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6年第4期
内容提要：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等级性结构中，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与全球南方秩序观构成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论框架。前者自上而下，将秩序视为霸权主体建构的等级体系；后者立足边缘位置，认为秩序是多元主体在结构约束与能动性的辩证互动中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霸权中心主义之所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在于其依托世界市场的权力集中优势，通过议程设定、方法论规训与知识生产制度化，将维护霸权结构的特殊利益包装为“普遍真理”，而全球南方秩序观长期被排斥在知识生产的中心地带之外。当前，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重塑世界市场的权力格局，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从霸权扩张转化为发展权与制度性不平等的结构性张力，这为全球南方秩序观从边缘知识传统走向具有竞争力的新范式提供了历史契机。然而，这一范式仍处于生成的关键时期，其能否充分实现，取决于物质基础的持续巩固与知识生产制度化的同步推进。
关键词：全球南方 世界政治 范式生成 世界市场 秩序观
一、理解世界政治的“范式”
近年来，“全球南方”在学术研究与政策话语中迅速升温，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重大议题。尽管相关学科至今仍主要被西方主流理论把持话语权，而后者对“全球南方”概念抱有明显疑虑，这一概念却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超乎寻常的生命力，相关研究呈现近乎爆发式的增长态势。这种在知识共同体主导群体的压制之下依然蓬勃发展的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已有相当一部分文献开始将全球南方视为推动国际秩序变迁的能动性力量加以认真对待，但这一现象背后所隐含的认识论转向，以及它可能具有的范式意义，至今尚未被充分理论化。如果我们暂且搁置给全球南方下一个精确而稳定的本质主义定义，转而从发生学的角度追问更深层的根由，核心问题便可以重构为：为什么恰恰是在当前这一历史时期，全球南方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组织和串联世界政治认知的重要线索？
这种认识论层次上的转变，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范式问题。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经典论述中，范式并不只是某个具体理论或方法，而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据以界定问题、筛选事实并赋予其意义的整体框架。[1]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讨论后冷战世界政治图景时也使用了“范式”一词，不过他的理解更接近于人们头脑中的“地图”——一套帮助研究者观察现实、筛选事实、排列轻重并据此进行因果解释与行动选择的认知框架。[2]与自然科学不同，世界政治研究中的认识论、方法论，与理论创生，很难说是在一个封闭的知识生产场域中自足完成的。知识不是脱离社会存在的纯粹理性产物，而是深嵌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情境之中，不同的社会位置塑造不同的世界观。[3]任何一种认识论框架在特定时期取得的支配地位，就不能仅仅归因于其内在逻辑的严密或解释力的优越，而必须同时追问它所代表的社会位置、利益结构，以及知识生产场域中的权力关系。范式的转化与演进，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智识事件——外部现实结构的变动、政策实践的需求、社会认知的转型，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塑造这一过程。[4]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全球南方”及其范式生成意涵，就不能只停留在认识论或世界观的维度，而必须引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这里涉及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个是认识论框架本身包含哪些内容，如何演变；另一个是在何种历史结构条件下，一种可能长久存在的认识论框架得以改变它在学术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中的“边缘-中心”位置。
正因如此，本文有必要对“范式”做一个更贴合上述问题意识的界定。本文所说的“范式”，首先是一种认识论框架，或者更直白地说，是一种秩序观、一种关于世界政治的整体性理解方式。在本文的语境中，范式不是某一种特定的理论或研究路径，而是一种在更基础的层面上的认知框架，它需要回答秩序如何生发、谁是主体、秩序服务于何种目的等根本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可避免地牵涉“位置性”的选取与立场的介入。
秩序观是范式的主要内容，但并不等同于范式本身。同一种秩序观在不同历史阶段可能呈现截然不同的影响力。秩序观要生成为范式，就必须获得范式性的影响力，而不能仅仅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存在。当某种认识论处于边缘位置，既未被学术共同体广泛接受，也没有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被经常性地“调用”时，它就还谈不上是在实际影响人们认识世界政治的思维结构。秩序观的范式化，说到底是一种认识论从边缘地位走向知识生产与政策话语中心的历史过程。因此，范式除了首先表现为一种秩序观之外，还需要在特定历史时期围绕该时期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提供相应的问题议程与优先级排序。一种秩序观对秩序生成、主体性与目的论问题所给出的回答，是否切中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才是秩序观能否范式化的关键。
所谓主要矛盾，是指在世界政治的多重矛盾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能够统摄其他矛盾并组织其优先级排序的那个关键矛盾关系。这一概念脱胎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主要矛盾的辩证法分析方法，[5]但特指世界政治层面的中心矛盾，与一国内部社会矛盾有着不同的语境和问题域。此外，主要矛盾的界定并不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基础。在特定历史时期，世界政治的诸多矛盾中何者构成主要矛盾，不是由主体性立场或道义标准来裁定的，而是取决于矛盾相关行为体是否具备足够的物质基础和资源能力，能将相关议程转化为核心议程。
理解世界政治新范式的兴起，离不开现实历史结构的变化。这是因为，本文中的“世界”是马克思所说的在“世界市场”（Weltmarkt）基础上形成的“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中的那个“世界”，而非纯粹的精神哲学或浪漫主义概念。[6]世界政治是在这一世界市场基础上展开的世界历史的政治面向。也就是说，世界市场构成现代世界政治运行的基本前提，讨论世界政治中主要矛盾的转换，归根到底要回到世界市场。[7]在世界市场这一全球性的生产与交换体系中，不同国家与地区被结构性地嵌入分工、交换和权力关系之中，呈现中心、半边缘与边缘的位置性差异——也就是等级性结构。
等级性结构本身自西方殖民扩张以来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但世界市场的权力结构也并非完全凝固不动。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往往伴随世界市场权力格局的调整而发生变化。当世界市场权力高度集中时，围绕霸权中心展开的秩序观和认识论更容易取得主导地位，而当权力分布趋于分散，边缘力量上升时，强调边缘主体性的秩序观则更容易获得现实结构的支撑。不过，世界市场的结构性变动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的转化之间，绝不是机械唯物论意义上的单向决定关系，二者是辩证的。以世界市场变化为主要表现的历史结构变动，为新范式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但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化为现实，还要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认识论框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与解释力，既有主导范式的“硬核”的稳固性，知识共同体内部的权力结构及其对新范式的接受程度，知识共同体与政策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下，范式生成不可能表现为由某个单一事件决定的断裂性转换，而更可能呈现为一个渐进展开的历史过程。当主要矛盾发生转移，而既有主导范式又无力对最具相关性的议题作出有效回应时，这种错位便为新范式的生成打开了历史空间。那些能够更直接地回应主要矛盾、在议程设置与优先级排序上更具相关性的认识论框架，往往更有可能在知识共同体与政策领域中获得更高地位，乃至发展为新的主导性范式。
在对本文所采用的范式概念作出上述界定之后，本文的核心关切便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即便并未实现对既有主导范式的完全替代，全球南方是否正在成为人们理解世界政治的一种新范式？这一新范式所依托的认识论框架是什么？这一框架如果早已存在，为何能在当下加速获得范式性影响力？其范式化过程依赖于何种历史结构的变化？它对既有主导范式构成怎样的挑战，又具有何种意义？
二、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及其范式化
作为范式内在本体的秩序观，是人类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因而是从最宏大的维度上理解世界政治的认识论框架，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和根本性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讨论的全球南方作为世界政治新范式的生成问题，与殷之光的秩序观研究产生了交集。殷之光在对西方国际关系与政治思想史脉络展开系统梳理之后，提出了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与全球南方秩序观。二者之间的主体性差异主要根植于位置性（positionality）的不同。[8]这两种秩序认识论框架，揭示了霸权中心视角与全球南方视角是如何从根本上以不同方式理解秩序的生成逻辑、历史动力、正当性基础及目的论的。对作为既有主导范式的霸权中心主义范式展开考察，能够帮助我们明确全球南方范式挑战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此外，只有充分理解了既有范式的形成机制，才能进一步把握新范式生成的条件与路径。
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从霸权中心的视角出发，因此遵循一套自上而下的逻辑来理解秩序，将其视作由强权主体建构并维持的金字塔式等级体系。在这种自上而下的一元论哲学基础上，“秩序的构成被理解为无序状态的终结，是权力扩张、竞争、更替或是平衡的结果”；任何弱小国家和人群在面对霸权时的联合与抗争，也无非是想爬上金字塔的塔尖，而“这种权力优势替代（power overtaking）也从反面证明了那种金字塔式的霸权等级结构是不可撼动的”。[9]这种秩序观在现实层面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在认识论层面，则被相应地描绘为“秩序的形成，是权力自上而下向‘无序’空间的延伸，也意味着强权对空间的占有与控制”。[10]
由于霸权中心国家的首要关切就是维护这一等级体系的稳定，世界秩序问题便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一个“如何维稳”的问题，而这种稳定的达成被认为有赖于某种中心性力量对其进行组织与管理。由此，秩序被理解为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制定规则并惩罚偏离者的过程。大量围绕美国“自由国际秩序”“仁慈的霸权”等相关议题展开的讨论，共享相似的底层逻辑——“霸权以及维系霸权的不平等结构被合理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历史发展的必要机制”[11]。世界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由此聚焦于霸权如何生成、维持与转移。其中，与二战后历史结构关联最为紧密，因而占据最显著地位的，无疑是霸权护持问题。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和国家，在这套认识论中不过是霸权秩序下被治理、被改造的客体，其能动性与主体性被系统性地忽视，沦为霸权竞争中的筹码和可供拉拢的被动对象。
对于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是否延续至今，有一种常见的质疑：主权平等已成为国际法的公理性原则，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与此前的殖民霸权差序格局似乎存在本质差异。这种质疑有其道理，但主权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法律层面。形式上的平等为高度不平等的现实秩序披上了合法性外衣。[12]除了经济上的结构性不平等，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也从白人优越论、文化优越论演变为制度优越论，以文化帝国主义的面貌持续存在。[13]
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的范式化，并非因其理论的“真理性”而在自然选择中胜出，而是深深嵌入特定历史时期世界市场的权力结构与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之中。它通过议程设定、方法论规训、知识生产制度化等一系列机制，逐渐成为人们理解世界政治和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常识，有时甚至僵化为某种难以撼动的思维定式。
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世界市场伴随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逐步成形，权力几乎完全被欧洲列强垄断。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帝国主义列强围绕殖民地等势力范围展开的权力角逐。与之相应，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被界定为大国之间的权力均势，“秩序”本身则被理解为“文明”对“野蛮”的征服与管治。在这套话语中，殖民扩张被赋予秩序生成的正当性，被殖民者则被排斥在秩序建构的主体之外。[14]全球不平等结构由此被本质化为一种基于“文明等级”的自然秩序。秩序研究的基本关切，不是追问被压迫者如何获得解放，而是如何维护和管理这一等级体系。19世纪的科学主义思潮进一步将历史性的不平等结构还原为生物学或地理学意义上的规律，从而把原本属于历史产物的压迫关系本质化为不可更改的“自然法则”。[15]这也为后来的学科建制化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资源：当价值问题与变革诉求被排除在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之外时，维护现状的立场便获得了“价值中立”的外衣。
二战后，世界市场进入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苏联主导下的国家集团则分化出一个隔离性市场，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相应地从欧洲列强争霸转化为美苏两极对抗。在议程设置方面，后来被称为“美国式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16]在这一时期逐步将霸权护持确立为核心议程。为遏制共产主义，这一议程之下的具体议题包括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建构、联盟体系的建立与维护、核武器与安全研究等；涉及世界市场结构性不平等与体系性变革的议题，则通常被置于“国家安全”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传统因此在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中被持续边缘化。
在方法论层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标志着19世纪产生的孔德式实证主义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中确立了霸权地位。这种科学主义取向以对原子化分析单位的本质主义界定为研究起点，通过形式逻辑的归纳或演绎推导普遍规律，从而将秩序研究限定在对稳定性的分析之上。[17]问题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某种方法被提升为唯一正当的研究标准之后，其他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便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知识生产的制度化，是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范式化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其一，学科建制化。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获得大规模制度化发展，并得到美国政府和大型基金会的巨额资助，这些资助往往与冷战战略诉求密切相关。[18]在这一过程中，特定的问题设定和方法论标准被内嵌为学科规范，并影响研究者进入主流学术共同体的资格认定。[19]其二，期刊把关机制的形成。《美国政治学评论》《国际组织》《世界政治》等主流期刊学术标准的“守门人”，将孔德式实证主义树立为合格学术研究的准入门槛。采用辩证法、历史主义，或关注规范问题的研究，往往较难获得主流学术界的认可。[20]其三，概念与理论体系的系统化。现代化理论、自由民主理论、霸权稳定论等共同推动了西方历史经验的普遍化，将其表述为所有国家都应遵循的发展路径。[21]由此，西方制度和价值观被不断表述为“现代性”的标准形式。其四，教育体系的扩散作用。二战后，美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与知识生产的双重中心，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全球学术场域中的支配地位随之上升。大量非西方国家精英赴美深造，在研究问题设定和方法论训练上普遍受到主流范式影响。[22]
正是在学科规范、期刊把关和教育扩散等多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获得了持续的再生产能力，并逐步从一种认识论与理论立场演变为具有支配性的主导范式。[23]它不再只是诸多研究路径之一，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判断“何为正当研究”的隐含标准。这种规训的运行，并非主要依赖明显、直接的外部强制力量，而是通过课程设置、期刊同行评议、职称晋升标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机制等结构性渠道，逐步内化为研究者的学术惯习。在这种惯习的支配下，偏离主导框架的研究者往往需要承受更高的学术风险与职业代价。
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呈现美国单极霸权的格局，主要矛盾随之转化，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也进入范式化的高峰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是最典型的标志性表达：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被宣告为人类制度演进的终点。[24]不平等的秩序被本质化为历史的归宿，任何对它的挑战都被定性为对“普世”价值的威胁或人类文明的倒退。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则将战后美国主导的秩序重新包装为“自由国际秩序”——一个开放的、制度化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25]“自由”“制度”“规则”这些正面或中性的概念，巧妙地遮蔽了霸权的强制性本质，不平等结构则被功能主义的解释框架合理化。与此同时，苏联解体后，许多非西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引入西方主导的学科体系、理论框架和评价标准，霸权中心主义范式的全球支配地位由此进一步巩固。[26]
总体来看，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的范式化，是一个依托世界市场权力结构，通过议程设定、方法论规训与知识生产制度化而不断进行自身再生产的历史过程。它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服务于霸权结构的知识形态，包装为“普遍真理”与“科学知识”，并通过主流学术体制不断扩散和强化。其结果是，现存的不平等秩序越来越被表述为合理、自然乃至唯一可行的安排，而替代性想象与变革性议程则被持续边缘化。
三、一种新的可能：全球南方秩序观
在厘清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的内涵及范式化过程之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全球南方”提出的种种质疑和出现的误读，也就不再难以理解。其根本症结在于，相关论者始终试图以霸权中心主义认识论框架与方法论传统去界定“全球南方”。例如，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全球南方”所涵盖的国家在经济实力、政治制度与利益诉求上差异巨大，根本难以归入同一范畴，使用这一概念具有相当的误导性。[27]这类批判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有效的分析范畴必须建立在成员共享某种本质属性的基础之上。[28]这套本质主义逻辑与冷战时期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密切相关：分析对象被还原为具有固定本质属性的原子化单元，范畴建构因而主要依赖属性归类，而非以辩证的关系性或历史性逻辑为基础。[29]
霸权中心主义范式对全球南方的另一种典型解读从霸权竞争叙事出发，将中国从全球南方的历史与政治脉络中剥离出来，塞进霸权兴衰的循环叙事之中。伊肯伯里的“三个世界”框架将当前世界秩序理解为“全球西方”“全球东方”与“全球南方”三大政治群体之间的博弈；中国与俄罗斯成为最有力的挑战者，“全球南方”则是在两大阵营之间被拉拢的第三方。[30]这种划分在认识论上带有鲜明的霸权中心主义范式印记：任何具备足够物质实力的崛起国，最终必然走向对于霸权的争夺。在这一逻辑下，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对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维护，就只能被解读为霸权争夺与挑战行为，而不可能被理解为根植于全球南方反霸权的历史实践，旨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能动性选择。与之相对应，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同样被纳入霸权竞争的叙事，南南合作的主体性与进步性由此遭到否定。
通过本质主义视角的概念质疑与霸权竞争叙事的身份重构，坚守霸权中心主义范式的西方主流学界一方面在方法论层面否定“全球南方”作为整体性范畴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政治层面将最有力推动实现全球南方秩序理想的力量逐出这一群体。这样一来，一种具有历史绵延性和现实实践动能的认识论转向，就被重新收编进既有主导范式的框架之内。
霸权中心主义范式在处理霸权护持、权力转移等问题时确有其优势，但一旦用来解释中国崛起与全球南方问题，便会呈现主体性错位的认识论困境。如果跳出这一框架，便不难发现另一种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全球南方秩序观。这种秩序观反映的是非霸权中心，代表世界上更大比例人口的广大亚非拉后发国家和地区的视角，因而遵循自下而上的基本逻辑与解放的目的论，肯定被压迫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这一认识论框架下，秩序不是某种自上而下的稳定制度安排，而是在不同位置的主体之实践与互动中不断生成的流动性历史过程。
全球南方秩序观脱胎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构性不平等的物质基础。作为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在辩证法意义上的“反题”，它体现着至迟从1955年亚非会议开始而绵延至今的一种主体性宣言，反映世界边缘与半边缘地区人民由被殖民、被压迫、被支配的共同经历所锻造的集体意识。这一宣言的目的论，表现为经受物质与精神双重压迫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寻求在霸权结构下实现真正独立、获得平等发展权利的秩序理想。殷之光将其称为一种“基于辩证法的秩序观”——“将整体（全球／集体）与局部（独立国家／个人），霸权与反霸权、发达与不发达、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关系视为人类共同历史的基本动力”。因此，“全球南方”从来就不是基于某个时间节点的静态经济发展水平或其他客观标准所界定的本质主义概念，而是由一以贯之的秩序理想所联结的“一个不断扩大且必然不断扩大的全球谋求真正平等者的自觉联合”。[31]这一秩序理想具有历史绵延性，与“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等历史表达具有内在连续性。[32]
不同于主要基于形式逻辑、原子化认识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霸权中心主义范式，全球南方秩序观所依托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不是将世界政治理解为原子化独立行动单元的简单加总，而是将其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历史演进以及中心与边缘、半边缘地区的矛盾互动之中加以把握。由此，全球南方秩序观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如何借助权力均势或制度设计来维持既有不平等霸权结构的稳定，而是既有秩序是如何在历史运动中生成的，以及目的论意义上的如何改变不公正的秩序结构，实现世界范围内更广泛人群的解放。这一对秩序的认识，既非纯粹的结构决定论，也不认为秩序是由少数中心霸权力量单方面塑造的，而是在结构性约束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互动中展开的。
当我们将具有特定实力与结构性位置的国家视为给定的基本分析单位时，某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就被遮蔽了：国家本身是如何在世界市场的历史演进中被塑造的？它们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世界市场的结构性权力？马克思曾在博士论文中揭示过原子论在认识世界秩序问题时的根本困境。[33]当我们把行为体当作原子去逐个分析时，形式逻辑或许能解释具体事件中的行动，然而一旦试图用这些原子的简单堆叠来把握整体性的秩序变迁，就会遭遇“点在线中被扬弃”的困境。[34]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展开系统性批判的批判实在论所提出的涌现理论（emergence theory），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不同的“层次分层”（level stratification）中，整体具备部分不具备的属性，理解整体时不可简单还原为部分或个体。[35]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南方秩序观在整体性空间与绵延性时间维度中理解权力关系与矛盾运动，并据此将“全球南方”确立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性分析范畴，或理解为批判实在论意义上的实存而非实证领域的概念范畴。[36]
从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认识论框架出发去理解“全球南方”概念，关键在于把握其主客观之间的辩证关联。一方面，对全球南方的认识有其客观性基础：曾经或至今仍处于世界市场结构中的边缘-半边缘位置，地理上主要分布于亚非拉地区，整体上仍面临较低发展水平与不平等处境，等等。然而，这些客观基础并不是静态的，更不是这些国家的内在本质属性，而是在西方殖民扩张与不平等交换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的结构性产物。因而，“全球南方”还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主体性陈述，由特定结构位置生成的历史记忆、政治实践与秩序理想构成，包括反殖民斗争的共同记忆，对制度性不平等的批判意识以及对平等发展权的集体诉求。借用马克思关于阶级形成的论述，“全球南方”同样经历着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历史过程：客观的结构位置构成主体性觉醒的物质基础，而主体性觉醒又反过来作用于客观结构，通过集体实践推动结构的改造。正因如此，“全球南方”既不是可以通过本质主义加以界定的固定不变的概念范畴，也并非纯粹主观建构的“想象共同体”，而是在历史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关系性范畴，其边界随着世界市场的变化以及主体实践与认同的展开而持续调整。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经济实力的显著提升并不构成否定其全球南方身份的充分理由。全球南方的范畴不单取决于客观经济水平，还涉及“自为”层面的身份认同与目的论诉求。如果执意以静态的本质主义定义来界定全球南方，实际上就完全忽视了其“自为”面向，同时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去处理一个只有在整体主义框架中才能被充分理解的概念。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拒绝两国集团（Group of Two， G2）式叙事，强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7]这种实践取向与全球南方秩序观高度契合，使中国与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之间形成清晰的认识论区分。
不过，全球南方秩序观作为一种认识论框架的存在，并不等同于它已经获得范式地位。全球南方的政治实践与理论探索从未中断，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秩序观的实际影响力差异悬殊。殖民时期，全球南方秩序观散落于世界各地的边缘地带，既无法凝聚为统一的行动议程，更无力为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争霸这一主要矛盾提供认识论资源。冷战时期，全球南方国家通过不结盟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争取到一定的战略空间，但其秩序观与当时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的相关性仍然有限，霸权中心主义范式则牢牢契合着霸权竞争这一阶段性核心议程。在后冷战初期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曾经团结全球南方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全球南方的发展议程被进一步技术化与去政治化，围绕结构性不平等的讨论常常被当作过时的意识形态争论。在霸权中心主义范式占据主导地位的近现代历史脉络中，全球南方秩序观一直被排斥在知识生产与政策话语的中心地带之外。它或者被贴上破坏既有霸权秩序稳定性的“激进理论”标签，或者被归入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地区研究，或者干脆被认为不属于社会科学知识的范畴，而只是某种纯粹的政治主张。
既然全球南方秩序观早已存在，在何种历史条件的变化下，这种长期存在的秩序观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与议题相关性，并在既有知识生产的权力结构中从边缘地位发展为某种正在生成的范式性认识论框架？这一问题将我们从认识论层面的分析引向历史结构层面的考察。只有在世界市场结构的深刻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政治主要矛盾重构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全球南方秩序观何以在当前具备前所未有的现实基础。
四、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范式生成
当前历史时期的关键变化常被概括为“多极化”。以最能体现世界市场实物生产能力的制造业增加值为例，随着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扩张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西方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从1750年的27%一路攀升至1900年的89%，此后长期稳定在90%上下，1980年仍高达88%。转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91年之后。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崛起，这一指标急剧下滑，从1991年的84.2%降至2020年的48.9%，三十年间回落35.3个百分点，大致退回到1840年前后的水平。全球南方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则从历史低点约7%持续攀升，到2020年已达51.1%。[38]从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来看，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 G7）1976年正式成立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5%，到2023年已降至29.9%。[39]世界市场不再呈现西方单极主导的结构，而是出现更为复杂的多中心格局。
必须清醒地看到，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绝不等于同步性或全方位崛起。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均GDP与西方国家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内部发展极不均衡，整体数据在相当程度上靠中国、印度等少数大国的崛起来拉动，广大落后国家在既有体系下并未获得实质性发展，其发展模式也远未摆脱依附性。[40]然而，这一现实并不否定群体性崛起的事实。这恰恰说明，围绕结构性不平等与发展权的矛盾，并未因部分国家的崛起而消解，反而因为全球南方整体物质实力与议价能力的提升而获得更强的政治表达能力，最终促使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自身的矛盾也在加速暴露。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充分揭示了自由霸权秩序的内在矛盾。在西方理论的描绘中本应带来和平与繁荣的“民主输出”，实际却制造出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与持久的地区动荡。2008年金融危机从世界市场最中心的地带蔓延开来，动摇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神话叙事。随着特朗普上台，霸权中心在“公共产品”供给与“普遍主义叙事”维系这两个维度上同时陷入困境。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与经济结构的不平等，削弱了霸权经济治理的实际有效性；另一方面，双重标准、干预主义与规则的选择性适用，迫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重新审视自由国际秩序的本质。相关研究揭示，对自由国际秩序的非理想化认知——将其视为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中心的等级化霸权秩序——已经成为非西方世界相当广泛的共识。[41]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叛离及日益显性化的帝国主义行径，也在加剧霸权中心内部的利益矛盾，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愈发难以弥合。
在上述背景下，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位移。在西方权力高度集中的历史时期，围绕发展权与制度性不平等的矛盾，虽然在道义上更具正当性，对广大殖民地人民而言也更为急迫，却因全球南方物质基础薄弱而难以占据世界政治的中心位置，往往被压缩为霸权秩序下的技术性议题，或被当作从属于霸权安全利益的派生性矛盾。而当全球南方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从历史低点攀升至超过一半，霸权中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与规范合法性同时陷入困境时，相关议题在西方崛起数百年来第一次以足够强大的物质基础为依托，具备了成为核心议题的现实条件。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后冷战初期那种格局——一个稳定强大的霸权中心持续向全球拓展其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各方力量围绕此进程展开博弈，而是日益聚焦发展权、制度性不平等与规则制定权的结构性张力。在这一位移中，全球南方不再仅仅充当霸权竞争的“外围舞台”，它对自身发展路径的自主探索与对既有不平等体系的集体诉求，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并重塑包括大国博弈在内的其他矛盾格局。在推动这一历史性主要矛盾调整的诸多因素中，中国崛起无疑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事件。
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中国为何能够在高度不平等的世界市场结构中崛起，众多全球南方国家在相似的结构约束下却未能取得实质性发展？在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大量全球南方国家呈现某种“无积累的增长”——参与西方生产链所获得的利润经由精英阶层回流至西方，而未能转化为国内再生产的动力，[42]其根源在于外部结构性约束与内部社会形态的耦合。买办资本、寡头地主阶级与脆弱的国家能力，共同构成依附性发展关系在国内持续再生产的社会基础。[43]中国则形成鲜明对比。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能否建成有效的发展型国家，关键在于国内阶级结构是否允许国家获得相对于资本的规训能力。[44]中国革命对旧有社会阶级结构的改造，重塑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关系，建立起一种能够对抗资本主义逻辑的国家组织能力。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在工业化、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系统积累，[45]成为此后中国能够有效参与世界市场的社会结构前提。
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对世界市场的融入并非完全服从于外部需求，而是在维护主体性的基础上，控制性地有步骤开放。中国通过资本管制保留了货币政策自主权，[46]相比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更加有效地遏制了“资本外逃”现象。借助具备强战略规划能力和强组织能力的先锋型政党这一政治力量，中国在参与全球分工的同时，有效保持了对宏观金融与战略产业的控制，并通过阶段性产业政策自主推动技术积累和产业升级。此外，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经过全面整合的国内市场，使上述自主性具备了更加坚实的内部循环基础，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对冲外部结构性价值规律的钳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晚年将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主权项目”（sovereign project）[47]——其根本特征在于拒绝以资本主义主导的价值规律来确定本国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是先根据国内需求与长期战略确定发展方向，再据此决定如何利用世界市场。
正因为中国崛起并非偶然的经验异常，而是体现出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被抽象化与普遍化的“主权性嵌入”机制，它才不只是成功的个案，而具有范式性意义。中国崛起对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范式化支撑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经验层面上，中国作为后发全球南方国家，在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下，在不接受西方制度处方，不走西方殖民扩张与对外掠夺老路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增长与国家稳定。这一事实将霸权中心主义范式所建构的“现代化＝西方化”这一“普遍规律”降格为西方特定的历史经验，全球南方秩序观关于“发展自主性”与“现代化多样性”的主张由此获得经验支撑。在力量对比的层面，中国崛起实质性地提升了全球南方的政策自主空间与议价能力。过去，全球南方在消费市场上几乎只能单一性地依赖西方，而中国市场的持续扩大，为全球南方内部的经济循环提供了新的基础。研究表明，2002年至2013年间中国需求驱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深刻改变了数十个南方自然资源出口国融入世界市场的外部环境，为这些国家带来大量新的财政收入。当这些收入主要处于其政府的自主掌控之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对相关国家的“纪律权力”就被削弱了，使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得以实质性地偏离新自由主义正统。[48]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崛起已经超出自身经济增长的范畴，成为提升全球南方整体议题相关性的结构性力量。这种结构性力量还体现在金砖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多边平台的建立上，它们为全球南方国家在西方主导体系之外提供了替代性选择。在秩序结构层面，中国的崛起动摇了霸权中心主义范式的一个根本预设：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是世界秩序唯一可能的形态，任何崛起的国家最终只能在这一结构内争夺塔尖位置。在这套逻辑中，一切对霸权秩序的挑战都只能被解读为新霸权的生成，秩序的多元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以南南合作、平等协商与共同发展为基本实践取向，中国并未将日益增长的结构性权力转化为排他性的支配关系，也没有试图颠覆他国政权或建立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这就在经验层面上有力地支撑了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认识论框架——秩序可以在多元主体的平等实践中自下而上地生成，而非只能由霸权自上而下地施加。
世界市场权力格局的变动为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范式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物质条件向知识生产的转化并非自动完成的。近二十年来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趋势。首先，替代性知识网络正在逐渐形成。金砖国家学术论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研究部门、南南合作研究网络等新型学术交流平台，正在为全球南方学者提供不依赖西方主流学术评价体系的发表、交流与合作空间。其次，西方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后殖民研究、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史等知识传统，长期扮演着“内部批评者”的角色。当霸权中心主义范式的解释力明显衰减时，这些知识传统的学术音量也随之增大，与全球南方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跨区域知识交流正在加速。最后，中国学术界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某种枢纽性角色。中国同时具备大规模建制化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制资源，近年来围绕“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学界对于“全球南方”问题的阐释性研究，以及部分学者提出的世界政治学学科倡议，[49]在某种程度上为全球南方秩序观的知识生产制度化打开了探索空间。必须坦率地承认，上述趋势的力度与范围都还十分有限，远不足以撼动霸权中心主义范式在知识生产领域的支配地位。范式的生成不仅是物质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也需要知识生产层面的具体机制来承载和推动。
除了知识生产层面的变化，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范式化还体现在现实政治中的问题意识重组与行动逻辑的转变上。冷战时期，全球南方国家通过不结盟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形式表达集体诉求，其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是相近的理想主义与道义目标，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然而，彼时全球南方的自身实力和集体行动能力远不足以构成独立的世界政治力量，这种强意识形态化的道义取向在冷战结束前便已开始消散。后冷战初期的单极格局更是一度给人一种印象：全球南方作为一股力量似乎将被永远边缘化。与此前不同的是，今天全球南方的回归与崛起“呈现出的不再是简单的号召与理想，而是一个地缘政治事实；这些行动并非出于南方团结的理想主义，而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驱动”[50]。俄乌冲突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并未遵循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二元框架，也没有按照“西方对抗东方”的阵营思维作出简单的站队选择，而是基于自身发展利益和战略判断，在制裁、能源、金融等具体议题上采取相对独立的政策组合。[51]
全球南方国家在具体立场上并未达成完全一致，甚至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集体行动能力的丧失或彻底的“一盘散沙”。它揭示的是一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冲突的核心问题不在于价值选择或阵营归属，而在于如何评估冲突及其外溢效应对本国发展议程的具体影响。这种“以发展为中心”的问题意识，恰恰体现了全球南方秩序观强调的多元主体互动与霸权中心主义范式预设的阵营对抗之间，在议程设置上的根本差异。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行动能力”——不是基于统一指令的整齐划一，而是基于相近的问题意识和目的论诉求的趋同性选择。当一种认识论框架已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为数众多的政治行为主体的决策取向时，它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范式性影响力。
此外，正因为全球南方的行动逻辑根植于自身合法权益与正当发展利益，而非源自某些大国的控制或统一部署，这一崛起进程具有更强的内生持久性。全球南方国家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分别地、自发地走向类似的诉求方向——这恰恰与全球南方秩序观所强调的自下而上、多元主体互动的秩序认识论相吻合。2025年6月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的发言颇能说明这一点：“俄罗斯和中国并没有创建新的世界秩序；相反，我们只是赋予它形态。新的世界秩序正在自然形成，如同日出，无法避免。我们的角色是帮助塑造它的轮廓，或许还能为这一进程扫清道路，使其更加平衡，更加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52]这种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秩序，在性质上不同于阵营对抗格局下自上而下的强制安排。它也给西方制造了一个真实的战略困境：面对这样一种弥散性的、缺乏统一指挥的秩序变迁，西方很难再像冷战时期应对共产主义那样，在意识形态层面系统性地妖魔化对手，进而据此实现国内动员和推行强硬遏制政策。
虽然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为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范式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但不得不承认，该范式化过程目前仍面临不少挑战。在议程设置层面，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能见度确实在上升，但能见度本身并不等于问题意识的重构。2023年二十国集团（Group of Twenty， G20）峰会期间，“全球南方”被设为核心议题，金砖国家扩员进程持续推进，气候治理与发展融资等领域也出现越来越多以南方共同利益为框架的议题设定。然而，在知识生产的中心地带乃至部分边缘-半边缘地带，“全球南方”仍然大量遭到工具化处理：要么被化约为大国博弈的筹码，要么被塞入“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等既有经济学范畴，其秩序理想所蕴含的认识论意涵被悄然抽空。议题上的在场并不自动意味着认识论上的在场。
在方法论层面，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整体主义认识论，乃至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分析的整个批判性知识传统，为全球南方范式的生成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基础。然而，这些要素迄今仍分散在不同的知识脉络之中，既有工作更多地表现为对主导范式的批判性解构，而非将上述资源加以系统整合并转化为学术共同体中可广泛复制的常规研究程序。全球南方范式的生成在方法论层面的短板，不在于无物可用，而在于尚未完成从批判性资源到建设性规范的转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并不是否定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价值。后者在分析具体国家决策、战略互动等问题上确有不可替代之处。全球南方范式在方法论上真正要做的是，让研究者更清楚地看到既有理论的适用边界及隐藏在问题框架背后的价值预设，从而在议程设置与方法论选取上提高自觉性。
知识生产的制度化是全球南方范式生成面临的最严峻瓶颈。主流学术发表体系的把关机制依然高度有利于霸权中心主义范式的再生产，而且这个问题不限于西方学界。在非西方学界，由于长期对标主流国际学术评价体系，期刊分级、科研考核与学科建制已在相当程度上内化了霸权中心主义范式的规范。研究生训练、同行评议、职称晋升等—整套学科再生产机制都在惯性地复制既有范式的认识论预设。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边缘化，不能仅仅归结于非西方学界的认识论缺失或理论生产能力的不足，而必须从世界市场的物质权力结构中寻求解释。除了西方主流期刊壁垒与非西方精英对西方框架的无意识内化，从知识生产的结构性结果来看，非西方学者的工作也多停留于“用亚洲材料验证西方理论”，而鲜少从本地经验出发抽象出可迁移的概念框架。[53]知识共同体内部的范式转换有极强的路径依赖性，其长期性和复杂性不宜低估。
前文已经分析了伊肯伯里的“三个世界”框架如何在霸权中心主义范式的逻辑下将中国从全球南方中剥离出来，塞入霸权竞争的叙事之中。这一倾向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非全无呼应，部分研究事实上遵循霸权竞争逻辑来对全球南方进行分析，将其定位为战略资源与地缘博弈的场域，而非共同历史处境中的政治主体。这在具体政策操作层面自有其合理性，但一旦上升为认识论的基本框架，便会遮蔽全球南方作为政治主体的内在逻辑，与外交话语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南南合作之间形成内在矛盾，削弱政策话语的学理根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接受“中国已非全球南方”的叙事框架，实质上就是在认识论层面接受了霸权中心主义范式对中国崛起的定性——中国不过是又一个霸权竞争者，而非现有不平等秩序的变革性力量。这不仅瓦解了中国外交话语长期积累的道义基础，更将中国推入西方精心构造的“修正主义霸权”的叙事框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倡导全球南方秩序观与推动其范式化进程，绝不是某种表态性的政治姿态。它是中国学术界能否真正理解这一历史进程，能否让学术框架与外交实践相互支撑而非自相矛盾的关键所在。
政策话语层面的转化进展相对乐观。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全球四大倡议”，政策话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将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认识论框架转化为可操作的政治语言。然而，恰恰是这种政策话语的先行与知识生产制度化的滞后之间的落差，构成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缺乏坚实的知识生产基础支撑的政策话语，很难在知识共同体与政策实践之间形成持久的良性循环。
五、结语
全球南方秩序观正处在范式化生成的关键过渡期。它虽然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边缘性知识传统，但也远未完成向成熟范式的转型。这种未竟状态本身即意味着历史的开放性——全球南方秩序观的未来走向，仍取决于多重力量的交汇与博弈。霸权中心主义范式之所以取得支配地位，归根到底依赖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一是它与特定历史时期世界政治主要矛盾高度契合，二是它通过知识生产制度化获得了强大的自我再生产能力。而当下，随着世界市场权力格局的深刻重组，霸权中心主义范式对主要矛盾的解释力正在系统性地衰减，其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与预设的价值立场也在越来越多的批判性审视中得到揭示。这为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范式化打开了一个难得的历史窗口。
这个窗口能否真正被把握，取决于两个维度的同步推进。一是在物质基础与实践层面，全球南方国家需要在世界市场中持续巩固结构性地位，以战略自主性和发展实践不断为全球南方秩序观的目的论提供经验确证，使围绕发展权与制度公平的议题始终保持与主要矛盾的相关性。二是在知识生产层面，全球南方秩序观需要逐步建立起更完善的研究程序与制度化网络，将批判性解构的能量转化为可持续的知识生产能力。没有知识生产制度化的充分支撑，实践层面的话语动员就很难转化为持久的范式影响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南方秩序观的范式化，不应被简单等同于又一个地缘政治阵营标签的提出。它所指向的，是世界政治理解方式的一次根本转变——从将不平等秩序视为唯一可能的自然状态，转向将秩序理解为在结构约束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互动中不断生成的开放性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全球南方秩序观尚未全面取代霸权中心主义范式，也实质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知识生产的认识论格局。它迫使研究者重新面对被霸权中心主义范式长期遮蔽的根本问题：秩序由谁建构，为谁服务，以何种不平等为代价得以维系，又应当如何被改造以回应更广大人群对正义与发展的诉求。这既是认识论层面的解放，也是对世界政治未来可能性的一种开放性承诺。作为全球南方最重要大国之一的学者，我们理应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更积极地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注释
[1]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3]Karl Mannheim, Ideologie und Utopie, Bonn: Friedrich Cohen, 1929.
[4]关于理论与实践的互构关系，参见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2), 1981。
[5]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充分论证了这一点。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215页。
[7]杨光斌、万泽雨：《世界政治学：一门兼具研究议程和研究单元的新学科》，载《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1期；释启鹏：《作为世界秩序“底层逻辑”的世界市场——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经济基础》，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8]殷之光：《全球南方：构建世界秩序的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26年版。
[9]同上，第64—65页。
[10]同上，第154—155页。
[11]同上，第7页。
[12]殷之光：《超越霸权中心主义——主权平等的第三世界历史经验》，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13]杨光斌、万泽雨：《西方统治世界的思想武器：文化帝国主义论纲》，载《全球南方研究》第1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5年版。
[14]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15]John M. Hobson, 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 Western International Theory, 1760-201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6]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106(3), 1977.
[17]殷之光：《面向解放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秩序观及其构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5期，第4—17页。
[18]Christoph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19]Daniel Maliniak, et 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S Acade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5(2), 2011.
[20]Ole Wæ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1998.
[21]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22]Arlene B. Tickner, “Core, Periphery and (Neo) Imperi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2013.
[23]Daniel Maliniak, et al., “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lobal Discipline? Hegemony, Insularity Divers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field,” Security Studies, 27(3), 2018.
[24]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1989.
[25]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6]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9.
[27]Joseph S. Nye, “What is the Global South,” Project Syndicat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south-is-a-misleading-term-by-joseph-s-nye-2023-11.
[28]关于社会科学中本质主义群体范畴的批判，参见Rogers Brubaker and Frederick Cooper,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9(1), 2000。
[29]关于原子化认识论、形式逻辑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局限性的讨论，参见殷之光：《面向解放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秩序观及其构成》。
[30]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0(1), 2024.
[31]殷之光：《全球秩序研究的理论贫困与现代化多样性的实践——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第104页。
[32]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33]卡尔·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4]殷之光：《面向解放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秩序观及其构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5期，第29页。
[35]万泽雨：《从国际关系到世界政治——基于批判实在论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4年第6期，第53页。
[36]Roy Bhaska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47.
[37]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2024年10月24日），载《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5日，第2版。
[38]1750年—1980年数据来自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2), 1982, pp. 296-304；1991年—2020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数据整合方案参考William R. Thompson, “K-waves, Technological Clustering, and Some of Its Implications,” in Leonid E. Grinin, et al. (eds.), Kondratieff Waves: Juglar-Kuznets-Kondratieff Yearbook， Volgograd: Uchitel Publishing House, 2014, p.171。
[39]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参见李小云、唐丽霞、徐秀丽：《新发展主义与全球南方崛起的耦合——一个基于历史和社会结构与能动性理论框架的分析》，载《国际经济评论》2025年第3期，第45页。
[40]Jason Hickel, et al., “Plunder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Quantifying Drain from the Global South through Unequal Exchange, 1960-2018,” New Political Economy, 26(1), 2021.
[41]Dylan M. H. Loh, et al., “Non-Western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2026.
[42]Christof Parnreiter, et al., “Uneven Development through Profit Repatriation: How Capitalism’s Class and Geographical Antagonisms Intertwine,” Antipode, 56(6), 2024.
[43]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44]Vivek Chibber,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45]李怀印：《历史地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论者商榷》，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46]Hansjörg Herr, “Capital Control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Philip Arestis and Luiz Fernando de Paula (ed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Countr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42-167.
[47]Samir Amin, “China 2013,” Monthly Review, 64(10), 2013.
[48]Nicholas Jepson, In China’s Wake: How the Commodity Boom Transform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Global Sou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49]杨光斌、万泽雨：《世界政治学：一门兼具研究议程和研究单元的新学科》；释启鹏、杨光斌：《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与史观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
[50]Sarang Shidore, “The Return of the Global South: Realism, Not Moralism, Drives a New Critique of Western Pow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return-global-south-critique-western-power.
[51]Matias Spektor, “Rise of the Nonaligned: Who Wins in a Multipolar World?” Foreign Affairs, 104(1), 2025.
[52]Administra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Plenary Session of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7222.
[53]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7(3), 2007, pp. 294-306.
万泽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