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向红 陈亚州: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途径、机制与能动性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9 次 更新时间:2016-12-15 13:34

进入专题: 抗争政治   社会变迁   群体性事件   资源动员  

曾向红   陈亚州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抗争政治研究中一个亟须认真研究但尚未深入探讨的问题——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依据抗争主体对社会变迁过程中衍生的社会心理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资源分配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所作的不同回应,本文将抗争政治划分为“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它们各自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途径与机制,并将它们分别提炼为“呈现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与“变革模型”。此外,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抗争政治的能动性与其实现社会变迁程度之间的关系,即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受到自身动员规模、策略选择、组织水平等社会运动内部诸要素的影响。尽管如此,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抗争政治的动员规模、策略选择与组织水平中任何单一因素,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 键 词:抗争政治/社会变迁/群体性事件/资源动员


21世纪以来,社会运动、革命、群体性事件等各种形式的集体抗争行为在世界范围内重振旗鼓。其中一些抗争事件如2003-2005年前苏联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2010年年底以来波及西亚北非的中东变局和2011年蔓延至世界范围的“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等,不仅对本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发生后即向其它国家和地区扩散,形成了跨国集体行动。随着全球抗争政治的兴起和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显著提高,近些年国内群体性事件在数量明显增多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也正从刺激—反应型向主动型转变。(赵鼎新,2006)在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频发期,如何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抗争政治再次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与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迁具有密切关系。抗争政治一方面是社会群体被动应对社会变迁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主动塑造社会变迁的重要行为体,后者在现代社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不仅需要研究抗争政治的成因与发展机制,而且更应加强对抗争政治的结果特别是其对社会变迁影响的研究。

抗争政治的结果与抗争政治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尽管联系密切,但各自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何界定抗争政治的成败,分析哪些因素更有利于抗争政治取得成功,如何在特定的抗争政治与观察到的结果之间建立因果联系等。后者主要回答抗争政治能对社会变迁产生哪些影响,抗争政治如何作用于社会变迁等问题。关于抗争政治结果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围绕以下主线展开:其一,界定抗争政治成败的标准与探寻有利于抗争政治成功的内部特征。学者主要尝试在策略(破坏性策略还是温和性策略)、组织(组织化水平高还是组织化水平低)等要素与抗争政治能动性之间寻找因果联系;(Gamson,1990;Cai Yongshun,2010)其二,学者们尝试将抗争政治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以检验公共舆论、政治机会结构等因素作为干预变量对抗争政治结果的影响。这也是学者目前较为普遍的研究旨趣。(Giugni,1998;冯仕政,2013:205-206;Giugni & Passy,2001;Leon Mann,1993)其三,区分抗争政治的结果。对此,威廉•盖姆森(William Gamson)进行了充分的实证研究,(冯仕政,2013:203)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2002:321)明确提出了抗争政治的四种效果,马可•朱格尼(Marco Giugni)(2002:13-18)倡导运用比较分析法、过程追踪法与反事实推理相结合的方法辨析抗争政治的结果。王鹏(2010:5)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认为,抗争政治最终会有“被镇压”、“制度化”与“实现民主转型”三种结果。肖唐镖和孔卫拿(2011)在回顾国内群体性事件总体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后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个层次,应有多元化的测量视角。

相比而言,对抗争政治如何影响社会变迁以及如何衡量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程度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被大部分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在抗争政治研究中发展相对成熟的社会运动研究领域,这一不足也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自20世纪初社会运动研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学者的研究活动始终围绕社会运动的成因与发展规律这两个核心议题展开。(赵鼎新,2005:171)由于集中关注这两个核心议题,因此导致对社会运动如何作用于社会变迁以及如何识别社会运动的结果等问题,尚未开展深入的讨论,以致后来有学者对此进行反思时指出,“对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是现有文献中最受忽视的课题之一”。(Giugni,1999:14-15)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了对抗争政治作用的研究。此后,抗争政治的影响与结果逐渐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表现之一是发表在美国主流社会学期刊上有关该议题的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Amenta et al.,2010:2)此外,针对现有研究不足,朱格尼、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蒂利等专门组织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一些知名学者撰写了论文集——《社会运动何以重要》(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Giugni et al.,1999),此书对抗争政治的影响类型与结果确认做了有益的集中探索。不过对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路径等,尚未展开充分讨论。

鉴于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抗争政治如何影响社会变迁。在抗争政治影响研究领域,虽然充满着丰富的抗争政治案例,但仍然缺乏一种能引领将来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清晰的理论框架。(塔罗,2002:23)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依据抗争主体对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心理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资源分配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所作的不同回应,将抗争政治划分为“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四种主要类型。以这四种主要的抗争政治类型为基础,构建了一种分析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整体性框架,在该框架的指导下,将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四种过程分别提炼为“呈现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与“变革模型”。本文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程度的高低,主要受到抗争政治自身动员规模、策略选择与组织化水平的制约。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讨论了这三种要素的组合与抗争政治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并就如何衡量抗争政治的能动性提出了初步的量化指标。

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第一,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上万起,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对抗争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为我国处理各种群体性事件提供一定启发。第二,由于抗争政治实质上涉及民众的诉求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不同类型抗争政治的具体诉求进行考察,对引导社会群体依法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具有积极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鉴于我国关于底层民众抗争政治的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或许对提升我国抗争性政治研究的理论化水平有所裨益。


二、抗争政治的基本类型及其影响社会变迁的过程

不同类型的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存在差异,因此在分析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之前,首先需要对各种各样的抗争政治进行必要的归类。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抗争政治进行归类,学者一般根据抗争政治引发的社会变迁的目标和范围两个标准进行划分。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大卫•阿伯利(David Aberle)的研究。通过结合抗争政治的追求目标和影响范围两个标准,阿伯利区分了抗争政治的四种类型:第一,转型运动,它以追求结构的整体变迁为目标;第二,改良运动,以实现结构的部分变迁为目标;第三,救赎运动,以成员个体的彻底改变为目标;第四,另类选择运动,以成员个体的部分改变为目标。(什托姆普卡,2011:271-275)这种分类方式清晰地展现了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不同层级,对我们研究抗争政治的影响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不过,为了较为系统地区分不同抗争政治发生的内在动力,以及不同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机制,本文结合抗争政治的爆发原因与具体诉求,将抗争政治分为“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和“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四种基本类型。

之所以如此划分,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从“情感”、“价值”与“利益”的角度对抗争政治进行归类,符合社会行动普遍遵循的内在逻辑。马克思•韦伯(Max Weber)(韦伯,2005:31-35)认为,社会行为具有针对他人或社会的主观意义,可分为“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为”和“传统行为”四种类型的人类行为。①这种划分结果基本涵盖了社会行为的具体形态。抗争政治作为一种集体行为,与社会行为一样,是一种有目的、有意义的社会行为。由于情感、利益与价值作为人类行为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得到广泛认可,因此从这几个维度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理应具有相对广泛的适用性。第二,该类型划分在继承抗争政治研究中社会心理学视角和理性主义视角各自理论核心解释因素(“情感”与“利益”)的基础上,将现有社会变迁与抗争政治相关研究成果中未予以充分重视的价值因素纳入其中。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急剧的变迁进程,对既存的社会规范或价值形成了挑战。而作为开展价值追求、价值创造和价值推广的抗争政治,已引起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

具体而言,首先,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是为了满足直接的热爱、激情、憎恨等心理需要、抒发或宣泄某种感情而产生的集体抗争行为,例如2003年埃及爆发的反对美国侵占伊拉克的抗议活动、2013年我国西安爆发的反日游行等均属于此类抗争行为。我国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泄愤事件”也是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一种典型代表。(于建嵘,2009:117-118)其次,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旨在捍卫某种价值、信仰和认同等。斯梅尔塞(Neil J.Smelser,1962:24-26)认为,抗争政治具有某种价值引导作用,它们往往是以一般信念的名义发起的、进行价值重建的活动。抗争政治寻求特定的认同,以使其价值观或生产(生活)方式获得其他社会群体的接受。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以价值目标为最高追求,它可以更多地顾及行为的自身价值而不去计较行动的后果如何。(韦伯,2005:34)需要指出的是,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往往涉及对偏好、规范、思想、态度、信念、认同、文化等一般观念形态的修正与改造。不过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我们将此类集体抗争行动统称为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再次,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遵循工具理性逻辑,旨在获取物质利益。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认为,一些抗争政治遵循“工具性”逻辑,旨在获取政治权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社会的政策、法律、制度和组织等方面进行有目的的变迁。(什托姆普卡,2011:273)尽管实现抗争目标的途径不同,但其本质仍然是获取物质性利益。就我国而言,目前占我国抗争性政治总量80%以上的“维权事件”,不论是农民的“以法抗争”、工人的“以理维权”还是市民的“理性维权”,都把具体的利益诉求作为抗争的主要目标,(于建嵘,2009:116-117)因此“维权事件”是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的一种。

除上述三种抗争政治外,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以推翻政府的统治进而在国内确立新的秩序原则为目标。这也是抗争政治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与上述三种抗争政治不同,可视为一种混合型抗争政治,其中或掺杂着民众长期累积的愤懑情绪,或包含着民众对民主、自由等价值的追求,或寄托着民众期望社会资源向自身倾斜的愿望。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上述三种抗争政治中。但是,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无疑是抗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此类事件的一再发生表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一旦发生,将会给一国国内政治带来深刻影响。同时有可能向外扩散,进而影响地区稳定与地区发展方向。例如2003-2005年前苏联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2010年底席卷西亚北非的中东变局等,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外溢效应”。因此本文将其与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并列,共同作为抗争政治的基本类型。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与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果这三种类型的抗争政治得不到有效处理,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发展演变为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

就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过程而言,上述四种抗争政治具有相似之处。如图1所示。

图1 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一般过程

社会变迁可能导致各方面的社会问题。其中,社会心理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资源分配危机与政权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社会危机类型,同时也是容易引发抗争政治的社会危机。如果它们未能得到妥善处理,且民众感觉到通过制度化途径解决这些危机的希望渺茫,那么民众有可能选择抗争政治作为改变自身不利处境的一种方式。作为对这些社会危机的反应,首先,或是出于对特定社会危机的消极应对,或是为了动员民众参与抗争政治以实现其集体诉求,参与抗争政治的社会群体需要构建或制定出一套针对不满现状的替代性方案,不论这种替代性方案是在抗争政治发生前还是在抗争政治进行中发展形成。就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而言,它们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可分别概括为“新价值”、“控制框架”和“想象团结”。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发生由于主要受到情感因素的驱使,因此这类抗争政治或者没有提出自身的替代性方案,或者只是表达了一种模糊的替代性方案。换言之,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参与者意识到了某一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并为此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反应,但在抗争政治过程中往往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其次,为了将替代性方案成功转变为社会现实,抗争政治或者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者寻找其他可以借助的力量。不论抗争政治独自实现其目标,或联合其他社会力量以促进其目标的实现,这些力量均可视为推动抗争政治运行的“动力基础”。再次,抗争政治主要依赖其“常备剧目”(the social movement repertoire)作为推行替代方案的工具或手段,具体包括公开集会、依法游行、示威、请愿、声明、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等。(蒂利,2009:4-6)

不过,由于不同的社会危机引发的抗争政治的类型不同,因此不同类型的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存在一定差异。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各自代表了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一种特定形式,它们各自影响社会变迁的形式可分别概括为“呈现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与“变革模型”。需要指出的是,这四种形式是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而非全部形式。


三、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模型构建

(一)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呈现模型”

广泛的社会变迁能够引起人们内心的焦虑、孤独、剥夺感、怨恨等负面情绪,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正是以宣泄或抒发这些感情为直接目的。这种源于社会个体的情感体验在社会群体中扩散后,往往能够引发其他社会个体的共鸣。随着社会消极情绪经历集体磨合(milling)与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阶段,进入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阶段时,抗争政治的发生率会大大提高。(赵鼎新,2006:28)这种过程类似于于建嵘(2010:163-169)所说的“情绪感染”。“情绪感染”是指这样一种情境:情绪激动的人的举动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人群的聚集,借此场合,一些抱有借机发泄心理、逆反心理、英雄情结、盲目从众心理或法不责众心理的旁观者很容易受此感染,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此外,由于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爆发一般受到触发性事件的刺激,因此这类事件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不过,“情绪感染”与触发性事件二者并不存在固定的先后顺序,一方的发生均有可能引起另一方的发生,或导致抗争政治升级。

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具有呈现问题的功能。哈珀(C.L.Harper)在分析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时指出,抗争政治能将社会问题呈现出来,并创造出新的社会问题。(Sherry Cable & Beth Degutis,1997:121)这种呈现机制相当于洛克艾尼•L.多蒂(Roxaanne Lynn Doty,1996)所谓的“呈现性实践”和我国学者孙吉胜(2009)提出的“呈现性力量”(representational force)概念。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体现出较强的呈现功能,能将社会问题展现于社会大众之前。呈现功能看似只将社会问题暴露出来,距离问题的解决尚存一定差距。其实不然。在现代社会,呈现是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新闻媒体的介入能够使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呈现功能进一步放大。不仅如此,媒体介入抗争政治后,充当“居间联络”(brokerage)媒介与“界限激活”(boundry activation)机制,②运用语言、文字、图片和影像等多种手段对其进行呈现,促使抗争政治升级,甚至能够促使其发展成为影响巨大的网络抗争政治。(吕德文,2012:142-146)

抗争政治的呈现作用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架构”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呈现形式,并已发展成为一种理论范式。架构活动“通过选择性地突出人们过去和现在所处环境中的某些客体、情境、事件、体验和一系列的行动并对其加以编码,从而对‘人们面前的那个世界’进行简化和压缩”。(David A.Snow,et al.,2007:385)新颖巧妙的“架构”不仅能使已经乏味的社会议题重新激起人们参与抗争政治的热情,而且有助于抗争政治诉求的实现。如果公众较少关注某一问题时,那么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偏离公众的偏好。因此,将某一问题直接或创造性地呈现给公众,能促使公众调整其偏好,并与公共政策保持一致。(西德尼•塔罗等,2002:40-41)抗争政治也正是通过呈现模式以增强某一问题在公众面前的突出性,促使政府在其议事日程中将该问题前移,进而间接影响国家决策。

(二)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塑造模型”

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具有塑造社会观念的功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能够修正或改造人们的某种价值、偏好、规范、思想、态度、信念、认同、文化等观念,进而在公众中树立起抗争政治所倡导的某种新的价值规范。例如保罗•伯斯坦(Paul Burstein)认为,抗争政治能塑造或改变公众的偏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抗争政治往往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改变公众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偏好的分布状态;其二,重新确定问题,即改变偏好是关于什么的。(塔罗,2002:39)谢里•凯布尔(Sherry Cable)和贝斯•德古迪斯(Beth Degutis)(Cable & Degutis,1997:130-132)从不同层次出发考察了抗争政治的塑造功能。他们认为,在个体层次,个人参与抗争政治的过程也是个人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会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培养并产生新的政治态度等;在社区层次,参与抗争政治能够增进社区内部民众之间的团结与认同。除了上述影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抗争政治会促进社会文化的变迁,大多数关注抗争政治和文化的研究者都将抗争政治视为文化变迁的工具。(塔罗,2011:62-64)因为“抗争政治又特别指向了关涉国家的集体诉求行为”,(黄冬娅,2011:217-218)所以抗争政治在与国家的互动中,不仅仅被动地接受国家对其形态的塑造,而且也能主动塑造国家的政治文化。尽管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对社会文化具有塑造功能,但在某个较短的时期内,社会文化的改变通常非常缓慢,而且难以察觉和识别。

尽管抗争政治意欲塑造的观念具体形态各不相同,但其中都隐含着对某种价值的推崇,而且也都将这种新价值的确立视为抗争政治追求的目标。为了使新的价值成功地内化为公众普遍接受的观念,抗争政治需要一系列有利的条件。

首先,新价值的出现是对既存价值的一种挑战。因此,既存价值或规范在某一群体或大部分民众间产生认同危机往往是新价值创建的前提。在现代社会,全球化不仅使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成为可能,而且导致了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傅腾霄、陈定家,2003:208)这使文化认同危机成为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产生后即成为塑造新的价值规范的一种重要方式。其次,新价值能否被社会初步认可,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对受众群体产生“移情效应”(empathy effect),移情是促使民众态度转变的一种重要的资源。(Batson et al.,1997:105-106)观察抗争政治是否产生了移情效应的主要方法,是衡量抗争政治倡导的新价值是否与人们的审美、思想、情感等观念相契合,以及接受新价值后民众是否与价值倡导者产生了大致相似的心境。为此,抗争政治就需以一种创新性的框架(frame)将新价值呈现出来。如果该框架得到了人们经验上足够多的证据支持(经验的可信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经历的可测量度)以及与人们头脑中现存思想观念相吻合(观念的重要性),那么该框架引起共鸣的程度就高。如果该框架在经验的可信度、经历的可测量度和观念的重要性三个因素中起作用的因素越多、程度越深,那么框架产生的共鸣就越高,反之,新价值可能从一开始就失去吸引力。(Benford & Snow,2000;Snow et al.,2007;Snow et al.,1986;斯诺、本福德,2002:151-177)

不过,移情作用是新价值传播的条件而非机制,社会化才是新价值得以普及的主要机制。在新价值出现后,人们对其或赞扬(按照价值的规范行动),或反对(不按照价值所倡导的方式行为)。但不论面临何种反应,在公众表达关注的过程中,新价值既可能得到传播,也有可能渐渐消失。如果新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得以内化,那么新价值也进入“社会化过程”。(芬尼莫尔、斯金克,2006)通过社会化机制,抗争政治所倡导的新的价值规范才有可能被社会接受。但是,社会群体接受新价值的程度与范围如何,还取决于其能否与民众置身其中的文化—制度背景相适应。最后,为了使抗争政治倡导的价值最终确立起来,抗争政治除了采用一般的行动策略外,很有可能采取明显的“不适当”行为,如绝食、袭击政府等极端行为。故意的“不适当”行为,尤其是那些可能导致社会排斥和法律惩罚的行动,可以成为价值倡导者发出信号的有力工具。(卡赞斯坦等,2006:306)然而,并非所有的新价值都会成功实现社会化,很多新价值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提出后不久就告夭折。

(三)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分配模型”

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具有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功能。抗争政治虽然往往需要付出成本,但也能为其追随者争取到小至具体的政策改变、大至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利益。具体而言,在政策层面上,抗争政治能为他们的支持群体争取到“一次性利益”,如1936年美国退伍军人组织争取早日发放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出征津贴”的抗议活动。发放出征津贴只适用于当时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而对后来退伍的参加过“一战”的军人或参加未来战争的退伍军人没有影响。抗争政治通过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改变公共政策,从而满足抗争政治参与者的利益,其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为扩大获取诸如教育、就业、医疗等资源的途径而进行的社会抗争等。(Burstin & Linton,2002;Caruso,2010)在制度层面,抗争政治能为符合特定要求的群体争取到制度化的集体利益。抗争政治尝试挑战或打破既得利益者的制度堡垒,使特定群体能在新的制度之内分享利益,并通过法律和官僚政治体制加以强化,从而确保集体利益能够得到正常分配。(阿门塔、P.杨,2002:60)

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改变政策或制度同样需要有利的条件和环境。需要强调的是,在以下条件中,主框架的出现与扩散、政策或制度的脆弱性、与体制内的同盟者结合这三者并不存在先后顺序或者密切的因果关系,但它们是决定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能否影响社会变迁的主要条件。具体来说,首先,在社会系统内,某一群体的利益分配失衡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引起利益受损者对现存政策或制度的不满与批判,并引发社会危机。为了改变社会不公,抗争政治往往是可供民众选择的一种手段。这是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发生的结构性条件。其次,为了实现其利益诉求,抗争政治需要建构出一个主框架(master-frame),其功能是向民众提供可选择的替代性政策或制度。如果这一框架能把新的政治范式(即新政策、制度的蓝图)与民众的文化传统、习惯、利益等成功地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这种主框架就会让民众感觉到较为可信。再次,要求政策、制度变迁的抗争政治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既有体制的脆弱性。这主要表现为:现有的政策或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以致不被社会大多数成员予以认可而失去了合法性;面对强大的民意,弱势的政党不能有效地把民众的诉求整合进既有的利益调节渠道中去。(克里西、威斯勒,2002:96)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既有体制有效应对社会运动的能力。

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还需得到体制内政治精英的支持。这是因为,一方面,政治精英是政策或制度的主要设计者,如果得到他们的支持,既有政策或制度被修正或改变的可能性会增大;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与利益的重新配置,因此必然会遇到制度内部分政治精英的抵制,而仅依靠社会运动自身的力量往往很难完成。对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而言,面对民众的利益诉求,原本团结一致的政治精英可能会出现分化。部分精英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民众支持或出于同情,可能会选择站在民众一边,而部分精英可能会捍卫既有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政治精英的分化,在削弱了掌权者对动员起来的民众的控制能力的同时,也为抗争政治实现其目标增添了同盟者。总之,抗争政治要打破原有的政策或制度安排,需要有其它有利因素的配合,并作为抗争政治的同盟者贡献自身的力量。(克里西、威斯勒,2002:96)

(四)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变革模型”

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具有变革功能。抗争政治具有打破原有国家结构的力量,这已在2003-2005年前苏联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与2010年底以来波及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中得到充分证明。抗争政治通过结构性变革,以增加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机会。在发生“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各国中,均存在家族统治、腐败盛行、社会不公、经济不振等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民众开始超越现存秩序安排的边界和局限,考虑其它可能的替代方案,最终会形成所谓的“政治想象”。(McBride,2005:10)“政治想象”是在现有物质背景下对替代性政治生活(包括政治身份、政治秩序、民众与国家间关系、替代性政治制度安排、替代性意识形态等内容)的思考。(Asen,2002:9-10)在抗争政治中,即使参与者彼此不相熟识,但通过想象的方式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往往能在抗议者中形成集体身份。当共享集体身份的行为体联合行动时,想象中的政治生活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Bayat,2005:891-908)

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要实现政权更迭,还需存在“跨阶层动员”或“精英联盟”等推动力量。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众政治态度从冷淡到积极参与抗议活动的成功转化,在于人们所发挥出来的集体能动性。(Gamson,2011:464)这在参与抗议活动的各社会阶层中均有体现,除了参与过抗议活动的工人、学生等群体,以往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的穷人、律师、医生、教师等阶层也参与到抗争活动中来,从而在某些国家(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等国)实现了“跨阶层动员”。(Goldstone,2011:457-462)而在“颜色革命”中,尽管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但导致总统下台的主要动力在于政治精英内部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以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Tulip Revolution)为例,2005年阿卡耶夫(Askar Akayev)试图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以确保总统家族进一步控制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资源,但其扩张家族商业利益的意图却引起了北方商业精英的普遍不满,并促使北方商业精英向当时由于被取消选举资格而心存芥蒂的南方政治精英靠拢。结果是,凭借他们各自与地方民众的亲密关系,南北两地的反对派精英团结在一起,从2005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动员了大量民众参与反政府抗议活动,最终推翻了阿卡耶夫政权。(Lewis,2008:267-268;Mati,2012)

此外,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的发生也往往受到突发性事件的刺激,一国发生的所谓的“革命”会对与其结构性条件相似的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与“连锁反应”。例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两者分别充当了引发“阿拉伯之春”与“颜色革命”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除外部刺激因素外,两者还有各自的内部刺激因素。“颜色革命”中反对派都将“选举舞弊”(吉、格:议会选举,乌:总统选举)作为质疑政府合法性的借口和开展抗议活动的理由;中东变局的催化剂则有所不同,它们往往围绕某件悲剧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而展开,例如突尼斯失业大学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出于绝望和义愤自焚而死,成为引发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导火线。

综上所述,抗争政治通过“呈现”、“塑造”、“分配”与“变革”四种主要形式对社会变迁产生作用,并由此形成了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呈现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与“变革模型”。借助这四种主要模式,抗争政治将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推向社会的各领域和各层次。但是,并不能确保抗争政治只要具备了上述条件后就一定能顺利实现社会变迁的目标。抗争政治能否实现社会变迁除了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外,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国家的影响。国家作为抗争政治所处环境中最重要的制度结构,不仅能够影响抗争政治的发生、发展与形式,而且能够影响抗争政治的结果和影响范围。具体来说,构成国家塑造作用的因素包括稳定的政治结构(国家性质、国家创建和国家政治制度)、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国家渗透能力、战略、策略)和变动的政治背景(封闭政体的开放性、政治联盟的稳定性、政治支持存在与否、政治精英的分裂、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均会对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发展轨迹与最终结果产生影响。(黄冬娅,2011:219-220)因此,在分析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时,一方面需要考察抗争政治作用于社会变迁的具体机制,如上文所述的四种模式;另一方面,也要考察抗争政治所处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国家对抗争政治的塑造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对抗争政治的影响做出较为全面、客观的分析。


四、抗争政治作用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及其组合

抗争政治与抗争结果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抗争政治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社会变迁的目标,既与抗争政治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存在密切联系,也与抗争政治内部如何选择与运用其内部诸要素具有紧密关系,而且抗争政治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抗争政治的内部要素运用之间具有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在上文考察抗争政治的影响时,笔者很大程度上将抗争政治视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单一行为主体。从这一角度而言,抗争政治与社团、政党、利益集团、院外游说团体等其他行为体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它们均致力于改变社会的特定方面,使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是,抗争政治促进社会变迁的具体方式与上述抗争主体相比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为抗争政治能够针对特定目标有效调动其内部诸要素,以增强其推动社会变迁的能动性。

抗争政治的内部要素包括抗争政治参与者或动员规模、抗争政治策略、抗争政治组织、抗争政治话语等。不过,既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抗争政治的参与者、策略与组织三个核心要素,以辨析何种类型的动员、策略与组织更有利于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目标。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尚未达成共识。本部分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仅从抗争政治内部任何一种要素的某一方面出发,考察其在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目标的过程中所起的是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抗争政治内部的任何一种要素并不能离开其它因素单独发挥作用。不少研究成果对此已做了经验验证。爱德华•阿门塔等学者(Edwin Amenta,Neal Caren,Sheera Joy Olasky,2005)认为,抗争政治对内部要素的运用往往受到抗争政治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影响。黄荣贵、郑雯和桂勇(2015)通过对2003至2012年40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拆迁抗争案例进行系统的研究后发现,抗争政治内部的资源动员、抗争策略与框架化制度等单一要素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央“多渠道强干预”的发生,而上述要素的组合却能够引发国家的干预。俞志元(2012)同样认为要素组合对抗争政治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这些要素包括集体行动组织的能力、使用的策略、抗争类型、政策领域的政治行动者、有无政治同盟等。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抗争政治的动员、策略与组织三种要素的互动,并建立一种观察与衡量抗争政治能动性的整体性框架。

(一)社会动员与抗争政治的能动性

根据抗争政治在试图促进社会变迁时引发的民意聚合程度,抗争政治可分为“共意性抗争政治”与“冲突性抗争政治”。前者指某一抗争政治的目标受到某一地理区域内民众最广泛的支持(占总人口的80%到90%),且在追求社会变迁时没有或很少遭到有组织反对的社会动员。与之相对的是冲突性抗争政治,它是指那些在试图改变社会结构、更改通行的基本政策或打破群体之间权力平衡的过程中,遭到有组织反对的社会动员。(麦卡锡、沃尔夫森,2002:314-315)民众支持的多寡,直接反映了民众就某一问题所持赞成或反对态度的程度,以及可供抗争政治利用的潜在资源的多寡。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共意性抗争政治具备冲突性抗争政治所不具备的许多有利条件,诸如“连锁式”的运动组织、基础性支持的联合(即能够利用原有的组织建立它自己的组织)、广泛的政府支持、媒体的大量报道、慷慨的制度化资助和广泛的公众支持等。但是,对于哪种抗争政治更有利于抗争政治目标的实现却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共意性抗争政治不能充当社会变迁的工具。尽管共意性抗争政治享有较广泛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比冲突性抗争政治在实现社会变迁目标上更具优势,也不意味着其动员规模相对较大。(史华兹、保罗,2002:239-240)其中的原因在于,制度支持和成员支持是两种不同的进程,因此会产生不同的动员效果。具体而言,从现有机构(例如政府、商界和媒体)动员资金和基础设施等资源,与动员有意愿投入精力参与抗争政治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彼此独立的方式开展。造成资源动员与成员动员之间分离的主要原因在于,共意性抗争政治因为能从多种渠道获取资源,所以不需要尝试把持普遍支持态度的成员转换为有责任感和积极的行动者。③相反,冲突性抗争政治则需要扩大动员规模和地域范围,以弥补其资源不足造成的缺陷。正因为如此,共意性抗争政治往往会陷入外部机构所施加的约束之中并易趋于衰落,这使它很少能向其成员展示这样一种前景,即通过一系列的运动进程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变迁。为了避免自身的衰落,共意性抗争政治往往蜕化为一种利益群体,同时放弃大规模动员方式,甚至通过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妥协以实现其利益诉求。(史华兹、保罗,2002:250-254)

相反,另一些学者如麦卡锡和沃尔佛森等认为,共意性抗争政治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巨大潜力,因而对抗争政治来说,它是一个理想的工具。(史华兹、保罗,2002:232)从以上分析来看,与共意性抗争政治相比,冲突性抗争政治最明显的优势是能够促使成员参与到抗争之中,而非使其对抗争行为的支持仅停留在态度上。其中隐含的假设是,动员人数较多的抗争政治比动员人数较少的抗争政治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变迁。然而,仅立足于动员人数的多寡去判断抗争政治的前景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冲突性抗争政治动员人数较多但支持率较低、共意性抗争政治动员人数较少但支持率较高。如果不从动员规模而从民意基础上来看,共意性抗争政治即使放弃大规模的动员方式,也能使政府无形之中感受到来自民众的强大压力。面对强大的民意,政府有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融入民众的诉求。

(二)策略选择与抗争政治的能动性

在抗争政治策略上,选择哪种策略更有利于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自盖姆森在《社会抗议的策略》一书中提出这一问题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Giugni,1998:371-393)以盖姆森、麦克亚当、塔罗、蒂利等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使用暴力或破坏性策略能提高运动目标实现的概率。(朱格尼,2002:5)皮文和克洛沃德(Piven & Cloward,1979)也坚定地支持这一说法,他们认为,正因为抗争政治缺乏制度内的手段,所以破坏性策略是其达成目标的最强有力的策略。与此相反,以苏迈克(Schumaker)为代表的其他学者认为,破坏性策略对抗争政治实现目标毫无益处。他认为,有效使用破坏性策略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抗议者和他们的抗议对象有直接对抗的时候;二是当抗议者与某一怀有敌意的阶层有零和要求的时候。他坚持认为,使用破坏性策略可能引起公众的敌意,因而其成效不如温和策略。(朱格尼,2002:6)除了单纯讨论策略选择与抗争政治结果的关系外,一些学者尝试寻找策略发挥效果的条件。例如巴顿(James W.Button)认为,当冲突局限于抗议团体及其目标时,选择破坏性策略更有利;而当大量民众开始卷入冲突时或冲突的范围扩大时,破坏性策略会降低运动成功的可能性。(Giugni,1998:378)

可见,目前学者对这一问题仍未达成共识。从21世纪抗争政治在全球的表现来看,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暴力冲突,但整体上,非暴力或温和策略是社会运动采取的主导策略。这或许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非暴力方式比暴力方式具有以下诸多优点:第一,非暴力抗争在有效改变现状的同时,也可将人员伤亡率控制在最低限度;第二,非暴力抵抗更能激起人们对公正事业的同情与支持;第三,在解决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公方面,非暴力方式比暴力方式更具持久力;第四,在非暴力抵抗过程中,单个的民众能够形成强大的合力,进而提高了镇压的成本以抑制政府镇压的意愿或迫使安全力量保持中立;此外,非暴力方式易于在当局与抗议者之间建立沟通桥梁等。不过,也应该看到非暴力策略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它并不能解决某些根深蒂固的冲突。而且,当抗争政治实现既定的目标后,平民主义有可能沦为各党派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真空或纷争有可能会增加外部势力干预的概率。(Merriman,2009:17;Rojas,2006)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策略与暴力策略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在跨阶层动员形成和军队精英分裂的条件下,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抗争政治则会向内战演变。

(三)组织化程度与抗争政治的能动性

抗争政治在何种程度上能实现其声称的社会变迁目标,还与抗争政治的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抗争政治组织和其它组织一样,一经形成,维持其自我存在或生存成为首要目标。只有在生存得以确保之后,抗争政治才会追求其它更高层次的目标。(McCarthy & Zald,1997:1226)在此,我们仅关注什么样的组织特征影响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目前,对这一问题论述最为系统的学者是盖姆森。他在综合分析1800-1945年期间美国发生的53次抗议运动后,得出了以下结论:诉求单一的组织比诉求多元的组织更易于成功;选择性激励措施与抗争政治成功之间具有明显的联系;在组织结构上,科层化程度高、集中性特征明晰和内部未分裂为小团体的组织更易于实现其目标。在盖姆森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论证科层化、集权化、理性化的组织是否确实有利于抗争政治目标的实现,成为抗争政治研究者讨论的核心问题。

在抗争政治研究中,资源动员理论比其它范式更强调抗争政治组织的重要性。资源动员理论将抗争政治组织视为获取和控制资源的重要渠道,并认为采用科层制的组织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因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更易于实现其目标。为了提高组织的科层化水平,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应该根据成员为抗争政治组织贡献的时间与精力的多寡架构其组织结构,成员的安排应从高到低依次分为:骨干人员(cadre members),他们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或一部分时间投入到与抗争政治组织相关的事情上,并参与抗争政治组织的决策过程;专职人员(professional staff),他们对抗争政治投入充足的时间,但不参与组织的决策过程;工作人员(workers),断断续续地投入时间的人员。此外,抗争政治组织还需设有临时团队(a transitory team),他们由完成某一具体任务的工作人员组成,受骨干人员的直接领导。临时团队直接参与抗争政治组织的事务,他们通常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这样的参与中,这些工作人员会受到彼此团结的激励。(McCarthy & Zald,1997:1227)

但是,抗争政治组织是一把双刃剑。抗争政治组织内部也可能会出现寡头化及其导致的资源配给不均与内在支持分解等破坏抗争政治进程的因素。具体来说,正式抗争政治组织的建立可能导致形成寡头团体。寡头团体一经形成,他们则会将维持组织自身的存在视为一种比实现社会变迁目标更重要的价值。在此背景下,抗争政治只能牺牲其发展潜能以尽力确保组织的生存。而要维持抗争政治组织的长期运转,则需要从分配给抗争政治参与者的资源中抽取部分资源,这会导致用于发起抗争政治的资源减少。为了弥补资源不足的情况,抗争政治就需要从外部获取资源,而这又会导致资源供给者在社会运动事务上扩大控制权。如果抗争政治未能以与赞助者的利益和目标相一致的方式利用资源,那么资源供给链有可能会被切断。在此情况下,继续开展抗争政治就变得困难重重。此外,外部联系的建立可能促使抗议者将外部赞助者的意志上升为抗争政治优先追求的目标,从而大大降低抗争政治追求社会变迁的动力。另外,寡头化也会带来内部支持的分解。抗议者日益寻求培育与外部支持者的联系,也会使组织内部成员间的联系趋于脆弱,进而使组织内部原本有效的团结激励机制失灵。而正是这一机制,为早期大量的潜在参与者加入抗争政治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吸引力的减弱势必限制抗争政治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抗争政治规模的扩大,进而制约抗争政治的活动范围和能动性。(McAdam,1982:54-56)

(四)要素组合与抗争政治的能动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仅从抗争政治内部任何一种要素的某一方面出发,考察其在实现社会变迁目标的过程中所起的是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所得出的结论都具有不确定性。事实上,在抗争政治的运行过程中,抗争政治的参与者、策略、话语、组织等其中的任何一种要素的作用效果都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考察抗争政治能动性的过程中,需要区分抗争政治内部主要要素的组合方式。事实上,在抗争政治的“常备剧目”中,与话语等其它要素相比,社会动员、策略选择和组织化程度这三个要素对抗争政治的能动性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因为社会动员、策略选择和组织化程度直接涉及抗争政治的参与者、手段与抗争政治组织,它们是抗争政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这三种要素的组合影响抗争政治的能动性,如图2所示。

图2 抗争政治能动性示意图

在上图中,三条射线OA、OB、OC分别表示抗争政治的动员规模、组织化程度与暴力程度,它们沿着箭头所指方向逐渐增强。抗争政治的能动性可视为四边形OABC的面积(上图仅表示一种理想化情形)。本文认为,假定其它因素为常量,如果四边形OABC的面积越大,则抗争政治的能动性越高。为了更清晰的分析与比较抗争政治的能动性,需要对抗争政治动员规模、策略选择(暴力程度)与组织化水平做出比较准确的衡量,在具体衡量时可参考表1所列举的各项观察指标。

总之,抗争政治的能动性是抗争政治的动员规模、策略选择与组织化程度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需要强调的是,一般而言,抗争政治的能动性与抗争政治目标的实现程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能动性较强的抗争政治比能动性较弱的抗争政治在实现社会变迁目标上更具优势。但是,抗争政治的能动性仅指抗争政治在推动社会变迁时具有的能力的大小,所以,能动性较强的抗争政治不一定意味着其能够完全实现其目标诉求。抗争政治的内部因素是影响抗争政治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本文重点考察了当前抗争政治研究中一个亟须认真研究但过去尚未深入探讨的问题——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作用。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呈现”、“塑造”、“分配”与“变革”四种主要形式。它们是对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心理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资源分配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做出的不同回应,具体体现在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和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这四种较有代表性的抗争政治类型上。此外,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受到抗争政治动员规模、策略选择、组织化程度等社会运动内部诸要素的影响。尽管如此,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抗争政治的动员规模、策略选择与组织水平中任何一种因素,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囿于篇幅,仅仅从理论层次上提出了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一些机制与模型,并未进行实证检验。如果可能,可以就上述尚未深入展开的问题进行研究。总之,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抗争政治的能动性及其局限。


①抗争政治显然并不属于“传统行为”,即“一种含糊的对于习惯性刺激以重复其固有的态度作出的反应”。(韦伯,2005:33)由于抗争政治一般具有明显的意图性特征,因此,除了“传统行为”外,抗争政治的特征同样符合社会行为的一般特征。

②“居间联络”是指两个或更多目前互不关联的社会地点,经过某一在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或它们与另一地点之间的关系中起媒介作用的单元而联系起来;“界限激活”是指将两个政治行动者彼此“我们—他们之别”明显增加的机制。(吕德文,2012:142-146)

③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可供抗争政治动员的资源包括人力、金钱与设施多种资源。(McCarthy & Zald,1997:1216-1217)但这里“资源动员”中的“资源”不包括“人力”(主要指社会运动参与者),以此区分制度支持与成员支持各自与抗争政治动员规模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埃德文•阿门塔、迈克尔•P.杨,2011,《施加影响:集体利益标准的概念上的和方法论的涵义》,西德尼•塔罗等《社会运动论》,张等文、孔兆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保罗•伯斯坦,2011,《社会运动与公共政策》,西德尼•塔罗等《社会运动论》,张等文、孔兆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3]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2006,《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4]彼得•什托姆普卡,2011,《社会变迁的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查尔斯•蒂利,2009,《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6]戴维•A.斯诺、罗伯特•D.本福德,2002,《“主框架”和抗议周期》,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秦明瑞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7]冯仕政,2013,《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傅腾霄、陈定家,2003,《关于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危机》,《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

[9]汉斯彼特•克里西、多米尼克•威斯勒,2011,《社会运动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对美国和瑞士采取直接立法的比较分析》,西德尼•塔罗等《社会运动论》,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