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目标是超越单向“西化”的逻辑实现不同文明的平等交互和创新发展：“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
当然，文化还处于历史与未来之间。真实且有效的文化绝不是从天而降的，都来自同样真实有效的历史。唯有那些保有并且理解历史纽带并面向未来的文化，才能自主且自觉地正视来路、探寻前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人们不是凭空地想象未来，而是以历史积累的文化去谋划与探索的。失去了历史之觉解，失去了自身的历史纽带，文化将是迷茫的。因为，来自其他历史土壤的文化无法为其谋划未来。故而理解任何一个文明在本质上就是理解其历史并把握其客观规律，例如对待中华文明：“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须知，历史要阐释，未来要谋划，二者都带有极强的主观性，立场、视角和方法都极为关键。但是，“全球南方”所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便是文化虚无主义。“所谓文化虚无主义，就一般意义论，是一种在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主导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对非西方民族的传统文化持激烈否定性批判的文化主张。”“全球南方”各国一旦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则“谁的历史”“谁的未来”等根本问题就丧失了基本的具有主体性的文化表述途径。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各国的历史被附庸式地解释，其谋划未来的资源被西方话语垄断，其理解历史与当下的学术自主权长期旁落。历史被割裂了，文化也就破碎了。面对这一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从文化本体论、文化认识论到实践路径的一整套纾困方案，旨在推动“全球南方”各国联合起来——共同重建文化主体性。
就文化本体论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植根于人民且承袭于历史的多元文化作为文明的本体。“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这就需要既反对话语垄断，也反对对历史解释的附庸性和对未来谋划的单一性（如“现代化=西方化”），从而打开平等相待、互商互谅，追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文明发展空间。当代中国所推动的文化事业之所以能够走出有别于西方文化工业的新路子，关键就在于其坚持“通过文化交流，沟通心灵，开阔眼界，增进共识，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
就文化认识论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倡导知识应由全人类共同创造和分享，这一方面指明了反抗西方学术霸权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则推动“全球南方”各国探索具有主体性与自觉性的知识生产和解释体系。在这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居于核心位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全球南方”各国如果无法建立起一个适应时代形势、符合自身需求、直击客观具体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甚至仍然将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理体系奉为圭臬，那么文化主体性的概念来源、方法论基础乃至制度条件将无从谈起。
就实践路径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推动的文化实践旨在推动全球文化生态从“孤岛”走向“共识的群岛”。理念转化为实践，前提在于理念本身来自实践本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自人类创造历史的普遍实践，其实践主体无疑是人民，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世界各国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有着潜在的价值共识和历史取向：“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新时代以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牵引的实践路径具体且有效地向“全球南方”各国人民展现了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平等对话的平台建设，通过持续建设好“中非合作论坛”“良渚论坛”等品牌，打破西方对话语议题和学术议题的设置权，团结“全球南方”共同发声、争话语权。以去依附的发展框架建设，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自主性，从而夯实文化主体性的物质基础。以开放的国际办学与研究，通过推进“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OS10计划”等方案，向“全球南方”各国提供普惠的科学资源，弥合数字时代全球发展不平衡性导致的南北发展鸿沟。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南方”各国人民重新理解文化主体性和文明平等交互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在目标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各国人民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在方法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各国人民超越对抗，通过交流互鉴寻求共识，用相互依存的叙事替代“中心—边缘”的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鼓励“全球南方”各国以平等主体身份，共同书写全球叙事、制定知识标准，最终实现精神上的独立与崛起。这一理念及其实践，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将割裂的历史重新衔接，将破碎的文化重新整合，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全球文化生态中找到自觉且坚实的位置。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