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脱离文明根基的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中华文明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历史遗存,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焕荣光。二者相互滋养、相互赋能、相互成就,形成了文明与现代化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文明底蕴与独特文明优势。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国是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从价值理念、制度精神、文化基因、思维方式等层面全方位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使其具备区别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文明底色。
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注重集中统一和秩序建构。中华文明具有大一统的深厚传统,自秦汉确立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来,“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这一传统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注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有效规避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频繁出现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治理失效等问题,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秩序。
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坚持人民至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理念历久弥新,构成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基因。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将人民至上作为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区别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模式。
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天下大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承载着中华文明对社会公平、利益共享、普惠共生的理想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一项本质要求,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防止两极分化,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弊端。
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五大文明”系统整体发展。整体思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我国古代就提出“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的思想,坚持世界是一个整体性存在,注重从整体把握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了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整体推进、协同共进,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单向度、片面化的发展模式。
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破解了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生态环境恶化的发展困局。
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关怀他者、命运共同。中华文化自古就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强调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胸怀天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
中华文明使中国式现代化注重走和平发展道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通过和平发展实现自身现代化,向世界传递了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打破了“国强必霸”的西方历史叙事逻辑。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五千多年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中华文明历经五千余年积淀形成的价值内核与治理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独特文化基因,塑造了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范式”。这一范式以民本为价值取向、以公平为目标追求、以整体为思维方法、以和谐为生态准则、以大同为世界理想、以德治为精神引领,实现了传统文明精髓与现代发展规律的深度融合,彰显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自觉与实践伟力。
民为邦本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锚定“中国范式”的价值取向。“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余年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动,是中国式现代化强有力的文化支撑,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并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学说,其核心是要求统治者重视人民、取信于民、关心民心向背、把人民视为国家的命脉。但是这种民本思想并不尊重人民群众的个体价值与权利,不可能赋予人民政治权利,人民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能当家作主。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吸收借鉴,将人民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本质跃升。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的以资本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远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通过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通过健全公共服务体系补齐民生短板,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种将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实践相结合的路径,彰显了“中国范式”的人民性本质。
天下为公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范式”的目标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同社会,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关于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源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理念,强调天下是全体人民的天下,反对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主张资源共享、利益共沾。中国式现代化将“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转化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要特征。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阶层撕裂等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汲取“天下为公”的传统智慧,探索出一条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缩小差距、实现共享共富的路径。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统筹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既不断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共进步。这种将“天下为公”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实现的现代化治理实践,是“中国范式”的鲜明标识。
系统整体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完善“中国范式”的发展路径。中华文明秉持“万物一体”的系统整体思维,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反对单一化、片面化的发展模式。其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理念,明确指出物质富足与精神滋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一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西方现代化往往陷入物质主义膨胀、精神世界空虚的困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汲取中华文明的系统整体思维,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厚植现代化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又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这种“两手抓、两手硬”的发展路径,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物质至上”的单一逻辑,让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成为“中国范式”的鲜明特质。
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中国范式”的生态准则。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反对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征服和破坏。这一传统生态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哲学依据,也确立了“中国范式”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生态准则。西方现代化长期奉行人类中心主义,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最终引发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生态危机,证明了其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吸取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迈出坚实步伐。这种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治理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不仅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的生态困境,更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范式”的重要标志,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世界大同与“走和平发展道路”:拓展“中国范式”的世界维度。中华文明从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行天下之大道”“抱一为天下式”“一同天下之义”。这种开放包容、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文化滋养,也拓展了“中国范式”的世界维度。西方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文明优劣论”与“文明冲突论”的泛滥,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文化渗透等手段,形成了“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给世界带来了战争、动荡与贫困。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摒弃这种霸权思维,秉持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观,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历史传统转化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实践,让“以和为贵”的深厚底蕴成为“中国范式”的世界标识。中国不搞殖民扩张、不搞霸权争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为政以德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强化“中国范式”的精神支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中华文明强调德治与教化,主张以道德凝聚人心、滋养社会,将道德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这种德治传统为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注入了源头活水。西方现代化往往注重法治的强制性,忽视道德的引领作用,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人际关系疏离等问题,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汲取德治智慧,将德治理念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十分注重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家国情怀、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润心,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全方位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将“为政以德”的传统智慧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实践,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也让“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成为“中国范式”的重要特征,实现了人的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显著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而非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积累丰富的经验智慧,使其展现出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与基于自身文化的独特优势。这种文明底蕴的赋能,具体而深刻地体现在动力、平衡与治理三大显著优势之上。
动力优势: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源于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驱动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群众视为开创和推进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与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论断既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赓续发展,也是对唯物史观人民主体思想的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巨大的人口体量增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但也成为开拓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践行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的丰富智慧和无限创造力凝聚到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们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成为公认的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等等。这充分证明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凝聚起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这种源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动力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平衡优势:秉持和合共生的深邃文明智慧。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一维度的、片面的现代化,而是追求全面协调、包容普惠的现代化。这一平衡优势,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等古老智慧之中,并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内涵。它体现在对内部发展平衡的追求上。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防止物质丰裕而精神贫瘠的现代化陷阱;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中。这种平衡优势更鲜明地体现在对外交往的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它摒弃了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陈旧逻辑,坚持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国家发展,并通过自身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不仅快速提升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有力促进了商品、资本与技术的全球流动,为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共享发展机遇创造了条件,推动各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共进,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更多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治理优势:彰显“中国之治”的卓越效能。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行稳致远,离不开一套成熟定型、高效运转制度体系提供的坚实保障。这一治理优势,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在于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等13个方面,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了显著优势,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使我国从一个人均GDP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1/3的贫穷落后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是能够持续推动14亿多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同时,从全球治理和世界制度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也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
来源:《安徽日报》,2026年7月7日。
(作者:韩庆祥、虞海波,分别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