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在当前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深度交织的背景下，中亚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以及主要大国博弈的核心区域，正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外交格局的关键力量。过去30余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通过深化教育、旅游、科技领域的合作建筑起民心交融的桥梁，民心相通工作在教育、旅游和涉华舆论改善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民心相通方面的实践成效能为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启示，包括中国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进周边外交，多管齐下协同推进民心相通工作及用精准细腻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当民心相通工作能够稳妥推进并取得实效，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定能行稳致远。

关键词：周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外交；“一带一路”；中亚地区；民心相通；大国博弈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和底层基础。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民心相通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学界也围绕这一议题展开诸多有益的探讨，挖掘并丰富民心相通的理论内涵［1-3]，归纳民心相通工作的实践［4-6]，并尝试对民心相通工作的成效进行评估［7-8]。整体而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阐述民心相通“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对于如何推进、实现民心相通，即“怎么办”的问题关注较少。在此背景下，重点考察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能为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何种启发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事实上，中国与中亚国家不仅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方面达成广泛共识，还在推动民心相通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如民心相通指数显示，中亚国家与中国的民心相通程度在所有周边区域中位居第二［9-10]；不仅如此，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教育、旅游、涉华舆论等关键领域上同样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在大国博弈升级与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民心相通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顺利构建，成为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通过聚焦中国—中亚外交中的民心相通实践，系统梳理相关重点举措与合作成效，以期探讨对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启示。

一、中国周边外交中的民心相通

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及包括民心相通在内的“五通”构想。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通过《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首次以文件的形式确立民心相通的重要地位和具体范畴。

（一）民心相通体现民本思想在国际层面的“两创”

民心相通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在国际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2 000多年前的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论断，强调了“民”在国家构建中的基础性地位。历代思想家中无论是孔子的“富之教之”，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抑或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均不同程度地阐释了民本思想。传统民本思想强调“民”的本体性，倡导重视和爱护民众，然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因此存在历史局限性。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发展，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吸收、扬弃，尝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超越。这种转化体现在多个层面，诸如从“天下为公”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从“立君为民，政在养民”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圣人政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以德治国”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11］。在国际层面，中国同样秉持并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过在具体的语境中更多强调的是“人”这一属性，即国际社会交往中去政治化的人［12］，而非具备一定政治认知能力并能够表达政治态度的公民群体或人民。

（二）民心相通赋能中国周边外交实践

民心相通既依托政治、经济、安全等其他外交要素，又可对之赋能，协同促进中国周边外交发展。民心相通的实现有赖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的提升、经济合作的深化以及安全环境的稳定。这些要素为民众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利益驱动与安全环境，是民心相通得以发展的关键前提。与之相应，民心相通通过促进跨文化交流，能够有效提升民众对双边及多边合作议题的认同度与参与意愿，为周边外交活动拓展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赢得更坚实的民意支持，形成对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赋能。以中国与东盟国家为例，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国家层面的日益紧密的政治互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中心、中国—东盟外长会等）和经济联系（东盟自2020年起连续4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直接促进了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为增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提供了重要契机，构成了民心相通的重要依托和基础。例如，2024年的调查显示，首次有超过半数（50.5%）的东南亚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其优先战略伙伴［13］。另一方面，积极的民意基础反过来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为深化国家间合作提供有利条件。2025年4月14日至18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三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产能合作与互联互通等领域的上百项合作成果，这些成果的最终成效落实有赖于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稳固的民心相通基础。

（三）民心相通成效受外部环境变化和目标国家认知的双重制约

从外部结构性因素来看，国际秩序变迁及其带来的结构性压力深刻塑造着国家间的互动模式。作为中小型的周边国家，其外交战略往往面临三种选择，如追随、平衡或自主，但无论采取何种策略，都难以完全摆脱国际体系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具体而言，以欧亚地区为例，存在由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层面形成的“套娃模式”。其中，第一层是俄美双方在全球层面上的竞争和合作；第二层是俄美双方在地区层面所展开的复杂竞合关系；第三层则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层面形成的关系模式［14］。就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而言，美国、日本和俄罗斯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15］。从具体的目标国家来看，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在特定议题上的分歧对民心相通构成另一重制约。例如，关于朝核问题的不同立场，以及在部分东南亚及中亚国家中存在的不良论调等，不仅加剧了区域内的信息不对称和舆论复杂性，也直接或间接阻碍了民心相通取得有效进展。

（四）民心相通是衡量中国周边外交成效的重要指标

习近平主席指出：“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16］民心相通是衡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关键性指标。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国家间合作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部分西方国家持续散播有关中国的负面舆论。相较于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快速发展，中国同周边国家在民间层面的人文好感和信任程度的积累往往是一个更为长期和渐进的过程。这种信任不同于政府间的协议或项目合作，它建立在双方人员频繁接触、深入理解的基础之上，无法以行政手段强行塑造，却对整体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只有真正实现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民心相通，“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才能有效转化为区域民众广泛的集体好感与认同，为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撑。

回顾近年来的周边工作可以发现，中国在推动周边外交整体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较为关键的民心相通工作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同部分周边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基础仍相对薄弱，进展相对缓慢，且极易受到域外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等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其二，当前对民心相通成效的评估工作亟待加强。这是由于民心相通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其行为过程（如人文交流活动数量）与最终结果（如真正的理解与信任水平）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若仅凭人文交流活动的数量和机制建设来衡量，中国在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之间的友好城市数量、孔子学院设立数量、科研合作频率和深度等方面均显著高于多数周边国家［17］。然而，这种基于量的比较所推导出的民心相通指数，可能与实际的民间情感和相互信任的现实观感并不完全一致，需要进一步科学评估。

二、中国—中亚外交中民心相通的具体实践

中国是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的国家之一。与中亚五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中国便开始推进与中亚国家的民心建设工作。其中，教育、旅游和科技合作是中国—中亚外交中促进民心相通的重点实践领域。

（一）教育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基石工程

教育合作是推进我国与中亚五国民心相通的重点工作。中国推进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在需求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中国与中亚国家自建交之初即在双边层面开展了教育合作。1992年以来，中国先后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文化合作协定，明确了教育交流和合作的基本方式。但由于相关法律文本相对粗糙、缺乏可操作性文件的支持［18］，教育合作如教育合作协定、学历学位互认的进展可谓举步维艰。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成立后，中国与中亚国家教育合作步入机制化阶段。

教育合作机制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在依托双边合作的基础上，还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亚”等多边机制开展多边合作予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教育合作的重要多边平台。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成员国各方就教育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先是2006年6月颁布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又于同年召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次教育部长会议，还于2007年8月16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成立，实现教育合作的初步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双边教育合作也由此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促进教育资源共享，中国分别于2002年和2006年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两国签署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2005年，在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政府此前协议的基础上，中亚地区首家孔子学院——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在乌兹别克斯坦正式成立，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亚地区陆续建立9所孔子学院。但即便如此，中国与中亚地区各国教育合作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对中国文化在中亚影响力的评估存在偏差，多种文化力量在中亚地区的并存与竞争，加之孔子学院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等因素，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19］。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特别是2016年相关政策文件的发布，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中方制定并发布《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4月）、《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2016年7月）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明确了面向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国际教育合作的基本方向。2020年7月，中国—中亚机制——首个仅有中国与中亚五国参与机制的成立，为教育交流注入了强劲动力。2023至2024年间，双方成立教育部长会议机制、教育高官会议机制，并依托“中国—中亚峰会”“中国—中亚高等教育合作论坛”“中国—中亚高校数字教育合作论坛”以及“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等平台，全方位、立体式、系统性地深化教育领域合作，推动其蓬勃发展。

教育合作内容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集中于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中国国际学校以及鲁班工坊等项目。首先是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的构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西安交通大学于2015年首倡发起由海内外大学组成的非政府教育合作平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截至2018年10月，该联盟已吸引中亚四国19所大学加入，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8所、吉尔吉斯斯坦7所、乌兹别克斯坦2所以及塔吉克斯坦2所［20］。其次是中国国际学校的建设。2019年12月，基于此前印发的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国务院颁布《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0405号（教育类073号）提案答复的函》纲领性文件。根据该文件，中国的国际学校建设有三种模式：一是依托现有阳光学校或孔子学院，逐步发展成中国国际学校；二是在所在国现有教育机构中“借壳”开办“中国教学部”；三是鼓励国内教育机构在条件成熟国家独立举办全日制中国国际学校。具体到中亚国家，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于2023年10月12日正式启用，标志着中国第一所高水平大学在“一带一路”首倡之地正式开始办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塔什干分校也于202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农业大学揭牌成立。可以预见，中国高校在中亚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将成为一种趋势。最后是鲁班工坊的设立。鲁班工坊是以中国古代工匠鲁班命名的国际职业教育平台，由天津市于2016年在教育部指导下率先推动设立，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的重要载体。早在2015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与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合作共建冶金学院孔子学院，开展类似“汉语+职业教育”模式。鲁班工坊与孔子学院虽同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但在定位、功能和运作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一是在定位上，鲁班工坊侧重于职业教育合作，而孔子学院则定位于以汉语教学和以中国文化传播为核心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二是在功能上，鲁班工坊提供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致力于培养技术人才，而孔子学院则专注于推广汉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在运作模式上，鲁班工坊以中国职业标准为基础，指导当地教师开展培训，注重技术技能的传承，而孔子学院则主要依赖中方提供的教学资源和师资支持，侧重于语言文化的传播。迄今，中亚地区已建设4个鲁班工坊，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各有1个。由于该项目获得中亚国家的积极评价，中亚五国正与中方就新建或扩建鲁班工坊项目进行磋商。

（二）旅游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

旅游合作是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民间交流的新兴渠道。旅游合作符合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的发展需求。对中亚国家而言，发展旅游业是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转型的重要途径。中亚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古城、哈萨克斯坦的广袤草原、土库曼斯坦的达瓦扎天然气坑洞、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以及塔吉克斯坦的山地风光。但受制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签证等因素，该地区的旅游潜力并未获得有效释放。中国拥有庞大的出境游市场且近两年中国公民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意愿显著增强［21］，这无疑为中亚旅游增加了发展契机。相较于教育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旅游交流合作起步较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旅游合作才被纳入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重点推进领域之一。

旅游合作机制方面，双方合作主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亚机制予以推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2014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在中国—中亚机制框架下，旅游合作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2023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召开，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明确提出通过“共同制定中国—中亚旅游线路”深化旅游合作。双边领域，中国分别于2023年、2025年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签署30天的免签政策，极大地便利了双方人员往来。中哈两国元首宣布2024年为中国的“哈萨克斯坦旅游年”，2025年为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彰显了双方在旅游业等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鉴于旅游业在中亚国家生产总量中的占比相对较低，其潜力未来得及充分挖掘，故该地区各国正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以推动旅游业发展，如塔吉克斯坦制定《2030年前旅游业发展战略》，土库曼斯坦积极开展旅游宣传和推广活动。此外，中亚各国高度重视中国游客，陆续推出便利化的措施，如吉尔吉斯斯坦2024年10月表示对中国旅游团免签21日。塔吉克斯坦亦于2024年3月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55岁以上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

旅游合作内容方面，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主要涉及旅游基础设施合作、旅游投资合作和旅游数字化合作［22］。具体到中亚各国，首先，在旅游基础设施合作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已基本建成涵盖航空、铁路、公路的综合运输网络。公路方面，一条东起江苏连云港，途经陕西西安、新疆阿拉山口，西至中亚各国重要城市的公路运输网络已然成型。铁路方面，中欧班列增设的“旅游班列”和中吉乌铁路项目的启动加强双方的互联互通。根据2023年4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就中国—中亚旅游线路达成的共识，中国与中亚各国积极磋商开通中国—中亚旅游班列。2025年3月19日，由北京开往塔什干的首趟中亚班列顺利开行。截至目前，已规划并调整中亚班列图定线路44条，极大地提高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旅游吸引力。同时，延宕多年的中吉乌铁路项目在三方积极协调下取得历史性进展，并于2024年1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中吉乌铁路启动仪式。按照先前的计划，该铁路将于2031年建成通车。在航空方面，中国已与中亚五国签署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并开通了连接两国主要城市之间的直飞航线。例如北京、上海、西安及乌鲁木齐等地均已开通直飞中亚的航线。其次，在旅游投资合作方面，以中国向中亚国家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近两年，中亚各国通过不断完善旅游与投资相关法律体系，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投资者。目前中国企业在中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矿业和农业等领域，但旅游业已然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点。现有中资企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改善中亚各国的旅游交通基础设施。例如，中国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君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已投资哈萨克斯坦的商业地产和酒店业。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投资建设国际会展中心、酒店和商业街等旅游与商业综合体项目。最后，在旅游数字化合作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尚有较大发展空间。目前合作案例仍较有限，例如2023年陕西旅游集团等文旅企业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联合开展的“数字丝路”跨国巡展。随着中亚各国与中国数字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旅游数字化合作有望在未来成为双边合作的重要议题。

（三）科技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现代载体

科技合作是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科技合作使双方的共同利益高度契合。就中亚国家而言，科技合作是实现经济多元化、减少能源依赖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自身科技水平、对接国际体系的现实选择。就中国而言，这是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增强未来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陆续与中亚五国签署科技合作协定，规定科技领域合作总体原则、双方合作内容和方式、参与科技合作的主体等，为双方的科技合作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进程明显加快。

科技合作机制方面，双方合作主要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平台和“一带一路”倡议予以推进。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通过签署科技合作文件（如《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召开常态化的科技部长会议以及建立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中国—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等，中亚各国与中国得以实现战略层面的沟通与政策对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习近平主席2017年5月14日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提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该计划指出的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四项行动，为驱动中国与中亚科技互动、促使合作愿景转化为具体成果提供核心途径。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之一便是“推动科技创新”。在双边层面，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设立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及创新合作分委会，推动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等实体平台建设。例如，中国、哈萨克斯坦共建农业科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设立新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国、塔吉克斯坦设立生物资源保育与可持续利用联合实验室。

科技合作内容方面，双方合作覆盖农业科技、数字技术、生态治理、卫生与健康等领域。首先，在农业科技上，双方合作以惠及民生为目标。以示范园建设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通过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建立示范园，使得哈萨克斯坦试种的小麦品种增产60%，乌兹别克斯坦棉花产量提升50%、节水50%。其次，在数字技术上，中国通过技术转移与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中亚国家的数字经济建设与信息化转型，如华为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展开合作，在塔什干等重点城市部署5G基站，为该国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再次，在生态治理上，中国为中亚生态提供技术方案。中国培育适宜哈萨克斯坦生长的植物，协助建设苗圃，开展种植技术和灌溉措施培训，助力其建成20万公顷的生态屏障。最后，在卫生与健康领域，中国与中亚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习近平主席在致2016“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的贺信中提出：“中国愿同沿线国家一道，构建‘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新型合作模式、开拓多元合作平台、推进重点领域项目，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其中，打造“健康丝绸之路”的倡议积极引导中国医疗服务惠及中亚各国。依托该倡议，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已初步构建起以乌兹别克斯坦为重点，辐射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N”合作格局。上述举措有效提高了中亚国家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关注民生福祉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显著特点之一［23］。

综上，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民心相通的领域呈现若干共性特征。一是合作的开展高度契合各自发展需求与发展方向。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紧密围绕各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与现实需求展开。教育合作服务于中亚培养人才，适应经济合作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中国高水平教育的对外开放要求；旅游业发展顺应了双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扩大交流的愿望；科技合作聚焦农业、数字、卫生等具体领域，契合双方在技术升级、产业多元化等方面的诉求。二是合作的渠道呈现多元化特征，多边、双边以及“二轨”并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双方的合作空间。除以上三个合作方面，文体合作、扶贫合作、公共卫生外交等亦有助于增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但相较而言，教育、旅游与科技合作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对深化中国与中亚各国合作、夯实中国与中亚各国民心相通基础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中亚外交中民心相通的实际成效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民心相通是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重要支撑，对其建设成效的评估与衡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梳理当前中国—中亚民心相通成效评估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与中亚各国在民心相通的实质表现，选取教育、旅游、舆情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维度构建评估框架。

（一）中国—中亚外交中民心相通成效的横向评估

评估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程度，可为检验现有政策的实施成效、未来双边关系策略的优化提供重要参考。当前学界及研究机构已构建多种定量评估体系，旨在衡量中国与共建国家在民心相通层面的联结强度。例如，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于2016年选取“文化与人才交流”和“双边合作期待度”两项二级指标，构建起民心相通指数的基本评价体系。2017—2018年，该机构将“文化与人才交流”这一指标细分为“旅游与文化”和“人才交流”两项独立指标。然而，该机构的研究重点在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整体的“五通”指数（文中称为“国别合作度”）以及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参与度；中亚地区的民心相通指数仅以次区域形式呈现，且该指数在连续发布三版后未再更新。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于2016年也提出了由“旅游活动”“科教交流”和“民间往来”等四项二级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并明确给出了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心相通的具体数值。该评价体系在当时具有代表性，但与上述机构情况类似，数据持续发布三年后未再更新。202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发布了更为详尽的民心相通衡量指标体系，包含“旅游活动”“科教交流”“民间舆情”和“智库合作”四项二级指标。同样地，该机构并未明确给出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指数。

除了上述机构的评估成果外，部分学者在民心相通指数的研究中也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例如，常非凡构建了包含“科教环境”“社会事业”“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等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考察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教育、医疗、科技等13个领域的合作概况，罗列出详细的民心相通指数［24］。许庆红以湄公河五国中资企业的当地员工为切入点，运用认知—情感—意向模型评估中国与湄公河五国之间的民心相通程度［25］。表1为中亚国家在已有涉“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指标体系的具体排名。

现有评估多采用横向比较的评估方法，旨在反映同一时期不同国家间“民心相通”的相对水平。基于这些机构的民心相通指数评价体系，中亚作为一个重要的次区域，其整体民心相通指数在“一带一路”沿线共建国家中位居前列，体现了该地区与中国的民心相通基础较好。然而，中亚国家内部存在显著的差异性。除哈萨克斯坦之外，其他4个中亚国家民心相通指数排名并不高。其中，土库曼斯坦由于长期奉行相对封闭的外交政策，民心相通指数比较靠后。然而，在具体考察中国与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实践效果时，已有评价体系中的部分指标与中国—中亚民心建设实效的联系较为有限，因此无法完全契合并充分反映双边关系的实际。基于此，下文将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中亚各国外交的具体实际状况，选取更能体现民心相通真实进展的关键维度进行评估。

（二）中国—中亚外交中民心相通成效的纵向评估

中国与中亚外交中的民心相通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教育、旅游、涉华舆论三个方面。

第一，教育领域的双向互动逐步深化。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双方学习对方语言的动机已发生显著变化。此前，中亚国家的民众学习汉语主要基于就业和职业发展的需求，较少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兴趣而学习。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亚民众不仅认识到中文的重要性，更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中亚学生学习中文的心理动机也日趋多样。除了服务于职业发展，许多中亚留学生认为，赴华留学为他们提供了通往其他国家发展的可能性［30］，甚至承载着在中国追求“中国梦”的期望［31］。同时，中亚国家相对灵活的学制、较低的留学费用，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学历学位的互认，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有机会学习到中亚语言、前往中亚国家留学深造，从而促进双方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其二是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留学生双向流动规模持续扩大。一方面，中亚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热度持续攀升。从绝对数量来看，2010—2018年间，中亚来华留学人数由11 930人增至29 885人，年均增长率为12.33%，增速高于同期“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从占比看，2010年中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总数的比例由2010年的10.74%提升至2015年的12.72%［32］；从学历层次来看，中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层次结构不断优化。2008年，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的新疆地区，留学的外国学生以本科生和培训生为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人数总计仅为个位数［33］。而近10年内，来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中亚籍学生日益增多。以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为例，已累计培养中亚籍留学生55人，其中博士研究生32人，硕士研究生23人［34］。从生源国别结构来看，哈萨克斯坦占据主导地位。2018年，哈萨克斯坦留学生为11 784人［35］，超过当年来华中亚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学生赴中亚国家的留学与访学活动亦呈现稳步增长趋势。2021年，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属于该国国际学生十大生源地的国家有24个，其中就包括中亚三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6］。

第二，中国—中亚旅游业发展潜力正不断释放。作为全球入境旅游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中亚各国的旅游潜力正不断被发掘。中国是中亚旅游的主要客源国，赴中亚旅游的游客数量持续攀升。2024年，中国赴哈萨克斯坦游客达65．5万人次，同比增长78%；赴乌兹别克斯坦7.43万人次，同比增长75%；赴吉尔吉斯斯坦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6%；赴塔吉克斯坦2.04万人次，同比增长56.9%。根据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发布的旅游提醒，赴土库曼斯坦的中国游客数量也呈现增长趋势。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成为中亚国家游客的热门旅行目的地。2023年，哈萨克斯坦入境中国的游客人数达到31.1万人次，较2022年翻了一番［37］。上述数据表明，旅游已然成为促进中国与中亚各国民心相通的有效手段。

第三，中亚涉华舆论整体有所改善。中亚国家涉华舆论是衡量其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近3年来，中亚国家涉华舆论整体呈现积极向好的趋势。中亚五国涉华舆论范围主要包括：政府、智库和学界、主流媒体报道以及个人评论等。在政府层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持续深化，如中哈建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乌建立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塔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中亚各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面覆盖，奠定了中亚五国涉华舆论环境的底色与基调。智库和学界层面，随着“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国际舆论环境发生变化，“强硬派”和“反华派”在涉华舆论中的声音逐渐减弱。中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为本国带来巨大利益。塔吉克斯坦经济学家扎马力金·阿基纳耶夫表示，“一带一路”理念的落实，将为塔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首先便是塔希望通过吸引投资解决的经济问题［38］。哈萨克斯坦政治学家卡伊尔詹·阿布迪哈里科夫认为，“与华合作为该国带来新的制造业和就业机会”［39］。媒体层面，涉华正面报道增多。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媒体对中国普遍持友好态度，正面报道数量占比始终较高。哈萨克斯坦涉华主要媒体“腾格里新闻”曾在2020至2022年期间多次报道诸如所谓“中国制约欧盟”“土地霸占”等涉华负面话题。然而，自2022年以来，该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显著减少甚至鲜有出现。民众层面，对中国的印象整体向好。调查机构“中亚晴雨表”在统计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民众2017—2023年期间对华好感度数据后得出，往年抗议活动数量最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改善，分别于2022年春、2019年秋开始趋于正面。土库曼斯坦民众对华好感度虽有所下滑，但仍有近三分之二的人保持积极态度。乌兹别克斯坦民众自2020年春后好感度指数呈现波动，目前对华好感超过三分之一［40］。此外，报告显示，自2022年秋季以来，哈萨克斯坦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已超过美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拉普”（TALAP）应用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年哈萨克斯坦中国感知指数》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观点［41］。

四、中国—中亚民心相通实践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基础，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民心相通之道不只是加强相互了解，更在于创造共同记忆、共同身份及共同的辉煌［42］。中亚各国不仅是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也是在国际事务上的重要伙伴和友好邻邦，双方开展的民心相通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与全球战略布局的调整，周边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格局中的地位愈发凸显。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的关键一步。对此，有学者提出开展“融和”［43］和“融通”［44］型周边外交的政策建议。中国—中亚外交中的民心相通实践与成效有三点启示。

（一）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进周边外交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中国与周边国家推进民心相通工作过程中的差异问题。中亚历来是多元民族融合的区域，其主体民族直至1924年苏维埃政权开展民族识别才得以确认。其中，吉尔吉斯斯坦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本民族的整体认同，其部族认同的观念尚未完全消解，国家和民族认同难以达成。由此导致的部落主义不仅阻碍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转型，使其陷入了“民主—专制”的怪圈［45］，还对中吉乌铁路建设构成一定阻力［46］。在地区层面，中亚地区各国在苏联解体后得以独立，虽在地缘政治层面被视为整体，但各国在政治文化、领导人风格、执政特征、发展模式、社会心理等维度呈现出显著异质性，在领土、水资源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中亚国家间这种微妙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掣肘地区一体化［47］，导致中亚地区合作处于漫长沉寂期，直至2018年才得以重启［48］。

中亚国家文化与中华文明存在深刻共鸣，例如中国民间说唱艺术在土库曼斯坦的传播，吉尔吉斯斯坦史诗对孔子学说的融合。在与中亚国家交往交流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致力于寻求彼此间的共通之处，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尊重中亚各国复杂的内部情况以及中亚地区内部存在的分歧。中吉乌铁路的顺利运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稳步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坚持开放心态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周边国家拥有各种文化、制度、习俗和语言，且发展程度、与世界接轨的程度各异，在诸多理念和价值观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中国应该始终秉持“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基于各国的基本国情，尊重其历史文化与政治传统，践行差异化、因地制宜的合作模式。

（二）多管齐下协同推进民心相通工作

广泛的接触是实现民心相通的基本前提。这一目标的实现通常包括三个基本步骤：第一阶段是接触，即双方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建立基本认知；第二阶段是观察，一方或双方开始关注对方的行为表现、价值取向及社会文化特征；第三阶段是评估，即在前述基础上形成对他者的认知判断，这种判断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具有负面倾向。唯有当双方均形成相对正向的认知评价，方有望推动社会减距，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心相通”。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实践可以发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不应局限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单一框架，其他合作机制同样值得重视。一是既要充分参与和周边国家同处的多边机制，又要积极推动中国—具体行为体等双边合作。双方国家专家会议、论坛和智库等“二轨”机制同样值得关注。二是既要推动教育、科技等传统领域的高质量共建，也应实现传统领域的创新延伸和开拓新兴领域合作的两大突破。

（三）以精准细腻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回顾过去，中亚部分社会舆论对中国呈现消极态度的根源在于双方合作项目的宣传实践不到位。由于双方在具体议题上的实践有所偏差，加上中国国内的民族政策信息和社会现象在中亚语境中的误读传播，部分中亚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不亚于国内宣传。在对外宣传方面，一是要加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通过本土化叙事模式来帮助周边国家民众理解双方合作政策内涵。二是要支持宣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故事，以老百姓的视角展示我国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两国民众友好互动等内容，使双方民心相通程度更上一个台阶。在对内宣传方面，一是有效、快速地回应涉及国际社会民众关切的相关问题，通过各种渠道有针对性地讲好故事，澄清误会、化解成见，以尽可能消除、削弱周边国家涉华负面舆论生存、扩散的基础。二是加强对国内主流自媒体平台上相关内容的审核，重点加强对发布关于周边国家不友好民众社交媒体账号和内容的监管，避免某些极端观点在周边国家引发舆情。一旦出现这类情况，须以最快速度进行调查和澄清，谨防被域外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战略协同的不断深化，人文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民心相通被赋予更多的战略意义。民心相通对于中国周边而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在国际层面的“两创”，在赋能周边外交实践的同时，其实际成效也受到复杂外部环境和目标国家的双重制约，成为衡量中国周边外交成效的重要指标。中国与中亚通过开展教育、旅游和科技领域的务实合作，在民心相通工作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教育领域的双向互动逐步深化，旅游合作方面潜力正在不断释放，中亚国家对华舆论有所改善。中国与中亚国家30余年民心相通的实践表明，以开放包容心态推进周边外交、多管齐下协同推进民心相通工作、以精准细腻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是行之有效的经验，亦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启示。未来，民心相通的建设必将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同气连枝、同向共进。

参考文献

［1］ 郭宪纲，姜志达．“民心相通”：认知误区与推进思路——试论“一带一路”建设之思想认识［J］．和平与发展，2015（5）：1-11+114．

［2］ 李自国．“一带一路”愿景下民心相通的交融点［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7-74．

［3］ 张胜军．民心相通：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特质和重要原则［J］．当代世界，2019（5）：31-35．

［4］ 郑东超．共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成就、经验与前景［J］．当代世界，2024（1）：67-71．

［5］ 杨辉．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8．

［6］ 王义桅，等．民心相通的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

［7］ 赵可金．“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理论基础、实践框架和评估体系［J］．当代世界，2019（5）：36-41．

［8］ 丁辉，周宇翔．“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建设成果评估及政策建议［J］．当代世界，2019（4）：58-61．

［9］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5．

［10］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46．

［11］ 王岩，孙伟超．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J］．学术界，2025（2）：111-114．

［12］ 张勇锋．民心相通析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9）：44-48．

［13］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2024 Survey Report［EB/OL］．（2024-05-07）［2025-05-06］．https://www. irsea.ro/en/The-State-of-Southeast-Asia-2024-Survey-Report/．

［14］ 曾向红．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区分化及其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5）：25-26．

［15］ 仇华飞．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中国周边外交与中美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7-114．

［1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55．

［17］ 王秋彬．“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评估体系、影响要素及生成机理探析［J］．南洋问题研究，2023（3）：20-30．

［18］ 肖甦，时月芹．“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30年审思［J］．比较教育研究，2022（12）：3-15．

［19］ 焦一强．中国文化走向中亚障碍因素分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79-81．

［20］ 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成员一览表［EB/OL］．［2025-04-20］．https://uasr.xjtu.edu.cn/info/1092/1707.htm．

［21］ 2023年上半年处境旅游大数据报告［EB/OL］．（2023-08-01）［2025-04-20］．https://www.ctaweb.org.cn/ index.php?m=home&c=View&a=index&aid=7117．

［22］ 宋瑞．旅游绿皮书2023—2024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86-89．

［23］ 韦进深，陈虎．中国与中亚国家科技创新合作——动因、进展与前景［J］．甘肃科技纵横，2024（11）：1-7．

［24］ 常非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发展指数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7-9．

［25］ 许庆红，等．中国与湄公河五国民心相通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1-377．

［26］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6．

［27］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38-40．

［28］ 翟崑，王继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201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91-93．

［29］ 太和智库与北京大学联合发布“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报告（2018）［EB/OL］．（2018-12-24）［2025-04-26］．

http://en.taiheinstitute.org/Content/2018/12-24/0913043250.html．

［30］ What Happens to Central Asian Youth After Following China’s ‘Educational Silk Road？’［EB/OL］．

（2023-12-29）［2025-05-06］．https://thediplomat.com/2023/12/what-happens-to-central-asian- youth-after-following-chinas-educational-silk-road/．

［31］ 蔺紫鸥．春风化雨润民心——中国和中亚国家人文交流不断深入［N］．光明日报，2023-05-18（2）．

［32］ 中亚青年来华留学热潮不断［EB/OL］．（2023-05-16）［2025-04-26］．https://www.fmprc.gov.cn/ziliao_ 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23nzt/zgzyfh/bjzl/202305/t20230516_11078268.shtml．

［33］ 蔡文伯，孙毅婷．新疆中亚留学生教育现状分析及对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7）：35-39．

［34］ 白佳丽，阿依努尔．“我们留学在新疆”——吉塔青年中国留学记［EB/OL］．（2019-06-13）［2025-05-03］．

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13/c_1124620019.htm.

［35］ 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EB/OL］．（2019-04-12）［2025-04-27］.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 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36］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EB/OL］．［2025-04-27］．http://www.ccg.org.cn/archives/84288．

［37］ 311 thou Kazakhstanis visit China in 2023［EB/OL］．（2024-07-02）［2025-05-05］．https://qazinform. com/news/311-thou-kazakhstanis-visit-china-in-2023-5f4470．

［38］ Проект 《Один пояс—один путь》—выгоден всем странам-участницам，—эксперты［EB/OL］．（2017-05-17）［2025-05-21］．https://avesta.tj/2017/05/17/proekt-odin-poyas-odin-put-vygoden-vsem-stranam-uchastnitsam-eksperty/?ysclid=maxqflqekm977496824．

［39］ ?ытай-к?рш? ?ана емес， м?мк?нд?к к?з?. Сарапшы не дейд?？［EB/OL］．（2025-04-20）［2025-04-27］．

https://dknews.kz/ru/alem-zhanalyktary/357860-kytay-korshi-gana-emes-mumkindik-kozi-sarapshy-ne．

［40］ Beyond the Silk Road：Navigat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entral Asia's Public Opinion on China［EB/OL］．

（2024-11-01）［2025-05-09］．https://ca-barometer.org/en/publications/beyond-the-silk-road- navigating-the-complexities-of-central-asias-public-opinion-on-china．

［41］ Индекс восприятия Кита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2024год［EB/OL］．（2024-12-12）［2025-05-09］．https://talap.org/ ru/news/news-detail/122/．

［42］ 王义桅．“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1-192．

［43］ 苏浩．“融和”促进中国与周边关系提质升级［EB/OL］．（2025-04-23）［2025-05-09］．https://opinion. huanqiu.com/article/4MNzNq00Zcq．

［44］ 邢广程．全球视野下中国融通型周边外交的主要内涵与实践路径［J］．当代世界，2025（4）：7-12．

［45］ 焦一强．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部族主义因素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3）：15-22+95．

［46］ 杨雷．中、吉、乌跨国铁路的阻力及其前景［J］．欧亚经济，2015（5）：86-96+128．

［47］ 周明．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探析［J］．国际问题研究，2016（3）：32-50+138．

［48］ 曾向红．大变局下中亚地区合作的特点、动因及影响［J］．当代世界，2024（7）：32-3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VXJ03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战略发展专项）“一带一路”建设专项项目“俄乌冲突以来中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与中国的中亚政策研究”（2024jbkyzx003）

引用格式：曾向红，安凯欣．中国—中亚外交中的民心相通实践与成效——兼论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启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3）：181-194．

曾向红，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

安凯欣，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