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生动展演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饮食文明的传承赓续、绵延不息，蕴含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记忆机理。中华饮食文化记忆通过“助推共同体成员积极认知—促进共同体成员的情感交融—夯铸共同体成员的自觉意志”的运行逻辑作用于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脉络之中。新时代新征程，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必须坚持正确发展方向，从丰富饮食文化的生活类与行为类符号载体、创新饮食文化符号叙事框架着手，持续发挥其文化黏合剂效能，更好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自觉。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饮食文化记忆/ 内在逻辑/ 时代路向
作者简介：陶俊怡，女，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南湖革命纪念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 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贵阳)2026年第1期 第46-63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党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研究”(22CDJ007)；2024年度浙江大学—南湖革命纪念馆国家革命文物研究中心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革命文物教育现状研究”(XTZX24zd05)阶段性成果。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团结之本，以及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内在形塑着包含中华民族特定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在内的文化生命体，需要高度关注并运用中华文化体系中蕴涵的多类型文化象征，以此为生动载体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场域。其中，各民族通过规范化、模式化的饮食活动表达着主体的文化认同，建构出依托传统节日、仪式庆典、话语叙事等特定象征符号的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对夯实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文化根基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学界对饮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颇丰，既有研究从民族学、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饮食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②、民族区域③、历史史料④、传播方式⑤、发展进路⑥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但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展开研究的还不多。鉴于此，论文尝试以中华饮食文化记忆探讨为出发点，构建承载中华民族历史记忆、记录中华文明赓续的饮食文化叙事系统，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生活、推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互融互构提供有效进路。
一、如何理解中华饮食文化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论，我们要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⑦文化记忆理论最初源于西方的文化理论，当我们将其理解为一种与社会意识、精神生产相连的维度，尤其是将它与民族历史文化的建构性、延续性相连通时，会发现文化记忆思想早已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脉络中，指谓于人类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的凝结、积淀和复活。因此，要想厘清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内在意涵，必须回顾文化记忆的理论源流及其本质内涵，以此为逻辑基点，进一步明确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内在规定性。
(一)文化记忆的理论源流及其本质内涵
记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须臾不可分离的一种社会现象，而记忆研究则开始于人们对生命意象的感知抑或构念性思维的发展。科学心理学时期，被放置于个体维度之中的记忆研究大多围绕记忆形成的心理和生理机制进行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当代著名的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详细阐述了记忆的社会决定条件及其作用过程，认为以“社会偏爱”这一概念解释社会群体回忆的建设性过程包含着两种方式：“首先，通过提供有利于特殊意象(specific images)发展的兴趣、激动和情绪等场景(setting)；其次，通过提供制度和习俗的持久框架。”⑧这一重大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记忆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致力于突破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对个体主义意识的强调，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概念，探寻唤起“我们的记忆”所联结的社会文化框架，即“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⑨。也就是说，基于社会个体融入群体的交流过程，集体记忆能够提供突破遥远过去时空界限的社会性象征符号系统，来唤醒与复刻群体共享的富有特殊精神含义的过往意象。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指谓于记忆形成的社会共时性机制，也为继续探索记忆投射于更加绵延久远的历时性传承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化记忆”概念及其理论形态的建构根源于记忆认识的文化学视角，更是贯穿着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s)反思现代性所持有的线性历史发展观而造成的传统断裂问题的逻辑脉络。审视现代社会图景，当过去与传统被视为毫无意义的负担时，人们往往迷茫于加速发展的时代之中，深切感受到情感的脱离和心灵的空虚。面对历史呼啸而过，惊慌失措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试图寻觅“过去的微光”以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扬·阿斯曼将文化传承所形成的“凝聚性结构”机制功用引入记忆研究，致力于解答文化记忆如何使“久远的过去”永恒化，使其成为保存和复刻过去的重要维度。基于此，“文化记忆”被界定为“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⑩。
那么，如何把握文化记忆的本质内涵呢？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人类精神生活和意识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忆的产生和发展绝不可能脱离于社会文化基础而独立存在，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丰富产物。同时，马克思指出，人经过对象化的活动来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也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其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不仅仅创造了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各种富有意义的文化生活方式，共同构成千姿百态的人类世界。由此可见，当人作为社会历史及观念文化的创造主体时，其创造活动便体现为一种由文化记忆所中介的、联接主体能力与本质力量的双向过程。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文化记忆所牵涉的不仅仅是人类社会浅层的微观视角，它是从人类主体角度出发对于社会历史运动、精神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多种样态的深层透视与总体反思。从本质上看，文化记忆是指：“通过教化和社会实践对过去的文本、意象、仪式进行重构，再现历史传统，实现人们对传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保存与传承的目的。”(12)理解文化记忆需要统筹多重维度：包含着依赖“象征意义体系”编码及其展演，跨越时间界限传承特定文化意义和精神的时间结构与媒介呈现之维度；包含着探寻功能记忆为群体提供身份认同，存储记忆支撑未来文化知识更新的特定功能之维度；包含着记忆选择和再生产的权利逻辑之维度，等等。
质言之，文化记忆提供了我们以“文化的细节”切入，理解“文化的整体”的有效途径，它以超越个人的具有凝聚性力量的文化体系为核心，以客观化的制度性存在作为固化主体身份和群体认同的主要来源，作用于凝结、积淀、延续主体意志和主体能力的文化机制，充分彰显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正是这种广阔的未来指向性赋予文化记忆以极具现实意义的建构性，为深度刻画和续写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历史变迁、文化脉络、情感融通、精神动力、价值赓续提供逻辑进路。
(二)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内在规定性
饮食需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第一需求，无论是生命的延续、个体的发展，还是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都离不开对饮食资料的获取。进入中华文化绵延久远的语境，“饮食从来就不仅仅是营养或美味，而是包含了太多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味蕾的感受、知识的积累、历史的氛围以及文人的想象，附着在具体的食物上，大大扩展了饮食的文化内涵”(13)，与中华民族饮食活动系统密切联系的传统习俗与文化更是渊源绵长。由此可见，共有的饮食文化勾连着我们共同的身份记忆，中华饮食文化的赓续能够从日常生活视角出发，记录、整合和关联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和情感共振，它所关注的是人民身份认同的微观建构问题。因此，这种内在要求与文化记忆理论所表征的主体性、生活性、连续性与共享性高度契合，以此为理论基础明确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内在规定性。
第一，内在涵涉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文化记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关注文化身份的完整性、连续性和统一性，通过重新焕发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维度叙述过去，在时间跨度上不局限于三四代人而可延长至久远的过去。也就是说，文化记忆的最大价值不仅仅是提供个人或群体以重要的感知经验，而是以此为连接点定位群体归属和涵育身份认同，达到文化传承、奠基文化认同的目标。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建构旨在以最具生命力的维度切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打破传统与现代、地域与阶层的壁垒，扮演提供个体情感互动和民族灵魂交融的鲜活媒介，生动形象地呈现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惊人的烹调文明成果及其凝聚的民族精神，呼唤各民族的家国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因此，中华饮食文化记忆是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活化”，是赓续中华历史文脉和精神的重要桥梁，是中华民族塑造文化性身体、保持文化连续性的记忆实践指向。
第二，内在秉持“个体—整体”的记忆整合准则。文化记忆中的记忆具有特殊的指涉内容，“文化记忆形成的社会认知动力应包括记忆、文化和群体三大要素，是共时和历时系统共同作用的合力：从共时角度看，文化记忆包括‘被记住的过去’，即通过集体记忆的创造，为拥有同一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从历时角度看，文化记忆还包括‘记忆的历史’，即一个社会通过积累和保存代代相传的知识经验来保证文化在不同代际间的延续性”(14)。因此，文化记忆必须通过“典型性”的原生性记忆内容进行整体重构，将个体凝聚成整体，从而反身性建构记忆主体的知识、思维、情感、经验。诚然，饮食文化具有极为鲜明的地域性和群体性，五十六个民族书写着各具民族特色、区域特色的饮食文化。但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等五大特征使得各民族饮食活动与共有社会历史文化密切关联，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中已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而，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并非是地域性或个体性的封闭系统，而是中华民族共建共享的开放系统，涵盖着饮食习俗、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家国情感等文化量子的动态交换。这也决定了中华饮食文化记忆以特殊的记忆整合为内容，呈现出个体饮食文化记忆与在地饮食文化记忆的二元认同浸润，最终指向交融而生的整体性饮食文化记忆。
二、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民族与文化一体共生，中华文化之寻根与建构实质上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与发展的核心维度。立足于生生不息的时间框架与奔向现代化的空间重构，大量中华饮食文化记忆以鲜明的历史延承性和地理具体性而存在，深刻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性问题。由是，这种以“食”焕发而出的文化记忆作用于主体的主观意识过程，在“知、情、意”层面影响个体乃至全民族的初始认知、情感交融、价值观念，以更加鲜活、具象化的作用机理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以“食”助知：中华饮食文化记忆连通共同体成员的积极认知
毫无疑问，当各民族生活于共同疆域、共同经历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并创造了一系列承载民族文化意义的文化符号，必然会形成共性的认知因素和心理响应。“认知是共同体成员接收、理解信息编码的过程，在历史进化的漫长过程中，被共同体成员感知、接收的有关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价值形态等逐渐以原型的方式继承下来，是先辈们史前社会生活经历的回声。”(15)也就是说，认知的过程体现在共同体成员对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密切相关的，并反映其实体存在的血脉亲缘、群际关系、文化传统、历史沿承等的文化符号进行感知和获取的过程，是共同体成员进行集体表征的过程。顺天时地利而成的中华饮食文化，在民族复合体中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稳定样态。而这一样态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民族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饮食文化记忆系统。基于此，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塑造与建构借助“记忆图案”表征，以日常生活信息助推共同体成员的认知启动。
第一，表达中华民族成员对亲缘血脉的初始认知。在与现代西方“团体格局”的对比中，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概念阐释中国的社会结构，即从己向外，像水的波纹一般构成与别人联系的社会关系，“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16)。在原初意义上，以饮食活动为源头的文化记忆最初呈现的是地域范围内亲缘血脉联系的重复性生活图景，它始于个体对“家”这一集体共同体的初始认知，进而扩展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生动映照，并因此构成了各族人民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经验来源。由于在相同或相近的空间居住或居住过，各种勾连“家乡风味”的饮食味蕾转化为文化味蕾，个体在千变万化的时空转换中以“身体”为中心感知和润泽着亲缘血脉的紧密关系，形成自在自发、周而复始的运行过程。
第二，指引中华民族成员对他者关系的辨识认知。扬·阿斯曼强调文化记忆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身份固化”，而“文化记忆所提供的知识的根本特点，就是我们属于谁和不属于谁的清晰区别，亦即什么和我们相关、什么和我们不相关的区别”(17)。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存续和建构代表着各族人民对共同饮食理念、饮食生活思维的认同。那么，何为“我者”的认知必定包含着区分“他者”的斥异识别，二者进路融合方可完成“我们是谁”的完整认知。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包含着烹饪与否、主食种类及传统节庆食物在内的饮食习惯就成为“夏(华)”与“夷”相区别的核心标识符号。方今，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和在地适应性的同时，仍然以相对于国外民族的“分界意识”表征着“吃什么”“不吃什么”“用什么吃”“不用什么吃”“这样吃”“不那样吃”的社会区分体系作用于“我者”与“他者”的镜像互动，澄清及确证本我身份。
第三，助推中华民族成员对全民一体的共性认知。基于群体间的相似感知及对边界意识的建构，共性认知的形成离不开对民族共同体同源共生的“全民一体”想象。随着“大一统”政权体系的建立，政治发展需要推动“华夷之别”逐渐为“华夷一体”所取代，使不同群体凝聚实现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在实际上汇聚成命运共同体。多元文化交融催生出新的饮食样态，元代“大一统”思想推动了中华饮食文化从“多民族复合体”到“多元一体”的蜕变。“满汉全席与其说是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之集大成，不如说是各民族大融合、大一统的集中体现，因为不同民族间交流、亲近的密切程度莫过于‘相濡以沫’。”(18)可见，中华饮食文化记忆载体叙说着“全民一体”的具象化表达，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借由最熟悉的饮食符号信息激活中华儿女形成全民一体的共性认知。
(二)以“食”育情：中华饮食文化记忆促进共同体成员的情感交融
《庄子·德充符第五》有言：“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19)在一个极其重视人情伦理的社会，情感作为一种最真实而又最普遍的心理活动，直接影响着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融合，乃至认同程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认同，是对56个民族同呼吸、共患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认同”(20)，这种共同的心理认同，必然需要历经复杂而波动的递进逻辑。以日常生活为微观视角，中华饮食文化记忆指谓培育主体在日常饮食生活中的“全民一体”感，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唤起主体的情感记忆，在时空交织处关联彼此的精神世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情感联结点”。
第一，中华饮食文化记忆为各族人民提供丰富的情感体验。情感触发的第一层次，首先是主体基于一定的情感动力与客体发生“体验式”的情感交互。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情感体验层面主要关涉物质形态媒介与各族人民共通意义空间的清晰化问题。很多类具有明确表达意指的记忆符号首先以典型媒介为物态文化联结体，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展示特定的象征意义，基于特定的仪式等情景吸引共同体成员自觉参与秩序化、结构化的饮食文化记忆系统运行过程，触发共同体成员感知“舌面”上带来的情感体验，反复创建与国家、民族、家庭共同联结的情感空间，以实现情感追思和情感体验。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延续着以“礼”为核心的饮食行为，如民间食俗——喜宴、寿宴、丧礼中的特定菜肴传递着圆满、孝道与哀思。通过仪式化行为和饮食具物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可将蕴含情感意义的饮食叙事涵盖共同体成员的独特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而引向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
第二，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加强各族人民的情感联结。情感触发的更深层次，主要指在相似情感体验的基础上延长意义交换的时空范畴，关联缩短民族心理距离的“联结式”的情感归属。中华饮食文化记忆依托于象征性的秩序、媒介和实践，借此群体得以建构起一种共享的过去。“无论何处，几乎任何礼仪在仪式过程中的某一阶段都牵涉到吃和(或)喝。”(21)例如，在春节约4000年的历史中，中华各民族往往通过各种仪式化行为表达对于团圆、吉祥等传统节日的共有情感，这类情感空间的创建离不开饺子、年糕、汤圆等食物的实用价值和文化象征的运用和呈现，已然上升到引发全球华人情感共鸣的“崇高”意象，处处透露出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愿望。正是在这一类连绵不绝的现象级饮食活动中，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经由初始感知、情感交互、情感共鸣等复杂交织更迭，帮助各民族逐渐形成具有价值判断的记忆图式和记忆心理，进而在心理上促进各民族人民的情感依存与水乳交融，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三)以“食”达意：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夯铸共同体成员的自觉意志
意志是主体确立目标，并决定达到这一目标的自觉心理倾向，是人意识能动性的表现，也是个体投射于行动导向的重要环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意志维度上表现为怀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愿意为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克服困难付出自觉性行为的态度和行为倾向。”(22)进入此阶段，基于文化价值认同与社会实践交互的结构性反思程度决定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3)，实现民族成员内化导引、外化这“关键一步”的完成。这一过程要求共同体社会语境中民族成员对文化价值观念的理性思考与深度认同的擢升。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实践以生活方式的理性反思形式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意义内核，所达到的文化价值认同呈现出层层深入的延展逻辑。
第一，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在地化凝合身份认同。文化记忆将过去进行现时化和延续化，使回忆着的群体确认并巩固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不是一种日常性的认同，集体的认同中含有一种庄严隆重的、超出日常的东西”(24)。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文化层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性使得中华文化保持多元样态，这也成为其展现丰富性与多样性的重要基础。例如，“八大菜系”既彰显着中华饮食的共有文化意象，也直观性表达出不同民族饮食的差异化，鲁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儒家美食文化，粤菜“菜式繁多、烹调考究、质优味美”的饮食特色，等等，皆以在地化生活实践凝缩着群体身份的“饮食想象”。再比如，以制度性民族节庆为文化记忆载体，火把节的民族谱系中必定包含着烹烧具有象征意义食物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事项，以共同性的民俗饮食活动诠释出具有特定节俗的民族文化身份。当然，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流动性和整合性，使其不仅具有边界要义，还能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消解边界，表征各民族团结的文化方式投影。如，广西米粉文化“既蕴含着侗族、苗族的‘酸’文化，也有壮族传统的‘稻作’文化，瑶族的‘辣’文化，汉族的‘卤’文化……成为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味蕾记忆”(25)，进而转化为具有特殊意象的文化记忆符号。随着在地化的调适、互动，各民族的饮食风貌都在不同程度上杂糅、融合了其他民族的饮食文化，经由不断传播演绎出中华民族共享的同一类食材、菜品、茶酒等物态文化和深层礼仪、习俗、规范、价值理念的非物态文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各群体间交往地带孕育出整体的饮食文化样态，包容差异部分、彰显本质共性，为充分理解民族区域与民族整体的历史演变过程提供了丰盛而典型的文化记忆“素材”，确立起“中华民族”共有身份的认同屋顶。
第二，中华饮食文化记忆跨域传递价值观念。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根本目的在于延续和确立具有开放性、发展性、民族性的文化身份，但这一问题的核心说到底在于文化价值观念。传统与现代携手共同创造了傲然于世、闻名遐迩的中华饮食文化记忆，既传递着色、香、味等外在美，也传递着自然生生不息、家国情怀等内在美，蕴含着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一方面，从古代中国传承而来的“食礼”，“‘礼’依然是内在道德情感的外化，饮食者在现代饮食礼仪中表现出的涵养是内在善性美德的外化，也是饮食者在饮食中实现善德境界的诉求”(26)，传递着“克己复礼为仁”的德性境界。另一方面，中华饮食文化是集合天南地北中华各民族不同风俗习惯的象征体系，传承着儒家学派天、地、人合为一体的和谐意象，传递着“以和为贵”的包容价值。由亲缘血脉到民族融合，再到社会交互、国家建构，善性美德、和谐精神、博大包容等文化价值逐渐渗透到人民的饮食生活场域中，成为维系各民族生存和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和公共关怀。这种由人的本能需求上升为价值观念的发展理路，塑造着中华民族整体为上的群体意识，使饮食文化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转化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关怀。
三、强化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刻画的饮食文明图景，诠释出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的深层记忆机理。那么，新时代新征程如何确保中华饮食文化记忆之“河”流向各民族成员的共有精神家园，以更为自觉和自信的行动指向凝聚起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和奋进伟力？以“问题导向”探究时代路向，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必须顺应文明的演进和变迁，坚持正确方向的引领，通过饮食文化记忆符号载体与叙事框架的丰富与创新建构起中华饮食文化凝聚体系，更好地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
(一)规正发展方向，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7)作为历史赓续长河中各族人民生产生活行为和思维图式的表征，饮食文化记忆的“记忆之场”与“遗忘之带”交织之处诠释着集体回忆的权力维度，其系统性生发必然是由特定群体的现实需要所催生的。因此，面对过于杂乱、宏大的原生饮食文化记忆要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为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指明了正确方向，使之更好地回应各族人民的精神诉求。
第一，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8)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来看，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赓续过程储存了中国人民勤劳奋斗、追求美好生活的回忆脉络，刻画出中华民族共同创造饮食智慧成果和传承优良饮食文化的历史。这要求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首先必须充分认知极富民族特色的传统饮食文化中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基因。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传统常常过于厚重而必须对其进行反思，传统饮食文化“既蕴含着顺应自然、和谐共生、孝亲爱人、团结互助、家国情怀、民族认同等价值理念，体现了‘讲仁爱、重民本、尚和合’的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但也滋有经验主导、盲目自大、礼序尊卑、以奢为尊等负面倾向”(29)。因此，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理路，必须在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基因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塑造现代化的中华饮食文化新机体，这是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的未来方向。
第二，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30)面对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高频流动和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境况，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深融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以知识、人文、艺术等民族精神形态与社会物质形态互动共同构成文化黏合剂，成为持续重塑民族整体化发展的能动性力量。其中，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正确处理“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实践走向的重要抓手。一方面，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展演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是每个个体及其所属群体饮食记忆点在地化凝结、位移，由“家”到“国”传袭中华民族饮食记忆共同体的构筑进程，包含着共同的认知、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共同的情感等共性要素，是可运用于消除民族隔阂、民族偏见，增进共同性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饮食文化记忆直接关涉每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历史渊源，是一种叙说各民族特色文化印记的特殊语言体系，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预设和活力要素。基于此，新征程中的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必须意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为“差异的统一体”这一客观现实，遵循“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一重要原则，摒弃“对立消解”的思想误区，尊重各民族饮食习惯，朝向共同性的根本方向推动地域饮食文化流动、传播、整合，打造各民族共居共食共乐共忆的共享性互构空间。
(二)丰富符号载体，激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能量
中国语境下的饮食文化记忆具有丰富而多样的形式载体。打造符号载体(sign vehicle)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记忆“在场感”的重要方式，其作用就是用某种在场的感知“来表达一个不在场的对象与意义”(31)。面对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庞大而“满溢”的饮食符号系统，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充分发挥饮食记忆符号的文化浸润功能，以民族认同之象征符码再生产民族共有的集体记忆，强化国民对民族身份的确证及对民族历史的追溯。
第一，挖掘承载民族文化的生活类饮食文化记忆符号。生活类饮食文化记忆符号一般以物态形式出现，包括内在属性的可知性、赋予名称的规范性、历史渊源的传承性等要素。王玲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点便是‘以物载道’，而并非像西方那样，把物质与精神严格分开或对立”(32)。面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要求，生活类饮食文化记忆符号再生产亟待以更富民族特色的再生成方式彰显形态美、意境美和人文美。其一，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程，持续激活关键象征符号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打造体现家国情怀、地方民俗，展现中华民族高超制作技艺、烹饪技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饮食记忆符号。如“烤鸭技艺(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米粉制作技艺(柳州螺蛳粉制作技艺)”“蒙自过桥米线制作技艺”“传统面食制作技艺(老孙家羊肉泡馍制作技艺)”等，又如酒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茅台酒酿制技艺”“泸州老窖酒酿制技艺”“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等，再如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茶制作技艺(吴裕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绿茶制作技艺(碧螺春制作技艺)”“绿茶制作技艺(安吉白茶制作技艺)”“红茶制作技艺(滇红茶制作技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等。由此，以生活类饮食记忆符号丰富记录各族人民的生活传统和实践，继续滋养各族人民的心灵世界和情感寄托。其二，以各民族饮食文化记忆符号为补充打造日常象征符号，遴选出承载中华民族共同历史、凝聚民族精神的生活类饮食文化记忆符号，如象征团圆福禄的月饼、汤圆、饺子，象征长寿的面条、蟠桃，象征丰收的五谷(稻谷、小麦、粟米、高粱、大豆)、馒头等，又如世界文化中象征中国重礼、重和、重德的茶、酒，更好地维系民族情感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推广富有民族情怀的行为类饮食文化记忆符号。行为类饮食文化记忆符号依托于生活类饮食文化记忆符号的交流与互动而生成，是指与中华民族所形成的习俗、节日、仪式等行为符号密切关联的饮食媒介或载体。发展至今天，饮食礼仪，尤其是重大饮食礼仪展演，已然由早期的政治功能转变为伦理功能，关涉着个体及群体的道德修养和人伦规范。传统年节礼俗循环往复的制度性表征衍生出的饮食文化符号提供给中华饮食文化记忆以原初的形式样态，是表意、标识、存储与传递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气质、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的直观生动载体。由此，借助周期性的反复展演强化时间维度中的共同情感和共同信仰，例如，利用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重要节日开展更加丰富化、现代化、民族化的仪式活动，打造同一时空氛围联结中华儿女共有的各种饮食仪式行为(包饺子、煮元宵、包粽子、吃月饼、吃重阳糕等)，以基础性、稳固性的仪式展演消解流动性社会带来的情感淡漠与文化虚无，使中华饮食文化记忆成为维持国民心灵秩序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结晶点，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孕生共情共鸣共意之感的象征符号。
(三)创新叙事框架，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能力
饮食文化记忆符号的解码与编码，不断重现着中华民族的生活阐释式样。多样化符号所储存的丰富感性素材有待于经由叙事逻辑向更加具体、生动、深刻和详尽的“情节化”记忆发展，即通过表意符号的内容叙事将对客观世界的形象感知转化为思想、情感、观念、知识、信息等的互动过程。具体而言，创新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符号的叙事框架，需要秉承科学的叙事思维，塑造更加符合现代化国家建构的饮食文化形态，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多彩故事为素材，更好地传递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知识和价值体系。
第一，转换叙事思维。叙事思维往往与人类的时间和历史意识相关联，既关系到个体或群体实践经验的逻辑提升与思想结晶的逻辑自洽，更指涉价值争议的逻辑辨明与价值正义的逻辑确证。重塑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叙事框架，需要具备科学的思维逻辑。一方面，我们需要坚守民族性立场讲述饮食故事。坚守自身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进行共同性叙事具有极大的叙事优势：在时间维度上，以历史连续性和历史厚重感展现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文明的博大精深；在空间维度上，以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辐射范围更广的国民群体。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立足时代性关切更新饮食故事。时代是故事最好的脚本，讲好中华饮食故事需要与时代同步伐。要知道，我们今天讲述饮食故事，最重要的是中华饮食文化记忆深层展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对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具有重要价值。中华饮食故事的更新需要把握时代新变、适应现代人的特点和需要，从供需有机融合的思维理念出发自主选择记忆内容，使之易于为百姓所理解和接受。总之，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内容叙事需要兼顾民族性立场与时代性关切，秉承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心态，方能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时间长河中生生不息、奔涌向前。
第二，创优叙事话语。叙事话语是叙事的产物，目的在于以话语编码向接收对象传输和表达特定的意义体系。创优中华饮食文化叙事话语的关键是选择行之有效的话语表达方式，挖掘饮食文化记忆中的共享符号来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表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33)习近平总书记将“石榴”“石榴籽”塑造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象征，将“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建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话语。“石榴‘千籽如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化和归属感的直观表达，中国各民族如石榴‘千房’‘同膜’于中华民族整体，形象展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同构和一元整体。”(34)此，将老百姓可见、可食的“石榴”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意象，以平实而又生动的话语表达隐喻并传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内涵，为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华饮食文化记忆话语发挥了突出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第三，拓展叙事传播。叙事传播是指“关注‘故事’如何透过不同媒介再述、转载、流传，进而成为日常话题并随之创造了生命的共同意义”(35)，是提升文化记忆内容叙事效能的重要环节。在传统叙事传播模式中，文化记忆的后世流传依托于文字、图片、景观遗产、仪式、影像等记忆媒介。而在今天，网络空间新场域的开拓与技术的极速变革，深刻改变了文化记忆的存储与传播方式。基于此，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首先需要依托新技术，利用全媒体的融合优势，借助网络空间促进主体视觉、听觉等感官联动效应，提升价值体验的具象化和浸润化。例如，曾在各大网络平台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早餐中国》等美食纪录片，既有美食、故事等的视觉呈现，又有解说、音乐等的听觉呈现，不仅向内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饮食文化的全貌发展，促使民众借此“想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而且以浓郁的人文色彩向海外观众刻画出一个个生动的中国普通民众形象，使“很多外国人从中国美食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将视线伸展到中国百姓的生活之中，修正着心中的中国记忆与映像”(36)。在多媒体交流时代，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社会化实践要充分运用流动性极强的交流平台进行传播。如，推广制作精良、内涵丰富的饮食文化短视频，依托共同体成员的互联网交流平台(抖音、微博、哔哩哔哩、微信等)进行即时播放和交流，借此在立体化的介质流动中增加共同体成员的浸入感。其次，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多模态特性，打造出承载饮食文化具象的记忆之场，以在场化体验激发不同个体的情感共振。运用VR、AR、数字仿真、3D复刻等技术，打造并推广美食云展览、美食博物馆、数字展厅等，打造更具现场感的传播场景，为国民提供沉浸式的意义共享场域，使静态符号变得可感、可知。由此，使宏伟、庞杂的饮食文化现象交织于整体视野，全方位激活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价值阐释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形塑并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生活认知与身份认同。
四、结语
从文化记忆维度审视饮食，积淀着共同体成员对民族发展过往饮食文化认知的记忆集合体。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不仅赋予了饮食文化记忆以深邃的知识内涵，也赋予了饮食文化记忆以极具现实价值的社会功能，借此成为集中表达和联结共同体成员归属感和认同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极佳载体。从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日常文化景观入手，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可以作用于各民族认识世界的主观意识过程，并对各民族走向一体性格局发挥着聚合和牵引作用。进入新时代，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理应对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进行脉络清晰的方向规正与实践引导，运用过往的饮食记忆信息与素材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再回溯、再建构。就此而言，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系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提供了相对稳定、趋于规范的文化框架，既蕴含着饮食文化记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价值思考，又表达着饮食文化记忆对全面塑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擘画。
注释：
①《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5年3月21日，第1版。
②何元凯、周超、郝国强：《饮食文化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米粉文化溯源》，《民族学刊》2021年第12期。
③陈海宏、谭丽亚：《怒族传统饮食文化及其社会功能探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④马成明：《饮食文化视角下多民族和合共生的河西走廊实践》，《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6期。
⑤范小青、刘晓洁：《舌尖上的“美美与共”：饮食类非遗短视频的传播与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学刊》2024年第5期。
⑥刘春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饮食文化认同进路》，《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
⑦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⑧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
⑨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⑩简·奥斯曼，陶东风译：《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12)孟凡丽、郭妍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忆建构：内涵、价值及实践路径》，《广西民族研究》2023年第6期。
(13)陈平原：《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14)陶俊怡：《红色基因传承的文化记忆维度》，《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15)李静、黄艳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机制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16)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17)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7页。
(18)万建中：《从民族饮食到“中国饮食”的转型——以北京为考察点》，《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
(19)方勇：《庄子学史(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3页。
(20)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21)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郭凡、邹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22)管健、杭宁：《知情意行：四维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23)《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24)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页。
(25)何元凯、周超、郝国强：《饮食文化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米粉文化溯源》，《民族学刊》2021年第12期。
(26)李明晨、戴涛：《中国饮食文化的三重境界》，《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3期。
(2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求是》2022年第21期。
(28)《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29)李明晨、江畅：《伦理视域下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6期。
(30)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28页。
(31)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32)王玲：《中国茶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第1页。
(33)《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第1版。
(34)红梅：《从自在到自觉：中国石榴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学刊》2023年第7期。
(35)臧国仁、蔡琰：《叙事传播：故事/人文观点》，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36)施晓慧、万宇、张杰等：《从中国美食了解中国文化》，《人民日报》2014年5月6日，第2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