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故宫学辑刊》2025年第1辑
内容提要：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明清史的研究，形成了几种影响巨大、风格鲜明的学术范式。这些范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巨大影响，有的甚至迄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史学思维模式。经过近二三十年的中外比较研究，学界逐渐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史学成果，使得我们得以在新材料和新视野下以批判性的眼光对中古史进行重新审视与探索。同时，以往的史学模式也亟须得到清理和反思，使我们在历史自觉的前提下充分吸收既往研究的优长，克服其局限，建立新的明清史认识理论与阐释框架，从而促进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百年明清史研究范式 停滞论 资本主义萌芽 早期工业化 帝制农商社会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徐泓在《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简略地回顾了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几种代表性学说，分别为黑暗的时代、没有多少特点的朝代、停滞的社会、闭关自守的国家等若干种理论，影响了超过一个世纪的中国明清史研究。纵观20世纪以来兴起的标榜以科学的方法展开的新史学发展历程，以上种种论点都或多或少影响到整个中古史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尤其是在明清史的领域，更是存在着若干泾渭分明的研究范式，极大地影响了百年明清史研究的路径与展开，有的观点和理论甚至成为明清史研究的前置范式，屏蔽了人们的视野，亟须进行讨论和反思，以利于明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停滞论
此说兴起于18、19世纪的欧洲。以亚当·斯密、赫尔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看法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16世纪开始，以传教士和启蒙哲学家伏尔泰为代表的早期汉学界对中国的政体、伦理与历史从充满赞誉与褒扬转向全面的否定与批判。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对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论及中国时谈道：“中国是长期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500多年前访问过它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它的耕种、产业和人口众多，与现今旅行家们所描述的几乎完全一致。”亚当·斯密出生于18世纪初期，他的中国知识主要来自17世纪欧洲传教士。他是早期通过间接知识考察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代表之一，因此有关中国“停滞”的论述具有一定影响。稍晚的赫尔德是18世纪后期著名的德国启蒙哲学家。他根据早期传教士的报告对中国有所了解。根据这些粗略的认识，他形成了一种著名的观点：“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它对一切外来的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是地球上一个很闭塞的民族。”停滞与闭塞，是赫尔德继承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这一认识到黑格尔《历史哲学》又有了新的内容：“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老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人的绝对意志和人类精神的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标尺，在他的眼中，中国历史既因为在宗教和精神方面受制于专制王权，所以是停滞的，没有历史的，也是封闭的：“这个帝国早就吸引了欧洲人的注意，虽然他们所听到的一切，都是渺茫难凭。这个帝国自己产生出来，跟外界似乎毫无关系，这是永远令人惊异的。”黑格尔对中国历史进行过深入研究，对先秦到清代的礼制、皇权、地理、北方民族都有论述。《历史哲学》是黑格尔从1818年到柏林大学任教时开始讲授的一门课程，到1830年编辑出版时，编辑干斯博士对讲义的内容进行了大幅的删减、平衡。有关中国的部分和绪论部分原本占到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之多，为了平衡各地区的历史，编者删减到目前极小的篇幅，可见中国历史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停滞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历史学将明清时期的中国描述成一个停滞的国家。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等思想家也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是一个没落和停滞的时期：“由于一般自然经济的性质，所以，这种形式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如象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样”，“这些闭关自守的村社，无论其怎样纯良，它们始终是东方专制政体底稳固基础”，“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同样，19世纪初期兴起的中国现代史学，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也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是明清时代的基本定位。“闭关自守政策无疑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帝国政治的产物。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厉行这项政策；并且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危机的日益严重而对它加以强化。”这样的历史叙事是“停滞论”的典型代表。
“停滞论”还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带来了两种附加的特性，黏附在中古史尤其是明清史的叙事上面。这就是“木乃伊论”与“暗黑说”。木乃伊论僵尸说的比喻来自赫尔德：“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与此相随的是“暗黑说”：“明代被认为是这个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代，君主专制、宦官专权，特务荼毒，朝士或热衷党争或专心贪腐；苛捐重税，地主乡官横行乡里，欺压人民；士人苦闷，或逃于空谈心性，或沉于奢靡淫逸。”
“停滞论”是18世纪以来混合着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多种成分形成的一种历史观，在启蒙思潮正在兴起的时代，通过第一波传教士和外交官、商人一鳞半爪的描述而间接获取的中国知识而形成的一种带有很大程度想象成分的中国观，与其说是中国叙事，不如说是对欧洲中世纪君主制的知识——加上欧洲偏见而推衍出暗黑与僵死的历史价值批判系统。这套知识于两个世纪后又反过来对中国史学的叙事产生长远而重大影响，是一种典型的通过“他者”反塑造而形成的史学范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这种历史认识论在西方还处于主流地位。例如有学者评价费正清的中国研究：“1842年之前的中国历史是‘传统中国’的一部分，而‘现代中国’则从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带来的西方‘冲击’开始。从此清朝历史被分为两个部分，1842年分水岭之前的帝制中国史本质上是‘停滞’的，真正有发展性的变化则始于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二、资本主义萌芽、转型社会与启蒙思潮
“停滞论”本身并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在特定时期，这个外来的标签却在中国作为一种打破旧社会的动员资源而大行其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形态理论中，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阶段向着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演进，这是一般的社会规律。“停滞论”遮蔽了人们对历史发展的认识，掩盖了历史学的真正功能。对于漫长而复杂的中国历史的认知匮乏与价值偏见共同塑造的这顶帽子，在20世纪上半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面前，必须做出判断与回答。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中国社会的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联共（布）与“托洛茨基”派的分歧延续到中国国内，因而在1930年引起了一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被称为社会史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农村等问题进行分析的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派，另一方是受“托派”影响或折中主义地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派。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中国现代革命的性质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由于“反帝反封建”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主要目标，就需要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结合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主要矛盾进行理论说明。对此，中国共产党于同年组织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在毛泽东执笔的第二部分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兴起的主要动因，1949年以后，这一问题的主要发起者与参与者直言：“我们的意图很简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八四〇年以前，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就是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为着解决这些困难的和复杂的问题，我们……近年来都在摸索这一问题。”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推动了近三十年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深入研究，大批学者投身到此一论题之中，对明清以来社会经济档案与史料进行了地毯式搜集与整理，尤其是明清社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做到了“牛毛茧丝，无所不辨”的程度，成为新中国历史学“五朵金花”之一。现在看来，近三十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对中国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和史实上彻底否定了中国历史“停滞论”“循环论”等特殊论论调，将中国史纳入人类历史的一般形态中来看待。其次，直接推动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研究，更催生了美国加州学派的中国早期贸易与商品、市场的全球化的研究。如李伯重指出：“以往对明清江南工业的研究主要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主要以明清江南工业为考察对象。二者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使得我们对明清江南工业的研究无法避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三，推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思潮说与转型社会理论的出现，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态与模式。正如王学典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地、何处萌芽？’今天看来，可能是个标准的地道的‘假问题’，但这个‘假问题’却带出了不可估量的‘真意义’。”其四，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过于政治化、目的论、以论代史的倾向，促使新时期史学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批评，在理论与实践上为新时期史学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参考经验与教训。
转型社会与启蒙思潮，是资本主义萌芽论所催生的两种附加学说。由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逐渐摆脱中国历史停滞论、循环论、倒退论等论调的影响，开始用一般社会形态的演变来审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转型论明确指出：“我们反对中国历史不变论，吸收中国历史发展论的一切有益成果，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明代后期社会转型启始的观点。”转型论最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六大指标——商品经济、民营手工业、商业贸易与商人势力壮大及全国市场网络形成、货币与信贷、早期城镇化运动、资本主义萌芽等的突破性发展。当然，转型论的内涵更为宽泛，还包括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维新、思想观念、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体现出来的变化。可见，转型社会理论是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扩大化与全面化，将明代末期定位为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前夜，明确提出是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中国早期启蒙思潮说是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密切相关的一种历史理论。此学说将中国启蒙思想发生的年代定位于16、17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17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16世纪中叶开始的”，因此，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在思想领域的革命，就体现为启蒙思想的出现。那么明代末期出现的社会批判思潮，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前夜的启蒙思潮。与此相应，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阶段来看，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转变，也就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因此，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近代化的发展，就成为17世纪至19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明清以降，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从晚明到清初，是早期近代化的酝酿时期；从清初到19世纪中叶，是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19世纪中叶以后是全面近代化的启动时期。”这样，清代社会的发展就进入了近代化的形态，从理论上解决和否定了“停滞论”以后明清历史的发展问题。
三、贸易全球化与早期工业化
全球化模式开始于20世纪后半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汉学开始了明显的分化，原来欧洲中心论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遭到质疑，被视为欧洲中心观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以及“帝国主义模式”受到批评，其后隐含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歧视遭到揭示。随着全球冷战缓和与中国改革开放，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历史文献、档案、目录经过整理和数字化刊布，大陆旅行日记、外交文件、贸易档案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这些文献与中国明清经济社会史几十年积累的地方档案与经济史料结合起来，在全球化的视角下，使得学界可以描绘一幅五百年来世界经济贸易的新地图，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全球化的新景象。
1998年，美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出版的《白银资本》一书，认为从航海大发现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白银资本》一书描绘了明清时中外贸易的繁荣盛况，将中国拉回到世界历史的中心。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于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作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一个极为长期的观点提醒我们考虑怎样把东亚和西欧之间19世纪的分流放到全球历史的背景中。”与此相关联，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围绕着1500至1950年之间的各种世界经济的要素进行讨论。彭慕兰与史蒂夫·托皮克出版了《贸易打造的世界——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表达了“中国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交织在一起了”的思想。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中简要地概括了15至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作为全球化开端的一些历史表征，并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全世界形成一个统一的和唯一的市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初始阶段的主要表现，就是用贸易的手段把世界主要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稀疏的全球性市场网络。”仲伟民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早发近代化国家通过市场与商品向全世界渗透的全球化（当然在开始阶段往往是武力和市场两种手段并用），开始时间应在18世纪后期，19世纪达到高潮。茶叶和鸦片是19世纪东西方世界发生关联的两种最主要的商品”。这种观点主要着眼于19世纪新形态全球化的描述，并不适用于17、18世纪的全球化认识。
值得说明的是，在明清全球化研究中，早期工业化问题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早期工业化，就是有别于现代大机器生产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产生的工业化，在传统技术与工业门类内部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实现生产力较大提升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涵盖明清两代的绝大部分时期，直到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中，大机器工业兴起。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对传统中国的工业门类与分工发展所做的全面研究，揭示了在明清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工业体系是如何实现高效能生产的。可以看出，全球化理论注重的是明清时代的外部联系，早期工业化则注重国内产业体系的运作。这两种模式存在的联系和区别也正在这里。
全球化着眼于国际贸易市场，与此相关，国内市场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明清市场经济与全国市场的形成成为关注的对象。有学者提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从明清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小农经济与此前已有很大的不同，即市场化趋势明显，小农与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从江南到两广沿海，甚至到两湖、京师、陕西等地，手工业突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面向市场安排生产，或者成为专门的行业。官营手工业或政府采买也都逐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并且形成了一批保护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总的来说，“明清时期的中国早期市场经济酝酿于成化、弘治，正式形成于嘉靖、万历，至康熙中后期到雍正之时最后形成。乾隆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的真正出现，边疆地区市场得到开拓，内地与边疆民众的生产生活尽皆纳入全国的市场网络之中，中国早期市场经济得到初步发展”。这样，一个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明清全球贸易市场网络呈现在我们面前。
明清全球化研究范式揭示的是这样一个被广泛认同的事实：从15世纪以来，中国就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了。尽管从亚欧大陆的两端来看，这种联系更为悠久。相比于孤陋寡闻的17世纪的历史学家来说，全球化史学范式得益于全球性历史学资源的协作和超越性视野，这种史学资源的突破使得历史学家得以在协作和借鉴的基础上重建17世纪以来的世界性联系，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轨迹也越来越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景象。
四、新停滞论：“高水平均衡陷阱”与“过密化”说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海外有若干种关于中国明清时代历史发展的研究理论产生较大影响。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其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1973)（中文翻译为《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2023）一书中提出的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宋代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宋代以后趋于停滞。明清时期，各方面只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变化和突破。其原因是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无法通过内部产生的力量导致质的变化。这个陷阱的成因是一方面农业高度集约化达到前近代的最高水平，在这个水平下，如果再提高生产率，则需要巨额资本；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过多，土地和资源不足，蚕食了维持生计以外的剩余财富，资本积累无法进行，新的投资和生产发展受到抑制，生产和消费达到最高水平平衡，从而使社会经济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近代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促使它向世界开放市场，才打破了这个陷阱，中国才有了近代的发展。
与此相关，黄宗智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过密化”理论，他认为明清以来华北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率难以提高，产量增加依靠农民投入大量劳动，“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这种理论用无发展的商品经济来概括明清中国经济的形态，也就是说，用工业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发展等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属于单靠人工投入来维持增长的“退化”经济。至于这种理论与伊懋可的观点有何差异，黄宗智认为伊懋可的“陷阱论”“若超出农业而着眼于整个经济系统，‘陷阱论’的含义便会显得模糊不清。这个模式所分析的是人口、农业产量和技术改良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它并没有对手工业和工业作出分析，也没有指出农业经济的落后，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停滞之间，可能有连带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退化论经济观不仅是有关华北小农的，也涉及所有商品经济与工业门类，甚至涉及文化与政治结构。
这两种理论先后推出，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可以看出，在明清全球化研究尚未兴起时，这两种理论带有深刻的停滞论的烙印，被认为是以社会科学与经济学方法包装的新版停滞论。概括来说，这两种影响巨大的有关中国明清时代社会经济的理论，其建立的基础却十分脆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大量的论断建立在二手研究的基础之上，很少有直接应用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其二，大量使用年代错位的资料，以20世纪调查资料得出17至19世纪的结论。比如黄宗智有关华北小农的研究，主要资料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满铁调查资料”，关于清初农业商品化的研究则多采用几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关清初农业生产率、耕地亩数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则采用1936—1941年的一项推断性统计，在这样严重不足的史料中却得出了中国明清经济过密化（内卷化）、退化论等宏大理论，其解释能力薄弱是显而易见的。其三，有关此领域的更细致的研究，或者是作者没有注意到，或者是由于作者特定的选择性使用，在这些著作中一概没有得到体现。
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其重要趋势之一就是从明代的江南地区向中部、西南、东北、长城以北、新疆地区的拓展，包括农业在内，从明代的“苏常熟天下足”，到清代转为“湖广熟天下足”，反映了农业和产粮中心都在向全国发展。明清时代的天下四大镇佛山、汉口、朱仙镇、景德镇，清代“四大聚”佛山、汉口、苏州、京师，大多处于中部、北方地区，这说明中国农业和商业经济的范围变化。种子种类的大量增加、外来作物的改良和推广、新经济作物的扩散，都反映了农业技术进步和变迁。比如清代油菜种植及油菜花（明清文献中的“春花”）的广泛出现，不但改变了蔬菜作物的结构，还在人文与环境方面形成新的景观文化，与传统中国人文景象中李树的白花、桃树的红花鼎立而形成油菜黄花（春花）。这些因素在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伊懋可，以及后继者黄宗智的研究中一概没有涉及。根据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即便到了19世纪，总体上也只是到了平均数量的临界点，如果考虑到地域差异和政治事件（战争与灾害），很难说明清时期的农业水平基本上是“糊口农业”的水平：“当19世纪初人口不足4亿的时候，粮食总产出在扣除人口的正常口粮以后尚有23.5%的剩余可以供种子、工业、饲料及备荒储备等项之需，虽不充裕，但总算还能大体满足需要”，到1850年，“扣除正常口粮以后的余粮比例就降到不足20%了，以后进一步下降，清亡时扣除口粮以后的余粮比例只有14.5%”。即便如此，“清代农业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最高峰”。需要注意的是，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数据并未包括粮食进口贸易的数量。实际上，从清初期，中央政府就一直鼓励外出贸易船只和周边朝贡国的船舶，运入大量粮食作为重要进口物资。因此，清代中前期的粮食总额还需要进一步修正。从晚清时代起，清代农业总产量总体上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与战争、灾害、政府效率都有关系，并不能作为总体上判断明清农业发展水平的依据。
我想，这正是这些研究被批评为“新停滞论”的原因。有学者经过对明清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证研究认为：“（农业的发展）均是与商业的发达及社会的城市化现象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其背景是国家的行政网络（各府州县、市镇）和商人的组织网络（会馆、公所、客商帮和牙行），它们均有其各自的对策和政策。”当然，有关明清时期农业、手工业的技术进步问题，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有细致的分类研究，这些研究足以改变所谓明清时代中国传统经济“无发展的商品化”等有关理论的认识。
五、明清帝制农商社会与文明史观
“资本主义萌芽”与“全球化”范式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里具有正当性，经济基础得到优先的关注。但是，上层建筑的性质与变迁，是历史分期理论判断的主要依据。所以，不管明清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发生什么样的转型，产生什么样的变迁，明清国家性质、政治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摆在历史学界面前的基本问题。传统的封建社会、专制主义国家、前近代国家等理论，都不能准确说明一个经济要素活跃、商业贸易繁荣、全球化程度极高的社会形态的政治发展。所以，对明清时代国家性质的探索，就成为一种需要和必然。赵轶峰在《明代的变迁》中提出了一种试图既区别于以往的经典理论，又不跟随西方范式，涵盖明清国家与社会的新的理论范式，称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在这个理论体系下“不再用封建社会称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改称“郡县—官僚社会”，或者“帝制农商社会”，认为“明清时代的中国，在帝制框架前提下，在向农商为基础的商业化社会渐渐演变”。帝制农商社会的基本理论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农商为本的帝制社会。“它在国家体系方面的基本特征是，在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新的框架内，保持着皇帝—官僚制度和残余形态的贵族制度。直到19世纪末，还没有任何其他公共权力类型取代这种传统类型的迹象。所以，无论经济领域发生了什么，其可能的前景都要在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这个背景下来分析。”也就是说，尽管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在政治领域，明清时代维持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基本制度，这是它与转型社会说、早期近代化（现代化）等理论的根本区别。在政治领域的帝制形态下，农商社会出现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市场经济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市民文化活跃、人口爆炸、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儒学社会化。这样，资本主义萌芽说与全球化理论下的各种活跃的经济要素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成为明清国家的基本特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兴起与资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模式，并非标准模式。相反，全球化、商业化、市场化在中国传统社会早已经存在，并在明清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繁荣。如果我们摆脱将英国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兴起这一特殊模式套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这种削足适履的机械史学，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观察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很显然，帝制农商社会更符合历史事实。正如有论者指出：近年来关于宋代江南“农商社会”和“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等理论，南北整合等探索，“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之所以称其为良好尝试，是因为至少有如下可取之处：他们都是突破传统的王朝史体系的融会贯通，着眼于宏大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关怀，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约而同地挣脱了‘碎片化’的桎梏，努力开展‘长时段’和总体史的描述。他们敏锐地分别抓住了‘富民’、‘农商’、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关乎国计民生、社会走向等主干课题，进而触及帝制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区域差异及整合等，既积极吸收‘唐宋变革’说的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该说的思维定式或理论窠臼，在诸多重要问题上作出了各自的建树，努力推动中国古代史的科学探索与理性认识。从而在国外‘唐宋变革’说及‘宋元明过渡’说之后，为中国学者积极赢得了一定的创新话语权”。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会发现这一学说建立在一种文明史观的基础之上。所谓文明史观，即在我们观察与研究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时，必须将其当作一个文明体来看待：“对明清中国社会特质与趋势的研究需要引入文明史的视角。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不仅是一个国家共同体，也是一个文明共同体（并非所有国家都同样构成文明共同体）。作为文明共同体的国家具有比其他类型的国家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性，因而具有更强的保持传统的势能，而且，文明生成与演进的宏观地缘环境会在其变迁的所有节点发生持续的重大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明清中国的历史演变，不仅涉及一般社会发展运动之类的问题，还涉及文明与文化的嬗变问题。”这样，帝制农商社会理论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要素等领域纳入文明共同体的视域之下，实现一种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历史演进观，这一点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观察中国历史上历次剧烈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变迁，背后都是这种文明共同体的整体要素在发生重要影响，并且形塑了中国历史的演进模式。任何从政治结构、经济因素、社会变化等领域的某一指标来衡量中国历史的变迁，都不能全面反映历史。揆诸中国近代至洋务运动以后剧烈的社会变化，梁启超曾以“器物—制度—文化”的革命三阶段说来概括近代化过程，现在看来，单一的某个领域的变迁都不会从根本推动社会演变，从文明体的变迁来看待这个过程才会对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变迁有更深刻的认识。强调帝制这一根本历史事实，“反封建”的革命逻辑就具有历史正当性。承认商品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是明清社会本身的发展结果，就把帝国主义与市场化和商品经济剥离出来，将殖民主义宣称的“殖民侵略有利经济发展论”从理论上给予了彻底否定，因此“反帝”就具有了天经地义的正当性。很显然，没有哪一家帝国主义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而来的。这是帝制农商社会说与文明史观在解释明清中国历史演进逻辑方面的优长所在。
帝制农商社会理论，将明清政治史中专制极权主义高度发展与社会经济史中商品经济繁荣与全球化日益深化两大断裂的叙事，成功地融合在一起，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的总体政治走向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框架。这种框架是基于中国史本身的基本文献与基本观念并在全球史的比较研究中逐步奠定，因此具有跨越西方中心史观或中国中心史观陷阱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明清时代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与演进，会带来一系列全新的历史认识与历史解释。例如有关中古史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封闭的小农”等传统理论，都需要进行正本清源式的重新审视与清理，将市场、贸易、区域等因素统合进农商社会的基本结构，建立新的明清史发展理论，这是帝制农商社会等理论的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本文刊载于《故宫学辑刊》2025年第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