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慧，中共中央党校；刘昌明，山东大学

来源：《当代亚太》2026年第3期

发展知识是指关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认知体系。“发展知识生产”就是生产、构建和更新这套解释社会变迁的理论、政策工具和价值判断的系统性活动，涵盖建构发展价值、确立发展知识生产主体、构建发展知识生产载体、产出发展知识产品四个方面。

第一，发展价值建构是发展知识生产的首要步骤，旨在回答“发展为何重要”。在政策实践层面，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第四点计划”被视为“发展时代”正式开启的标志。在思想理论层面，从以发展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理论，到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再到后殖民主义以及后发展理论，均体现了对发展价值的持续探讨与论争。第二，确立发展知识生产主体，回应“谁来生产发展知识”。发展知识生产主体是知识生产坐标系的“原点”，决定整个发展知识图景，并且被赋予了知识合法化的权力。第三，构建发展知识生产载体，回应“如何生产发展知识”。发展知识载体分为显性发展知识载体和隐性发展知识载体两类。显性发展知识载体主要包括书籍、期刊、报纸等物理载体，数据库、互联网平台等虚拟载体以及学术会议、创新园区等制度与社会载体。隐性知识载体是指那些承载无法或难以被编码化的知识的媒介，主要包括本地居民、土著群体以及发展项目的一线工作者。第四，产出发展知识产品，回应“生产什么样的发展知识”。发展知识产品具有规范性、描述性和比较性的功能，内含了发展的目标导向，是以发展程度排列不同社会的“尺度”。发展知识产品将抽象的发展理念转化为可测量、可比较的具体指标，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研究机构提供了政策制定与评估的关键依据。

发展知识生产的四个环节并非线性排列，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且均非价值中立。当前主导世界的发展知识深植于西方知识体系。西方世界基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率先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并由此成为发展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二战后，借助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西方的发展理论逐渐在全球形成主导。然而，这一过程却在无形中压制甚至忽视了非西方世界的本土声音，导致西方知识垄断日益加剧，非西方的本土知识与自主发展路径被系统性地边缘化。这种垄断实际上是在维护一种不平等的知识秩序，反映了全球知识体系中权力关系的失衡和不平等。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集体崛起，有必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实践与文化资源，尝试构建具有内生逻辑的发展知识体系。总体来看，全球南方已经完成对发展价值的集体性建构，在推动发展权成为人权的核心内容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坚持“发展优先”，以主体身份定义发展议题优先级。在发展知识生产的主体性方面，全球南方的主体性在与前殖民宗主国、北方知识霸权以及内部复杂社会政治力量的持续博弈中，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态势。在发展知识生产载体方面，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硬件环境已显著改善，知识生产载体的数量有所增长，且影响力逐步提升，但学术知识生产能力不足仍是一个突出短板。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发展知识生产载体长期受到以西方为核心的学术体系的结构性压制，在理论话语、研究方法与学术评价等环节形成深层依附，导致其知识生产缺乏系统性的制度支撑。知识产品是目前全球南方发展知识生产的最薄弱环节。这一短板的核心症结，并不仅仅在于硬件投入或论文产出的数量，而在于将本土实践中涌现的成功经验系统性地转化为能被国际社会广泛理解、认可与采纳的标准化知识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面临着“经验形态知识向原理形态知识转化”“知识产品标准化包装”“内部知识产品的异质性”“话语转换”四重困境。

“一带一路”倡议以其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机制，正在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探索发展路径、共享知识资源与重塑发展话语的关键平台。它不仅承载着经济合作的现实意义，更构成了全球南方集体生成和传播发展知识的重要场域。第一，“一带一路”凝聚了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发展优先”的共识，有助于推动各国将发展置于中心位置、形成共谋发展的集体行动。在理念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回应了全球南方对发展自主性与紧迫性的共同诉求。在原则层面，“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倡导平等互利的合作新模式，为全球南方共谋发展夯实了信任基础。在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倡议将发展共识转化为全球南方可见、可及的发展成果，有力证明了“发展优先”路径的现实可行性。第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知识生产实践，促进了全球南方国家在知识生产中的广泛参与，强化其作为发展知识生产主体的自觉。一方面，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国的技术、标准与当地具体国情相结合，催生了大量“情境化”的本土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南方注入了进行自主知识创新的人力资本，从而巩固了其知识生产的主体性。第三，“一带一路”项目不仅是物质建设工程，更是发展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载体。与以往西方主导的发展合作不同，“一带一路”的知识交流并非基于抽象的理论或制度模板，而是通过具体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共同实践得以实现。在项目建设中，中国工程师、当地工人及管理者在施工组织、问题解决、资源调配与风险应对等环节的日常互动，形成了大量经验性与情境化的知识。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还通过制度化建设，构建了一系列显性知识交流与合作载体，包括中国“一带一路”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知识网络等。第四，全球南方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不仅将其凝练为一个标识性的全球概念，在学术与政策领域形成大量跨学科研究成果，更通过系统化的实践总结，构建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知识产品，如“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国家创新指数等。

总之，本文旨在深化对发展知识本质特征的理解，明确发展知识生产的基本要素和环节，同时，通过对二战以来西方主导的发展知识生产加以分析，揭示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知识生产的垄断化、话语权的等级化、经验总结的西方中心化等结构性不平等，进而推动建立基于平等尊重的知识交流机制，最终为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多元且公正的全球知识秩序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从而丰富人类对发展问题的集体认知。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其虽已通过价值确认与主体性觉醒，初步扭转了在发展知识领域的边缘地位，但其知识体系的独立与成熟仍面临深层制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南方发展知识生产的典型实践场域，不仅推动了中国“实践性”发展知识的理论化，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知识垄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实践路径。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对外工作布局也亟需将发展知识建构提升至核心维度，推动各国发展知识的深度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