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南方媒体合作网络正逐步构建。若要摆脱短期性的策略考量，须在认知层面形成共识，推动从合作网络向“传播共同体”转变。围绕知识生态学意义上认知正义与传播共同体的辩证关系、回溯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历史脉络，可以进一步理解南方国家在全球传播秩序中寻求集体认同与合作基础的价值与意义，分析基于全球南方媒体合作的传播共同体何以可为。通过对55名具有代表性的媒体从业者进行的为期三年的系统性访谈，本文将“认知正义—传播共同体”作为核心概念链条，发现全球南方媒体合作在认知前提、叙事策略、建构动力与反霸权实践逻辑四个维度，塑造了全球南方媒体传播共同体的基本生态，成为认知正义实践知识的传播域。理解全球南方的传播合作现状，反思其制度建构的深度及其与历史路径之间的差异，继承并发扬第三世界的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可为构建更公正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提供契机。

关键词：全球南方/ 认知正义/ 知识生态学/ 传播共同体/ 第三世界/

作者简介：朱泓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俞雅芸(通讯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新闻大学》(沪)2026年第1期 第102-115页

标题注释：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双高”计划创新方向建设专项“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2024TSG08103)。

一、绪论：从南方媒体合作到传播共同体

在国际政治与学术话语中，全球南方大体等同于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集合(江时学，2024)。作为第三世界的历史接续，“南方”意指受资本主义全球权力体系宰制，非西方、反干涉、谋平等的政经共同体(殷之光，2024)。金砖国家、G77+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不断推动国际体系多极化发展；中国引领的全球南方媒体合作网络逐步构建，尝试提供不同于西方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和报道视角(Gray & Gills，2016)。然而全球南方传播合作仍面临诸多结构性困境①，其核心问题在于缺乏系统性的认知基础和行动指南，南南传播更多表现为策略性、短期性利益互惠，而非长期稳定合作机制。

西方新闻机构和学术体系长期把持全球传播规范与价值评判标准，南方国家媒体往往被置于信息传播与知识体系的边缘，制约了话语权的塑造。南方传播合作的实践以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主要驱动，不同国家的媒体往往因意识形态、政策导向、市场机制等因素的差异，难以形成稳定的“传播共同体”(community of communication)(Shepherd & Rothenbuhler，2000：3-5)。全球南方传播网络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技术和资源投入，也需要在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之外，建立南方国家间的“认知正义”(epistemic justice)(Hampton，2016)。

认知正义是全球南方深化传播合作的关键，要求南方国家构建突破西方单一体系的新认知框架和知识体系(桑托斯，2012：15)。全球南方传播合作须在认知层面形成系统性共识，推动从合作网络向传播共同体转变；赵月枝等(2024)已指出，相关研究较少涉及具体传播实践层面的系统梳理(Medrado & Rega，2023)，亦缺乏一手材料的经验支撑。本文汲取知识生态学(ecology of knowledge)与全球认知正义的理论资源、梳理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历史演进，基于全球南方媒体合作的传播共同体的现实诉求，探讨全球南方如何突破既有认知结构、实现认知正义并构建传播共同体。具体而言，本文将系统研判全球南方传播合作的历史与现实条件，通过对代表性南方媒体人的访谈，实证分析传播共同体的构建现实及未来路径。

二、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的理论、历史与现实

(一)认知正义与传播共同体的关系

认知正义由弗里克等(Fricker，2003)提出，聚焦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权力失衡，揭示认知领域存在的系统性排斥(Anderson，2012；白惠仁，2024)。全球南方语境下，认知正义呈现出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维度，涉及知识体系的去中心化和重塑路径，综合桑托斯(2012：20)等人的论述，理解南方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South)，其背后的认知正义命题可以被概括为一种更公正的知识体系和信息生产传播权。现代知识体系表现为多层面的垄断，包括知识生产手段的资本化控制、知识验证标准的西方中心、知识传播渠道的单向度流动。认知霸权通过“认识论暴力”(epistemic violence)将非西方知识体系降格为前现代的他者(Brunner，2021)。南方认识论的方案则主张知识生态学的多元本体论、认识论，强调不同知识体系应如生态群落般共生互鉴(Vermeylen，2019)。

南方认识论的重要内核在于基于南方的经验与知识，形成一种更公平、非剥削性的认识方式，汇集其可能存在差异性的、零散的反霸权传播力量。立足知识生态学，认知正义的实现需重构如下的基本维度：生产场域的民主化，打破“学术资本主义”对知识生产工具的霸权(Jessop，2018)；验证标准的多元化，承认地方知识具有与科学知识同等效力(Abimbola，2023)；传播网络的去中心，建立多向度的知识流通渠道。这种重构是对韦伯式理性化进程的反思，旨在破除科学作为唯一救赎的现代性迷思(Harding，1994)。

传播(communication)与共同体(community)具有高度同源关系，国际传播共同体的建设可看作构建“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路向。南方认识论与传播共同体之间形成了独特的辩证互构关系。理解认知正义为迈向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奠定了认识论上的基础、前提；迈向传播共同体，可以进一步实现南方认识论的知识共享、话语体系构建，实现整体性的认知正义(朱泓宇，史安斌，2024)。

首先，南方认识论对传播共同体的奠基作用体现为认知正义论以认知多元主义立场，为不同文明的知识体系确立平等对话的哲学基础(Ganeri，2019)，挑战了西方学界长期秉持的传播现代性范式。其次，南方认识论有可能重新定义知识主体性，将长期被压抑的南方媒介实践者确认为合法认知主体。再次，重构知识有效性标准，主张情境化真理(situated truth)，为传播共同体中差异性的知识形态共存提供认识论依据。

构建传播共同体对南方认识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其一，南方媒体有可能构建与西方主流不同的替代性叙事，主动定义叙事框架，为南方认识论的发展提供实践支撑；其二，传播共同体的关系网络有助于重塑知识权力结构，水平化连接可能“颠覆”传统知识传播的科层秩序(Muller & Young，2019)；其三，传播实践中的符号互动催生出新的认知框架，具身科学(embodied science)的新知识形态可能成型，以南方经验为基础的知识生产逐步孕育，体现出由实践驱动的新型知识范式(McLaren & Jandrić，2017；Sultana，2020)。

传播共同体或将成为实现认知正义的方案，使人类能以更丰富的知识储备应对复杂性危机，这促使本研究将“认知正义—传播共同体”作为核心概念链条予以实证探讨。由此，我们将视野转向历史，探讨南方国家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演变脉络，分析当下推动传播共同体构建的动力与挑战。

(二)何以可能：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接续了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世界”论述(李安山，2023)，后者作为未竟的事业，为如今构建南方(传播)共同体的对话空间奠定了深厚历史基础(赵月枝等，2024)。两组论述都将亚非拉国家视为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中国的世界革命论者曾将希望寄托于两大集团之外的亚非拉国家之上，希冀以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为母本，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使帝国主义走向崩溃(毛泽东，1964：42)。百年变局下，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再度被看作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力量。不论是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388)，还是习近平于金砖国家工商论坛致辞，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邹松、任浩宇，2023)，这些都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归属全球南方的认知。

全球南方作为对冷战时期“第三世界”一词的延续，意指经济地位相对弱势的民族国家，共享反帝反殖民的使命、抵抗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Mahler，2018：200)。相对共通的不平等历史，以及主权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政治诉求促成了南方国家对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共同渴望。全球南方虽在学术阐释与政治论述中形成一个凸显整体性的概念，但内部差异性与多样性使之难以“自然”塑造共识、构建传播共同体(孙吉胜，2024)。尽管相关认知共同体可能在特定议题上与三个世界论等思潮形成深层共识，但在国家发展、意识形态等现实政治方面又保持了一定距离，也可能受到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国家发展模式、全球治理议程的塑造。复杂的共同体生态与强烈的内部张力，使得同频共振的共同体需建基于共通的认知与主张之上，媒体是此过程中关键的行为主体之一。跨国信息的中心边陲流动、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冷战意识形态及其媒体所贯穿的“西方中心主义”认知、为边缘国家所铺设的刻板印象，如同房间里的大象，阻碍着南方内部的文明互鉴。

全球南方曾围绕着传播共同体作出多次实践尝试。与中国的“三个世界”论述几近同步发生、旨在构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的激烈论争成为国际传播史中不容忽视的篇章。它被评价为第三世界在世界信息与传播领域追求公正的里程碑式存在，是福特时代试图改变国际传播政策最为重要的斗争(Sarikakis & Chakravartty，2006：30)。不结盟运动国家曾指出帝国主义弥散于文化与社会领域，主张各国应当在信息传播领域采取统一行动(吕新雨，2024)。该主张于《新德里宣言》得到细化，推翻了信息自由流动学说，指出发展中国家作为垄断通信市场的受害者应当合力推翻极度不平衡的信息流通与依附秩序(诺顿斯登、徐培喜，2011)。彼时正值反帝反殖运动高峰，不结盟运动国家成功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变为该传播共同体实践的主战场，并于1980年通过《麦克布莱德报告》，表达“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及更为公正、有效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愿景。

然而，以美英为代表的强权力量在单边主义下采取了强硬的政治手段，相继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以此威慑其他国际组织和论坛。第三世界事业与反帝反殖运动逐步被消解，这一寻求更为公正的信息传播秩序的尝试，最终在西方国家、商业组织连番带来的外部压力下，裹足不前(诺顿斯登、徐培喜，2013)。此后，无论是十次麦克布莱德圆桌论坛(1989-1998年)，还是迈入互联网时代后组织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虽继承了“新秩序”实践中寻求更公正传播的核心精神，但也大都无疾而终。

不论是第三世界思潮与如今全球南方论述所共享的使命意涵，还是信息与传播领域中围绕共同体构建所作出的多次尝试，都促使我们以历史视野思索当下南方传播共同体何以可能。此外，我们也需要看到，全球南北之间同样存在跨国媒体合作的诸多先例。例如，成立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互联新闻”(Internews)通过记者培训、与媒体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资助当地媒体发展，将西方新闻价值与美式民主观输出植入东欧、中东等地区(赵月枝，2011：129)。但“互联新闻”等传播共同体实践并不诉诸推翻帝国的信息统治，反而成为帝国“爪牙”。这促使着如今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的构建不仅应在纵向维度把握历史主动，汲取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教训”，还需在横向维度审视、超越既有的在西方主导下以合作之名、行巩固帝国之实的跨国媒体合作模式，真正构筑全球南方在信息传播领域的整体协作网络。

(三)基于南方媒体合作的传播共同体何以可为

全球南方的媒体合作已成为现实层面构建传播共同体的重要方式(赵永华等，2023)。基于媒体合作的传播共同体需处理多元性与统一性辩证统一的问题。西方中心主义通过“认知殖民”将差异建构为等级，南方国家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既要抵抗这种秩序，又需在差异中建构新型团结(Petteway，2023)。多样性可能意味着全球南方缺乏一个单一而稳固的意识形态基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传播中的诉求和立场各异。激发南方国家媒体和人民的深层次共情(蒋贤成等，2023)，在合作传播过程中注重与合作媒体的共商共享有待进一步发掘。

相较于西方媒体拥有较为一致的意识形态框架，南方媒体往往面临内部话语竞争，认知框架可能难以达成共识(Jonsson，2010)。认知正义在全球南方语境中应被理解为一种不断协商、动态建构的理念而非预设的统一立场。这为本研究后续从内部差异出发理解传播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前提。但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的可为之处，正在于求同存异。多元性也可能成为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的优势，在不削弱个体主体性的前提下，寻找共享的议题结构与协作模式(周立等，2024)。

全球权力角逐(contest-of-power)与政治竞争加剧，首先，南方国家在信息传播上可能面临更多外部干预，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与治理体系往往将南方国家的话语置于审视甚至规训位置，南方国家可能会遭遇来自国际规则体系(如互联网管制与制裁等)的限制(史安斌、俞雅芸，2025)。其次，南方国家的媒体往往依赖西方主导的媒体、通讯社，许多南方国家的新闻产业缺乏稳定的商业支撑，影响了南方媒体合作与共同体建设的可持续性(Fuchs，2021：32)。再次，全球南方的语言和文化高度多样，缺乏一种类似英语在全球传播中的通用媒介角色。这加大了跨国合作的沟通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南方媒体对全球受众的吸引力。近年来，CGTN等媒体已经尝试通过多语种内容覆盖南方受众，但仍然缺乏跨区域的协同传播机制。最后，当前全球主流的数智传播基础设施仍然由西方国家主导，南方国家在技术方面的相对依赖性，使其在国际传播体系中较难实现真正的自主性(Heeks，2022)。

围绕认知正义与传播共同体的辩证关系，我们回溯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南方国家如何在全球传播秩序中寻求集体认同与合作基础，分析了基于全球南方媒体合作的传播共同体何以可为，讨论了这一构建过程中的关键矛盾与结构性制约。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的构建究竟如何在现实中展开，有哪些机制、实践与经验可以印证或补充前述理论框架？由此，研究者转向经验层面的研究，围绕全球南方媒体合作展开实证调查并系统收集、整理相关数据与访谈资料。

三、研究设计

以“认知正义—传播共同体”作为概念链条，核心研究问题可归纳为：(1)全球南方媒体在认知正义的框架下如何构建共同的传播认知并在南南合作中实现信息共享与话语协同？(2)在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媒体合作如何在多元性与统一性之间寻求平衡，哪些关键因素塑造了其合作的动力、障碍与路径？(3)基于近年来全球南方媒体的合作实践，哪些机制或模式有助于促进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的可持续性？

研究者对全球南方具有代表性的媒体及其从业者进行了为期三年(2022-2024年)的系统性访谈。考虑到质化研究结果的异质性、饱和度，代表性主要体现在涵盖了亚非拉及东欧多国主流及新兴媒体机构，从业者多为决策层或内容生产的核心人物，既具备实践经验，也能从制度、理念与文化等层面对全球南方传播合作做出富有洞见的回应。访谈涵盖多种形式以确保数据收集的广度与深度：线上包括邮件和语音访谈；线下访谈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视频通讯社主办的媒体论坛(2023年北京、2024年泉州)，研究者在论坛期间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媒体人展开面对面交流，以深访及焦点小组的方式获取更具情境感的互动数据。此外，还邀请部分受访者撰写自述性书面回信，讨论全球南方媒体合作的现实状况与未来趋势。研究共计访谈55名全球南方媒体人，每次访谈时长45分钟至l小时，详见表l。同时，研究团队在过去三年对本研究的主要对接合作方某中央主流媒体，采取了项目制的参与式观察。上述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定性数据，也为分析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的现实动力、挑战与可行性奠定了基础。

研究主要运用主题分析方法进行数据解析。研究者独立编码后生成初步主题，随后将其归纳、推演至全球南方“认知正义—传播共同体”逻辑闭环的四个维度：认知前提与合作机制、叙事内容与具体策略、传播目的与内在动力、当下全球传播的结构权力抗衡及其“失败”。研究团队对访谈语料库再度进行编码、获得研究发现，通过三角测量、抽查检验等方式增强分析可信度与结论可靠性。

四、研究发现：南方传播共同体的合作机制及其复杂性

(一)认知前提：合作机制的广延、稳固与缝合

全球南方媒体合作的首要前提是一种共同的认知基础。对南南合作内涵的理解关乎如何看待自身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受访者强调正因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南南媒体合作应不限于资源互换与新闻互供的初级阶段，而应转向更具建设性的联合生产与意义建构。“独家新闻的概念已经过时，合作化的新闻生产成为主流。”(N10)媒体合作应服务于共同体意识的建立，合作需要“进一步共享”，“在彼此之间寻找更真实的理解与共识”(N35、N53)。这体现出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尝试构建基于自身经验的合作路径，南南传播合作被视为实现认知正义的重要实践，不止步于“拥有声音”，而是“以我们的方式说出世界”(N16)。

全球南方媒体合作逐步发展出具有广延性的合作机制，体现在资源共享、联合培训、打击谬误资讯等多方面。媒体合作较为灵活，许多实践起点源于编辑间的关系网络，或共同应对某一话题的需求，“伙伴关系可以帮助交流做法……建立共同的事实核查机制”(N42、N43等)。一位受访者指出，他们与亚洲某国的网络媒体建立内容互换机制，最初基于“一带一路”相关议题的策划，后来扩展为系列专题、技术工具共享乃至记者联合采访(N55)。由下而上的合作展现出南南传播的根基是对彼此认知正义的初步认可，说明共同体可以由协作实践逐步累积出认同感和信任网络。

合作往往受到特定政策、外交关系或突发公共事件推动，具有高度机动性。一些媒体合作项目在国际会议或重大活动期间启动、形成高潮，但活动结束后随即陷入沉寂。这种项目化的方式虽然有助于积累经验，却难以稳定持久。传播共同体的可持续性依赖于深层制度化安排，有媒体表示“希望中国能继续(定期)举办更多的论坛和培训项目”，“在大型论坛结束后，还有哪些其他机会可促进交流？”(N37、N31)“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合作，而在于我们如何一直合作下去”(N51)。通过调研国内主流媒体的国际合作实践④，研究发现这类项目化合作虽在拓展合作广度上成效显著，却暴露出制度深度与稳固性的不足，难以为传播共同体提供持续性的结构支撑(Gray & Gills，2016)。

南方国家在历史经验、政治体制、宗教文化乃至语言表达上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各方对南南合作和全球南方的理解基础并不一致(如N21)。部分合作陷入象征性的表态与仪式性交流。在这种多元认知与碎片话语中，基于缝合(suture)的合作方式正在浮现。南南合作开始更加注重寻找交叉或共感的经验作为桥梁，如殖民历史的共同记忆、去中心化技术的实践经验、文化身份的重申等。“我们要以不同的方式，讲我们共享的问题和希望。”(N50)受访者所传达出的缝合机制希望在差异中识别出协同，体现出全球南方在建构自身认知框架过程中展现出的创造性思路。

(二)叙事策略：区域叙事与话语联盟

认知正义的实现涉及南方国家如何通过叙事讲述自身的主体性。区域叙事(regional narrative)仍是南方国家传播实践的核心逻辑(Mücke，2023)。Joseph Nye(2023)指出，全球南方在制度结构、发展路径与文化背景上高度多元。这种内部异质性虽常被西方学者用以否定南南传播合作的整合可能，访谈显示这正可被视为区域叙事兴起的土壤与契机。作为一种叠加性的次级联盟机制，区域叙事基于多样背景提供了更具适应性的协作结构，展现出认知多元主义的实践可能。它通过强化地缘联系、历史经验和区域认同，在认知正义与叙事协调上为全球南方提供更灵活、更现实的行动路径。拉美国家倾向于围绕“与中国农产品贸易往来”“西语文化”等议题建构集体叙事(N47、N48)，非洲国家往往以“基建投资”“数字素养”等为重心(N27、N36、N41)，亚洲国家则更关注“经济发展”与“本土治理”的国际话语转化(N8等)。区域叙事构成了传播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在此语境下表现为多个区域叙事网络的拼合与多音齐发的复调传播。

跨区域的话语联盟(discursive alliance)悄然形成(Homolar & Turner，2024)，尤其是在全球治理议题、南南合作倡议等框架中更为明显。南方国家媒体逐步形成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表达共鸣。中东媒体与拉美媒体在巴以冲突、环境保护等议题上的报道(N27)，强调全球南方的“受害共同体”叙事立场，“我们组织多国媒体共同报道亚马孙森林的砍伐问题”，“各国面临的问题是大同小异的，我们报道其他国家怎么解决问题，具有借鉴价值”(N23、N53、N8等)。部分联盟性质的实践也在技术与内容层面推动跨区域传播合作机制的建立，“共享新闻素材可以加深媒体团队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技术交流、拓宽报道视角”，“非洲面临移民问题，拉美也是……媒体联盟可以让大家共享信息并共同寻找解决方法”(N19、N53)。当话语联盟建基于共同处境与反霸权诉求的认知同构时，传播共同体的跨区域连接已在部分特定议题上取得阶段性成果。

然而，话语权的不均衡依旧制约着话语联盟的整体效能。一些媒体资源较集中的国家在合作中话语占有度更高，可能造成新的“南方内部不平等”(Nl、N36)。对此，南方媒体普遍强调信息供给的公共价值而非商业驱动(N23)。这一策略反思了知识生产资本化控制，为构建以公共、可及和话语平权为基础的传播共同体提供新的路径。南方传播共同体的跨区域合作应致力于推动话语资源的共享机制，以期实现更进一步的知识合作、有效叙事与传播平权。

(三)建构动力：议题驱动与价值驱动

当前全球南方媒体合作主要呈现出两种建构动力：议题驱动(issue-driven)和价值驱动(value-driven)。二者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在合作过程中不断交织博弈。议题是合作的直接触发器，各国媒体更容易在具体目标下达成共识、联合发声。多家受访媒体都强调了围绕发展议题的跨国报道合作，以专题报道等形式，体现出较强的战术性和阶段性(N4、N10、N27)。疫情期间，多国媒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信息共享，以及后疫情时期围绕中国发展经验的传播合作，成为议题驱动合作的典型实践(N7、N13)，“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的榜样，就像发展的源头”，通过媒体发布中国发展的相关视频有助于“新一代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发展”(N1)。减贫成为受访过程中提及最多的合作议题之一，“我们可以通过报道中国等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经济方面取得的进步，反观国内的扶贫与反腐败政策”(N44)。但这类合作往往受限于议题的生命周期、政策变化及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难以在更深层次上支撑传播共同体的长期构建。

部分媒体代表强调传播合作不应停留于共同议题的应对，应基于去殖民、多样性、知识平权等价值理念，确立认知正义与传播共同体的基础。古巴媒体在访谈中明确提出，他们对第三世界的历史认同从未断裂，当前全球南方传播合作正是这一历史主张的延续(N50)；其他受访者也表达了通过媒体合作构建南方叙事的价值抱负，“不能流于表面，或停留在报道建造场馆、修建公路、举办赛事等具体事例(或议题)，应当关注的是人民的整体发展”(N13)。价值驱动有助于推动全球南方在叙事层面的主体性重建，更符合认知正义深层次的多元共生诉求，达致认知上的相互理解与文化尊重。

价值共建的实践亦面临不少困境。部分国家在全球传播议题上的立场与策略并不一致，一些地区的媒体甚至倾向于构建由本国主导的多边传播机制，争取更大话语权。⑤这往往带有较强竞争性。受访者在谈到南南传播的共同体时，表达了对“谁来牵头、主导”“如何分配资源”等问题的担忧(N17、N19)。以认知正义为目标的传播合作中，即便价值方向趋同，也难以掩盖制度差异与竞争逻辑所带来的问题。在承认差异、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考虑现实政治的角力与博弈，推进兼具灵活性与保障性的合作机制，仍是价值驱动传播共同体建设需要面对的关键命题。

(四)反霸权实践：应对依附的民间理论与认知分裂

传播共同体的构建还植根于“民间理论”(folk theory)与实践理性(Kashima et al.，2009)。不少全球南方媒体人基于自身经验、直觉与环境适应力，倾向于引用本地故事、历史记忆和文化资源，赋予新闻叙事独特的认知视角(N14等)。这具有明显反霸权意图，目的是对抗西方主流媒体的标准并争取叙述空间，如“南方国家作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应选择与北方国家不同的报道视角，突出气候变化对我们的负面影响，并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更公平的应对措施”(N42)。认知正义关涉微观层面默会性的实践知识(tacit knowledge)，也包含知识体系合法性的争取。它体现为非西方知识系统争取认识论主权的努力，尝试拓展传播共同体的边界、空间。需要说明，本文所提出的四个分析维度在结构上呈现出了从认知前提到具体策略，再到制度实践的递进路径。在此过程中，叙事策略偏向于传播内容与话语结构的叙述逻辑，反霸权实践则强调媒体主体在制度约束与平台逻辑下受压迫与抗衡的行动。两者虽在具体议题上存在交叉(如反帝、去殖民化)，但前者侧重话语建构，后者聚焦媒介实践层面面对依附时的权力应对。

南方国家媒体在传播渠道上仍需依赖西方主导的媒介系统来实现信息分发与国际可见性(N52)。多数媒体尚未完全摆脱对西方通讯社内容的绝对依赖，“如果不重复叙述西方的观点，传播就会遇到困难”(N20)。受访者指出曾遭遇平台限流、敏感内容被封锁、账号受到监控等问题，如“在巴基斯坦，谷歌和Instagram的推广机制对‘一带一路’的相关内容存在限制”(N4、N9、N36等)。这种算法规训实际上再生产了西方的话语霸权，限制了全球南方媒体争取认知正义的实际效果。但在具备一定技术基础与区域合作意愿的前提下，仍有部分南方媒体选择使用西方平台。依附性背后，引申出了技术生态的全球结构性问题，与话语权背后的“信任体系”紧密相关。这种信任建基于不对等的传播权力结构，也在现实中可能具有较高的工具理性价值。传播工具的选择是话语政治与认知制度的一部分，进一步凸显全球南方在“媒介主权”上的困境。

反霸权的复杂性贯穿始终，多数媒体人传递出了一种认知上的“分裂”。在战略上积极响应去中心化、去西方化的传播理念，但在实操中仍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西方新闻标准所代表的“专业”“可信”(N2、N19、N20等)。专业参照系的西方中心性表明，西方媒体所代表的职业规范与新闻理想依然在全球南方媒体认知中占据重要地位。全球新闻教育存在长期的路径依赖，西方媒体标准在全球传播实践中所造成的隐性排斥与认证门槛，凸显了认知正义的核心挑战，即如何突破西方主导知识体系对新闻品质的价值约束与范式塑造，需要认真反思和对待。这是认知正义无法仅凭理念号召实现的原因之一，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对知识、标准与路径进行再造与协商。

在平台即媒介的传播现实规训下，传播与分发机制深受流量驱动与算法推荐所影响，南方国家媒体即使建立起区域性传播节点，其内容生产也往往不得不遵循平台资本的逻辑。可见性的争夺关乎内容本身的质量或政治立场，还涉及平台治理、数据控制等技术与政治的交织影响。一些新兴实践开始探索从物质层面推动认知突围。部分媒体倡导“自主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网络自主大学”模式实现知识系统的本地化培育(N16、N38)。这表明认知正义的实现不仅依靠符号层面的意识形态之辩，也是物质基础与模式设计的长线博弈。

五、结论与讨论：南方传播共同体的理念构想与历史闯关

通过对“南方认知正义—传播共同体”逻辑回环阐释深描，本文尝试将该理论架构通过南南媒体合作的经验材料予以验证、丰富，进一步发展出知识、权力与媒介之间的三维关系结构，揭示认知正义的实现路径，赋予南方主体以认知与表达的权力，在全球传播格局中争取更平等的话语地位。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可被概括为当前全球认知正义实践知识的传播域：南方媒体间的交流合作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资源共享、机制对接与组织间缝合的认知路径；这种合作推动区域性叙事逻辑的生成，形成以共鸣共通为基础的话语联盟；媒体合作既展现出基于具体议题的策略性联合，也逐渐孕育出以文化多样性、去殖民认知等价值取向为核心的深层动力；南方媒体通过地方经验、智慧与数智工具的创造性运用，尽可能实践去中心、去依附的传播，但要真正在理念层面克服西方主导知识体系对新闻价值的约束并突破渠道层面传播平台的结构性依附，仍有待更长期的观察。

无论是项目化合作模式所带来的短期性、突发性，还是深层价值共识的相对缺位，抑或战略与实操两种维度对于新闻理念的认知分裂，都彰显出全球南方的传播共同体建设仍是一项未竟事业。知识验证标准仍可能建立在西方新闻话语体系之上，影响南方媒体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获取。部分区域国家因其影响力，可能引发甚至加剧资源配置与表达机会的不均；部分国家又因与北方国家存在历史、制度与媒介环境的接近，在对认知正义的理解与实践中诱发立场与共识的差异。因此，不可简单认为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的建构是单一立场的平滑整合，需在动态的矛盾协商中逐步形成认知协同，确认一种嵌于发展过程的“差异中的联合”(unity-in-diversity)(Sumner，2004)。

对比不结盟运动时期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如今的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与宏观政治战略保有距离，昭示出其在制度化路径层面的相对碎片化与不稳定。彼时，第三世界以帝国主义框架审视信息秩序(诺顿斯登、徐培喜，2011)，如今的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尽管继承了对一个更为公正的国际信息秩序的共同追求，但具体到新闻实践与理念时，却依赖西方主流媒体作为专业范式的参考对象，相关规范与价值标准也仍深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形成了难以回避的矛盾。当经济上的亲资本冲动、文化上的排他倾向、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历史方位的一种“普遍”选择(赵月枝等，2019)，南方内部的竞争意识与主导博弈也为共同体的价值构建造成了阻碍。

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是否可能、何以可为？此前部分研究出于学术政治目的打压全球南方，否认团结的可能性(Nye，2023)，又或认为传播共同体仅是学理层面的想象，远未形成拥有共通话语体系的南方叙事(Sparks，2014)。但本文通过经验考察，发现全球南方媒体的认知共通、信息共享、话语协同已然从理念构想走入现实。西方学界常以内部异质性为由，诟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立场不一的全球南方难以形成高度同质化的传播共同体；现实却恰恰相反，异质性不但未成为阻碍，反而在寻求公正的国际传播秩序等共通宏观目标之下，借由区域性叙事及动态而辩证的跨区域话语联盟，成为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实现缝合策略与功能补位的次级机制与现实土壤。这种解构启蒙理性主导的普遍主义认知框架，代之以认知多元主义立场的实践逻辑，恰与本文开头所论述的全球南方认知正义哲学基底形成呼应。

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建设折射出的多维矛盾、依旧横亘其间的北方“阴影”提醒着我们应当警惕学术的“浪漫化”想象。传播共同体展现出历史的延续性，也体现出制度逻辑上的断裂，这提示我们需关注其现实功效，也应反思其制度建构的深度及其与历史路径之间的差异，以及它是否仍受制于西方主导的知识评价与验证标准。重构南方认知正义，在于知识合法性的再定义。这要求全球南方在实践中探索多元知识体系的协同机制、发展南方自主知识传播规范。在当前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话语权不稳，外部“西化”与内部“分化”等历史闯关之际(胡正荣、景嘉伊，2025)，继承并发扬第三世界的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或许为构建更公正的信息传播秩序提供了合适契机。动员和团结全球南方力量的知识生产和行动符合中国等南方国家的利益(张志华，2022；朱振明，2023)，这意味着需要坚定地以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为外因，以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中国经验为内因，探索南南合作传播的路径，重构全球传播权力格局。

[致谢]央视总台视通社对访谈提供帮助，文章英文版曾于第二届哈拉雷非洲论坛上进行宣读并获奖(First Prize in the Excellent Award)，赵月枝教授与盲审专家对论文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从大传播观出发，非洲“万村通”等项目确实可能构成较为持久的传播共同体建设路径，但本文聚焦的核心及所指的结构性困境主要在以新闻媒体合作为轴心的传播实践，考查的是在认知、话语与制度层面全球南方媒体如何通过协作形成传播共同体。

②表1内所有媒体名称均来自官方翻译，并与媒体人进行了沟通、确认。因部分媒体实现了音视频、数字(智)化转型，在名称上虽保留“xx报”，但不再添加书名号。部分媒体则根据官方翻译和媒体人的要求，保留书名号。特此说明。

③访谈时间跨度较大，部分职务有变化，以最近一次记录为准。

④经补充调研发现，国内部分主流媒体的国际合作实践项目以短期培训、定向游访等形式展开，部分还承担着落实国家部委相关任务的职能。这些合作实践往往是在短期“政策驱动”的背景下展开，其制度化深度还可加强。

⑤应媒体要求，不注明具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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