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下，人们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并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发展出不同的语言。各地人群的交往必然导致语言之间的交流与竞争。有四个因素影响或制约语言间的竞争态势：行政权威的强制力量，经济力量的主导作用，语言群体的人口相对规模，语言承载的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吸引与感召力。通过回顾中华民族语言体系的形成过程，将自秦以后各朝代实施的语言政策归纳为三大类，参考史料梳理各朝代语言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脉络，并讨论相关政策如何影响中华各族的语言使用与政治文化认同观念的演变。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经研究可发现，中华民族语言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多元一体”，庞大的中原人口和汉语普通话是这个“多元一体”语言格局的凝聚核心。

关键词：语言政策/ “多元一体”语言体系/ 中华民族凝聚核心

作者简介：菅志翔，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浙江 杭州 310030）。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23年第8期 第123-144页

 

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多种语言文字体系，相互差异的复杂程度堪比地球上的生物物种，而语系的结构性影响一直是人类分群的重要机制。生物学家不仅要调查和不断补充新发现的动植物信息，将其纳入已有分类体系，还要根据考古发现研究各种已灭绝的动植物化石。语言学家在研究中也要做类似的工作，不断调查补充人类语言分类系统，根据岩画和文物研究各种已消亡的古代文字，分析现有各种语言的使用情况及其演变态势。

各地人群之所以出现不同语言，源自世界各地生态环境的千差万别，正如不同自然环境衍生出不同的动植物，人群在不同自然生态环境中发展出不同的生活与生产模式，因交流的需求萌生不同内涵和形式的语言。如草原游牧社会的语言与定居农耕社会的语言之间有很大差异，表现在衣食住行多个方面。蒙古语有丰富的与游牧活动相关的词汇，因易于迁徙的蒙古包构造简单，蒙古语中与建筑相关的词汇较少。与之相比，汉语有大量与农耕生产生活（作物、禽畜、农具、节气、房屋、器物、运输工具等）相关的丰富词汇，而描述马牛羊各种特征的专用词汇贫乏。为了保存和继承已有知识技能、思想探索和文艺创作成果，人们在各自语言基础上发明不同文字及语法规则，并且以不同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史料和文学作品，使我们今天得以了解前人的知识和思想情感，为今人呈现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世界。

环境的变化和人类交往的增加，导致各自语言体系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化。“语言集团比物种或氏族都来得复杂：语言的变化比DNA序列的变化快得多。”“在语言历史的记录中，语言消亡的例子比比皆是。”①这些变化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或情感为转移。但是，一种语言的消亡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用人群的消失，而是人们转用其他语言并融入相应群体。不同人群之间的语言学习、词汇借用和观念融汇，是人类社会语言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人们进入其他社会类型的生活环境后，适应当地生产生活方式并习用当地人用语，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所以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内蒙古“放垦”地区的蒙古族民众从游牧转为农耕定居，也普遍转用汉语。随着汉地日用品大量进入草原牧区，蒙古语中出现大量汉语“外来词”。“文革”期间在内蒙古牧区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普遍习用蒙古语，在许多方面融入草原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基于不同生活方式的语言之间彼此同化和相互融合的自然过程，古往今来，每时每刻都在持续。

人类语言的主要特点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功能是什么？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群间出现相互学习语言、词语融汇、语言融合甚至某种语言消亡的现象？各地当政集团的长期语言策略与民众语言使用状况之间是什么关系？政府语言政策导致语言演变呈现哪些特点？在近代“民族”认同意识构建和“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整合过程中，国家语言政策扮演了什么角色？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应如何保障？在笔者已发表的两篇文章《人类语言与社会发展》和《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中，对上述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②本文将在语言社会学的框架下，根据各类史料梳理中国历史上各朝代语言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脉络，讨论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中华各族的语言使用与政治文化认同观念的演变。希望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语言使用现象和发展趋势，并为21世纪中国的语言政策规划与调整提供思路。

一、语言的基本特质与社会功能

在考察和讨论中国历代语言政策之前，有必要对语言的基本特征与社会功能做简要分析，从而回答“人们的语言为什么变化”以及“哪些因素导致语言演变”等问题。

（一）语言文字反映不同自然环境中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

不同的语言、词汇体系反映的是人群在不同自然环境中衍生出的不同类型经济活动和生活模式，因此它们在文化价值方面没有高低之分，如同我们不能把亚洲熊猫和澳洲考拉做简单的比较。因此，在对源自不同类型经济生活的文化模式和语言文字进行比较时，文化相对论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些已知语言的消亡也意味着历史上相关人群的社会适应或竞争失败，这是无可否认的社会事实。我们在探查人类文明史上不同语言与相应文化体系各自发展的态势时，需要关注两个宏观大背景：一个是相关人群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类型（农耕、游牧、渔猎等）与财富积累模式，另一个是发明和使用这一语言群体的人口规模。这两个要素之间密切关联：农耕经济通常可以更好地抗御自然灾害并繁衍人口，而人口规模庞大的群体通常发展出分工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和富足稳定的资源财富积累，在此基础上产生复杂的词汇和文化体系。“从许多语言和习用语或俚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③与草原游牧、狩猎经济相比，人群定居并从事规模种植业的发展被称为“农业革命”④，衍生出大规模的人口和繁荣的经济体系，涌现更频繁和更复杂的人际交流，供养大量非生产性“文化人”群体（国王、大臣、学者、诗人、作家、乐师、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这一群体在语言发展中之所以重要，因为他们是社会生活中各类词汇及其使用规则的创造者和主要使用者。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被定义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即是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类型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形态的抽象概括。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气候适宜、水源丰沛的亚热带平原地区因其自然条件通常衍生出稳定的农业经济和较大规模人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较高程度的社会组织与文明体系。“公元前一万年以后，近东出现了早期的农业耕作和动物驯养。”“中国的黄土地区在整个远东是第一个发展普遍的田间农业的地区。”⑤东亚平原的黄河、长江流域是农耕社会的典型例子。学者根据不同经济模式估算了各时期的世界人口规模，认为“公元前3000年……人类又迎来了‘青铜器时代’。当时，世界人口已达到2500万”⑥。据《后汉书》注解援引《帝王世纪》，公元前两千年我国中原地区约为1300多万人⑦，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当时我国中原地区人口规模已相当可观。从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出土文物来看，当时中原地区的经济与人口规模、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已达较高水平。商朝的青铜器铸造精良，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记载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基础学科和应用技术。

（二）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交流与竞争

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交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体系（部落、城邦、王国、王朝、帝国等）内部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体系内各级行政权威对语言交流的态度和相关管理政策通常发挥重要作用；第二类是不同政府管辖体系下，各自所属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在当今世界政治体系中，即各国民众之间的语言交流。因为各国政府对内部人群的管控程度不同，加之各国语言政策存在差异，上述两类语言交流呈现不同的特点，导致语言交流中的不同发展态势。

本文的讨论仅限于第一类语言体系之间的交流，具体分析对象是中国历史上各群体间的语言差异和各朝代的语言政策，除中央王朝的语言政策外，也关注各地方政权语言政策的史料。关于“中国”的地理范围，笔者沿用谭其骧的定义，即大致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上的中国。⑧费孝通认为，东亚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而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理生态结构”⑨。这个“自成单元”的地域特征在立体地形图上十分醒目。尽管在一些朝代，中华大地上曾存在多元的政权体系，但是由于这些政权生活在同一个“地理单元”内，它们彼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人员交往的深度与广度通常远远超过与周边其他地区的交往，而这个“地理单元”的核心就是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黄河、长江流域）。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讨论的时期大致为秦代到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在人口规模、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始终占据显著的主导地位，留下丰富的文献史料，一些周边群体的发展历史也因中原王朝的记载而留存至今。因受语言能力所限，本文主要引用中原王朝及相关汉文史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笔者忽视或贬低少数族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与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影响不同语言在交流中相对地位的五个因素

当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生活在同一个政权管辖范围内的朝代，在行政司法事务和民众公共生活中主要采用哪一种语言，很自然会出现竞争。在多种语言彼此竞争中，通常由社会实际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群体的语言获得优势，甚至主导全社会语言交流、融合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情境中，影响并导致一种语言在该国民众使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具体因素有五个：

（1）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今天的汉语是在文字统一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来的。汉字是表形表意文字，在中华文明圈，书面语言与口语长期脱离，统一文字为人们突破方言障碍共享历史记忆和文明成果创造了条件。这种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结构，使得那些与书面语接近的方言获得更多机会，是各种“官话”出现的条件。

（2）行政权威的强制力量。一个政权以武力或其他手段扩展领土建立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后，执政集团可通过行政力量（辅之以奖惩手段）在处理各项事务时强制或半强制地在辖区民众中推行执政群体的语言文字，限制区内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使用。

（3）经济力量的主导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整体经济活动（物资生产、税收来源）以农业为主，农耕群体使用的语言最终会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即使统治集团（如外来游牧群体）试图推行本族语言，但农耕群体仍会沿用自身语言，因为其主要词汇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很难由外来游牧群体的词汇替代。久而久之，在各项事务运行和日常互动中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群体的语言会逐步被统治族群承认并使用，最终成为全社会通用语言。

（4）各语言群体的人口相对规模。如果统治群体在人口规模上为明显少数，那么即使拥有自己语言（如元朝的蒙古语和清朝的满语）并试图在被统治群体中推行其语言，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群体（如占总人口80%—90%的汉人）的语言在社会实际交流中会持续成为社会通用语，并逐步为统治群体所接受。语言的功能是交流，为了实现有效治理，即使是统治集团成员也必须使用大多数人能听得懂的语言才能有效地推行政令，维持社会和经济运行。

（5）经济与文明的发展程度。经济与文明体系发展水平较高的群体，通常发育出较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分层体系和行政管理系统，通过更深刻更系统的社会伦理规范来指导人们处理家庭与社会关系，发展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建筑物、纺织品、运输工具等）和精神文明（哲学、文学、音乐、艺术等）。这些文明成果展现的丰富内涵及绚丽形式不仅维系了本群体成员的文化自信，对于其他群体成员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与感召力。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某种语言在社会使用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民众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逐步奠定的。而那些在竞争中失去主导地位的地区性方言或外来移民群体的语言，有的逐步消亡，有的吸收主导语言词汇后存留于局部社区或群体中。人类语言在社会应用中彼此竞争和演变的各种态势，存在于世界各个时期和地球上的每个角落。

（四）行政权力机构推行的语言政策影响语言使用和演变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出现过各种类型的统治政权。为了辖区内行政、司法、税收、徭役、征兵等各项事务的顺利运行与沟通效率，统治集团都倾向于采用一种（或少数几种）语言文字作为口头和书面交流工具。这是语言在复杂社会发挥的重要社会功能。近代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后，语言则进一步成为“民族”（nation）内部凝聚和彼此识别的重要文化标识以及“国家”（state）建构的意识形态工具，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根据国内不同语言群体的人口规模、社会发展程度等，各国政府为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整合，通常制定并推行本国语言政策，如把官方推行的语言称为“国语”“法定语言”或者“国家通用语言”。

在国家通用语言的选择与推行方面，各国依据自身社会历史和族群人口结构采取不同模式和具体方法。“世界上，大约125个国家的宪法提到了本国的语言问题，其中约100个国家指定了一种或多种语言为本国的官方语言或国语，官方语言和国语在使用方面都享有特权。”在一些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许部分人的语言会被强加于所有居民并被宣布为是所有人的母语（或者所有居民都没有语言，语言可以是完全被发明出来的）”⑩。当今世界上有78个国家（如法国）确定了一种官方语言或国语，有18个国家（如阿富汗）确定了两种官方语言或国语，5个国家（如比利时）确定了3种官方语言，4个国家（如刚果）确定了4种官方语言。(11)目前的世界语言使用格局，是在近代各国内外多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相互竞争博弈的发展态势中逐步形成的，而且在持续变化中。

二、我国中原地区语言文字的特点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位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原地区始终是东亚大陆的人口、经济与文化核心区，周边区域的发展演变始终围绕这个核心区而展开。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及语言发展

据有文字可考的史料记载，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曾经生活过多个族群，在史书中留下许多族名。(12)‘‘春秋时期四方诸侯经过二百四十余年的分、合、散、聚过程，进入战国时期后，又出现不同程度的衍化。从族称来看，有的民族虽沿袭旧称，民族内部结构却有了更新；有的民族名称消失了，而代之以另一族称；有的民族已同其他民族融为一体，而以一个新的族名取代旧的族名，如此等等。”(13)经过武力征服、人口迁移和通婚融合，许多族群的人口消失在周边族群之中，族名也随之在史书中消失，有些族群合并后获得新的族称。族群间分分合合的各种演变始终贯穿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

如果从祖先族源、语言文字、经济习俗、传统族称等方面分析，今天中国的14亿人口可以区分为许多人口规模大小不一的群体，在这片国土上或相对聚居或彼此混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14)2020年在56个“民族”框架外还有83.6万“未定族称人口”。(15)

在198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费孝通依据各类史料对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过程给出一个宏观描述。他特别指出，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核心区的东亚平原属于亚热带气候，土地肥沃、雨量充足，适合农耕产业和人口繁衍。“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16)在东亚平原上经历夏、商、周各朝形成的中原人群（自周朝以“华夏”自称(17)，自唐代开始称作“汉人”(18)）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人口与文化凝聚核心。中原地区既是历代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语言交流汇集的中心，由中原人群创制的汉语文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

（二）发源于中原地区的汉语汉字的特点

今天我国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汉语口语标准化的历史可划分为几个时期：文言（公元前5世纪之前）、中古汉语（公元前5—7世纪）、古白话（公元7—14世纪）、近古汉语（公元14—18世纪）和此后的现代普通话。使用同一种文字是促进语言统一的重要工具。“由于汉语的文字同读音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所以汉语口语发展的历史根据主要来自对诗歌细致的分析，尤其要关注那些押韵诗。……由于文言是古代方言，所以那些在过去两个半世纪里影响了现代各方言的种种变化其实都是因文言而起。”(19)

无论是发音方法、书写形式还是构词法，发源于我国中原地区的语言文字（通称“汉语汉字”）在世界语言体系中都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字。汉字的历史可追溯到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据学者考据，“商代已有文字，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象形图画，而且写法不一定……可以知道那时的文字还在形成的途中”，“甲骨文共有单字约在三千以上，说明商代晚期文字已相当繁多。后人所谓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这六种构成文字的原则，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则商代晚期已经形成为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20)我国中原地区发展出来的汉字体系，在世界语言文字家族中独具一格。许倬云强调，汉字“有一个以视觉符号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它可以超越语言的区隔，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也作为超越时间的数据媒介，使得文化得以赓续”(21)。苏秉琦强调“以形、意为主又适应各地方言的方块字被大家所接受，成为其后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产生了极强的凝聚力”(22)。

莱布尼茨对于中国的汉字体系有积极的评价：“汉字也许更具有哲学特点并且基于更多的理性考虑，它是由数、秩序和关系决定的。”(23)人类脑电波的“顶中区N200被确认为是一个中文词汇识别特有的脑电反应……中文词汇在其识别的早期阶段，存在一个极强的视觉加工过程，而这个过程英文中完全没有”，“拼音文字：事物表象—声音（字母文字）—概念（由声音转换为概念）—思维；表意汉字：事物表象—概念（汉字由视觉直接进入概念）—思维。……表明汉字进入思维比起拼音文字进入思维是个快车道”。(24)

在商朝和周朝，中国各地使用的语言之间仍有很大差异。即使到了汉代，“汉语的许多方言是不能够互通的，而汉字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代表了不同方言所共有的、最为普遍的形式和意义。所有的现代方言，也包括文言，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系列表示意义的音节，这些音节也许在不同的方言里有着不同的发音和先后顺序，但是它们一旦进入到图画文字就能够一一辨认出来。通常汉语的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汉字，所以不论说的是哪种方言，只要识字就一定能看懂一篇汉语文稿的意思。字母表的文字系统势必都是以语言的声音为基础的，但是目前没有一种字母系统能够如此方便地在这么多不同的汉语方言中‘保持中立’，除非有一个字母表可以统观历史并涵盖所有的汉语变体。而此壮举无异于一个精细、含混至极的奇迹，所以说传统的汉字还是幸存了下来”。(25)赵鼎新认为：“由于表意性的文字书写系统能够脱离语音而使用，这极大地便利了使用不同方言乃至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历史表明，虽然帝国儒教为精英文化的统一提供了基础，但为这种文化的传布和绵延提供物质基础条件的却是表意性的汉语文字。”(26)

尽管今天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闽南话、粤语等方言，但是统一规范的汉字（书面语言）持续推动各地发音方法的趋同，并使行政、司法、教育、医疗和经济贸易活动在各方言区的运行毫无障碍。与保持讲方言的汉族民众相比，掌握标准普通话的蒙古、维吾尔、藏等各族民众在族际交流中甚至更为便利。同时，由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水平曾长期在东亚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汉字体系对周边“蛮夷”（西夏、西域、大理等）及邻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等）的文化和语言发展曾产生重要影响。研究中国语言文字演变史，中原汉语汉字的发展及其与周边群体的交流互动是重要的分析脉络。

（三）中华民族内部的语言文字多样性

我国北方游牧族群的拼音语言体系和中原农耕群体的汉字体系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突厥语系、蒙古语系和通古斯语系这些所谓的中亚阿尔泰语言都是高度多音节化的语言。它们的词汇，至少名词和动词，都是在一系列短小词素的基础上系统地、紧密地建立起来的。它们不是声调语言，但是它们充分利用了元音和谐的原理，使得词语后缀的元音同词根的元音相呼应。按照它们的词序规定，动词被置于句子的末尾。以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它们和汉语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汉语是单音节的声调语言，几乎没有词语形态的变化，而且在汉语的基本词序规则中，动词放在句子的第二个位置上。”(27)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在国内认定了56个民族，其中汉族、回族和满族（2020年占中国总人口的92.6%）普遍使用汉语文。在其他各族中，属于汉藏语系的有29个，属于阿尔泰语系的17个，属于南亚语系的3个，属于印欧语系的2个，属于南岛语系的1个，还有一个未定。(28)其中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朝鲜族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发展出独立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体系，各族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都是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9)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许多群体都发展出独立的语言体系，同时在各族混居区，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掌握多种语言，词言混用和词汇借用已成常态。从整体上看，历史上我国各地人群之间的大规模语言交流与文化融合，主要发生在以汉语文为主要交流工具的中原人群和北部、西部、西南各地持不同语言的部落与群体之间。

三、秦代“书同文”政策开启中华文字整合的历史进程

在中华各族之间几千年的语言与文化交流中，尽管民众日常交往是彼此学习语言的基础，但是政府部门在语言领域推行的各种强制性使用或阻碍的政策，对于民众的语言学习和使用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主脉的引领者，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央政权各朝代在辖区内先后推行内容存在差异和强制程度不同的语言政策。由于各辖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族群权力结构，相关语言政策对于保持中原王朝的政治统一、推动经济与文化繁荣发挥了特殊的凝聚作用，经过几千年历史演变，最终使今天中国境内的各族群以中原地区和中华文化为核心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

（一）秦始皇推行“书同文”

讨论中国历史上政府推行的语言政策，秦代推行“书同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秦之所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就在于它在多个维度实质性开创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秦统一六国后，周朝分封制被改为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各领域推行统一化的制度性规范，如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30)。钱穆称“此亦统一工作上极重要之事务”(31)。秦朝能够统一全国语言文字有其社会基础，即在秦统一六国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各国互通语言文字的现象。“据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可考的‘国’名有三十二个，从北部的秦、晋、燕、齐，到南部的楚、吴、越，其文字结构、文章条理以及思想，都有一致性，可知并不是秦始皇时期才统一文字的……《诗》三百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标准语言。所以，‘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诵诗三百，使于四方’（《论语·子路》），……由此可知，当时已有共同使用的‘普通话’。”(32)春秋时期的学者们之所以能够周游列国广招各国学生，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各国语言文字已基本互通。秦朝所做的，就是在全国辖区内以行政命令正式和全面推行各国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化，这在中国语言史上具有划时代重要意义。行政权威对语言政策制定和推行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秦朝以高度集权体制推行“书同文”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西方语言学家高度肯定秦代语言政策，称秦始皇“以‘统一六书’（汉字的标准化）而闻名”，这个措施是他推行民法、度量衡制的总计划中的一部分。“这说明他是想把秦国当地的标准推向全国……这一标准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图画文字倾向明显的篆书，经常能在一些华美的碑文中看到，另一种则是相对较为潦草的隶书。后一种在随后的汉代被人们普遍采用，并收录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从此以后，这一文字系统就成了汉字书写的基本形式——楷书。”(33)

自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后，统一规范的汉字在促进中国各地方言之间的口头交流和文字趋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公文中，全面废除使用典型的青铜器文字大篆，而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以小篆作为官方文字，但在实际操作上，则大量使用简化的、书写更为便利和效率的隶书作为标准的公文文字。这也许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标准之一。”(34)范文澜对秦统一文字给予高度评价：“‘田畴异亩（亩大小不同），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就是战国时期封建割据的情状。秦统一后，这许多异大体都化为同了。周朝文字笔画繁重，称为大篆，或称籀文。战国时东方齐鲁地方文化发达，通行一种比较省便的字体，汉朝人称为古文、蝌蚪文，或孔壁古文。李斯订定文字，依据籀文古文，笔画力求简省划一，称为秦篆，或称小篆。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都是用小篆写的学童课本，不仅教字体，同时也教语法。又有狱吏程邈，得罪拘禁狱中，专心十年，造成一种笔画更省便的文字，叫做隶书。隶书字体方形，便于书写，到汉朝行用极广。各地区方音不同，有统一的文字，方音便成次要的困难。经大规模的移民，也减轻了方音的局限性。”(35)这段话介绍了秦代之后中原文字书写方式的演变过程，其核心导向依旧是推行“书同文”。

“书同文”是中原地区文字体系的重大调整，也是秦朝推动辖区内所有地域“政治统一、司法统一、文教统一”举措的核心组成部分。“秦朝确定的‘书同文’，对于疆域辽阔的农耕中国的政治治理，就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宪法性制度。尽管秦朝确定‘书同文’这项制度时，不可能预见到其后它所发挥的‘构成’功能，但因为有了书同文，才可能完成商周以来从部落国家的‘华夏’向疆域国家的‘中国’的转变，使得依据成文法令的统一治理成为真实的政治选项。”(36)在这一过程中，“多达25%的先秦的字出于种种原因（诸如过时的地名或人名、过时的器皿名称等）而被秦的改革者完全废除，在后世绝迹了。……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37)。

与“书同文”同步推行的还有“语同音”。“在这片地形地理高度复杂，各地经济生活交流相当不便的多民族、多族群生活的土地上，在政治文化上构成‘中国’，除了‘书同文’外，还必须关注更生动易变更难规范的日常语言，还必须关注和借助‘语同音’。”(38)在某种意义上，实行“书同文”是推动“语同音”的前提和基础。“隋代，八位学者商定了审音原则，于公元601年编成《切韵》五卷，成为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39)与此同时，许多与地方文化习俗密切联系的“乡音”方言，即使在各地推行学堂和科举制度的一千多年后，至今依然顽强地保留在各地的基层社区生活中，成为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秦代得以推行“书同文”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基础

秦朝初年中原辖区大约有2000万人口(40)，远远超过周边各狩猎、采集和游牧族群的人口与经济规模。“居住在现属中国疆域的……少数民族部落人口181万。战国时代……估计约有200万人。”(41)这是10:1的规模差距。尽管匈奴骑兵作战彪悍，但是这些边疆群体毕竟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上远逊于中原地区。据钱穆《中国经济史》介绍，秦代的冶铁、冶铜、制漆、纺织、造船、建筑诸业都十分发达，“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同时秦朝统一了全国币制，“战国时之各种钱币因轻重、大小、形式各不相同，遂一律禁用”，原战国时期各地区商业壁垒的消除，加上推行统一的钱币和度量衡标准，使得“春秋战国时发号施令的大城市，至秦代均兼具了商业大城市的特质”。(42)在当时的东亚大陆，秦代管辖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人口规模、先进经济、发达文化的重心区域。雷厉风行的行政强制力、庞大密集的中原人口、便利的交通路网和发达的工商业，是秦始皇得以在全部辖区内强制推行“书同文”政策的实力基础。正是通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等系统性举措，秦朝开创了一个新的“天下”。

（三）汉代中原地区的语言与文字演变

秦代的语言政策在汉代得以延续。汉朝继承了秦的疆土和统一集权的行政体制，并进一步拓展领土和所辖人口的规模，《汉书·西域传》云：“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代把疆土扩展到临洮（甘肃）以西和江南，经济商贸更加繁荣。

据《汉书》记载，西汉时期管辖人口已达6000万，是秦初年的三倍。(43)与汉对峙的北方匈奴部落在其最强盛时期的人口规模约为70万—80万人。以史料推算，汉代中原周边各族的人口数量甚至有所下降，总规模仅为298万：其中鲜卑40万、匈奴40万、西域51万、羌族80万、西南夷10万、西藏13万、海南13万等。(44)即使上述数字为推算，但仍能大致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和周边群体之间在人口规模上的基本对比态势（约为20:1）。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人口聚居区和社会经济核心区，中原地区在秦汉时期已成为推动境内语言演变的主要动力和客观基础，它的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充分显现，行政统一后通用的语言文字消解了原有区域间的语言壁垒，为建立全国统一的物资生产和贸易体系提供了便利。

秦代的“书同文”政策在汉代得以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历史上汉字书写方式曾经历多次变化。(45)殷韵初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写的《前言》称：“三代典籍皆用篆籀古文缮写，但诸侯异政，字体亦无统一规格。秦汉以降，分隷行草纷然杂出。”(46)范文澜十分推崇《说文解字》，“许慎……精通经典和群书。他收集小篆、古文（战国式文字）、籀文（西周时文字，又称大篆）共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文（独体为文，如日月等）字（如江河等），解说每一个文字的形体、声音训诂（字义），极为简要，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余字。读古书和汉朝法律时所遇到的疑难，都可以从这部书里获得解答”(47)。《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说文解字》收汉字10516个，其中形声字为8545个，占了汉字总数的80%以上。这意味着，一个人只要认识并基本准确读出大约1000个常用汉字，他就可以通过‘见字读半边’或‘认字认半边’，连估带猜，读出其他陌生汉字的音。”(48)

自秦汉两朝后，中国人的群体观念开始逐步变化，与“华夏”相对应的“四夷”（传统上称为北狄、西戎、东夷、南蛮）的界定在不断演变。“秦汉帝国及其以后，‘四夷’的概念有了新的变更和新内涵。‘四夷’已不是夏商时代的‘四夷’，而是指帝国之内、《禹贡》九州之外的中华民族的各个支系。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夷的概念仍在不断地更新。这在中国传统正史‘二十四史’中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49)在这一进程中，语言文字的统一和汉代著述《史记》《淮南子》等典籍的普遍流传，在各地知识阶层中发挥了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与“同化”作用。

自秦汉两代开始，政令一统的郡县制和“书同文、语同音”的语言政策，为以中原地区为根基的中央政权实践“天下一统”意识形态理念打下深厚的政治与文化基础，逐步构建并不断巩固以中原政权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概念表达的与其说是帝国的概念，还不如说是关于帝国的理念……天下/帝国根本上就不是个‘国家’，尤其不是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说一个世界社会。”(50)在这个“天下”体系中，不仅包括了“书同文”的中原地区（“华夏”），而且涵盖了积极吸收中原文化的周边群体（作为“有教无类”对象的“四夷”）。中华文化传统秉承“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群体认同观，构建的是一个努力涵盖东亚大陆的文化政治制度。这一传统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圣贤们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和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而推广这一价值理念和社会伦理的传播工具，就是自秦代开始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外传播的中华语言文字和思想文化。

（四）中原地区与周边群体的政治文化互动

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发展成熟并被士人普遍接受的伦理规范，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倡导“天人合一”，在个人关系中倡导“仁义礼智信”，在群体关系中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与“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杜赞奇认为中华文化传统最核心的是“文化主义”，而不是体质差异和语言差异。“把‘文化主义’（或天下主义）视为‘中国文化主义’，就不是把它看作一种文化意识本身，而是把文化——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做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就文化主义而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是优越的，但并不排他。经过教育和模仿，夷狄可以成为群体中的一部分，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并与其他缺少这些观念的夷狄区分开来。因此，文化的观念类似于族群的观念，其表现在于，两者都要定期对其政治化的群体进行规范和界定；差别只在于规范与界定的标准有所不同。”(51)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即是中华文化传统所持的具有辩证思维和动态的“夷夏观”。

历代中原地区的王朝政权，自认为是“天下”体系的核心。而皇帝作为“天子”，有责任把中原文化伦理和社会秩序（“人同伦”）推广到周边地区，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52)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族群分类中的“华夷之辨”，即是以是否接受中原文化为衡量尺度，在“有教无类”思想指导下，“蛮夷”可以转化为“华夏”，这就是历代中原王朝对周边群体施以“教化”的基本立场。只有从这个立场上，才能真正理解中原政权与周边群体交往中施行的语言与文化政策。“古代中国的文教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儒家道德伦理教化少数民族，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达到政治整合的目的。”(53)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54)不同群体之间思想交流的核心是社会道德伦理，语言文字则是思想观念和文化交流的承载工具。

四、秦代以后历朝政权的语言政策

作为一个多族群、多语言和多文化的政治实体，费孝通把中国的政治架构、文化体系和人口血缘结构归纳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55)这个基本格局也映射在语言使用领域。回溯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的政权更替与文化模式演变，我们看到每当一个政权在中原地区建立稳固统治后，便会根据下辖各地区、各族群的人口规模、经济与文化发展程度，以中原地区为参照，制定全国性文化整合的发展目标，采用具体措施在各地区逐步推行本朝语言政策。各朝代中央政权在辖区内推行的语言政策可大致归为三大类。而影响语言政策的最初制定以及在语言政策推行过程中影响各种语言发展态势的因素，如前文所述，可大致归纳为行政权威、经济能力、人口规模、文化发展水平这四个方面。

（一）第一类政策：中原群体建立中央政权并在辖区内推行中原语言文字

推行这一类政策的中央政权均由中原群体建立，凭靠中原群体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和文明发展程度上在境内各地区中显著领先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辖区各地民众中积极推行中原语言文字，努力使其成为各领域的全国性通用语言。

秦朝通过统一政令在全国辖区内推行“书同文”，是第一类政策中最典型的例子。为了防止各国贵族利用各地原有政治与文化认同推动“复国”，秦统一六国后通过多种举措努力铲除各国原有政治特征与文化符号：一是采用强制手段统一全国各项制度（郡县、官吏系统、政令和法律），二是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距、道路和驿站，创建全国统一的生产、贸易及交通运输体系，三是以“书同文”和秦朝推崇的书籍经典为基础建立全国统一的文化和教育体系。

汉朝继承秦朝版图和各项制度，管辖人口增至6000万，农耕、畜牧、采矿、冶炼、纺织、运输、商贸等经济活动得到较快发展。“（汉）武帝时工商业发展日盛，超越农耕。”(56)汉朝创建一系列全国性制度如实行盐铁专卖，使之成为国库重要财源，推行的“均输法”“平准法”使国库丰盈，“大约一年之内，因均输而获得帛500万匹”(57)。在中原地区聚敛的巨额财富使得汉朝得以维持社会运行和对外战争，使中原地区进一步发展成为整个东亚大陆的经济与财富中心。这是“书同文”政策在汉代得到进一步推广的人口和经济基础。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进一步推动国家统一的重要朝代。“隋代国祚虽短，但自汉代以来，论人口繁殖之众，仓廪府库之盛，常推隋为第一”(58)，“隋朝……富饶的根源，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统一”(59)。“长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已经拥有约等于黄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经济上升，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隋炀帝时期，所辖人口达5139.6万人。(60)以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为基础，隋朝进一步推动汉语语音的统一化。隋代编纂的《切韵》“是综合古今南北多种语言、吸收前人韵书所有长处的一部巨著……在秦朝，小篆统一了文字的形体，在隋朝，切韵统一了书面的声韵，对国家的统一事业，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61)为了在南方少数族群中推广中原文化，隋文帝曾命令狐熙在桂州（今桂林）“为建城邑，开设学校”。《隋书》卷56《令狐熙》：“……隋唐时派往或被贬至岭南地区的官吏，他们也十分注重在俚僚人中推广汉族封建文化，不少人还把新办学校视为施政要务之一。”(62)

唐朝继承隋朝的版图，辖区人口规模逐步恢复。公元742年，唐朝登记人口约为4890万人。(63)华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大致轮廓。(64)唐代推行租庸调制后，经济渐趋繁荣。“盛唐代之富足太平……没有无田之丁户，人人缴得起庸调。”(65)《唐律疏议》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经济繁荣为中央政府发展教育和推行统一语言创造了条件。“624年，唐高祖下令在各州县一律设立学校。”(66)唐朝皇室因自身具有“夷狄”血统(67)，对于周边族群表现出罕见的包容度。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朝廷指令各地郡学积极招收少数族群子弟入学，由官府支付“禀给”，在所辖各族民众中努力推广中原语言文字、社会伦理和生产技艺，积极推动辖区内的各少数民族民众“使习华风”。“据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载，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在当地修建学校和孔庙，大力推广中原文化。”(68)这些举措持续推动了边疆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

唐朝是东亚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中心，长安一度汇集各国商人与学子。周边邻国有感于唐朝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纷纷派遣学生来长安学习中原文化。贞观十四年，国子学“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二千二百六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资治通鉴》卷195）。

宋朝在制定行政区划时充分考虑到语言文化因素，“政区不但与风俗区域有关，也与方言的地域差异相对应。……从路的区划来看，却与方言区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两浙路大致为吴语区，荆湖南路是湘语区……”(69)宋朝沿袭唐代的语言政策，中原地区繁华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辐射”到周边区域。例如位于西南相对独立的大理政权，曾长期保持对中原文化的推崇和汉语汉字的学习。“由于大理国多方搜求汉文典籍，有些在中原内地失传的古书在大理却保存下来……汉族儒家文化在白人中的流布和传播更有长足的发展。”(70)

明朝承袭了自秦以来中原群体所建中央政权的传统语言政策，在辖区内各少数族群中推行汉语文学习。《明史》记载了明朝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汉语言和中原文化的情况，其中包括按照今天“民族识别”后认定的壮族、土家族、苗族、布依族、哈尼族地区。“明代汉族文化、经典与诗文，也已传播到壮族地区。明代壮族地区已建有学习汉文经典的学校。在流官统治地区及壮族上层人物中，识汉字，能文善画，甚至应试中举者，已为数不少”，“明代土家族的土官、官族、土目、头人及其子弟，已逐渐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已设立酉阳司学，旨在培养土官及其子弟学习汉文化。弘治十四年（1501），明孝宗又下令：土司、土官子弟凡将承袭土职者，必须入学读诗书，不入学者则不准承袭”，“明朝曾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读书，各府、卫、所、司、州、县已逐步建立学校、书院，吸收苗族上层子弟入学”，“明朝还提倡在布依族地区推广汉文教育，设立学校。据史书、方志记载，明代布依族地区已建立不少学校。……所有上述学校，除招收当地卫、所和府、县流官子弟入学外，同时也就近招收布依族土官子弟入学读书，而且朝廷还明令规定，土官子弟必须入学读书才准予承袭官职”，“明代哈尼族的文化，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哈尼族上层子弟学习汉文读书识字者日益增多，程度不断提高。……万历（1573-1619）年间，八寨土官龙上登赴京受职，在京期间，他遍访名师，拜师学习汉文经典，返乡后成了一名酷爱汉文典籍的哈尼族学者，‘兴学校，建文庙’，并亲自为文庙撰写碑文”。(71)

由于明朝境内有大量元朝留居的蒙古族人口，加之朝廷与北方蒙古各部交往密切，因此明朝特别重视国内学子的蒙古文学习，并培养蒙汉翻译人才。“明初，蒙古各部与明朝有频繁的交往，大批贡使带着蒙文表章入朝，明朝也不断派出使臣诏谕、封敕各部，需要一批兼通蒙汉语文的翻译人才，明太祖‘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明史》卷74《职官志三》），留居内地的一些蒙古文人充当蒙文教习或从事翻译，有的还代表明朝出使蒙古各部。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洁组织蒙、汉、回回学者编写《华夷译语》，作为蒙汉翻译的规范课本，并参考《蒙古秘史》译音、译意。由于这项工作，蒙古族早期的这部历史名著才得以完整地留传下来”，“明朝也曾在一些蒙古卫所设立儒学，选聘懂得蒙古语文的教师，给卫所蒙古官员的子弟教书”。(72)

（二）第二类政策：中央政权推行“双轨制”或“多语制”语言政策

采用这类语言政策的中原政权都由周边族群凭借武力“入主中原”建立，多为原居北方或东北地区的游牧、狩猎部落，凭借冷兵器时代的骑射优势或乘中原内部变故占领中原。由于中原地区拥有庞大人口、充裕税收、丰富物产与绚丽精美的文化生活，周边群体特别是北方草原上勇猛彪悍的游牧部落首领们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就是“入主中原”。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娴熟的骑射技术常常使游牧部落在与中原军队的作战中占有优势。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各游牧部落曾多次击败中原王朝、取而代之成立新朝代。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占领华北后，最初也曾试图把农田转变为他们习惯的游牧场。南宋诗人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写道：“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词中描写的就是华北农耕区被金人变为放牧和游猎地后的情景。但是，同样面积的牧场和农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却是“天壤之别”。即使是牧草丰美的草甸草原，6亩草场所产牧草只能维持每只羊一年食用(73)，而6亩农田在平常年景一年可以生产多少粮食？比较之下，游牧部落的统治者们很快就放弃了最初的计划，转而把中原农耕地区认作政权的经济基础。忽必烈曾坦言中原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元史》卷156《董文炳传》）这些接受中原地区产业结构的北方统治者，在农耕文化环境中必然逐步改变原有生活消费习惯和文化旨趣。

田余庆指出：“蛮夷戎狄的问题在当时主要不是种族的观念，而是文化的观念。少数民族入主以后，最先往往想凭借自己的武力优势来保全自己，维持统治，所以有相当程度的反汉化倾向。但是毕竟在历史中长期起作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一个处处存在的、天天起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女真人反对过汉化，蒙古人也反对过汉化。但是要反汉化，他们就难于维持统治地位，只有汉族文化才能帮他们维持统治。”(74)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75)对于那些“入主中原”的边疆少数族群政权而言，尽管他们对母语和自身文化传统具有强烈尊崇和情感眷恋，但是面对人口规模远超本族的中原汉人群体和发达的农业经济，为了保持辖区内经济活动和统治体系的正常运行，统治集团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自身群体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华化”的发展趋势(76)，默认或者公开承认政府公务和民间语言使用的“双轨制”或“多语制”语言政策。

外部“入主中原”的前“蛮夷”政权在建立初期通常采用“双轨制”语言政策，即本族语文与中原汉语文并用：在本族原辖区和朝廷行政事务中沿用本族语文，在中原地区的各项民事活动仍通用汉语文。由于中原族群在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活动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经过较长时期深层次的交流交往交融，这些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外来统治族群成员（包括皇族、官吏和普通民众）逐步转用中原语言，甚至一些人基本丧失母语能力。刘浦江在《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中把导致女真人汉化的主要因素归纳为四条：生活方式、移民汉地、体制一元化和确立汉地本位，认为“汉地”即中原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决定了其在维系皇朝运行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尽管“金朝中期，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企图保存女真民族传统，但却未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女真人所面对的，是“不可阻挡的汉化潮流”(77)。恩格斯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78)随着政权的稳固和经济秩序的恢复，汉语在社会交流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因为中原经济得以运行的交流工具和中原文化的主要载体即是汉语汉字。至金朝中后期，接受汉文化已经成为女真上层社会的普遍社会风尚。回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汉化”或“中华化”始终是中原群体与边疆群体政治文化交流的主线。

采用第二类政策的少数族群政权可以分为两组。

第一组是仅仅占领中原北方地区的少数族群政权。这组北方政权包括东晋时期的北方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各国，与宋朝对峙的辽、金、西夏政权。

在华北建国的这些政权虽有本族语言但文字体系尚不发达，这些政权必须创立与汉人社会同等的文化体系，以此与南方汉人王朝长期对峙。在这一过程中，割据华北的各少数族群政权为保持自身语言与文化特色，曾努力创制自己的文字系统，但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最终还是逐步接受了汉语文和中原文化典籍。

公元920年，辽太祖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始制契丹大字’。……契丹大字受汉字影响很大，据载：太祖‘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天赞年间（922-926）左右，太祖弟迭剌又利用回鹘文改制称契丹小字。……契丹大小字创制后，但通习者甚少，汉字仍是通用的文字。”(79)

《金史》记载，完颜“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字制成，阿骨打‘命颁行之’。此即后来称之的女真大字。金熙宗亶为帝后，又采用汉字、契丹字偏旁创制了另一种女真字，天眷元年（1138）公布。后世称之为女真小字”，“金世宗反对女真人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可他提倡学习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史》卷8《世宗本纪下》）。(80)为学习中原儒学经典，“太宗时，在上京设国子监，在南京设太学，学习儒家典籍”。(81)

西夏国位于宁夏、甘肃地区。“党项羌人原有自己语言，没有文字。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汉字。（1032年李元昊继位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人，予以演绎，编纂成12卷，世称为‘蕃书’”，“其亲自主持，根据西夏语的特点，创修西夏文字……‘西夏文’是根据党项语特点，仿照汉字创制而成”，“夏仁宗李仁孝，他在位（1139-1193）时不仅提倡尊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州郡立庙祭祀，还敕令各州县兴学校，将弟子员由300人扩展至3000人。又于皇宫内建立小学，规定宗室子孙自7岁至15岁俱可入学，于京城建立大汉太学，以其为学术文化最高学府。此外，又参照中原王朝办法，设立科举制度，设置童子科和进士科，策试举人，选拔人才”（《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夏国书事》卷36）。(82)

西北回鹘部落所创制的回鹘文字，书写方式也受到中原汉字的影响。“回鹘人在西迁以前，早期通行古突厥文（鄂尔浑一叶尼塞文）。九世纪前期又依照粟特字母创制新文字，世称之为回鹘文。回鹘文属音素型文字。一般由18—23个符号（一说22个）组成。早期文字为从右到左横写，后因受汉文影响，改为从左至右竖写。书写工具多用芦苇笔。一般文书或草稿也用汉人使用的毛笔。”(83)这些地方性政权一方面极力创制本国文字，另一方面积极学习中原汉文化。这组政权在语言文字应用方面实践的是“双轨制”道路。

在这些政权统治下，当地汉人在日常交流中也不可避免学习少数族群语言，相互学习语言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语混用是不可避免的特殊语言生态。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汉人与南下的鲜卑人曾出现普遍的多语混用和多元文化现象。鲜卑文化对于华北地区的汉人社会影响深远，“北朝时学习鲜卑语成为汉族贵族子弟引为时髦之举。高欢（496-547年，北齐王朝奠基人）就能兼言汉语和鲜卑语，史称：‘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高）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北齐书》卷21《高昂传》）。(84)

第二组是取代中原政权统治中国全境的新朝代：元朝和清朝。

蒙古人在攻占中原建立元朝之前即开始创制自己的文字。“《元史》记载，蒙古攻灭乃蛮后，俘获了乃蛮王傅兼掌印官塔塔统阿。成吉思汗颇为重视这位‘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的畏兀儿文士，让他随从于左右，并‘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蒙古人开始采用一种文字符号来书写自己的语言……畏兀儿体蒙古文（当时称为蒙古畏兀字）。这是一种拼音文字，以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言，自左向右竖写。”(85)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曾“命八思巴创蒙古新字”（《元史》卷202《释老传》）。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依据梵文、藏文字体，创成一种能拼写一切文字的方形字体，忽必烈下诏“颁行于天下”（《元史》卷11《世祖本纪》），后人称之为“八思巴文”。但是，新创制的八思巴文始终没有普及，此后又回归使用畏兀儿体蒙古文。“（赵璧）受命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汉文儒典译成畏兀儿体蒙古文，供忽必烈阅览并作为教材教授蒙古‘贵近之从学者’。……忽必烈还下令将《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及多种儒家经典译成畏兀儿体蒙古文，并刊布发行。”(86)

元朝统治者努力发展本族文字并将汉文经典译成蒙古文以提高本族文化素养，但是很快就意识到掌握汉语文对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性。元朝正式建立中央政权后，所统治的人口、经济核心区转至汉人聚居的中原，忽必烈在治理华北过程中很快认识到“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87)。忽必烈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元，一切典章文物皆仿中国”(88)，“尊崇儒学，在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设立孔庙”，并命“有司岁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89)，此后元朝的语言文化政策开始转向全方位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传统重新在中原占据主导地位。

元仁宗在位年代（1311-1320）甚至被称为元朝“儒治”时期，“尊尚儒学，化成风俗，本朝极盛之时”(90)。1313年，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91)可见熟读儒学经典已成为元朝选拔官员的重要条件。“直至元末，共举行科考十六次，选取进士一千一百余人，蒙古人和色目人合占半数。”(92)

元朝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设行省，实行与中原同样的治理制度。由于元朝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和汉语汉字，地方大员们积极投身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运动中。如赛典赤在云南“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在元朝时期，儒学也开始在罗罗地区传播，一部分罗罗人开始直接吸收汉族文化。……当时乌蒙等地建立了‘儒学’，推广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此外，在建昌、马湖等罗罗地区也相继设立了学习儒家经典的官学。……这些学校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为以后明、清封建王朝在云、贵、川三省境内罗罗地区设立官学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93)元代的海南黎人，“由于长期同迁入的汉人杂居共处，在宋代已经‘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变焉’。”（《岭外代答》卷2《海外黎蛮》）(94)

清朝在建国后的大多数时期推行的是一种区域性“多元化”的语言政策。首先，清廷始终努力发展和保持满语文在满洲旗人中的学习和使用，甚至曾要求汉人学习满语。“清政府很重视国语，规定满洲官兵必须讲国语。对汉军八旗人员的满语、骑射，要求也很严格。汉军官员必须以满语奏对履历，能骑射，才能任用。地方各省和中央六部的官员呈奏皇帝的题本，必须满汉合璧，本内满文若有错讹，就要受到皇帝的训斥。顺治帝谕令翰林院中的汉人进士‘学习满书，以备将来大用’。他两次亲临内院面试，选‘通满洲文义者’晋升官职，‘不能成文’的，降级调用。由此可见，清廷对‘国语’之重视程度。”(95)

但是满、汉之间人口规模的悬殊差异很快就改变了满语使用的基本态势。清兵入关时满族总人口约为50万，而明朝后期的“户籍人口一定不止六七千万”(96)。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和旗人分散驻扎全国各地，全国性行政事务和财税贸易的语言工具逐渐转为汉语文。“入关后的满洲人，被长期置身于汉地社会环境和都市生活不可抗拒的影响之下。不过经历两三代人，他们原先所具有的以骑射、满语、简朴勤谨和萨满教信仰为主要特征的满洲文化，就已经急剧衰落了。”(97)人口规模、经济主体、文教事业的客观条件迫使清廷上下越来越倚重汉语文作为交流工具。由于满人普遍习用汉语，逐步造成母语生疏。“满洲贵族执掌清朝大权，军政财刑等等方面事务繁多，公文来往，绝大部分都用汉文，不识汉文，不懂汉语，难以办理案件、裁处诸事。因此，入关以后，满人学习汉语、汉文的风气十分盛行。乾隆皇帝说：‘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雍正三年（1725），吏部奏请拣选精通汉文的官员说：各省题奏‘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满洲司官如不识汉字，必被猾吏欺隐，‘以致误事’。建议今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拣选通晓汉文的人员补授，以便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者，愈加勉励矣’。这一建议得到雍正皇帝的允准（《清圣祖实录》卷35，第2页）。满洲八旗人员学汉文、汉语的日益增多，尤其是居住在北京的旗人。很多已是只通汉文，不通清语了。康熙年间，已因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而裁去中央各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的‘通事’。”(98)到了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已形成‘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语生疏，不识清字’的局面”，“满洲发祥之地的东北各地，尽管使用满文、满语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但到了乾隆以后，也主转而使用汉文、汉语。以清朝根本重地的盛京（沈阳）而言，许多满人已经不会满语”。(99)到了清末的1903年，满人穆都哩著文称：“以满汉两方面而言，则已混同而不可复分。”(100)纵观自秦朝之后中国哪个朝代的皇族子弟对汉文经典最为娴熟、汉字书法最好，应以清朝皇族为最。

“入主中原”的边疆族群在统治中原汉地的同时把其他地域及族群纳入版图后（如元代和清代的青藏高原、新疆等地），中央政权的统治策略是将其列为与中原各省不同的“藩部”，保持当地族群语言为地方通用语言和“传统社会构造”(101)，制定族群区隔化“多语制”语言政策。在这样的语言政策环境下，地方族群的语言文字得到一定发展空间。例如在清代，“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著名高僧和学者咱雅第达经过多年研究，于1648年，在回鹘式蒙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托忒文，又称卫拉特文。在创制托忒文时，吸收了卫拉特方言，密切了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与原有的通用蒙古文相比，元音字母有所增加，以准确表达不同的元音。辅音字母也根据卫拉特方言另有增加。因此托忒文能够比较清楚地表达卫拉特的语音也更接近于口语。……托忒文只在西蒙古地区流行。”(102)

清代的“多元语言政策”政策又可划分为三类区域。第一类区域以汉人为居民主体，满人杂居其中，沿用明朝行政制度，清中期之后，普遍使用汉语文。第二类是汉人居民很少的蒙古、维吾尔、哈萨克、藏人聚居区（“藩部”），清朝“沿袭旧制”，在满人官员外任命一批当地传统部落首领，在这类地区努力保持当地民族语言文字，而且对汉人进入这些地区进行限制。第三类区域为元朝、明朝已建行省的西南多族群地区，元、明、清三朝在西南诸省努力推行“改土归流”，鼓励中原汉人迁入这些地区发展当地经济，语言学习则以学习汉语和儒学为潮流，清廷并开设科举、选拔官员以鼓励西南各族学习汉语。

在“清代大部分彝区，汉族和彝族有相互学习的条件，尤其是各府、州、县皆设有儒学，彝族子弟可入学读书。四川建昌府兴建义学，建设起学舍，‘并选本省文行兼优之士，延为塾师，令熟番子弟来学，俟学业有成，俾往教生番子弟’（《清世宗实录》卷90，第13页）。不仅是清政府重视彝族子弟入学读书。彝族广大群众也主动捐资办学。乾隆九年（1744），云南总督张允随奏称：‘现在夷方倮族，亦解好施……增设义学三百七十余所，捐置田亩，以充馆谷，选择师儒，以司训课。现在肄业诸生中，不乏笃学好修之土’（《清高宗实录》卷229，第22—23页）。学习有成就的彝族人，可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嘉庆九年（1804），礼部议准，‘云南威远之彝人，向俱准应童试，如有情愿捐监者，照番例办理’。”（《清仁宗实录》卷127，第19页）(103)“正如乾隆《赵州志》记载的：白族人‘然性勤俭，力田，颇读书，习礼教，通仕籍，与汉人无异’，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与内地汉人又趋于一致”，“土家本无民族文字，普遍使用汉文，清‘康乾盛世’时期，兴办书院、义学，学习汉文、汉语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达到较高水平”，“毛南族长期和壮族、汉族杂居，一般都会说汉语、壮语，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104)

清代的“多元化”语言政策也体现在官方教育体制。国子监设立蒙古助教“专司训课蒙古文义”(105)，八旗官学体制为“八旗各建学舍时，学习内容为以十名习汉书，余习满书。雍正五年（1727）定，年幼者习满书，稍长者习汉文。至乾隆初……择材资聪颖有志力学者，归汉文班，年长愿学翻译者，归满文班”(106)。清代科举取士分为“习满书”“习汉书”“习蒙古书”三类，“与汉人合试，即皆试汉文，并且同榜”(107)。晚清开始强化藏文学习，1907年设满蒙高等学堂，“除设满蒙文科外，并附设藏文科”(108)。宣统元年组织编辑《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四册，编印《满蒙文高等学堂蒙古语文讲义》。

整体而言，清廷的语言使用体制仍是努力维系“多元语言体制”。成书于1790-1805年期间的《五体清文鉴》，是由清廷主持编撰的满、藏、蒙古、维吾尔、汉5种文字对照分类词汇集。北京故宫的殿堂匾额有的是汉文和满文并列、有的是汉、满、蒙古文并列，雍和宫匾额采用汉、满、蒙古、藏4种文字。拉萨布达拉宫供奉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用汉、满、蒙古、藏4种文字书写。《钦定理藩部则例》（卷二十四）“印信”载“驻扎库伦办事大臣颁给印信，镌刻清字、蒙古字、汉字”。(109)朝廷规定的语言文字应用规则，生动体现了清朝推行的“多元语言应用模式”。

鸦片战争后，清廷在抵御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屡次败绩导致割地赔款，由于藏地、新疆、内外蒙古居民的语言与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满民众不同，为了加强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清廷开始在各边疆地区推行“新政”。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当地民众中推广汉语。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的“新政”措施即有“广设汉文学堂”“创办汉藏文白话报”等，提出“计前后藏寺院三千余，拟令自筹经费，各立汉文蒙学堂一所，兼学算学，兵式体操，汉文汉语”(110)。1908年不完全统计，西藏已成立初级小学堂、藏文传习所、汉文传习所、陆军小学堂等共16所。(111)1907年川滇藏区开办官话和初等小学堂，“按《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官话学堂以学汉语、汉文为主。官话学堂毕业方能入初等小学堂学习”(112)。晚清时期的语言政策调整，表明汉语文已演变为朝廷在全境推广的“国家通用语言”。

（三）第三类政策：“蛮夷入主”政权制定语言政策使本族全面改用汉语文

实施这类语言政策的也是“入主中原”的“蛮夷”政权，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中国后，即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而推行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的经济重点发展”(113)，并接受中原政权的社会管理制度。公元386年，北魏皇帝拓跋珪下令“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113），把下辖各部落改制为中原汉人体制的“编户”，农业成为北魏的社会经济基础。北魏孝文帝（471-499），“禁止鲜卑人着胡服、在朝廷上说鲜卑语，提倡改鲜卑姓为汉姓，定姓族，说汉语，着汉服，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114)“鲜卑人被迫用汉衣冠，说汉正音，生称洛阳人，死葬邙山上，日久汉化，是很自然的。”(115)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列出外族为主体时自愿使自己同化于汉族之方法之七即是“变更语言文字：改用汉人语言文字”（“如魏孝文帝之兴学校，求遗书，禁胡语之类是也”）(116)。

在北魏与南梁对峙时期，公元520年北魏人口为3230万，南梁600万，周边少数族群人口约400万。(117)北魏所辖人口中，游牧传统的鲜卑人显著少于华北地区的农耕汉人，这是北魏等北朝政权积极吸收汉人文化、获得汉人文化认同从而加强社会统治基础的重要原因。来自游牧经济的北方群体，“经历一定的时间，征服者往往全部或局部与汉族融合成一体”(118)。

采用第三类政策的主要是东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政权。后赵石勒称王称帝（319-333）：“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第三百人教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于襄国城西起明堂和辟雍，以培养文武官员子弟，在地方上设置学校，“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石勒还“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119)

前秦政权极力推行中原文化。《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能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120)苻坚将氐族武人将士乃至宫廷妇女纳入儒学教育范围。“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进而“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121)

后秦姚苌（330年出生，384-394称帝）也是一位积极推行中原语言与文化的北朝皇帝。《晋书》卷116《姚苌载记》：下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122)其子姚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晋书》卷117《姚兴载记》）(123)最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族等错居杂处，通婚汉化，（各部鲜卑）大多融合于汉族。……而且汉语成为诸部的通用语言”(124)。

（四）中国历史上地方割据政权的语言政策

历史上在各中原王朝管辖地域之外，东亚大陆上还存在多个不同规模的地方性割据政权。由于中原地区汉人的庞大人口规模、繁荣的经济和文化，这些周边政权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政权和中原民众始终保持着紧密政治—经济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积极吸收中原文化成果，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向心力”和多种语言文化模式。

在中国历史上，割据一方的少数族群政权中，有许多因倾慕中原文化而在部众中主动倡导并积极推行中原文化的例子。

隋唐时期的西域高昌国（公元5世纪中叶—7世纪中叶）(125)深受中原影响。“国有八城，皆有华人。”（《魏书》卷101《高昌传》）“汉地的《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等书籍，在高昌皆得以流传，并‘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北史》卷97《西域传》），“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由于汉族大量留居今新疆地区，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对西域诸族产生极大影响。这一时期，西域诸族除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外，也往往通用汉文。汉族典籍大量地传入，使许多地区比之于内地。尤其是高昌等大批汉人聚居地区更是如此。吐鲁番、尼雅、楼兰等地出土的大批汉文字书写的文书、简牍，涉及民间买卖田园、牲畜、粮食，丝织品的契约、官方屯田、收受供祀帐、邮政、籍帐等内容，可见汉文使用之广泛”。(126)

唐代云南南诏国（738-902）“建国后就积极推广汉语、汉文，中原史籍、诗词书画在当地广为传播，故南诏的王室成员、贵族及其子弟大多精通汉文，且有较高的文学修养，通常都以汉文写作”。(127)“南诏以汉字为官方通用文字，这也是南诏奉中原文化为正朔的一个突出例子。如阁罗凤时立的著名的《南诏德化碑》碑文，就是用汉字写成的。……现存南诏时期的各种金石碑刻亦均为汉文。南诏时期虽然也产生一种用汉字记白蛮语音的文字，或将汉字笔划作部分增减而成的文字，俗称白文。……但这种白文并没有得到推广。”(128)

宋代云南“大理国时期（937-1254），白族知识分子大多能读汉文，并能用汉文写作，与内地流行的汉族作品基本相同，而且水平也很高，其实要以碑记的行文为最著名。……为了增加读者的广泛性，少数文史作品，还采用白文（借用汉字记录的白语的一种古老白文）或用半汉文半白白文写作”。(129)“高凉郡俚人首领冼夫人自与高凉太守冯宝缔婚后，便积极提倡仿效汉人礼俗，‘使民从礼’。并在高凉一带广泛建立学校，促进汉族封建文化在当地广为传播。”(130)

甚至中国周边一些“邦国”在接触到华夏中原文化后也积极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新唐书》卷220《高丽传》载高句丽注重读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所用教材为《五经》《三史》《三国志》《晋春秋》等。(131)日本、安南（今越南）的文字与文化习俗也深受中原地区影响。

在中国有史料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中，特别是秦在中原地区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后，以上讨论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语言政策的社会实践占据了大多数时期。

官方语言政策的推行与民间语言使用的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距离。作为行政统治者的王朝政府无疑享有排他性的政治权威，但是当其推行与社会主流人口传统语言不同的另一种语言时（如元朝曾推行八思巴文和畏兀儿体蒙古文），相关政策的实践主要限定在官府公文印信、官方与公共场所牌匾碑刻、需官方查验的地契合同以及官办学堂教材等，这些领域的政策限定毫无疑问对于社会民众的语言使用和学习具有权威的导向作用。但是，在基层社会的日常交往中，民众在生活、劳作与贸易中使用的语言、私人信函、民间契约等，仍然会沿用传统语言文字。如果这个民间传统语言使用的人口基数足够大，民间经济贸易活动对于朝廷的经济命脉足够重要，那么或早或迟，朝廷也会默认这些语言文字的使用，甚至调整官方语言文字的使用规则，将民间传统语言文字纳入官方正式系统。清朝把汉字纳入官方文件体系，实行“多语制”，即是生动的事例。

五、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语言演变进程

作为一个政治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这个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及基本特征被费孝通归纳为“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语言体系的演变也充分体现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整体结构和基本特征，这个语言体系之所以能够得以形成并延续了几千年，有两个关键因素。

（一）分析语言发展演变前景的两个指标

除了前文讨论的影响或制约语言间的竞争态势的五个因素之外，还有两个衡量指标在讨论语言竞争的长远发展前景时也不能忽视。

第一个指标是语言自身生命力的强弱。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语言的生命力来自孕育出这种语言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经济活动。中华大地始终涵盖多种形态的经济活动，正是各地多样化的自然地貌、气候、植被、水源等因素产生多种经济活动类型（如中原农耕经济、北部和西部高原游牧经济、西南部山区混合型经济等）和不同的物产。不同类型经济活动产生不同的语言和词汇体系，所以只要在疆域内存在多种经济类型和与之相关的生活习俗，相关群体的语言就始终具有使用价值并保持一定的文化生命力，其延续和发展也是必然的。即使是一个汉人，来到蒙古草原生活并从事传统游牧活动，他必然学习蒙古语。当年“插队”来到锡盟草原蒙古族社区的北京知识青年，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所以，只要中国各地区维持多种形态的传统经济活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各种语言就始终有自己的使用空间。换言之，只要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多种传统经济模式，从事相关经济活动的人群就会延续使用自己的传统语言，中国语言体系中就必然保持着“多元”的结构。

这个指标可以选用一系列量化指标来加以测算，如某语言的母语人口数、学习该语言的非母语人口数、就业市场要求熟练掌握该语言的就业者比重等，这些指标在加权后即可计算出某种语言的“生命力指标”，并可以在本国与其他语言进行比较。

第二个指标是不同语言彼此竞争的态势演变。正是这一态势决定了语言演变的方向。从语言发展历史角度来看，各种类型经济活动的发展需要彼此间的产品交换。无论在各政权辖区内或是不同政权辖区之间，始终存在多种经济类型及相关物产的相互补充。史书上记载的“茶马贸易”，即是农牧区之间经常性的产品交换。这就衍生一个区域间分工互利的稳定的经济共同体。在各类经济类型产品的交流过程中，一种词汇系统更复杂、交流涵盖面更广的语言会表现出更强的工具性效能，并在实际应用中逐步占据主导。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中，农耕经济通常是一种较游牧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并能繁衍和维系更大规模的人口。东亚大陆历史上先后出现多个朝代或地方割据政权，中原农耕群体建立的政权必然会在其新扩张的领土上发展农耕经济并推行自身语言与文化；而由北方游牧群体“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尽管存在扩张“草原畜牧业”的动力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推行本族语言，但是最终还是把政权税收财源的根基扎在规模庞大的中原农耕经济中，并逐步接受中原的语言与文化，表现出趋向共同性的“一体化”趋势。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多元”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体”。“一体”带动着“多元”的发展，“多元”与“一体”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相辅相成、共生共存的有机联系。

分析语言竞争态势需要一个各语言使用者相对规模变化的动态指标，研究者可以选用一系列量化指标来加以测算，如某种语言母语人口数变化、学习该语言的非母语人口数变化、就业市场要求熟练掌握该语言就业者比重的变化、政府对各种语言使用具体政策限定（正式公文、公共标识、教学语言等）的变化，不同文字出版物的种类及印数的变化、影视娱乐节目选用语言的变化等。对于这些指标的跟踪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各种语言在应用领域的竞争态势加以分析和预判。

世界其他地区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许多强盛的多族群大帝国，但是都在随后的战争、内部分裂和“民族主义”浪潮中解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秦统一六国以来，在中国的中原这个东亚大陆上的政治、经济核心区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核心族群，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汉人”的超大型人口集群。而且，这个集群通过对周边区域和人口的不断吸收而持续扩大，即使在某个时期被“入主中原”的“蛮夷”族群所统治，但是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文化实力和具压倒优势的庞大人口最终会使统治族群逐渐被“同化”并消融在中原的土地上。在中国历史上各种语言的相互竞争中，汉语文强大的生命力和在实际应用中占有的压倒性优势决定了语言演变发展的基本前景。

费孝通在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特别强调这个体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中华政治体系在发展中产生了一个凝聚核心群体：“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格局中产主了一个凝聚的核心。”(132)他多次提及这个“核心”的重要意义：“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133)而汉人群体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这个凝聚核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汉人在中原地区发展出繁荣的农耕经济和庞大人口，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和人口重心。正是由于存在中原汉人群体这个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语文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语言”，并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语言体系中的“一体”。这就是中国各种语言长期以来共存竞争的基本发展态势。

（二）语言功能的双重性

从语言社会学的视角看，人类语言在功能上具有双重性。首先，语言是一个群体传统文化的载体，寄托着这个群体的历史记忆和浓厚情感，是“祖先的语言”。任何社会对于文化遗产都必须秉持保护尊重的态度，人类失去文化多样性，就如同地球失去生物多样性。其次，语言也可以视为纯粹作为信息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工具。在本族内部交流中，语言工具体现了传递信息、文化传承的功能。在与其他民族成员的交流中，使用哪种语言体现的是个体从其他群体成员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的能力。如果只从交流工具这个功能来看，每个人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竞争中选择学习或放弃哪种语言，应当只是个体的理性选择。(134)

由于语言的功能具有上述双重性，而各群体的发展水平与速度又不平衡，所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每种语言文字作为交流工具的重要性在不断变化中。所以，我们必须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辩证和动态地来认识每种语言的发展趋势。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单凭口头传授已无法满足年轻一代学习现代知识的需求。因此，当学校义务教育得以普及以及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本族社区进入城乡就业市场后，那些尚无文字的语言（如保安语、撒拉语）由于其学习功能受限，必然会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逐步退出人们的使用。作为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今天一个紧迫的工作即是在大学里建立相关的语言学习与研究专业，把这些没有文字的语言继承下来。同时，由于今天的科学技术和各学科知识发展与更新在不断加速，那些已有文字但是相关科目母语教材编写与更新面临很大难度的语言（如藏语、蒙古语），实际上面临应用领域（科目）持续狭窄化的发展前景，其原因不仅是由于这些群体缺乏足够的高端人才从事教材的编译，同时这些母语文教材也缺乏足够的读者规模以维持出版费用。(135)在科技知识体系全球化、劳动力就业市场全国化的社会发展现实中，少数民族教材涵盖的科目最终的发展趋势，也许将仅限于母语学习、本族传统文化和母语文献的研究领域。

由于我国主要城市和工商业集中在汉族聚居区，母语为汉语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约占93%，所以我国政府把汉语普通话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是符合国情的。随着我国普及高等教育和新型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不断扩展的全国性高校体系和劳动力就业市场吸引了大批来自非汉语地区的年轻人，当他们进入跨地域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学习和就业市场工作时，主要的学习语言和交流工具只能是国家通用语言。与此同时，随着各传统经济体系的相互渗透、现代交通与物流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农业与农产品加工的工业化，各传统经济体系（草原畜牧业、高原牧业、戈壁农业）原有的语言与词汇系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吸收大量以国家通用语言为载体的新词汇。由于这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学校义务教育已成为国家为各族年轻一代系统学习语言工具和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除了以培养少数民族传统语言人才为目标的少数专业和学校外，各级学校采用全国通用语言作为主要教学语言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时代的演变，科学技术在快速发展，社会系统和知识体系也在不断调整之中，几乎每天都会产生一些新概念新词汇并被及时译成各种语言。所以，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每时每刻处在变化过程中。英语、日语等外语如此，中国人使用的各种语言也是如此。现在中国人语言（汉语、蒙古语、藏语等）词汇中不仅吸收了国内各族的其他词汇，而且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也吸收了一些英语、日语词汇。这些现象都充分证明人类的语言是活生生并不断变化的。不断加强的跨国科技交流和经贸产业合作，迅速增加的跨国人口流动，都在催生对“通用语言”的客观需求。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英语正在成为各国年轻入学习的重要工具性语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许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学习彼此的语言或掌握一种通用语言，无疑是增进各国、各族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重要工具。

注释：

①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 Ostler）：《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章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②菅志翔、马戎：《人类语言与社会发展》，《学术月刊》2021年第12期；菅志翔、马戎：《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学术月刊》2022年第9期。

③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9页。

④卡洛·M.奇波拉：《世界人口经济史》，黄超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0-11页。

⑤卡洛·M.奇波拉：《世界人口经济史》，第5、9页。

⑥王胜今：《人口社会学》（第2版），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⑦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⑧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⑨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⑩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4页。

(11)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7、15页。

(12)据潘光旦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一书，仅《史记》即查出76种族称，在《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纪年》查出112种族称，在《资治通鉴》查出80种族称，参见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纪年》《资治通鉴》之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13)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上），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83-84页。

(14)据1953年人口普查登记，当时上报的“民族”共400多个，仅云南一省申报260多个，参见陈克进：《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工作局编：《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7页。

(15)https://gffgg6ccc1672349b409as0kw96uvup6pp6q6f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503281122_121119374（2022-10-3）.

(16)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7)“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周朝《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国臣民。

(18)“但高、武之后，行用制书中确实越来越多地加以使用（‘蕃汉’一词），对‘汉’作为唐境内主体民族族称的定型，有巨大推动作用”。参见何德章：《汉族族称的出现与定型》，《历史研究》2022年第5期。

(19)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第126-127页。

(2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页；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页。

(21)许倬云：《说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2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9页。

(23)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家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24)张学新：《顶中区N200：一个中文视觉词汇识别特有的脑电反应》，《科学通报》2012年第5期；章启群：《汉字与中国式思维——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断想》，《语言战略研究》2023年第2期。

(25)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第145-146页。

(26)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37页。

(27)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第129-130页。

(28)马寅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29)1949年前，只有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有藏、朝鲜、回鹘、傣、阿拉伯、拉丁、斯拉夫字母等七种字母形式，有些文字是晚清时期由外国传教士创制的。同时有些民族的不同部分使用不同文字，如傣族使用四种文字，蒙古族使用两种文字。在50年代，由政府组织语言学家，“帮助壮、彝、布依、苗、侗、哈尼、傈僳、黎、佤和纳西等十个民族，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设计了两种傣文改革方案。帮助景颇族、拉祜族改进了原有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帮助原来使用阿拉伯文字母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设计了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马寅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第3、17页）。1982年后，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恢复使用阿拉伯文字母。

(30)司马迁：《史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31)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24页。

(32)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上），第104页。

(33)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第129页。

(34)(36)(38)(39)朱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书同文”和“官话”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3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1页。

(37)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4页。

(40)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20页。

(41)(43)(44)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19、26、55-59页。

(42)钱穆：《中国经济史》（叶龙记录整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34、36页。

(45)《汉书·艺文志》详细介绍汉字在秦汉两朝的演变过程：“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引自班固：《汉书》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0-1721页）

(46)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页。

(4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224页。

(48)朱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书同文”和“官话”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4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62页。

(50)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0、44页。

(51)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48页。

(52)《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53)崔珂琰：《中国近现代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第20-21页。

(54)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3-74页。

(55)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56)(57)(58)钱穆：《中国经济史》（叶龙记录整理），第71、65、178页。

(59)(6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3、30、83页。

(60)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148页。

(62)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63)(66)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80、162页。

(64)联结黑河和腾冲的“胡焕庸线”生动地展示中国人口分布态势与中国人口的聚居核心区域。

(65)钱穆：《中国经济史》（叶龙记录整理），第196页。

(6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68)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第247页。

(69)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45页。

(70)罗贤佑：《元代民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1页。

(71)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345、398、410、411、478-479页。

(72)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第114，119页。

(73)这是内蒙古质量最优的“草甸草场”的载畜量，https://gffgg329cda50d342440es0kw96uvup6pp6q6f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448817642.html（2023-2-1）。另据《锡林郭勒日报》报道，2017年锡盟草场的平均载畜数：1只羊（单位）为15.2亩，https://gffggccc192ee563149dbh0kw96uvup6pp6q6f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ystem/2018/09/13/012567333.shtml（2023-2-1）。

(74)田余庆：《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国家图书馆编：《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75)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47页。

(76)陈垣使用的“华化”比人们常用的“汉化”更准确地表述边疆群体接受中华“华夏文化”的演变趋势。参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77)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参见《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367期。

(78)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180页。

(79)(80)(81)(82)陈佳华、蔡家艺、莫俊卿、杨保隆：《宋辽金时期民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42、141-142、43、251、288、291页。

(83)陈佳华、蔡家艺、莫俊卿、杨保隆：《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第336—337页。

(84)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3-524页。

(85)(86)(87)(89)(92)罗贤佑：《元代民族史》，第71-72、78、26、29、78页。

(88)王桐龄：《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439页。

(90)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6页。

(91)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9页。

(93)(94)罗贤佑：《元代民族史》，第423-424、502页。

(95)(98)(99)杨学琛：《清代民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5-106、108、109页。

(96)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351页。

(97)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46页。

(100)黄兴涛：《重塑中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8页。

(101)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102)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第116页。

(103)(104)杨学琛：《清代民族史》，第442-443、457、514、515页。

(105)(106)(107)(108)(110)韩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二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56、65-67、56、280页。

(109)张荣铮等：《钦定理藩部则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111)(112)韩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二卷），第281、287页。

(113)钱穆：《中国经济史》（叶龙记录整理），第136页。

(114)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83页。

(11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532页。

(116)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6页。

(117)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118页。

(11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275页。

(119)(120)(121)(122)(123)(124)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195、242、243、265、503、96-97页。

(125)高昌国于贞观十四年（640）为唐所灭。

(126)(131)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381、398、295页。

(127)(128)(130)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第365、363-364、247页。

(129)陈佳华、蔡家艺、莫俊卿、杨保隆：《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第451页。

(13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33)潘乃谷：《费孝通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8年第49期。

(134)马戎：《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几点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35)马戎：《少数族群的现代化发展与双语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