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伟旌，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6年第3期

摘要：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日本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呈现出明显的地缘政治特征。在目标定位上，其聚焦于确保日本的国家安全和谋求战略竞争优势；在对象选择上，其以地缘政治重要性为依据，构建起梯次科技合作圈；在重点领域上，其从可持续发展议题转向地缘竞争热点议题；在参与主体上，其强化了日本政府的战略引领；在合作模式上，其从单独技术援助演变为“全链条”“阵营式”战略合作。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动因主要包括：在大国竞争中提升技术权力，应对所谓的中国“安全挑战”以及确保日本自身的国家经济安全。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或将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的紧张形势，挤压中国与南方国家的科技合作空间，加大“全球南方”科技发展不平衡和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的压力，甚至可能对美欧也构成一定挑战。不过，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目标的实现仍面临来自西方盟友、南方国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日本 科技外交 “全球南方” 地缘政治 技术权力

近年来，不断加剧的大国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技竞争，而“全球南方”则成为各方极力拉拢的对象。在此背景下，日本在其2022年政府官方文件中首次引入“全球南方”概念，并于2024年明确提出加强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日本的《综合创新战略2024》中明确指出，日本应该积极利用国内和国际资源，在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领域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以此强化日本的研究能力、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安全应对措施。基于此，日本从目标定位、对象选择、重点领域、参与主体以及合作模式等方面对原先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援助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些调整呈现出明显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学术界关于日本科技外交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大多是从经验借鉴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传统科技强国，日本拥有较完备的科技外交战略体系和较丰富的科技外交实践经验，其在制度建设、项目管理和网络构建等方面对我国开展科技外交工作具有借鉴意义。近年来，国内外有学术研究关注了日本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但成果零散，且未能跟进日本科技外交调整的新形势。尤其是近几年，日本提出加强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学术界尚未对此有足够的关注，研究成果较少。鉴于“全球南方”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就日本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新布局进行深入研究，进而为中国的“全球南方”战略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背景

所谓“科技外交”，是指主权国家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技术援助、国际技术规则制定、政策协调等方式，以实现其技术创新利益、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安全保障等目标的外交活动。尽管科技外交有多种目标取向，但随着大国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地缘政治的回归，科技被视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结构性权力，科技外交日益呈现地缘政治化特征。作为当今地缘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全球南方”受到日本重视，成为其科技外交的重要支撑。

（一）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化

地缘政治回归及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让科技与地缘政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度融合，致使一些国家的科技外交呈现地缘政治化特征。

1.驱动因素：科技与地缘政治的深度融合

何谓“地缘政治”？尽管未有统一定义，但纵观地缘政治理论发展史，仍可看出其基本特征，即“地缘政治”是将地理与权力、安全等要素相联系的概念。如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Spykman）认为，地缘政治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制定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规划。索尔·B.科恩（SaulB. Cohen）则认为，地缘政治研究是关于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在高科技时代，网络空间也成为地缘新要素，与传统要素共同决定着国家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在地缘政治的思维之下，各国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地理安排实现权力增长和国家安全程度提升的双重目标。将不同地理板块纳入与自身趋同的政治阵营，加强对重要自然资源、贸易路线以及供应链所在地理位置的控制和利用，成为众多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

伴随着地缘政治的回归，科技在其中的角色愈发凸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具有军民两用属性，掌握关键技术的国家将在军事、商业和政治等领域获得权力优势。技术大国为了能够充分利用资源，继续巩固其科技影响力，会设法将其他地区吸纳进自身的科技体系。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优越地理条件的地区，则会成为技术强国争夺的战场，因为土地、化石等自然资源禀赋是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最为基本的投入。在竞争过程中，占据技术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垄断5G基站、海底光缆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建造技术以及承建权，并主导技术标准制定来迫使其他地区对其形成技术依赖。这些国家还可以借助尖端科技实施网络信息战、人工智能战等对其他地区进行干预，从而塑造对己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在科技与地缘政治深度绑定的背景下，科技外交作为高级政治的延伸，承担着遏制战略对手、促进本国地缘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使命。

2.特征表现：以安全、权力竞争为优先

在地缘政治回归的时代，科技外交成为各国重塑地缘政治的有力工具。科技外交地缘政治化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科技外交在目标定位上，聚焦于获取权力与安全。从科技外交的传统定义来看，其具有三种面向，即“外交中的科学、为了科学的外交、为了外交的科学”。这三种面向反映出科技外交的三种目标取向：“外交中的科学”是指，科学家通过科学建议为外交政策目标提供信息，如利用国家之间的科学互动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了科学的外交”是指，外交政策领域的非科学机构对国际科学合作的支持，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重点是追求在全球技术领域的利益。“为了外交的科学”是指，利用科技软实力和科技合作来实现相关外交目标，如增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增强国家的安全保障等。尽管科技外交有着多重面向，但国家往往将获取权力优势和安全保障作为其优先目标。

二是科技外交在合作对象选择上，以遏制竞争对手为目的重塑“地缘科技圈”。地缘政治的重点在于通过争夺其他地理板块来巩固本国的权力和安全，因此，地缘政治取向的科技外交需要对合作对象进行选择，以形成具有政治趋同性的“地缘科技圈”。对合作对象的选择标准包括意识形态、科技水平、地理位置以及资源禀赋等。例如，美国以意识形态和芯片技术的地理分布为标准，选择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构筑“芯片四方联盟”，该联盟涵盖了半导体产业链的所有分工环节，试图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半导体供应链之外。

三是科技外交在领域排序上，重点推进与地缘政治竞争相关的关键科技领域合作。不少新兴科技因具备军民两用属性，在地缘政治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军民两用科技训练武装力量和制定作战计划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大国领导地位的差异，这促使大国竞相发展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在地缘政治回归的背景下，曾经“去政治化”的全球供应链也被各国以国家安全逻辑重塑，资源出口国、加工国、商品生产国以及消费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复杂化。因此，防务技术、尖端科技以及供应链相关技术成为对外科技合作的优先领域，而其他功能导向的科技合作则退居其后，或成为推进优先科技领域合作的交易条件。

四是科技外交在行为体考虑上，强调国家力量的主导作用，以确保国家地缘战略目标的实现。当前，科技外交通常也被定义为“国家、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其他团体之间就全球数字政策和新兴技术问题进行国际关系对话和谈判的行为与实践”。由此可见，参与科技外交的行为体已不仅仅局限于国家，还涉及诸多非国家行为体。要使这些注重经济利润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的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的地缘战略目标保持一致，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政府可通过顶层设计、跨部门协调合作机制建设以及资金引导等手段，将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纳入其轨道，以服务于国家的地缘战略目标。

五是科技外交在合作模式上，更多基于技术权力生成要素，打造“全链条”“阵营式”合作。在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科技正前所未有地深深嵌入全球治理系统，并以多种方式改变国际格局，创造出影响战争、外交、商业、通信、金融等方面的技术权力。技术权力的生成主要基于关键矿产、基础设施、技术、技术标准四大要素的作用。其中，关键矿产、基础设施是技术权力生成的物质基础，技术是技术权力的核心支撑，技术标准则是技术权力的制度保障。技术主导国往往凭借对这四大要素的掌控，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获得新型资本霸权，从而影响他国的发展方向，以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因此，科技外交不单纯是推动技术合作，而是要将技术合作与关键矿产、基础设施、技术标准这三大领域的合作进行捆绑，形成“全链条”合作，以此提升技术权力。此外，随着科技竞争的加剧，一些国家往往会借助盟友构建双边或多边科技联盟网络，形成“阵营式”合作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

总之，科技外交与地缘政治正深度整合、相互塑造。地缘政治是科技外交的重要背景与目标导向，科技外交则是地缘政治竞争的新型工具和战略延伸。科技外交在各国的地缘战略中日益受到重视。

（二）日本对“全球南方”的地缘战略定位

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日本深刻认识到由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球南方”是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出于地缘政治的惯性思维，日本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不属于“全球南方”。日本2023年《外交蓝皮书》中指出，“通过应对包括俄乌冲突在内的国际社会难题，全球南方国家的存在感正在不断增加，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经济状况以及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各不相同”。同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答辩中明确表示，由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不属于“全球南方”国家。日本学界和政策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将中国与“全球南方”分离而论。在日本看来，“全球南方”的主体是排除中俄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由上可见，日本将当今世界分为美欧日、中俄以及“全球南方”三个阵营。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将“全球南方”视为大国竞争中的第三支力量，并对其进行全新的战略定位。

第一，在政治上，“全球南方”被日本视为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的助力者。日本认为，“全球南方”是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中间力量，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将会加强日本在不同政治阵营对抗中的有利地位。在日本看来，数量庞大的南方国家在遵循“一国一票”原则的联合国决策中影响力巨大，而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体量可观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此外，内部分裂使得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要独自掌控全球治理体系正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在此背景下，日本日益认识到，能否有效整合“全球南方”资源并塑造其发展方向，将直接决定日本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第二，在经济上，“全球南方”被日本视为其经济安全的重要支点。日本正面临着供应链脆弱，及在矿产、粮食和医疗物资等方面受到他国施压等经济安全课题的挑战。而“全球南方”国家则拥有日本所缺乏的粮食、矿产和能源，且市场潜力巨大。预计到2050年，“全球南方”国家名义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和中国，其人口将占到全球总人口的约70%。加强与“全球南方”的伙伴关系，能够保证日本资源进口的稳定，在供应链和市场方面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此维护日本的经济安全。

第三，在安全上，“全球南方”被日本视为实现其地缘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在日本看来，经济发展的乏力将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稳定，进而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并导致他们支持中国和俄罗斯，以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日本将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视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并将“全球南方”全面纳入“印太新行动计划”合作框架，以维护和加强所谓的“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由上可见，日本眼中的“全球南方”实际上是在大国竞争时代可以争取和利用的“中间地带”，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工具属性。日本由此将“全球南方”定为其外交的三大重点之一。随着科技日益被视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结构性权力，日本对其与“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进行整体重新布局，以服务于其地缘战略需要。

二、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表现

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援助由来已久，过去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和软实力。但随着近些年大国竞争的加剧及“全球南方”整体实力的上升，日本开始在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下重新思考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并对科技外交的目标定位、对象选择、重点领域、参与主体、合作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一）目标定位：从多维目标向聚焦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优势转变

2010年，日本外务省前任科技合作大使小岛诚二详细叙述了日本科技外交的四重目标，即塑造有利于日本发展的外部环境、促进日本的科技发展、提升日本的全球软实力以及增强日本外交立场的正当性。由此可见，日本科技外交本就具有多重目标。但近年来，日本将参与地缘政治竞争、保障国家安全作为科技外交目标的重中之重。2024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强调，在将外交和防务联系起来的同时，还要将先进的技术能力与强大的经济和丰富的文化等各种软实力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以推进全面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在此政策导向下，日本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不断聚焦于保障国家安全和加强战略竞争优势之上。

第一，通过科技援助和合作加强传统安全。日本通过防务技术转让、高科技设备支援等方式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和相关地区的防务联系，谋求其所谓的“地区安全”。2022年，日本公布的《国家防卫战略》明确指出，要对印度、东南亚、蒙古、中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推进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以对抗来自其他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2023年，日本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制度，向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提供技术设备与器材。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斐济等国已通过该制度无偿获得雷达系统、监控设备以及巡逻艇等国防装备。2025年8月，日本与印度修订了《日印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其中新增了两国联合开发和生产军用技术和装备的内容，包括促进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技术产业合作，在新领域共享支持双方实战运用的技术等。

第二，以科技合作应对新型安全威胁，保持战略竞争优势。日本将经济安全挑战、供应链风险、虚假信息等问题纳入与科技相关的新型安全威胁范畴，并将应对这些安全威胁作为与“全球南方”国家科技合作的重要使命。2022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明确表示，围绕尖端技术主导权的争夺以及来自他国的经济“胁迫”，属于日本经济安全保障面临的问题。同年公布的日本《国家防卫战略》进一步强调了供应链风险问题，将供应链的保护范围从军事装备用品扩大至通用产品。日本还在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引入“混合战”概念，即指在武装攻击之前，利用网络科技传播虚假信息进行的战斗。在这种安全威胁认知“科技化”的趋势下，与“全球南方”的科技合作被日本视为保障其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优势的工具。日本《综合创新战略2025》指出，要加强与东盟及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强日本的研究能力、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安全应对能力。

（二）对象选择：以地缘政治逻辑重塑“全球南方”梯次科技合作圈

长期以来，日本主要围绕经济需求来选择重点合作地区和国家进行科技援助。作为日本的经济后院和产业链延伸地，东南亚、南亚（主要是印度）成为日本科技外交的优先和重点地区。但随着近年来大国在“全球南方”竞争的加剧，日本科技外交在地域上开始由东南亚和南亚向外延伸，并依据地理区位和资源分布来选择对象，将自身有限的外交资源集中投放在地缘政治意义最为重要的地方，对“全球南方”相关支点国家和地区（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差异性的科技援助，重塑“全球南方”科技合作圈。

第一，以东盟、印度为核心，继续深化与东南亚和南亚这两个传统重点区域的科技合作。在东南亚，日本认为东盟推出的“东盟印太展望”文件与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相互呼应，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是“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核心。因此，与东南亚的科技合作格外受到日本重视。在区域层面，日本自2021年以来，每年都会推出“日本—东盟数字工作计划”，以规划未来一年内双方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在双边层面，202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在东盟成员国推出13个技术投资重点项目，主要侧重于战略领域，包括半导体、电动汽车、可持续航空燃料和绿色氢能，这些项目将获得350亿日元的补贴。在南亚，印度因为有志成为“全球南方”的领袖而受到日本的青睐。2022年3月，日本承诺未来5年对印度投资5兆日元，通过加强与印度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来促进印度的数字经济发展。2025年8月，两国达成了“日印人工智能合作倡议”“日印人才交流倡议”“日印数字伙伴关系2.0”等系列科技合作计划。日本将与印度的科技合作视为其推动“印太”合作的重要一环。

第二，以南非、帕劳为支点，大力拓展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科技合作。非洲作为矿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且国际影响力日益凸显的大陆，近年来也成为日本关注的对象。高科技所倚仗的关键矿产成为日本对非科技外交的重点内容。日本利用每年在南非召开的“非洲矿产投资大会”推进与南非及其他非洲国家的相关合作。2022年5月，日本与南非签署了《旨在加强金属矿产资源领域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合作利用卫星图像和地理信息系统提供金属矿产资源勘探技术培训，并进行联合分析和现场调查。在2025年的大会上，日本还确认将加快与赞比亚在资源勘探方面的合作，包括覆盖其整个国家的卫星图像分析。南太平洋岛国因在日本“印太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而受到关注。其中，帕劳是从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之一，其通过海底电缆与美国关岛和日本相连，还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因此其成为日本在南太岛国中的科技布局重点。受日本总务省主导，日本企业自2025年开始在帕劳建设数据中心和通信网络，2026年这一网络还将扩大到图瓦卢和马绍尔群岛。

第三，以巴西、阿联酋为支点，逐步推进与拉美、中东地区的科技合作。出于对供应链安全和多元化的考虑，日本近年来也在逐步推进与资源丰富的拉美和中东地区的科技合作。在拉美，作为拥有约两亿人口巨大市场的金砖国家，巴西格外受到日本重视。2024年，日巴两国达成了“可持续燃料和交通倡议”（ISFM）及“日巴绿色伙伴关系倡议”（GPI）等合作框架，旨在将巴西的脱碳燃料与日本的高性能交通设备结合，来实现“碳中和”目标。2025年，双方制定了《日巴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将科技创新合作纳入该计划的重点领域。在中东地区，日本也在积极将合作从油气拓展到其他领域，寻求与中东国家在先进技术和经贸领域的深度捆绑。作为日本在海合会国家中的最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成为日本推动该地区科技合作的重点国家。2023年，两国启动了“日阿先进技术协调计划”，推动日本先进科技初创企业与阿联酋投资者的合作，以促进产业发展、人力资源合作，并在阿联酋推进创新。目前，双方合作已经从传统的能源贸易拓展至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半导体、太空探索、水资源管理理和智能农业等多个前沿领域。

由上可见，日本根据地缘政治重要性将“全球南方”国家划分梯队，通过与战略支点国家和地区组织合作，在“全球南方”形成了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格局。以东南亚和南亚为核心区域，以非洲和南太地区为两翼，拉美和中东跟进的梯次科技合作新网络逐步形成。

（三）重点领域：从可持续发展议题转向地缘竞争热点议题

过去，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援助一直将应对全球变暖、环境治理、传染病防治、灾害管理、农业发展等关涉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作为重点领域。近年来，尽管可持续发展议题仍是日本对外科技合作的内容，但合作重点已转向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防务科技、尖端科技等领域。

第一，加强防务科技合作，推进军民两用技术的融合。日本明确提出，“向海外转让国防设备和技术是确保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政策工具，尤其适用于印太地区”。2023年，日本与东盟签署《日本—东盟防长加强防务合作倡议》，双方表示，将加强在网络、太空等前沿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后，日本每年通过网络安全培训、专业飞行员技能项目以及船舶合作计划对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官员进行防务科技知识培训。至2025年5月，日本已与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正式签署国防设备和技术转让协议，这些协议以海上安全、灾害救援和技术标准化为名，涵盖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诸多领域，实现了军用与民用技术的融合。

第二，推动有助于增强地缘竞争实力的尖端科技合作。日本《综合创新战略2025》指出，科技创新是霸权争夺的核心，日本需要加速在人工智能、聚变能源、量子技术、生物技术和太空科技等重要领域的战略布局。这显示出日本期望通过尖端技术增强其竞争实力的考量。在人工智能领域，日本以“广岛AI进程”等机制为渠道，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人才培养、开发支援、人工智能治理的互操作性等方面的合作。2025年8月，日本宣布在未来三年内为非洲培养3万名AI领域的产业人才。同月，日本与印度启动了“日印人工智能合作倡议”，以合作开发“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在量子技术领域，日本内阁府自2023年开始资助“量子产品商业化推广平台建设”项目，该项目以东南亚和印度为中心，旨在推广日本东北大学量子计算机学习课程的海外授权业务。在太空科技领域，2023年公布的日本第五版《宇宙基本计划》强调，要深化与东南亚、大洋洲、中东等重点地区的合作关系，并根据“宇宙新兴国家”要求提供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支持。

（四）参与主体：在官民协作中加强政府的战略引领

日本在科技外交中向来重视官民协作，但近年来，为了实现科技外交中的地缘战略目标，日本特别强调政府的战略引领作用。

第一，以政府高层外交引领科技合作。日本积极利用太平洋岛国峰会（PALM）、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G20峰会、APEC峰会等国际会议，以及首脑互访和经济代表随团访问等形式，构建与“全球南方”的多层次关系，以高层外交带动科技合作。2024年7月，在太平洋岛国峰会上，岸田文雄宣布调动日本所有的技术、知识和资金支持太平洋岛国的防灾能力和脱碳进程，建设包括海底电缆在内的优质基础设施，为加强陆地、海上、空中和数字空间的互联互通作出贡献。会后还达成了《PALM10联合行动计划》，该计划包含诸多科技援助措施，包括通过日本海外合作志愿者项目向太平洋岛国提供数学等领域的高质量基础教育，加强拥有尖端技术的日本民间企业对太平洋岛国项目的参与等。2025年，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石破茂与34位非洲领导人进行了“马拉松式”单独会谈，以了解非洲各国需求，并对向非洲提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日本企业进行宣传，以获得非洲各国信赖。

第二，以官方资金补贴引导民间企业投资方向。《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新政策》指出，为了应对民间企业无法承受的风险，日本政府将在AI、绿色转型、关键矿产以及半导体等领域，切实支持以研发和商业化为目的的示范项目。自2024年起，日本经济产业省主导的“全球南方未来共同创造项目”提供高达 40亿日元的补贴，支持利用日本技术的日企在海外实施半导体原材料生产、基建维修技术普及和数字化转型等示范项目。日本外务省还决定将2025年官方发展援助（ODA）预算的一部分应用于利用科技解决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使日本ODA的重点从基建转向科技。

第三，增加防务部门对“全球南方”科技合作的参与度。为保障科技合作的地缘政治目标实现，日本《第六期科技创新基本计划》首次将防卫省纳入负责科技合作的政府部门，要求防卫省与其他省厅负责推进尖端技术研发以及国际合作，以应对宇宙、海洋等领域的安全威胁。防卫省联合外务省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共同实施OSA援助，向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提供技术设备与器材。2024年11月，日本防卫省与印度签署了转让复合通信天线“独角兽”（Unicorn）的技术协议，Unicorn通过将多个天线整合为一个天线，可以提高海军舰艇的隐形性能。

（五）合作模式：从单独技术援助到“全链条”“阵营式”战略合作

长期以来，日本依托自身科技优势，建立起以日本为发起者和主导者，发展中国家为参与者的技术援助模式。但在新形势下，日本开始改变传统技术援助模式，转而在“全球南方”相关地区构建起关键矿产—基础设施—技术—标准“全链条”合作机制，并努力将其纳入西方盟友构建的既有合作框架，形成“全链条”“阵营式”战略合作。

第一，将技术援助与关键矿产获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标准推广捆绑推进。为了更容易获取发展高科技所需的关键矿产资源，日本将技术援助与关键矿产合作相联系。日本资源能源厅拟定了21个“全球南方”资源供给国，表示将与这些国家建立援助、技术合作和规则制定相结合的一体化伙伴关系，并进行共同融资和创新上游资源开发。日本国土交通省推出的《基础设施海外推进战略2025》要求，相关省厅和机构须加大对利用人工智能、先进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等项目的支持力度，推动智慧城市架构的国际标准化，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海外供应链可视化和工厂制造流程自动化，推动绿色科技基础设施的海外扩展等。在此战略指导下，日本与东盟开启了建立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平台、规则和标准等系列合作。日本期望通过这种“全链条”合作模式，最终实现供应链安全、未来科技产业领导权获取和地缘影响力提升的综合战略目标。

第二，努力将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科技合作纳入西方盟友的科技阵营。在人工智能领域，2023年，日本利用其主席国身份在G7内部启动“广岛AI进程”，制定了旨在加强各国协调AI治理互操作性的“广岛AI进程综合政策框架”，并提出将“广岛AI进程”成果推广到“全球南方”国家。至2024年12月，肯尼亚、柬埔寨、越南等国已加入其中。2025年10月，日美两国政府就七大尖端科技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内容涵盖人工智能及下一代通信标准等，双方将致力于联合研发和制定国际标准，以期在新兴国家推广可靠的AI基础设施与通信网络。在清洁能源领域，2024年2月，日本政府与世界银行签署了“加强韧性和包容性供应链伙伴关系”（RISE）的实施协议，该计划由日本、英国、韩国、加拿大和意大利五国主导，拟向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符合西方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的技术援助，实现可再生能源相关设备供应链多元化。

三、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动因

地缘政治的本质是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反映出其对技术权力失落的焦虑，其希望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科技合作，在大国竞争中谋取一席之地，并与中国展开竞争，以维护所谓的国家安全。

（一）在大国科技竞争中寻求技术权力的提升

由于中国等国的追赶，近年来日本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相对实力出现明显滑落。2024年8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20年关键技术追踪报告》显示，在64项关键技术中，中国在人工智能算法与硬件加速器、先进航空发动机等57项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领跑其余7项技术，日本在关键技术中无一排名第一；而在2003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还仅在3项技术上领先，美国则领跑60项技术。根据日本科学技术和学术调查研究所的统计，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高关注度论文”的“前10%修正论文数量”排名中，日本从2000年的第4位持续下滑至2024年的第13位，并被中国、印度、伊朗等国反超。技术优势的下降让日本充满焦虑，扭转科技实力的下滑趋势、提升日本在国际上的技术权力成为其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而加强与“全球南方”的科技合作则成为解决该问题的途径之一。

第一，与新兴国家合作有利于提升日本科技实力。“全球南方”中的一些新兴国家科技实力上升迅速，成为全球科技竞争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以印度为例，其2018年至2020年三年间的自然科学论文数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中、美、德的世界第四大论文发表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企业纷纷在印度开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索尼、微软、富士通相继进行大规模投资，印度的人工智能独角兽公司数量已经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三。由于日本与印度均将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视为事关本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且双方在资源、市场以及产业链分工上具有高度互补性，因此，日本与这类“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将有助于日本在重点科技领域的科研成果产出及转化。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能运用相对先进的日本科技，这有助于提升日本的制度性技术权力。一国的技术标准制定和扩散能力，能够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和塑造国际秩序的制度性技术权力，科技强国间正为此展开激烈竞争。历史上，日本曾经在高清电视、第二代手机等科技产品的国际标准制定中败给拥有更多投票权的美国和欧洲。因此，如何将日本的技术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便成为增强其科技竞争力的必要考量。此时，“全球南方”国家成为日本的理想合作对象。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全球南方”国家数目众多且与日本的科技水平差距较大，其对日技术需求大于对日技术竞争，这便于日本向其输出技术并将其变为日本技术标准的践行者，从而为日本在国际技术标准竞争中建立优势。日本曾明确表示，希望在生成式AI领域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由日本主导规则的制定”。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也表示，希望日本企业在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合作时，“在制定本地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使其成为事实上的标准”。

（二）应对所谓的中国“安全挑战”，与中国在“全球南方”展开竞争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上升及在“全球南方”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日本将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作为应对所谓的中国“安全挑战”的工具。

第一，利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科技合作牵制中国。日本对中国科技水平的快速提高十分担忧，其在2024年《外交蓝皮书》中称，中国注重确保空间、网络、电磁波、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领域的优势，通过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发展推动军队现代化。日本认为这是其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必须通过日本的综合国力提升以及与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应对。2025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又称，中国试图单方面“用武力改变”东海、南海现状，在日本周边从事一系列军事活动，这构成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为此，日本明确提出，向海外转让国防设备和技术是为了“阻止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为遭受侵略、被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国家提供援助”。日本向一些“全球南方”国家援助军民两用技术及推进防务科技合作，正是出于牵制中国的目的。为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日本将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科技合作纳入西方盟友构建的科技合作网络，形成“阵营式”合作以遏制中国。

第二，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争，扩大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日本发现，其经济合作项目较“一带一路”项目落实缓慢，难以与中国竞争。原因在于，日本过度强调自身安全的可靠性，没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真正吸引力的经济合作方案。在此背景下，日本拟以科技代替资金，与在基建投资上占优的中国形成差异化竞争。日本认为，其针对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管理各环节的先进ICT技术的运用，以及面对人口下降采取的无人化技术，对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日本希望通过这些技术援助与中国在“全球南方”展开影响力竞争。此外，日本通过加强政府在科技合作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确保科技合作战略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可更加快速地实施相关合作项目，与中国展开效率竞争。例如，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日本使其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合作项目更加容易实施，以此解决日本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时手续过于烦琐的问题。

（三）加速供应链重组，确保日本经济安全

在日本看来，供应链的脆弱性是日本国家安全面临的重要挑战。2023年6月，日本通过新的《发展合作宪章》，倡导通过合作以加强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和经济多元化。拥有丰富资源和巨大市场潜力的“全球南方”国家成为日本重组供应链的重要伙伴。正如2024年岸田文雄在第二次“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进会议”上所说，“南方国家是与日本共同发展、共创未来的伙伴。为此，我们力争在去碳化以及经济和产业的多元化、韧性方面加强合作。”通过调整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合作模式，日本可以有效加速其供应链重组进程。

第一，在“全球南方”实现以技术换资源。一方面，日本严重依赖外来矿产资源；另一方面，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或面临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等社会挑战，或面临粮食和药品短缺、气候变化影响等生存问题，科学技术是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工具。因此，日本希望以具有针对性的科技合作来换取“全球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输出。以日本的重要有色金属贸易伙伴南非为例，近年来，南非陆续出台限制矿产原料出口的规定，并鼓励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和安全采矿技术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加强合作，以期带动南非矿业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日本与南非签署双边科技合作协议，开展利用绿色氢气开发新型氨合成系统的联合研究，同时续签采矿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在新能源开发和矿产供应上形成双赢局面。可见，日本以行动和结果为导向的科技合作能够较容易地改变“全球南方”国家的资源政策偏好。

第二，通过科学技术改善当地投资环境，促进市场多元化。除资源供应外，“全球南方”还因其潜在的巨大市场成为日本供应链重组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日本产业界和政界均将加强与“全球南方”的投资和贸易关系视为摆脱对于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过度依赖的有效方式。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汇总的数据，2023年，日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59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45.4%，并首次超过对中国的投资；日本对东盟的投资达到294亿美元，较上一年增加26.6%。同年，日本重大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量为638个，其中300个流向东盟、中东、拉丁美洲、西南亚和非洲，占比为47.0%，较2021年增加了15.6%。但是，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还存在基建设施落后、经济自主发展能力欠缺等问题，对当地日企造成负面影响。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24年的研究报告，在印度，由于产区缺乏分选设施和冷藏仓库，以及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薄弱，30%的农产品在到达消费区之前就已腐烂并被丢弃。日本的科技援助通过聚焦供应链相关领域，以日本先进技术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速基建建设，改善日本企业在当地的投资环境，开拓“全球南方”市场。

四、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影响及其制约

（一）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影响

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都把发展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由此，各国纷纷出台各种科技发展和国际合作政策，包括建立智慧城市、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内容。日本加强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无疑给一些国家带来技术合作机会和发展机遇，促进了当地的技术升级。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由于当前日本科技外交以追求技术权力、保障自身安全、与中国竞争为导向，这将给中国及“全球南方”带来风险和负面影响。

第一，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紧张形势，挤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科技合作空间。日本在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科技合作中，宣扬“中国威胁论”，在将军民两用技术融合的同时，推动双方的防务合作。这一方面有可能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另一方面也会刺激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挑衅中国。2025年4月，石破茂访问越南时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国防装备和技术合作项目，建立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副部级对话机制（2+2），并强调，“如果日本不在东南亚施加影响，中国就会介入”，由此怂恿越南“选边站”，对抗中国。日本还通过科技合作拉拢菲律宾，向菲律宾提供先进防务装备，提升其在南海的监控能力，增强其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的“信心”。日本的举动极有可能使这些国家作出不利于中国利益的战略选择，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挑战。此外，日本以制衡中国影响力为目的的科技外交，也对中国在“全球南方”的科技合作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为例，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均属于中国“数字丝路”的重点合作地区，而日本也在这两个地区加强了数字技术外交，并将其纳入西方合作阵营。2023年6月，日本外务省宣布，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三国将提供资金，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地区铺设约2250公里的海底光缆。日本《读卖新闻》称，此举旨在与海洋活动频繁且力图在南太平洋扩大影响力的中国抗衡。2024年9月，在日美澳印四国峰会上，四国领导人同意将5G和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络（OpenRAN）合作扩展至菲律宾和图瓦卢，其目的是促使本区域国家摆脱对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依赖。日本这种以抗衡中国为目的的科技合作，无疑会挤压中国与当地伙伴的合作空间。

第二，加大“全球南方”国家科技发展不平衡及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的压力。日本认为，不同地区的“全球南方”国家对日本的战略意义不同，出于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目标考虑，日本仅选择一些战略支点国家作为重点援助和合作对象，且针对各国不同的资源优势推进不同的合作项目。正如2023年，有日本官员在第一次“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进会议”上所言，日本在能源安全方面与中东国家进行合作，在供应链安全方面与东盟进行多样化合作，与印度进行半导体合作，在重要矿产领域则促进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合作。日本这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因国施策的科技外交，必将进一步加大“全球南方”国家科技发展不平衡。此外，大多数南方国家的科技政策以发展为导向，并不想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但日本以抗衡中国为目的的科技合作将使一些国家不得不面临“选边站”的困境。

第三，以追求技术权力为导向的日本科技外交也对美欧构成一定的挑战。目前，虽然日美欧在以科技围堵中国方面已形成共识，但由于三方的技术标准及科技治理理念差异明显，以及对关键矿产和市场获取的关注不同，三方在“全球南方”也存在着竞争。如日美欧在无线局域网设备的频率偏差、占用频带宽度、副射频发射强度、载波感知功能等关键技术参数上，都有各自不同的限值和测试方法。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产品进入不同市场时需要进行重复的测试和认证，并构成了事实上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因此，日本在“全球南方”通过合作项目努力推广其技术标准，也将对美欧在“全球南方”的技术标准主导权及市场占有构成竞争。

（二）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战略目标实现的制约

尽管希望通过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来达到提升自身技术权力、竞赢中国、确保供应链安全等目标，但日本要实现这些目标，仍面临一些因素的制约。

第一，美西方因素的制约。日本在科技外交中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行为有可能反过来制约其与“全球南方”的科技合作。例如，2022年，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和《创造有益的半导体生产激励法案》，对先进计算机和半导体制造实施出口管制。日本跟随美国在2023年限制了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这一措施严重影响了依赖日本出口的东盟地区的半导体产业。此外，美国外交政策调整也会对日本科技外交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美国对待盟友及“全球南方”国家政策出现大幅转向。在对待盟友方面，特朗普毫不手软地加征关税，对盟友表现出强硬姿态。在对待“全球南方”国家方面，特朗普摒弃了拜登时期的拉拢策略，不仅对众多南方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且还退出了旨在帮助新兴经济体的“公平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虽然美日在联手遏华上有共识，但双方合作的战略优先级不同，美国更关注直接的贸易利益和产业回流，而日本则更看重安全承诺与同盟的稳定性。这可能使日本通过联合美国拉拢“全球南方”以制衡中国的计划受到阻碍。另外，如前所述，日本与美欧在“全球南方”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这也会影响到日本与“全球南方”科技合作计划的顺利实施。

第二，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与日本相比，中国在“全球南方”扩大影响力具有以下优势：一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相似的历史经历使其主张更容易获得共鸣。对民族独立和发展道路自主性的追求使得众多“全球南方”国家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更加适用于他们自身发展，并期待中国在气候变化、技术和教育领域给予他们更多帮助。二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务实的科技合作模式使其更容易获得认可。与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取向不同，中国始终将“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作为优先事项，中国发展导向的科技合作比日本政治化的科技合作更容易获得支持。如今，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科技合作项目，如与东盟国家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轨道交通、食品科技、农业、卫生等领域共建了10多个双边联合研发平台。在非洲，中国在交通、能源、电力、住房、民生等领域实施了一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这些项目有力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调查显示，中国被视为在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2024年，日本外务省在中亚四国以及中东七国进行的民意调查也显示，中国均位列这些国家未来重要伙伴的第一位，而日本仅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三位。此外，随着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正向全球价值链的中上游攀升，而在汽车及其零部件、石油化工等行业的竞争力相对日本也明显增强。因此，日本通过科技外交拉拢“全球南方”竞赢中国绝非易事。

第三，日本与“全球南方”国家在科技合作目标上存在错位。日本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合作目标在于权力竞争和国家安全，具有明显的“阵营化”导向，而“全球南方”国家则期望以科技合作来实现自身发展。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倾向于在多个科技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并在科技发展中保持自主性。日本与“全球南方”在科技合作目标上的错位加大了双方达成共识的难度：一是“全球南方”各国会根据自身国情选择不同的技术产品及标准，这将加大日本技术标准在竞争中胜出的难度。如在跨境数据管理方面，越南和文莱实施了本地化的法律法规，要求在国内存储本地生成的数据；新加坡和菲律宾则采取了以美国为模板的自由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允许数据在“小圈子”内自由流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则采取了以欧盟为模板的“充分性认定”模式，允许在满足保护条件下的数据流动。东南亚国家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偏好差异，将会直接影响到日本与东南亚的技术合作和标准推广。二是日本用科技合作助力权力竞争的诉求难以获得所有“全球南方”国家的积极回应。例如，2023年11月召开的日泰首脑会议上，岸田文雄向泰方表达了日本希望促进安全领域合作以及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愿望，而泰国总理则主要关注经济议题，表示“重视来自日本的投资”，但对日本防卫产品缺乏兴趣。两国虽已签署《防务装备与技术转让协定》，但目前尚未披露任何具体项目。三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主权意识制约着日本技术权力的提升空间。随着一些南方国家技术主权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主张技术本土化，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供应链本土化和产业自主化。如泰国要求新能源汽车40%的零件和加工产值来源于本地；印度尼西亚要求新能源汽车生产商到2030年零部件本地化率至少达到80%，才能获得政府补贴。这些政策迫使日企在技术转移深度上作出妥协，从而压缩了日本以技术优势获取相关权力的空间。

五、结语

基于对“全球南方”的战略认知，日本对“全球南方”的科技外交在目标定位、对象选择、重点领域、参与主体以及合作模式等方面均出现了重大调整，呈现出安全化和权力化的地缘政治特征，这是日本在大国竞争中努力寻求技术权力提升、与中国在“全球南方”展开竞争及确保日本经济安全这三层驱动力共同促成的结果。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部分南方国家的科技发展，但同时也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对中国在一些地区的科技合作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加大了“全球南方”科技发展的不平衡和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的压力。虽然日本对“全球南方”科技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仍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但其最新动向应当引起中国的密切关注，中国应作好应对。在全球层面，中国可利用多边平台增强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在地区层面，中国可利用金砖机制等合作平台深化以“发展赋能”为特征的科技合作，以务实的合作成果消除日本科技外交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国家层面，中国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助推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去”，以应对来自日本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