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近些年中央对我国民族工作的核心议题进行全面阐述，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方向和主线。文章讨论了今后推进我国民族问题研究需要考虑的三个方面：（1）我国民族研究队伍应打破现存的学科藩篱；（2）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必须深入理解中华传统；（3）中国的民族研究者需要突破传统民族学学科研究范式，关注新时代中华民族团结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关键词：学科藩篱；中华传统；重大现实问题
回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形势，70多年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迁。苏联解体及后续的内部族群冲突和成员国间战争之惨烈，令人瞠目结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先后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和发展路线的调整。在此过程中，我国民族问题领域的研究工作多次潮起潮落。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陆续出现令人不安的发展态势，由此引发学术界对一些重要议题的讨论。2014年党的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民族工作一些核心议题进行全面阐述，明确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方向和主线。为了今后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民族研究，本文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供大家参考。
一、推动新时代中国的民族研究需要打破现有的学科藩篱
（一）我国民族研究队伍在体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学科藩篱
长期以来，国内有关民族研究学术会议的与会者大多来自各民族院校、民族研究所和边疆地区院校，学术背景主要是民族学和人类学，来自其他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人口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院系学者较少。那些关注中国民族研究的非民族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在自己所属高校的院系中，大多处在边缘地位，难以形成研究团队。这个现象表明我国民族研究领域客观上存在学科区隔。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现象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重建学科体系的结构设计相关。
我国学科体系历经多次调整。1949年之前，各大学参照的是欧美传统的学科体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教育制度受到苏联影响。1952年参照苏联教育体制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撤销，分布在各大学、各院系的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们转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团队，归入“民族学”学科。
林耀华先生指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一切民族在内，在中国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各项工作中“民族”一词几乎等同于“少数民族”，如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工作、民族政策等都不牵涉汉族，所以民族学研究工作长期集中于少数民族相关领域。林耀华先生谈到民族学开展的重要研究工作时，特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先后进行了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情况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既是民族学研究，又为各族人民的发展作了贡献”。费孝通先生回忆他的民族研究经历时提到：“我们一提民族工作就是指有关少数民族事务的工作，所以很自然地民族研究也等于是少数民族研究，并不包括汉族的研究。”在发展和研究实践中，我国民族学研究工作事实上演变为把研究对象基本限定为“少数民族”的一个学科。这成了中国学科结构的一个特色。
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得以复兴，同时中美学术交流的加强不可避免地使西方学术传统再次在国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力。第一个标志是今天中国各大学都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为努力目标，追赶西方发布大学排名榜的顶尖大学。第二个标志是教育部和各大学在对下属院系、教师进行绩效评估时，把在国外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设为最高权重。这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一定道理，但是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言，由于西方学术期刊的评审存在意识形态导向，这一评估体系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仍可讨论。第三个标志是曾在西方国家留学、访学的学者在各单位发挥主导作用。他们与国外导师和学术界联系较多，容易在国外发表论文，在国内现有评价体系中容易脱颖而出，通常成为西方理论和学术话语的推广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使得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深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学术传统影响。西方学术界的学科分野和研究范式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国内，影响国内学者的“学科定位”意识和研究活动的“学科传统”。
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由此，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人口学等学科得以恢复或重建；与此同时，我国民族学学科也得到发展的历史机遇。目前我国民族学学科点主要设立在民族院校和边疆省区大学。正是这种以研究对象划分学科的思维逻辑和体制惯性，客观上导致我国综合大学的其他学科很少关注民族问题研究。例如：许多综合大学的社会学系不研究民族关系；教育学院不研究双语教育；法学院不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经济系不研究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新闻传播学院不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播；中文系不关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结果，许多上述研究领域成为民族学下属二级学科。这在客观上形成以“少数民族研究”为主要对象的民族学与其他学科在学科体制上的“二元区隔”。这样的学科区隔进一步推动学校区隔。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民族研究所（后改名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社会学研究所很少关注民族问题研究。各省市社科院也存在类似现象。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设计与政策导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下设23个学科规划评审小组，包括“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中国历史”“人口学”等。一个现象是，“社会学”评审小组多年来很少通过民族研究主题的课题申请，同时“民族学”评审小组不吸收社会学等学科专家参与。我国课题申报和学科评审的制度性区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各大学的学科和科研管理体制。
由于近些年党中央高度关注民族问题，中央部委和各省区陆续成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民族研究领域开始引起政府各部门、各综合大学和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这一学科区隔开始出现变化。
（二）民族问题和族群关系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
相比之下，在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学术界，长期以来“民族与族群研究”是一个多学科共同关注、合作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科各学科都有一些著名学者研究各国民族主义运动和族群关系演变。
以社会学为例，创立社会学的大师们以及为社会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们都很关注民族问题。马克思深刻分析英国工人和“外来的”爱尔兰工人之间的“民族关系”；韦伯（Max Weber）在《经济与社会》第九章“政治共同体”第5部分专门讨论“民族”（nation）；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主编的《社会学》专门有一章“种族、族群性与迁移”。从这些学者们的自身学习经历、研究视野、分析工具来看，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吸收多学科的学术营养，把“民族”和“族群”视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工作不受“本学科知识体系”的局限，许多成果是多学科研究的“集大成者”。费孝通先生曾说：“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超越传统学科划分、广泛吸收多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正是他们能够作出学术创新的关键。他们的学术成果被各学科后辈学者们阅读和引用，推动学术界对有关种族、民族、族群演变及群际关系的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
今天大学体系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是人们在系统和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及其演变的研究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发展变化的整体，各学科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学术藩篱。以不同学科（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背景开展的民族问题研究，各自都有长期的学术积累，提出具有各自学科特色的分析框架、核心概念和有影响力的研究命题，出版了许多经典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今天仍然是我们获取学术营养的重要源泉。因此，开展民族研究时，不应局限于民族学的知识体系。
美国国内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是种族与族群关系，美国社会学界非常关注种族与族群研究。美国社会学会下属各专业委员会中，“种族与族群研究专业委员会”规模最大。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有个专业方向就是族群研究（ethnicity）。在欧美各国综合大学，“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study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种族与族群研究”（racial andethnic studies）不被设置为学科（discipline），也不设培养研究生的院系（department），而是设立多学科联合研究中心（study center），根据本校研究队伍情况，吸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各学科教师开展合作研究。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从各学科经典作家著述中吸取丰富的学术营养，从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其他研究者那里获取研究信息与调查资料，在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对本国民族主义运动、族群关系开展深入的综合性研究。这是一个开放和卓有成效的学术生态。这样的跨学科民族研究体制，值得国内学术界借鉴。
（三）民国时期我国民族问题曾是多学科关注热点
多学科共同关注与开展国内民族问题研究，曾经是我国民国时期的学术传统。清帝退位后，边疆地区政治形势骤然变得紧张复杂。出于对国家命运、社会稳定和民众生存的关切，民国时期曾有多学科的资深学者研究我国民族问题并出版有影响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王桐龄、林惠祥、吕思勉）出版《中国民族史》。围绕如何引导民族认同意识和族际关系发展，历史学家（顾颉刚、傅斯年）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中国历史研究的多部经典著作（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都多方位深层次探索了中国民族关系历史演变。多位学者深入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社会调查，如费孝通先生的大瑶山调查和李安宅先生的藏区调查。
抗日战争时期，边疆研究成为我国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民族冲突与国家分裂，是民国时期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跨越学科边界成为这一时期民族研究的普遍现象。顾颉刚先生1939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回复费孝通先生的文章中，他坦承自己“冒失地闯入社会人类学的区域而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他认为“民族区隔”造成国民分裂。他说：“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危的时代……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出版《边事研究》《边疆通讯》《边疆研究》《禹贡》等跨学科期刊，《益世报》增设《边疆周刊》。在现实社会危机冲击下，关心祖国和同胞命运的学者很自然地搁置传统的学科藩篱。
今天我们在中华国土上开展民族问题研究，不应当局限于民族学学科，研究方法也不应局限于西方学者在亚非拉等地采用的民族志（ethnography）：寻找族源单一、与他族相对隔绝、“原汁原味”的封闭社区，调查当地族群祖先传说、语言文字、亲属制度、宗教习俗等传统民族学/人类学专题。如果我们要想真正研究清楚中华各族的演变历史、生存现状与当前社会发展中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方面有各自的学科优势。为了今后我国各学科学者都能够更主动积极地加入民族研究队伍，把“民族研究”视为民族学学科专属领域的传统观念应早日扭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旧有学科藩篱，客观上不利于综合性民族研究工作的开展。因此，在新时代推动中国的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过程中，探讨如何进一步打破学科间的学术藩篱，鼓励学者们从各学科经典著作和研究成果中吸取学术营养，在交流与合作中借鉴彼此的研究视角和调查方法，如此努力对于把我国现有的民族研究提升一个层次非常必要。
二、推动新时代中国的民族研究应当秉承中华传统
几千年来，中华大地文化土壤孕育发展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体系和学术传统。中华文化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思想内涵。汉代至民国编写的一套“二十五史”，编纂体例结构相近，使用的核心概念相同，详细记述了中华政治经济文明共同体内部几千年的族群交汇融合历程。世界上哪个国家拥有这样一脉相承的千年历史典籍？根据全国汉文古籍普查数据，我国仅汉文古籍就有270余万部，这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规模宏大的思想与文化宝库。我们应当对这一思想文化宝库给予更多关注，续上新时代的新篇章。
现在国内许多年轻人英文很好，阅读西方文学和学术名著，通过吸收西方文化营养拓展眼界，这是好事。但是，不少年轻人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一知半解，他们在学校课堂上接受的知识体系，除语文课本等有限阅读外，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学术成果与文化。看到中国社会处于这样一个文化氛围，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告诫我们要防止“中心外倾”，他在晚年进行学术反思时特别提出中国人要“文化自觉”，在学习和接受外部文化的同时应当不断加深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解。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严肃思考的重要议题。
为什么今天中国学校教育对中华文化经典关注较少？追溯中国文化与知识体系演变过程，重要历史转折点是鸦片战争。伴随着西方“船坚炮利”武装侵略和清朝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人对传统政治制度、社会体系的文化自信心受到毁灭性冲击，一度提出“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茅厕”甚至“废止汉字”等激进口号。通过“废科举、兴新学”，民国时期的教育制度、学科与教材体系实现了“全盘西化”。以社会学为例，费孝通先生指出：“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西方直接或间接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开始时并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是以引进西方为主的社会学。”国内学术界（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学科体系是民国时期从西方国家引进，当时教会学校、外国教师、留学归国博士在课堂上讲授的，从基本框架、经典文献、研究范式、核心概念到思维逻辑都是欧美学术界的一套知识体系。但是，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而言，这个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和社会演变历程中的学术体系和基本概念是否适用于解读中国社会，始终需要在本土社会发展和研究实践过程中得到检验。
在民族—族群研究领域，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已经形成一整套专业术语，如nation，nationality，people，ethnic group，tribe，clan，nomads，horde等，且均已被译成中文。但是，这套词汇中哪些可以比较准确应用于解读中国历史或现代的人群？一些外国学者在谈及中国历史时用词十分谨慎。例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美国与中国》中论及元代蒙古人时，原文是“Mongols as a people of primitiveculture”，他用的词是people而不是nation。但是中译本参照目前国内流行用语，把这句话译成“蒙古人为保持原始文化的民族”。原文另一处的“pastoralnomads”被译成“游牧民族”。使用国内目前流行用词“民族”翻译英文中的people和nomads，并不准确。在一定意义上，产生于欧洲社会文化土壤的英文学术词语，即使已经出现中文习惯性译法，这些词语仍然很难被准确地应用于中国历史上的群体。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文化隔膜，我们在翻译和阅读时需要注意尊重作者原文中的文化内涵，理解作者选用词汇的原意。在中国古文文献中没有与nation的现代意涵相对应的词，而且西方学者也不把欧洲历史上的群体称作nation，而多称作people。在华夏大地上诞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变有几千年历史过程。对于如何认识中原地区与周边群体的关系，中华文明发展出来一套独特的视角和概念，不同于欧洲社会和基督教文化传统。许多用语和词语不能简单按照字典进行互译。
谈到如何理解自西方引进的“民族”概念，需要指出，中华文明传统的突出特点是不去特别强调域内各群体间的差异，而是认为各群体在深层次道德伦理与互动规则方面存在共性，相信以此作为文化基础，中华大地上居住交往的各群体能够共同组成一个整体性的“天下”。中国人理想的世界图景是“天下大同”。梁漱溟先生认为：“它（中国）原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而兼国家的。”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各族融汇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逐渐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认识并理解中国历史上演变发展几千年的“多元一体”结构，是我们解读中华大地上群体演变进程的理论基础。
我们现在使用的“种族”（race）、“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等概念，来自西方社会与文化体系。中华大地上的人群演变和群体互动，遵循另一套概念和逻辑。一些学者指出：“‘华夷论’与‘天命论’构成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两大支柱：先是在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区分文明（华夏）与野蛮（夷狄），再以‘天命论’原则建立起从华夏到周边的统治秩序，最终形成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国家’。”“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始终自居为‘天下’，外面的‘夷狄’并不永远在外面，‘夷’可以变‘夏’，反过来，‘夏’也可以放弃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而沦落为‘夷’。‘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所以，中华文化传统看待“华夏”和“夷狄”的差别，主要在于社会观念与文化伦理方面的不同，与祖先血缘、体质特征、语言习俗等外在形式无关，差别在“里”而不在“表”。这与西方观念中边界僵化、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种族”或“民族”概念完全不同。亨廷顿（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强调种族与宗教差异，清楚讲明西方基督教文明社会与其他文明社会之间的本质差异。
与欧洲人相比，也许古代中国人在探索自然界物质变化规律方面缺乏好奇心和钻研精神，没有发展出现代化学和物理学，但是在规范人际关系和协调群体关系方面，中国有一套细致丰富和富有哲理的文化传统。中华传统文化对周边具有不同语言、社会组织、经济模式等差异的群体，始终具有极大的文化包容度。这与基督教和世界其他文明体系有很大差异。中华传统讲“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篇》）。即使情势需要动用军队，也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这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描述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完全不同。
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认为中国传统族群观念的实质可以被称作是“中国文化主义”。“文化主义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性的信仰，而无需在文化之外寻求合法性或辩护词。”“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这种文化主义“把文化——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作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为了解读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反对异族入侵者的“民族情感”，杜赞奇提出一个“复线框架”分析思路。他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另一个“复线”，即“民族主义”族群观：在中原王朝急剧衰落、强大“夷狄”部落危及“天下秩序”的历史关头，中原汉人精英会放弃“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而代之以界限分明的汉族与国家的观念”。抵御“夷狄”的将领被誉为中华王朝的英雄。这个以“文化主义”为主轴、以“复线”为插曲的历史分析思路，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华传统与欧洲传统在族群关系方面的文化差异提供启示。也许唯有这样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文化传统，才有可能引导世界在未来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于面对的是不同文化土壤中发展出来、具有不同演变轨迹和交往逻辑的群体，西方各学科用来研究欧美社会“民族”“族群”时使用的基本概念、分析逻辑和分析工具，无法简单拿来直接用于分析中华民族及下属群体的演变与发展进程。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对“民族”概念给出一个清晰定义，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分析。我们应积极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政治智慧，但是21世纪的世界民族关系态势与他们在世时的情况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西方的nation，nationality，community等核心概念始终是一些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族际关系性质具有多重色彩的概念，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重视和继承中国几千年发展出来的深厚文化传统。
如果参照西方学者和斯大林的理论，中国的“民族”问题（定义、边界、特征等）可以讲得很复杂。但是在中华传统思维逻辑中，这只是同一个“天下”内部简单和动态的“夷夏之辨”。中国古籍中数百种群体称谓（族名）在历史长河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都已消失，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体历史演进的轨迹。进入晚清、民国后，中国内部各群体开始被称作不同“民族”。这些称谓和定义开始在国内流行，出来一个“五族共和”。这是列强用来分裂中国和获取殖民地的“文化输入”的后果。在矢野仁一、内藤湖南、稻叶岩吉等日本学者有关中国的著述中，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目的和领土野心昭然若揭。
1913年，斯大林提出“民族”定义，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内部“识别”出一百多个“民族”，确定每位国民的“民族身份”，划定各共和国的地理边界，在历史文化、语言教育、体制建构、干部队伍等领域全面推行“民族化”。其结果是凝聚、强化了各群体（包括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这是导致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在民国时期，斯大林民族理论也影响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理论纲领，承认中国存在多个“民族”并支持“民族自决权”。在当时国内外政治氛围中，伪满洲国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和新中国接受斯大林民族理论和相似的制度政策。随着战争结束和“土改”政治红利的淡化，“民族”逐渐成为具有政治内涵、社会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单元。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政治解体和族际矛盾，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不稳定态势，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教授重建中国社会学学科时，多次提出要防止两个倾向，一个是“重心外倾”，一个是“食洋不化”。他指出：“自然科学多少还可以向国外去搬，而社会科学必须从自己土里长出来……吴文藻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者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虽然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过去并未把它视为社会学学科的重要来源给予重视……在新形势和新问题面前，社会学不是个恢复问题，它既不应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也不应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内容。”所以，今天在中国发展社会学学科、开展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如果主要借助斯大林和西方学者的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可能无法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和历史积淀接上“地气”。
世界各地的社会、文化差异实在太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不同于基督教文明。从西欧社会发展过程中提炼的概念也许只适用于分析西欧国家的演变，亚洲社会产生的概念也许只适用于亚洲。我们需要梳理西方学科的概念史和学术思想脉络，但绝对不能生搬硬套，而是作为帮助我们解读和分析社会演进过程时的思维工具，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在比较研究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不同社会各自的发展轨道，在共性和差异性的比较与分析中不断丰富我们的理论工具，提高我们的思维分析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的民族问题，思考的是中国族际关系演变与发展前景，我们的双脚必须插入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中，继承中华传统，更加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理解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与发展规律。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我们在开展民族研究工作时必须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我们应当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
三、推动新时代中国的民族研究需要研究现实社会发展中的真问题
我们开展民族研究工作，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深刻地认识与理解现实中的中国社会与人群，不断推进和加强中国社会的内部整合，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彼此认同与合作，共同建设祖国，让大家过上安定富足的美好生活，尽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了认识我们当前面对的中国民族研究的真问题是什么，需要追溯近百年来中国曾经面临的政治与文化危机。中国人几千年来理想的社会秩序是“天下大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为中国人带来他们的学术传统、学科体系和概念术语，为了分化中国，他们造出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等概念并把汉满蒙回藏等群体称为民族（nation），希望通过诱导出中华土地上各群体的“民族意识”，并在他们的支持下谋求“自决权”，从而瓦解中国。这是民国时期最迫切最尖锐的政治陷阱和社会危机。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倘使我们自己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族真要崩溃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现在我们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在抗日战争的历史危机时期，民族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和“造国民”，而不是使用西方民族学/人类学方法在边疆“造民族”。
受斯大林民族理论、苏联民族制度政策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在当时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运动中，“民族区隔”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动员工具，而获得政治解放的各民族中下层民众则拥护和热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随着社会发展和代际更替，语言文化差异和经济发展机会的不平衡在改革开放后浮现出来，逐渐演变成为新的社会矛盾。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科学的民族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通过大量社会调查，分析社会差距演变，在实践中探索改善弱势群体发展能力的切实途径，提出相关制度和政策建议，而不是纯学术的概念演绎和抽象讨论。如果在讨论中涉及一些概念及其理论内涵的争鸣，主要是因为这些概念及解读已经成为今后需要开展的制度政策调整的思想障碍。换言之，在今天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潮流中，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研究现实社会中影响民族关系基本方向的真问题，而不是在那里抽象地进行“模型解析”和复制西方的“民族研究范式”。
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状况。一些老学者建立“孔教会”，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部分新潮学者系统介绍欧美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立志社会改良的学者主张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工业化，倡导乡村建设和大众教育。但是实践证明，上述良好理想和努力在现实社会中难见实效，中国社会状况不断恶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民国时期洋人横行，军阀割据，苛捐杂税，民不聊生，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社会矛盾是什么？最严重的民族危机是什么？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证明，那些公认的大知识分子、知名教授们都没有真正认识中国社会最深层次的危机在哪里。他们虽然在一些学科领域（哲学、历史、法律等）做出某些成果，但并不清楚要想克服中国的社会危机最有效、最应当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没有去调查和研究当时中国社会最要害的真问题，甚至不愿或不敢去触及。
毛泽东曾告诉斯诺（Edgar Snow），自己13岁时最喜欢的书是《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这些书刊激起他的爱国情怀。青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Karl Kautsky）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Tomas Kirkup）的《社会主义史》。农村生活和求学经历使他对中国城乡社会的阶级状况和民间疾苦有十分深刻的切身感受，他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真问题。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写道：“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这些话，那些大学讲坛上的知名教授是说不出来的。1927年3月，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太弱小，遭受多重压迫的广大中下层农民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主张发动广大农民支持革命事业。但他的建议在中央全会被陈独秀否定，因为陈独秀完全“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
毛泽东来自农村，学历只是5年中专（湖南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半年。他熟读中华经典，但在洋教授眼里，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社会科学教育，他的知识谈不上属于哪个学科。但是他在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过程中接触到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与思想状态，通过分析社会深层结构与矛盾，抓住中国社会变迁的真问题。1927—1930年，他利用战争和工作间歇，在湘、赣、闽地区系统地作了7次社会调查。他的寻乌调查仅用20余天，完成的调查报告有8万余字，详细分析当地社会民情与商业活动。1928年，他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讲透了第五次反“围剿”前苏区能够发展壮大的深层道理。他在抗日战争形势最艰苦的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被公认为是引导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战略指南。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深度理解中国社会和把握中国革命的前景和斗争策略，就是因为他始终深入中国基层社会，努力探索中国社会演变中的真问题，通过大量社会调查形成指导革命运动行之有效的战略与方法。为了使全党同志能够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和革命道路，他在延安整风时期号召全党开展社会调查。他先后写作的《矛盾论》《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都是教导我们如何通过社会调查和工作实践认识中国社会前进中的真问题，解决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他在《农村调查》序中写道：“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对于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矛盾的调查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列宁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与此同时，在中华民族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那些留学归来、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教授们做了些什么？
中国社会活生生地呈现在每个中国人面前，但是人们各自关注的是不同的现象，联想到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民国时期曾有许多学术新潮与文化运动，涌现许多大学者和明星教授著书立说。但是他们的学术活动实际上脱离了当时的社会潮流和人民群众。在解放军即将进入北京城区时，一群教授开了一次座谈会，对自身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反思。《座谈会纪要》指出：“由于客观环境限制，一受反动政权的压迫，二受社会学者本身训练阶级出身的影响，社会学者不敢反抗旧统治者，以小资产阶级立场研究中国社会。研究结果既不为劳动大众服务，亦未为统治者所重视，虽有求‘客观’之名，但尽‘逃避现实’或‘直接间接为统治者培养人才’之实。以至数十年来社会学未能担当发挥其应有之职能，对于中国社会之实际的贡献极少。”所谓“逃避现实”，就是指由于种种原因或顾虑，导致他们不敢深入研究甚至不敢触碰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没有把自己的双腿深深地插入中国社会的泥土中，客观上成了统治阶级粉饰社会的“花瓶”，所以很自然地“对于中国社会之实际的贡献极少”。这些教授们当年对自己研究工作最终评价的分量十分沉重，值得今天的学者时时用来警示自己。
苏联解体与随后出现的族际冲突绝不是偶然的，其根源与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在民族领域中实行的制度、政策密切相关。十月革命和内战结束后，政治认同曾一度凝聚了苏联各族民众的一代人，但是“民族意识”在苏联体制下经过代际更替得到强化。苏联学者却没有看到和研究苏联社会深层中的这个真问题，导致苏联学术界在民族问题上“集体失语”和集体失职，甚至遭到戈尔巴乔夫的批评。1987年他在《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理论界欠了民族关系的实践很大一笔债。我这里指的是没有充分研究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民族政策的一些问题。”苏联民族关系的恶化，导致俄罗斯和乌克兰民众至今仍在付出血的代价。
怎么才能比较全面和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和理解国内各族民众，找到影响社会变迁的最深刻的真问题？这就需要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深入调查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各族普通劳动群众，在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的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等地的基层社区开展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各族民众的日常生活、所思所想，倾听他们对社会矛盾和现存问题的解读与建议，在对这些深层次重大问题不断开展实地调查、不断思考现有制度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各种可能的改进方案，在不断跟踪调查和分析的过程中，努力把握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和社会变迁的大方向。“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自2014年以来，党中央在民族问题上先后提出许多原创性观点，为我国今后的民族研究指明了方向。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不断提高自身对中国民族研究的深刻理解，还可以动员越来越多的人共同投身于推进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事业。这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去做的事。
四、结 语
在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什么是真问题？鸦片战争后，就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晚清时抵御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是中华民族各族军民。民国成立后，与帝国主义和内部分裂势力作斗争，努力保持国土完整的，是以五四运动中的爱国民众为代表的各族爱国力量。抗日战争中，尽管装备落后，但仍然浴血抗战的，是全国各族军民。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认识到这一点，态度鲜明地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就是抓住了当时民族关系最核心的实质，就是当时的“真问题”。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此时如何加强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促进中国内部的民族团结，防止苏联发生的那一幕在中华大地重演，这就是当今中国学者从事民族问题研究时最核心的“真问题”。用今天中央文件的话讲，就是在学理上讲清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部分民族地区出现一些值得警惕，甚至震惊全国的严重事件。拉萨“3·14”、乌鲁木齐“7·5”和一系列后续事件，已经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各族民众生命安全。近年来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和国家统编教材，在一些地区引发反弹。这些现象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国的民族研究者：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真问题在哪里。我们不应拘泥于各学科的传统研究范围，不必执着于西方各种“经典的”研究范式，也不用顾虑是否会引发个别人的反弹，因为我们心里真正放不下的，是中华民族的长远核心利益，是中华各族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严峻挑战。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大量深入实地调查，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思考在一些地区之所以出现民族隔阂与矛盾的历史原因、文化因素、制度和政策影响。同时，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最根本议题，就是需要根据“实事求是”原则对我们长期宣讲的传统“民族理论”进行必要的反思。我们在社会调查中坚持“实事求是”，在理论讨论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研究和讨论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民族问题研究中逐步克服现有的制度和观念中的学科藩篱，努力从各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吸取学术营养和理论视角，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与演变的特点与历史轨迹，努力领悟和把握中华文化传统在历史进程中看待族际差异（“和而不同”）和推动族际融合（“天下大同”）的文化精髓，以新的认识水准和工作思路不断地维护和巩固全体国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邓小平同志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在新时代能够有利于巩固全国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有利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工作，就是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民族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马戎.打破学科藩篱，继承中华传统，研究真问题——试论新时代的中国民族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