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 袁雨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 次 更新时间:2026-04-22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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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袁雨晴  

王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袁雨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作为一种精神纽带,情感认同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是连接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桥梁,是个体对中华民族在心理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归属。情感认同可以通过影响个体行为、激发精神动力、凝聚民族力量、筑牢信念根基来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的内生动力,促使个体主动投身到共同体建设中来,从而促进民族融合与发展;同时,情感认同通过传承民族精神,捍卫民族尊严荣誉,推动民族产业创新升级,构筑起一道牢固的民族未来防线,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需从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交融、突出共有文化符号、强化民族教育四个维度强化情感认同,发挥其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

“情感上相互亲近是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强纽带,各族人民都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心基础。”情感认同在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连接个体与共同体的精神桥梁,可以激发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当前,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探索。一方面,大量研究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深入剖析其内涵、形成机制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另一方面,众多学者围绕中华民族这个主体,主要探讨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探索新时期民族团结进步的创新举措,力求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多元扎实的理论支撑。而以情感认同为着力点,深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尤其是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基于此,本文将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作进一步探讨,以期在理论上、实践上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借鉴。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的理论溯源

情感认同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纽带,深深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稳固进程,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凝聚的关键心理基础,更是维系各民族情感、促进民族交融、推动共同体繁荣发展的核心动力。了解情感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对于准确把握二者内在关联、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根基意义重大。

(一)认同与情感认同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认同”一词,他开创性地指出:“认同是个体和他人存有感情联系的初始形式。”情感与认同作为人类重要的主观心理体验或者感受,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既是有利于人类促进自身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生存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情感认同概念的阐释,要从“认同”这一基础概念谈起。这一观点为后续对认同的深入探究奠定了基石,揭示了认同在人际关系构建初期,情感联系所发挥的关键启动作用。

从心理学的专业视角深入剖析,认同意味着个体的认知体系与情感体系达成深度契合。乔治·米德认为,认同是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其核心在于个体认知体系与情感体系的深度契合,并在行为实践中得以体现。而情感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着重强调了情感共鸣在认同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是认同概念在情感层面的深入挖掘。

社会身份理论的先驱亨利·塔菲尔在《社会认同论》中明确指出,情感认同是连接认知认同与行为认同的关键桥梁,主张个体通过认知投入,进行自我分类,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社会认同,而当他们认为自己是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时,就会对群体产生一种有助于增强群体内部士气和凝聚力的正面情感依附,从而对群体的社会认同产生一种积极的情感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是社会身份理论的先驱,也是社会认同理论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个体在建构社会认同的过程中,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属的社群和同伴时,也更容易体会到自尊和自我完善的情感。情感认同在社会认同形成进程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美国学者埃勒默斯等人进一步完善了社会认同理论,提出该理论包含群体情感认同、自我分类、群体自尊三个维度。社会认同是一个多维度、系统性的心理构建过程,它基于个体的自我分类产生,并在群体情感投入与群体价值评估中不断强化,这种认同不仅塑造了个体在群体中的角色与行为模式,也是群体凝聚力形成和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心理基础,这再次表明情感认同是认同在社会层面研究的深化与细化。

结合国内对于情感认同的研究来看,关于情感认同内涵的界定,学界普遍认为,情感认同属于一种以现实为基础的心理活动,是指某一事物由于满足了主体的某些需求,而引发了主体内心的满足、情感等,从而使主体对其做出积极的、肯定的评价。正如我国学者董晓绒所提出的那样:“情感认同是一种心理认知,蕴含肯定和满意的态度。”

(二)多元架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时,要追溯到东西方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渊源。西方,其根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人们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中,人们对善的共同追求使人们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而国家本身是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共同体,是“必要之善”。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直接对应的“共同体”一词,但也有类似思想,如体现类似追求社会和谐、集体利益思想的“大同社会”理念;无论是西方对共同体的理性思考,还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都反映出社会成员的情感认同是共同体形成和稳固的重要根基,这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跨文化的历史视角。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阐释。比如,早期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统一体,其中“多元”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习俗等多样性,“一体”则强调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种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一书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定义为“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这一概念提供了新时代的价值指引);严庆则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存在是指在主权互认的情境下,即由持有中国国籍、出国需持护照的全体中国公民所构成的国民身份共同体。同时,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胞作为中国公民,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这一事实植根于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总体而言,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以来我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这一转变主要通过文化交融、历史记忆以及人民国家三个关键维度得以体现。其一,中华民族是在数千年的经济、文化、政治交融中,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其二,中华民族是在近代共同抵御列强侵略的过程中,基于这段历史记忆走向自觉的民族实体;其三,中华民族是在国家与人民携手奋进的进程中,不断得以巩固的民族实体,“五个认同”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人民与国家层面的紧密联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整体性,历史性,文化性,动态发展性的特征。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对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认同: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情感认同强调的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而非单一民族;历史性主要体现在这种情感认同是历经数千年沉淀的:从古代的民族融合,到近代共同抵御外敌,再到现代携手建设国家,每个历史阶段都不断丰富和强化这种情感认同;文化性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各民族通过对这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动态发展性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能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和拓展:在全球化和“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各民族交流更加频繁,新的文化元素与价值观念不断融入,为情感认同注入新活力。

二、情感认同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机制

情感认同作为一种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力量,深度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心理基础,更是促进民族和谐共处、推动共同体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情感认同培养个体行为自觉性

情感认同对个体的行为塑造具有深远意义,促使个体自觉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与发展。首先,社会学习理论中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揭示了个体、行为与环境紧密相连,个体通过观察、模仿及亲历环境反馈来塑造自身行为;其次,个体情感认同对行为的塑造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与递进性。初始阶段为文化浸润下的行为启蒙。个体置身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营造的浓郁文化氛围之中,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华文化符号、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吸引个体去感知、去领悟。在此场域中,个体开始初步接触并尝试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导向,为后续深入的行为塑造奠定基础。随着个体与文化环境的深度互动,进入行为内化阶段。这个时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被动的看客,而是主动的参与者。最终则是达成行为外化的实践效果,使个体在社会交往、职业选择、公共事务参与等诸多领域,依据已形成的行为准则行事,展现出符合民族精神特质的行为风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行为联动筑牢根基。

(二)情感认同激发个体主观能动性

情感认同是激发个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首先,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归属与自我实现的需求对个体行为有着深层引导作用。在归属感维度,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能够促使个体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紧密关联。在自我实现需求维度,对于自我实现的需求能够将个体的自我理想融入民族理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奋进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持,这种个体精神追求与民族复兴目标的高度契合,不仅在当时有力推动了民族觉醒进程,更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指引。其次,从精神分析理论角度看,个体对民族的情感认同部分根植于集体无意识中民族起源、发展记忆的传承,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集体无意识承载着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特质,影响个体深层心理动机;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每个关键阶段,都能够映照出情感认同对于个体精神动力的激发作用。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海外留学生怀着对祖国的深厚情感,选择回国投身于国家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大批创业者受民族发展机遇感召,积极投身市场经济,还是新时代,青年一代展现出的多元担当都体现了这一点。

(三)情感认同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力量

情感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力量的核心纽带,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发展。首先情感认同促使各民族成员将个人命运与民族整体命运紧密相连。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认同是其自我概念与社会行为的重要基础。在中华民族这个宏大的语境下,基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群体的情感认同,无论是汉族同胞,还是众多少数民族兄弟姐妹,都在心底将“中华民族”铭刻,这种认同促使大家在日常行为中自觉维护民族尊严、传承民族文化,为民族团结筑牢心理根基。其次,情感认同促使各民族成员更好地融入其他民族的文化环境。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说,当不同民族在生活中接触时,会经历文化适应的过程,个体可以通过对新文化的观察、学习和适应,逐渐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观念,以更好地融入新文化环境。这种文化适应过程不仅促进了个体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也有助于不同民族之间建立更深厚的情感联系,进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团结。如干部与群众结对帮扶的新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通过互通有无、增进感情了解等形式,加深了各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通过角色互换,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合力;最后,情感上的认同增强了族际互信。各民族成员在族际互动中可以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关系。王伟指出,“族际信任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民族关系,为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环境。”这种信任关系不仅可以帮助各民族间相互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可以促进信息共享、资源整合,更好地处理民族事务,使民族地区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不断增强。

(四)情感认同夯实中华民族信念根基

情感认同是夯实中华民族信念的重要根基,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全过程。首先,情感认同通过民族文化符号唤醒民族潜意识,坚定捍卫民族信念。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强调,反复呈现的文化符号会沉淀于民族成员的潜意识底层,当民族遭遇困境挑战时,潜意识中的情感认同被迅速唤醒,个体依据原型意象汲取精神力量,自觉将个人行为模式与民族整体目标校准,坚定捍卫民族信念,使之转化为应对危机的持续动力源,确保民族精神传承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其次,情感认同依托历史关键节点砥砺民族意志,升华民族信念。新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钱学森、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毅然摒弃国外优厚待遇,归国投身国防科研,他们内心深处炽热的爱国情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高度情感认同的直接映射。归国之后,他们扎根艰苦地区,在简陋的科研环境中,攻克重重技术难关,为新中国挺直脊梁立下汗马功劳。这种基于情感认同所激发的奋斗精神,被牢牢刻进了民族的共同记忆里,每当民族复兴的路上出现波折,后人就能从先辈们英勇抗争的事迹中获得信念的力量,增强民族认同感。最后,情感认同通过后续宣传教育凝聚民族共识,稳固民族信念。

三、情感认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方式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演进,而情感认同作为一股无形却强大的力量,贯穿于共同体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一)情感认同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火种

情感认同充当着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脉络的关键角色。首先,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成员通过长期交流融合,沉淀为共同体精神内核,为精神传承筑牢心理根基。仪式和文本是民族精神传承的关键载体,依据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各民族成员遵循文化记忆传承机制,阶段性地参加民族集体活动,唤起集体记忆,保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火种的延续和传承。语言和民俗活动作为民族精神的体现,在传承共同体精神中也起到了重要的载体作用。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传统仪式和民俗活动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部分传统仪式在现代社会的简化与变迁,是其适应时代发展的一种自我调整。新兴的网络民俗活动如线上拜年、网络庙会等,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拓展了民俗活动的参与范围,为民族精神传承注入新活力;其次,从文化传播学视域出发,带有民族精神标识的物品也具有精神传承的功能。比如,古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标志性通道,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丝绸、瓷器等作为承载华夏文明精髓的文化载体,在传播过程中,不仅传递了物质价值,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它们如同“文化使者”,凭借自身精美工艺与深厚文化内涵,吸引着沿线各国人民,使得不同地域的人群在欣赏、使用这些器物时,潜移默化地接触并了解到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进而在无形中塑造国际认知,将丝路精神融入民族文化基因库,强化民族文化影响力。

(二)情感认同捍卫中华民族共同体尊严荣誉

情感认同成为捍卫中华民族共同体尊严荣誉的坚实盾牌。首先,从心理学角度剖析,民族自尊心作为民族情感的重要构成,深深扎根于各民族成员内心深处。例如,在国际舆论场中,个别西方国家对我国民族政策、传统文化无端指责,此时各民族同胞凭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依托网络平台、国际交流契机等,用事实、数据以及亲身经历予以有力回击,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形象,捍卫民族尊严不受侵犯。其次,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方面,边疆地区各民族群众怀着对祖国山河的深厚情感,世代坚守,与边防战士共同构筑起坚固防线。他们的坚守传承了爱国情怀,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尊严和荣誉,为民族发展营造稳定外部环境。边疆地区作为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各民族群众对边疆地区的守护,不仅是捍卫领土主权,更是保障作为国家领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

(三)情感认同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创新升级

情感认同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创新升级注入活力的关键要素。首先,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的紧密情感联系能够加速创新理念、科技成果等在各民族间的传播扩散。当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探索出发展的新路径,基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他们乐于将经验分享给其他民族地区,各地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这些经验进行吸收和改良,从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为共同体的发展模式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以新疆塔城地区为例,在牧民定居后,哈萨克族与汉族等民族之间形成了多种合作形式。汉族农民将羊包给哈萨克族“代牧”,哈萨克族牧民把土地出租给汉族农户并去农场打零工,汉族农机专业户为哈萨克族耕地,牧民把牧草卖给汉族农户。这些合作模式是各民族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发展经验,基于彼此间的情感认同,大家相互学习、共同参与,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其次,情感认同有利于打破文化隔阂,催生文化融合创新。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由于成员之间的情感亲近,使得他们更愿意接纳对方文化的精华部分。如近年来,傣族舞蹈元素融入现代舞编排,让传统舞蹈在都市舞台大放异彩,催生出诸多既具民族特色又符合时代审美的新文化产品,彰显了情感认同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纽带作用,让民族文化永葆生机;此外,情感认同还能够激发各民族的创新热情和创造力。当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深厚的情感认同时,他们会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共同体的创新与发展中,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推动共同体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智慧与力量。

(四)情感认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长久发展

情感认同扮演着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关键角色。首先,在社会持续动态变化发展的情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成员依据各自的民族传统,贡献自己的智慧。据扎西多杰等学者的调研,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习俗在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传统生态禁忌如同无形的生态屏障,使得当地生态系统得以维持相对稳定。其次,情感认同能够凝聚人才、储备力量。青年一代作为民族未来希望的曙光,在情感认同的强烈激励下,将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科技研发、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如今,在各地高校中多民族学生组成的科研团队已然屡见不鲜,他们凭借着团结协作的精神攻克技术难关,成为推动民族发展的新生力量。

四、新时代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的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是维系各民族紧密团结、推动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在国际上,全球格局深度调整,地缘冲突、逆全球化频现,外部势力妄图借文化渗透冲击我国民族团结、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内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发展差异犹存,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民众对民族文化传承、多元交融期望更高。在此复杂背景下,凝聚民族力量、应对挑战、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的进阶路径至关重要。

(一)坚持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

坚持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的前提条件。政治上,平等参与权使得各民族意愿得到表达,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经济上,平等的发展机会促使各民族共享成果,夯实情感认同的物质根基;文化上,对各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能够加深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认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也使得各民族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多元一体性,强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进而将这种认同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情感认同。这种情感认同犹如纽带,将各民族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

加强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的必要路径。首先,在文化层面,通过文化节庆活动、艺术展览、文化交流项目等形式,各民族文化得以充分展示与交融。如之前提到的那达慕大会,这不仅是游牧民族文化的载体,更是各族人民展开交流、文化融合的平台。通过文化展示、互动体验等方式,不仅促进了文化的理解和融合,更加强了各民族的情感交融。其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民族交融通过频繁的社会互动,将中华民族情感认同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点滴之中。比如在城市的民族互嵌式社区中,邻里之间相互帮助、共同庆祝民族节日,这种日常的互动交往打破了民族间的隔阂,频繁的社会互动促进了信息的交流和情感的传递,强化了民族间的联系和认同。再次,在经济领域,区域经济学的产业关联理论揭示了民族经济共生的内在逻辑。如矿产资源、特色农产品等,与汉族地区先进的技术、资金和广阔市场相结合,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条。共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将情感认同扎根于共同的经济利益追求之中。最后,聚焦于历史记忆,民族交融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历史文化遗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作为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也时刻提醒着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渊源和奋斗历程,使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历史的传承中不断强化,形成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纽带。

(三)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的精神根基。首先,文化符号能够增进民族成员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当各民族成员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时,就会产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其次,文化符号能够唤醒民族成员对历史的记忆。中华文化符号承载着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从炎帝、黄帝和蚩尤的传说,到古人对天文、地理的不懈探索,这些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成为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源泉。各民族通过对这些符号的学习、认知和传承,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产生了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最后,文化符号承载着各民族成员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传统节日和文化象征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和情感唤起功能,能够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春节的团圆氛围、中秋节的阖家欢乐,以及龙、凤凰等象征着吉祥如意的文化符号,在这些符号的熏陶下,能够使各民族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通过突出和传承这些中华文化符号,我们能够更好地促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注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

加强民族教育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的有力保障。首先,在社会教育层面,可以利用社会教育的广泛参与性,整合多方资源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与深化,政府通过政策导向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社会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民族文化讲座、短视频宣传等活动的方式不断兴起,让人们在碎片化的时间里获取民族文化知识,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其次,在学校教育层面,对于青少年群体,除了在校园内进行传统的课堂教育,还可以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进行有机结合。比如,可以组织“民族文化周”活动,各民族学生分组展示本民族的传统服饰、美食、歌舞等,通过亲身体验和互动,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友谊。注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教育,能够通过教育的广泛参与性、精准教育性以及时空灵活性,有效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提升各民族成员的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章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 双月刊)》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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