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推出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这段讲话涉及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议题，这就是如何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虽然谈的是民族理论知识体系，但同样适用于社会学等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几千年来，中华大地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发展出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体系和学术传统，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自晚清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东亚后，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体系受到巨大冲击。晚清“废科举、兴新学”后，民国时期的教育制度、学科与教材体系向西方看齐。以社会学为例，费孝通先生提出，“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西方直接或间接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开始时并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是以引进西方为主的社会学”。但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学术体系和基本概念是否适用于解读中国社会，始终需要在本土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得到检验。吴文藻先生等曾发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呼吁。
在我国民族研究领域，西方社会学等学科已经形成一整套专业术语，如nation、 nationality、people、ethnic group、 tribe、 clan、nomads、horde等已被译成中文并广泛使用。但是，其中哪些词汇能够准确地用于解读中国历史上的各群体？“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应当译成哪个英语词汇？在中国古文献中没有与nation的现代意涵完全对应的词汇。相关术语的翻译已开始引起普遍关注。华夏大地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变有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对于如何认识中原地区与周边群体的关系，中华文明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视角和概念，完全不同于欧洲社会和基督教文化传统，因此许多词汇不能简单按照现有字典进行互译。中华传统文化看待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社会观念与文化伦理的不同，与祖先血缘、体质特征、语言习俗等外在形式无关，差别在“里”而不在“表”。这与西方观念中边界僵化、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种族”（race）或“民族”（nation）概念完全不同。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各族融汇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逐渐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认识并理解中国历史上演变发展几千年的“多元一体”结构，是我们解读中华大地上群体演变进程和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理论基础。
在规范人际关系和协调群体关系方面，中国有一套细致丰富和富有哲理的文化传统。中华传统文化对周边具有不同的语言、社会组织、经济模式等的群体，始终具有极大的文化包容度。这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有很大差异。中华传统文化讲“有教无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使情势需要动用军队，也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描述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完全不同。
面对从不同文化土壤发展出来、具有不同演变轨迹和交往逻辑的群体，西方学者用来研究欧美社会“民族”（nation）、“族群”（ethnic group）时使用的基本概念、分析逻辑和分析工具，无法直接拿来用于分析中华民族及所属群体的演变与发展进程。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对“民族”（nation）概念给出一个清晰定义，或对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分析。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西方的nation、nationality、community等核心概念，始终是一些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族际关系性质具多重色彩的概念，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必须重视和继承中国几千年发展出来的深厚文化传统。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古籍里的数百种群体称谓（族名）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都已消失，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足迹。进入晚清、民国后，中国内部各群体开始被称作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民国初年政府提出“五族共和”的政治口号。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重建中国社会学学科时，多次提出要防止两个倾向，一个是“重心外倾”，一个是“食洋不化”。他指出：“自然科学多少还可以向国外去搬，而社会科学必须从自己土里长出来。……吴文藻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者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虽然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过去并未把它视为社会学学科的重要来源给予重视。……在新形势和新问题面前，社会学不是个恢复问题，它既不应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也不应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内容。”今天中国发展社会学学科、开展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如果主要借助西方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可能无法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和历史积淀接上“地气”。
世界各地的社会、文化差异实在太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不同于基督教文明。从西欧社会发展过程中提炼的概念也许只适用于分析西欧国家的演变，亚洲社会产生的概念也许只适用于亚洲。我们需要梳理西方学科的概念史和学术思想脉络，但绝对不能生搬硬套，而是作为我们解读和分析社会演进过程时的思维工具，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在比较研究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不同社会各自的发展轨道，在共性和差异的比较与分析中不断丰富我们的理论工具，提高我们的思维分析能力。
在构建具有中国自身特质学术体系的过程中，有关概念史的讨论也许是一个基础性学术工作。“观念史就是去研究一个个观念的出现以及其意义演变过程。” 西方思想界许多重要的核心概念在引入中国后，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中文译法，如nation（民族）、state（国家）、democracy（民主）、right（权利）、justice（公正）等。但是仔细比较，就会发现有些英文词汇的中文译法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之间存在距离，也并不一定能准确地用来解读中国社会的现象。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与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重要的核心观念，如“天下”“中庸”“仁”“礼”等。一些学贯中西的老一代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用于解读中国社会结构的概念，如潘光旦先生提出的“中和”“位育”，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多元一体”等。如果我们使用中、西两个方面的文献讨论我国目前各学科使用的核心概念的来源，分析其文化根源，相信将有益于对这些核心概念的全新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工具和思想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我们是中国的学者，研究的是中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的族际关系演变与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将双脚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中，继承中华传统，更加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理解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与发展规律。我们在开展研究工作时必须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我们应当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开创具有自身特质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以此作为我们的努力目标。
原载《群言》2026年第3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