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今世界的国家安全问题呈现高度复合化趋势，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多层级行为体频繁互动，传统以威胁为中心的安全观难以全面解释现实世界的复杂局面。通过引入“场域安全”这一关系导向的安全观，将国家安全理解为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借助焦点—场域法，以行为体在具体关系结构中的相对位置为切入点，构建了以“左右—生存安全”“内外—发展安全”“前后—本体安全”“上下—承认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类型框架，强调安全问题的形成与应对本质上是一种在关系结构中的互动过程。随后，以中亚国家为案例，分析其在地缘变动与身份重构的多重压力下，如何应对不同类型的安全挑战。中亚国家在发展安全导向下强化国内治理与区域互联互通，同时通过身份塑造和参与多边机制提升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存在感，呈现出一种多元而灵活的安全建构逻辑。
关键词：国家安全；场域安全；焦点—场域法；中亚安全；安全实践
引 言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全球权力结构加速调整，地缘竞争与合作交织并存，安全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大国战略竞争、领土争端和区域冲突等传统安全挑战尚未消减，恐怖主义、经济动荡、能源与粮食危机、网络攻击、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又不断叠加，安全问题呈现出多维度、跨领域和动态化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以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划分的安全研究范式，已难以充分解释特定国家或地区在多重关系交织中展现出的安全行为逻辑。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在应对全球安全格局深度演变的背景下形成的，其强调安全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的，突出大安全理念，强调统筹各类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总体为要”，揭示了安全问题往往具有整体性与系统性，单一议题或单一维度的研究难以全面揭示其复杂性。如今，安全问题呈现出复合化、动态化与关系化的新特征，这一转变对区域安全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与方法论要求，亟须建立更为系统的分析视角，深入揭示安全问题生成的内在机制。
中亚深处欧亚大陆腹地，是域内重要的地缘枢纽。冷战结束以来，中亚国家在独立建国的同时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政权稳定与政治转型的困境、“三股势力”带来的安全威胁、大国博弈对区域自主空间的挤压，以及悬而未决的资源分配、边界划定问题。近年来，阿富汗局势变化、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以及新一轮地缘博弈，使中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然而，中亚国家在此背景下却展现出能动而灵活的安全应对逻辑，传统单一维度的安全研究已难以全面解释和把握其实践特征与演变趋势。
随着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与安全态势的持续演变，学界对该地区安全问题的关注日益深入，相关研究成果日趋丰富。现有文献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研究聚焦中亚地区的具体安全议题，围绕恐怖主义、粮食安全、生物安全、语言安全、边界冲突等因素展开探讨，强调外部冲击或内部脆弱性对国家稳定构成的挑战；另一类则着眼于中亚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及其整体演变趋势，强调大国博弈、地缘格局演变、区域秩序重组等宏观因素的交互作用，力图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维度切入，揭示该地区多元安全风险的生成机制。
现有关于中亚安全问题的学术研究虽对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大国博弈、资源与边界争端等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从整体上看仍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围绕单一议题或某类因素的分析在安全问题识别上虽具深度，却难以揭示各类安全问题之间的关联性，难以反映中亚国家面临安全问题的系统性与复合性特征。其次，现有研究大多沿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二元分类框架，对安全问题的划分仍显笼统，缺乏更具解释力的分析视角来回应中亚国家复杂多元的安全议程。此外，关于中亚国家在安全建构中的行为逻辑，仍多聚焦于外部环境的塑造与影响，较少深入讨论其作为能动行为体如何主动认知、应对与塑造区域安全的过程。这使得中亚国家安全实践的整体逻辑与演变动力尚未得到系统揭示。
基于此，本文尝试引入“焦点—场域法”作为分析视角，从“关系—安全”（relational security）的角度出发，解释中亚国家如何在具体的关系结构中建构其“场域安全”。焦点—场域法是一种以所研究的特定国家或地区为焦点，将其所处的更大空间背景视为场域，通过明晰焦点与场域的特性和互动方式，探究焦点在场域中展开行为的特征及所涉及的关系内涵，进而把握特定国家或地区发展动力与演变趋势的新方法。焦点—场域法强调，焦点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始终处于多重关系网络之中，焦点的实践是在场域内部各种空间关系交互作用下的闪转腾挪。将焦点—场域法运用到中亚安全研究中，核心要义在于将中亚国家视为焦点，分析其在复杂场域中基于不同安全需求展开的策略互动，进而为理解中亚安全格局的生成逻辑与未来演变路径提供新的启发。
一 场域安全：基于焦点—场域法的国家安全观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竞争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催生的竞争空前激烈，安全威胁呈现多元交织态势，要求我们从关系网络与结构位置出发重新审视国家安全。焦点—场域法通过揭示国家在“内外”“左右”“前后”“上下”等空间结构中的位置与互动，为理解安全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有力工具。
（一）“场域安全”：一种关系导向的安全观
20世纪90年代初，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与奥利·维夫（Ole W?ver）等学者提出，安全是一种源自威胁认知与社会认定的“政治选择”和“社会建构”，而非单一客观的事实判断，推动了安全研究的关系转向。在他们看来，威胁本质是主体间社会认同构建的结果，安全问题因而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主体间行为”。 安全不仅是行为体客观上无威胁、主观上无恐惧的状态，更体现为行为体之间达致无冲突的状态。这种主体间性的安全观颠覆了传统安全研究中“主—客二分”的认知逻辑，将“认同”“话语”与“互动”视为安全分析的核心变量。维夫提出“安全化”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意指一个问题通过话语实践被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从而使政治行动者有权诉诸非常规手段以回应所谓的“威胁”。布赞进一步指出，这种“安全标签”的施加本身即是一种权力运作。由此，哥本哈根学派将安全问题扩展到国家乃至全球层面，并将其置于动态构建与相互认同的语境中。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为理解国家安全提供了一个更具结构性的分析视角。布迪厄认为，场域是由各种社会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动态网络，其逻辑由不同形式资本的分布与竞争所塑造。将这一思路引入安全研究，当安全行为体被视为孤立的个体时，其本身并不存在安全问题，而一旦进入某个“关系场域”，便不可避免地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获得相对意义上的“安全性”。因此，安全既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也不是单一性质的状态，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行为体围绕威胁、秩序与认同等议题所展开的互动。这一视角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安全的结构性、关系性与动态性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虽然哥本哈根学派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别衍生自不同的理论谱系，但二者在理解安全问题时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前者强调安全是一种通过互动建构的社会过程，后者提供了分析这一过程所依托的权力结构和关系网络。安全不仅是一种被建构的议题，更是在特定场域空间中被赋予意义、持续生成的动态过程。
在现有安全研究中，大多数讨论往往以特定领域或议题为切入点，如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这种划分固然有助于细化安全研究的对象，却难以全面解释现实中安全问题的交织性和复杂性。事实上，任何国家对安全的追求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地缘空间结构，从关系主义本体论视角出发，安全总是作为一种“关系”而呈现，是通过与他者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来体现的。安全不仅意味着无威胁的状态，更意味着行为体在特定场域中确保关系的稳定与互动的顺畅。因此，安全本质上是一种场域性的状态，它体现为行为体如何在特定的关系网络中协调自主与依赖、处理冲突与合作、平衡认同与差异，从而推动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基于此，本文引入“场域安全”概念，即一种融合哥本哈根学派与布迪厄社会结构理论的安全观。
“场域安全”是指行为体在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中所感知、追求并不断建构的一种动态安全状态。它不是一种静止的目标状态，而是一种“生成”（becoming）的关系过程——一种处于多重时空结构与互动关系交织中的总体性安全。这一视角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强调的总体的、系统的、相对的、动态的“大安全”的理念高度契合。它关涉的不只是对威胁的感知、应对以及防范风险的能力，更关注行为体如何在制度、话语与实践中建构自身在安全场域中的位置。“场域安全”为深入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解析各类安全事件以及辨析不同类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这一关系导向的安全观，有助于突破国家中心主义或单一维度的安全分析，为我们理解地区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场域安全”揭示了安全的三种特性。其一，安全具有时空性，体现为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与地理位置对安全问题的塑造，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行为体对安全的定义和感知可能会存在差异。其二，安全是认知性的，安全并非单纯的客观状态，而是行为体在与他者互动中对自身处境的理解和判断。这意味着同样的外部条件，不同行为体可能产生不同的威胁感知与安全需求。其三，安全具有动态性，行为体在特定场域中通过安全化过程赋予安全问题以合法性。安全并非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是一个“场域安全化”的持续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话语叙事、制度安排与组织架构等都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工具。因此，安全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结构化的实践形式，是行为体在场域中不断进行身份确认、位置调适与策略应对的结果。
作为“场域安全”分析的重要方法论工具，焦点—场域法提供了一套时空关系结构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识别行为体在安全场域中的多维定位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框架以“内外”“左右”“上下”“前后”四组关系为核心，分别反映国家或地区在发展依赖、区域互动、等级秩序与历史时间中的相对位置与安全诉求。在空间层面，“内外”关系体现为内部发展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左右”关系揭示国家/区域间的地缘互动与战略协调，“上下”关系对应等级体系中的身份定位。在时间层面，“前后”关系关注国家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身份延续与叙事建构，反映安全的历史性、延展性与方向性。虽然“前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空间关系，但在焦点—场域法的分析中，时间被视为一种“关系性空间”，国家在场域中的历史积淀、认同记忆以及未来目标，都会转化为影响其行动定位和安全选择的隐性力量。由此，时间不再是背景，而是与空间同等重要的构成要素，共同塑造国家安全的生成逻辑。这种“时空一体化”的分析框架，使安全分析能够同时考虑空间位置的差异性与时间演进的连续性，不仅揭示了安全问题中关系的多重面向，也为理解安全认知的层级排序与应对策略提供了分析路径。
需要强调的是，在“场域安全”分析中，场域的空间范围确实存在难以明确界定的问题。但若从焦点—场域法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差序格局与圈层结构进行解释。作为行为体的国家，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感知和划分外部世界，其与他者的互动往往依据关系的远近亲疏呈现差序化特征。这种差序格局在国际社会中表现为圈层结构，焦点国家往往会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和重要程度，把外部对象划分到不同的层级，并据此调整互动的方式和优先顺序，形成内圈—中圈—外圈等不同圈层的互动模式。对中小国家而言，囿于资源与能力，其安全场域通常呈现出这种由周边延伸至全球的递进式分布。这表明，中小国家的安全追求同样具有差序逻辑，它们在不同圈层中采取差异化的策略，以在有限的能力条件下实现自身安全。
（二）焦点—场域法视野中的国家安全类型
焦点—场域法强调国家在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及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方式。在这一框架中，国家的安全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根植于特定的关系结构中，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性、关系性与层次性。为进一步分析国家面临的安全挑战，本文尝试将国家面临的四种安全类型与焦点—场域法中典型的四对关系结构加以结合，以揭示国家安全的来源与威胁的分布格局。
第一，左右关系与生存安全。在焦点—场域结构中，“左右关系”通常指焦点与其周边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体现为国家在同一层级、同一区域、同类制度或相似实力范围内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伴随着区域性威胁，如邻国政治变局或跨境安全问题，使得焦点国家必须关注其周边国家的安全动向。一个国家的生存安全则是指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能够持续存在、不受威胁或颠覆的基本安全保障，是一个国家追求其他更高层次安全的前提。许多国家的生存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边境冲突、恐怖主义、跨境犯罪、难民流动以及邻国政局不稳等因素，都可能对生存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特别是对于地处大国夹缝、地缘竞争前沿或边境治理能力有限的国家来说，生存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右关系”的稳定与可控。
第二，内外关系与发展安全。“内外关系”描述的是焦点国家内部发展状态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反映了国家在对内发展与对外关系之间寻求协调，这一关系结构强调国家内部发展目标与外部条件之间的动态平衡。发展安全是指国家在确保生存无虞的前提下，为提高当前和未来民众福利而获得的发展空间，是国家或地区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能够有效抵御和化解内外风险挑战，确保发展进程不被打断、发展成果不被剥夺、发展道路不受威胁的可持续状态。对外依赖度高、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国家，其内外关系的张力尤为明显：外部干扰越强，国家自主发展的难度就越大。因此发展安全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国内制度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依赖于国家能否在对外互动中确保稳定的资源输入与战略回旋空间。
第三，前后关系与本体安全。焦点—场域法中的“前后关系”主要强调焦点在时间维度上对自己的定位与认知，即国家如何在历史记忆与未来愿景之间维系身份的一致性，强调国家身份在延续性与变动性之间的平衡。本体安全作为一种身份性安全，指的是国家构建稳定、连贯的自传体叙事，从而保障国家身份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受制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国内族群冲突等因素，不少国家的本体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当国家赖以存在的历史叙事和身份认同遭到质疑或动摇时，“我是谁”便会成为影响政策选择的核心问题。尤其在经历国内政治转型、地缘归属不明或民族认同危机等情境下，“前后认知”的断裂会直接削弱国家的本体安全感。
第四，上下关系与承认安全。“上下关系”通常指国家在与处于不同实力层级的其他行为体进行互动时所呈现的关系模式，体现的是焦点与场域中其他行为体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涵盖国际秩序中的等级制度、话语权分布以及权威结构。有学者提出，国际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化秩序，体系中的“上位者”拥有议程设定、规则解释与合法性授予的特权，而“下位者”即使有名义上的主权平等，也必须通过承认上位者的权威才能参与主流制度、获取公共产品。这种等级结构不仅影响焦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获得的外部认知，也决定了其在全球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和影响力范围。承认安全作为一种社会性安全，是指国家构建的身份叙事能否得到其他国家、国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当国家在“自我认同”与“他者认知”之间产生落差时，便可能引发身份焦虑或高度敏感，进而可能采取不稳定甚至带有对抗性的行为。“上下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等，使中小国家在应对大国权威、国际制度约束或主流价值观规范时，更容易产生被误解、被边缘化或被否定的压力。因此，承认安全的核心挑战往往源于“上下互动”的非对称性，即国家的身份诉求在更大场域空间中难以得到充分的认可与回应。
通过以上对应分析可以发现，国家安全不仅涉及物理层面的威胁防范，更是在特定场域结构中围绕关系定位展开的多维互动实践。焦点—场域法所揭示的时空关系结构，提供了理解国家安全生成机制与威胁来源的新路径，也为理解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需要说明的是，四组关系及其对应的四种安全类型，旨在揭示国家在不同关系结构中的主要安全关切及其约束机制。这种分析方式并不意味着四类关系或安全类型彼此独立，而是在研究层面作出的功能性区分。事实上，不同关系结构之间存在联动性，国家安全问题往往同时跨越多个关系维度，并在实践中相互影响、层层嵌套。一个国家在某一关系维度上的安全变化，往往会影响其他维度。左右关系中的边界冲突也可能加剧发展安全的压力；上下关系中的承认不足也可能削弱国家的本体安全。因此，四组关系与四类安全的对应应被理解为一种分析工具，而非固定模式，它旨在帮助我们识别不同国家在特定场域下的安全重点。国家安全实践往往同时受到内部发展、周边格局、大国关系及历史认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交织互动的特征。正是在多维联动和层层嵌套的过程中，国家安全的整体性与动态性得以体现。
二 场域安全视角下的中亚国家安全生成逻辑
在场域安全的分析框架下，中亚国家的安全生成逻辑可通过分析焦点在不同关系结构中的处境与应对加以理解。横向的“左右关系”关乎生存安全，体现其在周边环境中对潜在风险的防控能力；“内外关系”影响发展安全，反映内部发展状态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时间上的“前后关系”塑造本体安全，涉及历史记忆与身份延续；等级性的“上下关系”影响承认安全，折射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与认同追求。
（一）左右关系与生存安全：横向关联中的风险应对
“左右关系”揭示了焦点与其周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互动。在中亚地区，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与阿富汗、伊朗、南高加索国家等邻近地区的联系上，特别是由此带来的安全外溢风险。阿富汗局势的不稳定、“三股势力”的跨境渗透、跨界水资源冲突与边界摩擦等，均对中亚国家的生存安全构成现实威胁。
首先，阿富汗局势长期动荡所导致的恐怖主义与毒品贩运，是中亚国家生存安全的主要外部威胁。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首次执政期间，中亚国家已多次遭受宗教极端主义渗透及恐怖袭击，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则借助阿富汗与中亚国家边境防线薄弱这一条件，对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发动过多次跨境袭击。2021年塔利班在美军撤离后再次掌权，加剧了中亚国家对“阿富汗溢出效应”的担忧。塔利班政权对国际恐怖组织的庇护态度不明，加上“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试图将势力渗透至中亚，使该地区面临外部极端势力与本土恐怖组织合流的重大安全挑战。
阿富汗的毒品经济则进一步放大了安全威胁。作为“金新月”毒品产区核心，阿富汗长期依赖鸦片与海洛因贸易维持武装组织运转。中亚地区作为主要毒品走私通道，不仅沦为跨国毒品贸易的重灾区，也因毒品泛滥而面临社会治安恶化、公共健康危机频发、青年劳动力素质下滑等问题，其发展与社会稳定受到双重威胁。边境地区的毒品与武器走私、非法移民、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等活动相互交织，并演变为跨国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促使中亚国家不得不加强边防管控、反恐协调和跨国情报合作。
其次，中亚国家间在边界、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导致区域内国家间关系持续紧张，进一步加剧了其生存安全的脆弱性。历史上，中亚是民族交融与迁徙频繁之地，地理界限模糊。苏联时期对中亚行政边界的划分并未能建立起稳固的国界意识，为地区国家间的边界争端和资源冲突埋下隐患。苏联解体后，边界争端随之显性化。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归属问题加剧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双边关系的紧张；2014年，吉塔两国在边境交火并使用迫击炮，导致边界一度关闭；2016年，乌吉两国因施工问题爆发军事对峙；2021、2022年，吉塔边境冲突愈演愈烈，由边境地区居民冲突演变为两国的军事武装对抗。边界问题最突出的地方是乌、吉、塔三国交汇的费尔干纳盆地，该地飞地众多、人口密集、民族复杂，成为边境冲突的高发区。
水资源分配问题是影响中亚国家生存安全的另一关键因素。作为内陆干旱区，中亚降水稀少、蒸发量大，水资源本就十分有限，加之工业污染和基础设施落后，水资源分配已成为该地区治理的突出难题。近年来，咸海流域生态持续恶化，工业开发引发的污染事件频发，铀矿、铝矿开采等活动更使重要水系面临严重安全隐患。同时，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在水量分配与水坝建设上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2012年，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曾警告，水资源纠纷可能引发战争，反映出资源紧张构成中亚国家间不信任乃至发生冲突的催化剂。边界冲突与水资源分配问题的矛盾背后，暴露出中亚地区缺乏包容性协调机制和冲突缓解平台的制度短板。以往合作主要依赖双边谈判或外部力量介入，缺乏稳固且制度化的多边框架，使地区治理在面对突发安全挑战时缺乏弹性与互信。
综上所述，中亚地区的生存安全面临多重复杂挑战。阿富汗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历史遗留的边界争端与资源分配矛盾，均加剧了区域安全的脆弱性。当前，中亚国家亟须建立有效的跨国安全合作机制、加强边境治理能力、推动水资源联合管理，以有效应对这些交织的风险和挑战，保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二）内外关系与发展安全：结构内外之间的协调逻辑
在焦点—场域法中，“内外关系”体现为焦点如何协调自身能力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对中亚国家而言，该关系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部的资源禀赋、制度基础和对外部依赖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内部资源禀赋为其发展安全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区域震荡，成为影响其发展安全的关键外部因素。
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为其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塑造了在全球能源版图中的战略地位。哈萨克斯坦是中亚能源大国，在其境内探明的石油储量有50多亿吨，天然气储量3.8万亿立方米。主要油气资源集中于西部地区，其石油产量位居全球前列。土库曼斯坦探明的天然气储量高达24.6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四位。其出口量在独联体国家中仅次于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之一。乌兹别克斯坦拥有较为完整的油气生产加工体系，已探明石油储量5.84亿吨、天然气预测储量超5.5万亿立方米。相较之下，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资源禀赋较为贫乏。由于国土面积狭小且全境多为高海拔的雪峰深谷，塔吉克斯坦的油气勘探难度极大，是中亚五国中油气资源最为匮乏的国家，对外依存度高达95%以上，发展动力较为薄弱。吉尔吉斯斯坦油气产量极低，油气加工能力有限，对外能源依赖度高。这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加剧了中亚内部发展能力的差异，也使资源丰富国在区域协调与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总体来看，中亚油气资源主要集中于里海区域，被视为21世纪最具潜力的能源开发地之一，该地区蕴藏的锰、锂、石墨等关键矿产资源更是未来全球绿色经济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因此，中亚正迅速成为全球资源博弈的焦点。丰富的能源与关键矿产资源不仅是中亚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它们在对外关系中争取战略空间的重要资本，这一内部资源禀赋构成了中亚国家追求发展安全的基本起点。
然而，中亚国家的发展安全建构也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2022年乌克兰危机引发一系列经济连锁反应，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对俄实施多维度经济遏制措施。鉴于中亚地区与俄罗斯密切的经济依存关系，持续升级的制裁措施对区域经济造成多重冲击。
首先，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制裁波及中亚国家经济体系。大量中亚劳工在俄罗斯务工，俄方经济下滑直接导致汇款锐减，削弱了中亚国家家庭消费能力与外汇收入。其次，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传统贸易与投资联系受阻。在制裁环境下，俄罗斯对中亚的直接投资和金融支持显著下降，多项跨国基础设施与能源合作项目被迫搁置或延后，削弱了中亚国家发展安全的外部支撑力量。再次，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波动，虽然中亚能源出口国在油气价格上涨中短期获利，但也面临着运输通道受阻、出口路线单一化风险加大的挑战。最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紧张使中亚地区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安全环境。在域外大国力量竞逐加剧的背景下，中亚国家平衡外部力量的难度大大提高，发展安全受到结构性挤压。
总之，中亚国家的发展安全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内部资源禀赋与外部环境互动中塑造的。一方面，丰富的油气与关键矿产资源为部分国家提供了发展动力和战略资本；另一方面，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与外部地缘政治震荡又加剧了区域发展的差距和不确定性。如何在利用资源优势的同时，构建多元化、可持续且能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中亚国家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三）前后关系与本体安全：历史时间中的认同建构
焦点—场域法中的“前后关系”强调焦点在时间维度上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过程，关注其从过去到现在的身份认同与路径选择。在中亚国家的安全结构中，“本体安全”关乎国家对“我是谁”的认知及其合法性的持续建构。当前中亚国家在政治转型、社会认同和国家整合等方面面临的诸多挑战，根源可追溯至苏联时期遗留的制度遗产与民族政策，这些历史因素深刻影响并塑造了中亚国家的本体安全困境。
首先，从政治体制演化的时间轴来看，中亚国家的独立是一个典型的突发性历史事件。在苏联解体的历史节点上，这些国家被动地走向独立，但普遍缺乏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与准备。在实际政治过程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民主治理经验不足成为显著瓶颈。总统制迅速演化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类型，各国奉行稳定优先的治国思路，政治合法性更多依靠个人权威与强人政治。这种路径依赖性的体制选择，使中亚国家在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然后又“再个人化”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使其难以回应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多元化背景下日益增强的政治参与诉求，并加剧了各国追求本体安全所面临的内在矛盾。
其次，苏联对民族关系的处理逻辑也深刻影响了中亚国家的社会整合模式与国家认同建构。历史上，中亚本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并存的文化融合区。然而苏联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采取自上而下的民族划界与“民族共和国”体制安排，既人为强化了民族身份的边界，也为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埋下隐患。苏联时期的民族划界逻辑并未充分考虑地方实际的人文地理格局，许多少数民族被划入以他族为主的行政区划之中，在独立后成为“国家中的他者”。为强化独立后的国家凝聚力，中亚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强调“主体民族”的政策路径，通过强化民族语言、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的方式塑造国家认同。但这种强调主体民族优位的策略在实践中往往加剧了少数民族群体的边缘感，削弱其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成为本体安全的深层隐患。
最后，领导人的个人政治经验亦构成影响中亚国家本体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建国初期，中亚国家的多数政治领导人皆为苏联体制下的体制内精英，他们对国家建设的理解往往深植于苏式治理逻辑之中。纳扎尔巴耶夫、拉赫蒙、米尔济约耶夫等人均在苏联时期担任过高阶职务，其政治理念与国家观念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模型。这种历史惯性一方面强化了国家在安全层面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也抑制了社会认同的建构空间，难以构建出能动员广泛社会参与和取得普遍社会共识所需的政治与文化机制。
综上所述，中亚国家的本体安全并非建立在清晰连续的国家认同历史之上，而是深陷于苏联历史遗产所造成的“前”与“后”的断裂与交织中。中亚国家认同的建构既需面对制度惯性的包袱，也需回应现代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结构的挑战。本体安全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突破历史路径依赖的约束，在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复杂环境中，重塑一种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国家认同。这不仅是中亚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与社会整合的关键议题，更是一项深层次的安全问题。
（四）上下关系与承认安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焦虑
“上下关系”体现了中亚国家在国际权力等级体系中的位置，这种等级结构不仅影响了它们在全球体系中的身份和话语权，也带来了深刻的身份焦虑和承认困境。中亚国家长期处于大国博弈的边缘地带，其承认安全问题反映出对自身国际地位和合法性的追求，成为影响其安全策略和外交行为的重要因素。
中亚地区位处欧亚大陆腹地，历来是多种文明交汇之地，也是大国争夺主导权的战略要冲。从历史上看，中亚曾处于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等多个帝国的统治之下，是帝国秩序中的被整合者，其本土文化不断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与改造；19世纪中期起，该地区成为英俄地缘对抗的典型战场，“大博弈”格局确立了中亚在全球权力体系中作为大国权力角逐区域的地位。从19世纪下半叶至1991年中亚国家独立前，中亚在世界体系中是以“边缘地区”的身份而存在的，很大程度上是沙俄或苏联为追求西方承认而构建的内部他者。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所产生的“权力真空”进一步暴露了中亚国家在等级结构中的承认困境。一方面，中亚国家虽在形式上获得独立，但长期处于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秩序体系中，缺乏获得广泛国际承认的自主地位，中亚各国必须迅速摆脱苏联时期“地区共和国”的身份束缚，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走向世界，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在安全威胁与发展议程之外，中亚国家在身份层面缺乏国际社会的充分承认，中亚往往被纳入更大区域概念下予以模糊处理。例如，美国曾试图将中亚与阿富汗共同纳入“南亚—中亚一体化”的地缘构想之中，忽视了中亚地区自身的发展需求和地缘特点，客观上加剧了其承认困境。
受历史惯性影响及国家建构经验不足的制约，中亚地区的独立性相对有限，其秩序深深植根于欧亚地区的宏观格局之中。在国际互动中，中亚很大程度上作为欧亚的组成部分参与其中，呈现出鲜明的“次地区”特征。俄罗斯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机制维持军事主导地位，并依托语言、教育、政治制度等路径延续其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则以民主、人权、治理等规范为依托，通过“C5+1”机制及各类援助项目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制度性参与，进一步影响了该地区的外部参与格局。美、俄、欧等域外力量在安全、经济、政治、价值观等维度纷纷介入中亚事务，在不同领域构建各自的影响层级，使中亚在全球等级秩序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亚国家在外部主导权力体系中的“位置焦虑”。
需要强调的是，域外大国对中亚的关注度提升，客观上为该地区提供了更多元的发展机遇与国际参与空间。然而，这种关注往往植根于复杂的地缘战略考虑，部分大国对中亚的重视，相当程度上源于其作为欧亚大陆枢纽的地缘战略价值，以及在大国竞争格局中可能扮演的平衡者或缓冲带角色。这种基于实用主义地缘逻辑的关切，容易使中亚国家产生一种担忧，即其主体性可能被置于次要地位，其国家利益可能服务于外部大国的优先议程。这构成了承认安全的一个重要维度——即自身在国际互动中能否获得基于平等身份与内在价值的真正承认，而非仅基于地缘位置的利用价值。然而，国际社会对中亚的认知与互动模式并非单一。中国明确将中亚国家视为共建伙伴，强调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这代表了国际互动中一种寻求超越传统地缘博弈思维、重视伙伴国主体性与承认需求的新兴趋势。
综上所述，中亚国家在当前国际秩序中面临的“承认安全”问题，根源在于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从属地位，长期处于由域外大国共同塑造的等级体系之中。中亚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并不稳固，承认安全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在全球互动中持续面临定位不清、表达受限的局面。如何在多重关系中争取更多的制度空间与话语权，成为中亚国家摆脱承认困境、追求承认安全的关键。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内外”“左右”“前后”“上下”四组关系既可适用于国家层面的分析，也可在一定条件下延展至地区层面。这种跨层次的处理并非逻辑混乱，而是基于焦点—场域法自身的转化性特征。焦点—场域法强调，焦点并非固定在单一层面，而是可以根据研究目的与分析对象的变化，在不同层级间进行转换。当国家被视为焦点时，其往往嵌入多个区域性场域乃至全球场域；将特定区域视为焦点时，所在的场域则为国家和区域构成的世界。这种层次转换使得分析能够在“国家—区域—全球”之间灵活切换，从而揭示多层次场域中安全互动的差异与关联。
从分析逻辑上看，不同层级的焦点对应着不同的安全议题与目标取向。本文将“内外关系”与“左右关系”主要对应发展安全与生存安全，这一处理具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中亚国家的发展禀赋差异显著，资源结构、经济依赖路径与社会转型节奏各不相同，因此以单个国家为焦点更有助于揭示其在外部约束下的生存与发展逻辑；另一方面，中亚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生存威胁，如恐怖主义、跨境极端势力和邻国政治动荡等，主要源于周边地缘关系的压力，因此“左右关系”与“生存安全”的对应更符合现实情境。
相较之下，“上下关系”与“前后关系”更适宜在地区层面进行讨论。这是因为中亚国家在历史文化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它们均脱胎于苏联体系，共享相似的政治制度遗产与身份建构逻辑，本体安全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后苏联语境下确立自身的区域身份与叙事连续性。此外，国际社会在认知上也往往将中亚视为一个整体，如“C5+1”机制的出现即强化了地区层面的互动逻辑。在这种意义上，承认安全与本体安全体现为整个中亚地区在更大国际场域中争取话语权与主体性的集体诉求。由此可见，本文在国家与地区两个层面分别对应安全类型，既体现了焦点—场域法的灵活性，也反映了中亚安全问题的复杂性。
三 场域安全视角下中亚国家追求国家安全的实践
如果说场域安全视角揭示了中亚国家所处安全环境的多维结构特征，那么在具体实践层面，这一视角同样有助于解释它们如何在不同关系维度中采取相应策略，以实现生存、发展、本体与承认等多重安全目标。基于此，以下将从四个方面梳理中亚国家在安全生成过程中的实践路径与制度安排。
（一）生存安全导向的风险应对机制
在焦点—场域法的视角中，生存安全构成国家安全的基础层级，核心在于确保国家领土完整、政权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左右关系结构中，中亚国家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毗邻大国及热点地区，成为地缘风险的交汇之地。这一现实使其安全实践高度受制于邻国局势和跨境风险的波动，因而中亚国家普遍实行防御性的安全政策，力求在高风险环境中确保基本的安全保障。
首先，强化反恐合作体系，构建区域性安全屏障。中亚地区长期面临“三股势力”的威胁，特别是阿富汗局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中亚国家的安全焦虑。为应对挑战，各国纷纷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采取双多边并举策略。双边层面，2021年12月，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哈乌同盟关系条约》和《边界划定条约》，彰显了两个中亚地区强国加强地区安全协作的决心；多边层面，多数中亚国家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上海合作组织，通过联合军演、反恐情报共享、网络安全演练等方式提升区域联防联控能力。
其次，推动本国反恐法治体系建设与执政能力提升。中亚国家普遍认识到，仅依赖外部合作无法根除内部安全隐患，因此相继出台反恐与反极端主义的专门法律，强化国家安全机关的执法权能。反恐已不再只是军事或警务问题，而成为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亚地区的反恐立法逐步实现从“压制型”向“回应型”、从“事后控制”向“事前预防”的转型。各国开始重视恐怖主义的政治属性，调整法律定义以增强打击的针对性与合法性。例如，哈萨克斯坦明确限定恐怖主义的罪名范围，避免“泛恐化”；乌兹别克斯坦新增“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资助恐怖主义罪”，反映出立法向主动预防倾斜。同时，各国通过加强基层治理、完善情报机制和强化舆情控制，提升国家在高风险区域的控局能力。
再次，强化边境管控与技术防卫能力，尤其是加快军用无人机的发展与应用。中亚各国边界犬牙交错，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冲突并存，跨境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分子渗透成为常态化威胁。在此背景下，军用无人机被广泛部署于边防监控和应急处置任务中，成为提升边境控制能力的关键手段。例如，哈萨克斯坦在2022年骚乱期间借助集安组织的“海鹰—10”无人机稳定局势，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间的边境冲突也催生了对高性能侦察和反制型无人机的紧迫需求。无人机不仅服务于边境防卫和战场侦察，也成为提升整体国防能力与反恐作战效能的重要工具。
最后，通过制度化合作机制缓解地区性争端风险。在边界划分、水资源分配等传统争议问题上，中亚国家正逐步摒弃对抗式策略，转向协商与合作治理。例如，在水资源管理方面，中亚五国通过设立“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中亚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委员会”等区域性机构，对接环保政策、实施中长期规划、整合法律制度，在争取国际组织与资金援助的基础上，提升了区域整体水资源安全治理水平。2025年3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通过解决最后一项领土争端问题，开启了区域合作的新时代，凸显出生存安全在当前阶段依旧是推动中亚国家协同治理的重要动力。
中亚国家的生存安全实践体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逻辑。在多元风险叠加的环境中，借助制度、技术与区域合作三重手段构建“低强度—高韧性”的防御体系，不仅在区域变局中维持自身生存空间，也为其后续发展争取更为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发展安全优先的战略实践
在中亚国家的安全议程中，发展安全在当前阶段具备相对优先的地位。这种优先性并非绝对或恒定的，而是基于当下区域政治经济环境及社会转型需求的现实判断。独立初期，保障生存安全无疑是中亚国家面临的首要挑战，而在政权相对稳固的背景下，发展安全日益被视为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和维系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
在战略层面，中亚各国逐渐认识到，单一的资源型经济结构不仅制约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也加剧了对外依赖风险。在这一背景下，推动经济转型、增强发展韧性等被明确纳入国家发展议程之中，发展安全不再只是经济领域的目标，更成为维护国家独立性、合法性与社会稳定的基础性保障。为此，中亚五国纷纷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以系统谋划自身的发展方向与战略重点。例如，《乌兹别克斯坦—2030战略》设定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翻番和人均GDP达4 000美元的目标，计划通过500余项技术及基建项目推动工业现代化与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聚焦能源独立、突破交通瓶颈、粮食安全及国家工业化四大目标；吉尔吉斯斯坦《2018至2040年国家发展战略》则明确能源、制造、采矿、轻工、农业及旅游为重点领域；哈萨克斯坦政府积极推动落实“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优先事项，确保市场公平竞争，激发民营企业积极性，促进国民收入公平分配；土库曼斯坦通过“复兴丝绸之路”战略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工业体系并推动油气产业开发出口。整体来看，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确立的安全优先方向，并在制度层面得以落实。
在实践层面，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推动其与本国发展规划的对接，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与投资布局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发展动能集聚。具体而言，哈萨克斯坦持续推进经济多元化改革，落实“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强调调整产业结构、扶持中小企业、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对外贸易并深化金融改革，力图摆脱资源依赖、实现产业升级。2022年哈萨克斯坦“一月危机”亦成为该国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转折点，促使其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乌兹别克斯坦在后卡里莫夫时代同样展现出强烈的发展导向。2016年米尔济约耶夫就任总统以来，经济政策发生深刻转向，主张扩大外资引入、推进产业现代化与多样化，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民生水平，带动本国发展模式由封闭走向开放。即便是资源相对匮乏、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也试图通过加强区域交通互联、扩大劳务输出、发展农业与轻工业等途径努力增强自身经济“造血”能力，提升国家发展水平。
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呈现出以下趋势：其一，聚焦结构性经济改革，推动多元化与自由化发展；其二，完善基础设施网络，促进区域联通与经济一体化；其三，优化社会政策，提高就业与收入水平；其四，深化国家治理改革，提升行政与司法效率，增强反腐能力。此外，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凸显发展安全的战略意义。面对俄罗斯在能源、制度与安全方面的深层影响力，中亚国家更加坚定地推进自主发展、深化多边合作、拓展国际市场，以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谋求更加独立、多元的经济发展路径。
总之，发展安全不仅是中亚国家巩固政权合法性、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抓手，也是其维护社会稳定、塑造国家认同、提升综合国力的战略手段。在“一带一路”倡议、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及其他多边机制的激励下，中亚国家正试图通过深化改革与对外合作回应本国发展安全的现实诉求。其核心在于通过内部制度优化与外部资源整合，提升国家对发展资源的动员能力，从而为巩固国家安全提供持久支撑。
（三）本体安全中的历史叙事与认同建构
尽管在中亚国家安全战略中本体安全的优先级相对靠后，但其作为国家认同与文化延续的核心，始终是维系国家合法性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本体安全问题集中体现在中亚国家自苏联解体以来对国家历史叙事的重塑、民族身份的强化以及文化自主性的建构之中。在“前后关系”的时间场域中，中亚国家持续推进独立自主的历史叙事，强调自身从前现代文明向现代国家的延续性，以此摆脱苏联遗产的影响，确立国家主体性和认同根基。
在国家层面，中亚国家通过语言政策调整、纪念日安排变革、教科书与博物馆陈设更新等举措推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首先，语言政策的调整体现了“先破后立”的策略路径。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为强化主权独立，均将主体民族语言确立为国家认同标志与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要素，由此兴起了“民族语言核心化”运动，中亚各国正式确立主体民族语言为国语，并显著削弱俄语地位及其使用范围，提升国语的声誉和威望。强化主体民族语言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及日常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成为各国政府的关键施政方向。中亚国家纷纷降低俄语使用地位，转而推广本国语言，如哈萨克斯坦将官方文字由基里尔字母转为拉丁字母， 乌兹别克斯坦推动公务员体系乌语化，均引起俄罗斯的不满，但中亚国家坚决维护语言主权。
其次，对重要历史纪念日的重新安排，也体现出对苏联遗产的再审视。中亚国家调整对苏联胜利日的纪念方式，淡化与苏联共同记忆的情感联结。哈萨克斯坦连续多年取消胜利日阅兵，土库曼斯坦更将其从公共假日中剔除，许多中亚国家不再将5月9日视为公共节日，转而强调历史纪念的象征价值，强化本民族记忆，并推动建构新的历史叙事。具体而言，中亚国家正深化文化载体的功能内涵，拓展既有民族节日、民族团结大会及纪念性广场的原有职能，并利用这些重要庆典与契机，向公众传递共享的历史记忆。在夯实传统文化根基的同时，激发各族民众自发地将情感与行动融入维护社会和谐、保障国家统一的事业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有效塑造稳固的国家认同。
最后，随着俄罗斯对中亚影响力的削弱，中亚各国逐步摆脱其认同权威，并在外交中展现出更强烈的独立意愿。在乌克兰危机及对俄制裁背景下，中亚国家普遍显示出独立于俄罗斯的外交姿态，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拒绝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独立”地位，塔吉克斯坦总统公开呼吁俄方给予中亚更多尊重，中亚国家普遍遵守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均体现其在认同与政策层面的“去权威化”趋势。域外国家也纷纷对中亚国家的独立立场表示支持，这进一步巩固了各国追求“外交自主化”的国际环境。
在区域层面，中亚国家也意识到仅强调主体民族认同，可能加剧区域内部差异，阻碍地区合作。因此，它们积极推动区域层面的身份认同建构，寻求在中亚内部形成集体认同与共同利益，追求一种所谓的“类属身份”，在对外关系中以“中亚整体”的身份参与互动。近年来，中亚五国通过机制化领导人协商会议、“中亚+”系列对话平台、教育文化交流与联合纪念活动等方式，逐步培育出具有地区归属感的身份意识。例如，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已设立会标、会徽及荣誉勋章，通过举办“中亚”命名的博览会、教育论坛与文化节等，构建民众对“中亚”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认知，加强了区域社会认同。此外，中亚高等教育空间、大学联盟、国家校长论坛等机制的建立，也反映出地区层面认同建构的制度化趋势。区域对话机制和非正式平台的兴起，使中亚国家逐步将自己视为特定区域的成员，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共同利益，确立共享规范和规则。
为提升国内各民族凝聚力，中亚各国正着力采取更加多样化且务实的策略，以强化民众的文化认同感。这些举措有助于中亚国家在保持国家个体独立性的同时，为构建一个具有自主性、协同性与外部辨识度的区域共同体提供助力。在本体安全维度上，这不仅是对过去的选择性告别，也是对通往未来自主身份的探索过程。
（四）承认安全诉求下的多边参与策略
相较于发展安全与生存安全，承认安全的紧迫性并不突出，但其对中亚国家建构国际地位、拓展战略自主性具有重要意义。承认安全关乎国家如何在国际体系中“被看见、被接纳、被尊重”，不仅涉及身份认同的心理满足，更关系到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与发展空间的拓展。焦点—场域法中的“上下”关系结构，揭示了中亚国家面对全球等级秩序时的应对逻辑：尽管体量有限、影响力受限，但它们在外交实践中日益展现出积极的多边参与姿态，努力争取外部对其的认同和承认。
独立初期，中亚国家对自身类属身份的认同较为薄弱，更多聚焦于个体身份和主权建构。然而，在外部力量的身份界定中，它们经常被标签化、工具化，陷入由他者定义的结构性困境。特别是美国提出“大中亚”与“新丝绸之路”倡议，试图将中亚与阿富汗并置于同一地区范式之中，客观上忽视甚至贬损了中亚国家试图构建“非阿富汗式国家”的努力。面对这种空间想象和身份定位的蔑视，中亚国家曾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进而发展出以“低姿态、有限合作”为特征的消极承认斗争策略。一方面，它们在话语上不断表达对阿富汗局势的担忧，凸显中亚稳定和发展与阿富汗局势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在参与美国主导的中亚—南亚地区一体化倡议时态度谨慎，转而更倾向于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多边机制应对区域性挑战。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以及区域格局的重塑，中亚国家对承认安全的战略意图发生转变，由过去“回应蔑视”逐渐转向“主动塑造身份”。它们不再仅仅被动接受外部对其地位的界定，而是通过推动国家社会化、参与多边机制等方式，重塑在国际场域中的存在感和正当性。
一方面，中亚国家显著提升对联合国等国际平台的运用能力，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对中亚地区的认知与关注。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倡议出台关注中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特别决议，并于2018年成功推动其获得通过。此后7年间，联合国大会通过涉中亚的议题决议达18项，远超独立后前25年的总量，反映出中亚国家通过多边平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能力持续增强。哈萨克斯坦于2018年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提出并主导“阿富汗与中亚安全和发展的区域伙伴合作”专题辩论，推动联合国正式承认中亚国家在区域稳定中的核心角色。同时，承办大型国际会议亦成为中亚国家争取承认的重要方式。亚信会议、阿斯塔纳国际论坛、“中亚—海合会”峰会等平台不仅扩大了中亚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也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形象与政治声望。这些行动表明，中亚国家正逐步掌握议程设置主动权，塑造制度化的身份表达机制。
另一方面，中亚国家积极参与多边合作，采取多元平衡外交策略。早在2004年，中亚国家就开始探索作为“集体”，共同与域外国家建立对话机制。 “C5+1”机制作为中亚国家集体发声的重要平台，日益成为其拓展国际能见度、争取承认安全的关键抓手。该机制自2015年设立以来，逐步由功能性合作平台拓展为政治性协商平台。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域外大国纷纷强化了在中亚的存在与投入，俄罗斯也着力维系其在该地区的传统利益。面对苏联解体以来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中亚国家迎来了增强自身独立自主性的宝贵机遇。中亚国家通过“C5＋1”机制形成共同战略立场，在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阿富汗问题等议题上协调行动，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地缘政治实体。近年来，该机制频繁升格至元首层级，使中亚五国能够以集体身份与美、欧、中等大国平等对话，改变了以往被边缘化的局面，推动自身从“博弈棋子”转向“游戏参与者”。通过参与“C5+1”机制与多边合作，中亚国家愈发倾向以整体形式开展互动，它们积极传递自身主张，塑造独立形象。尽管各国仍坚持主权独立与各自的外交优先事项，但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亚国家日渐意识到，区域团结方能放大声音并增强影响力。
综上，承认安全虽不以直接威胁为诱因，却在中亚国家追求身份认同与战略自主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中亚国家正努力跳脱“边缘地带”的地缘叙事，以多元路径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承认安全作为连接内在认同建构与外部秩序定位的关键纽带，正日益成为中亚国家整体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 论
国家安全从来都不仅仅是对威胁的直接回应，更深层地，它是一种嵌入具体关系结构中的生存状态与身份实践。在安全议题愈发复杂、多元与交织的背景下，传统单一维度的安全分析路径面临解释力不足的挑战。本文尝试以“场域安全”这一关系性安全作为切入口，借助焦点—场域法这一分析工具，重新审视国家安全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制。“场域安全”不仅强调安全是由关系构成的语境性产物，更揭示出国家安全在实践中是一种与空间结构相嵌的动态建构过程。通过界定左右、内外、前后、上下四组关系结构，并分别与生存、发展、本体、承认四种国家安全类型相对应，从而构建起一个面向关系场域的国家安全分析框架。这有助于突破以单一维度或单个因素理解国家安全的局限，转而聚焦行为体如何在相互嵌套、等级交错的结构中定位自我和应对挑战。
在对中亚国家安全建构的经验分析中可以看到，其安全实践呈现出明显的差序逻辑。在生存压力之下强化安全防御机制，在发展转型中积极推进多边合作，在本体安全建构中努力摆脱历史依附，在追求国际承认中拓展多边参与。中亚国家并未采取单一化的安全战略，而是依托自身在不同关系维度中的位置，动态调整安全优先级与应对策略，体现出国家安全构建的复杂性与渐进性。
更重要的是，中亚国家的安全实践表明，在全球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的当下，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已不仅是抵御威胁，更是如何在非对称的互动格局中保持稳定与身份完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并非只是一种目标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定位、调整与重塑的动态过程。未来的国家安全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其关系结构与生成机制，以更好地回应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并推动安全理论的不断发展。
曾向红，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胡小月，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本文刊发于《国际安全研究》2026年第2期，第47-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