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正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在实践领域进入规模化试点新阶段，亟须从理论层面围绕“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分别予以阐述、澄清以及探讨。从出场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其正当性体现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特色民族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历史上回应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演进规律与复兴需求，现实上突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认知局限与文化霸权。从学科内涵来看，中华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悠久历史中形成的多元一体实体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实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实体形态的精神认同，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核心认知框架。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研究方向，分别决定这一学科的建设力度、高度、厚度、深度、温度、广度。交叉性、实践性、战略性、创新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基本特征，分别体现了这一学科的生成之基、发展所向、价值所归、动力之源。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需要以民族复兴与世界变局为双重坐标，构建知识生产、理论创新与方法突破于一体的协同机制，并通过制度设计、人才培养、资源整合、话语传播等系统性保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范式。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话语权；两个大局
一、问题提出
全球话语权是一个国家隐性的、持久的精神力量，大国博弈的本质上是对全球话语权的争夺。长期以来，民族问题始终是全球政治博弈的工具，一些西方国家推行全球话语霸权，刻意歪曲别国民族工作，不断制造民族分裂与社会动荡。对抗西方国家的全球话语霸权，基础是国家强盛，核心是民族团结。如何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和加强民族团结工作，是国家内部治理的永恒课题。2014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后，党中央围绕这一重大论断作出系列决策部署。2017年10月18日，更是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20年则是进一步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出台系列文件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进机关、企业、社区、乡镇、学校等。随着民族工作实践不断走向深入，越发呼唤发展中国特色的自主学科。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前进方向，充分凸显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建设的紧迫性。由此开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正式进入学科建设起步阶段。2024年2月，国家民委党组出台专门文件强调，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加快民族类学科调整，着力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2024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批复中央民族大学率先按照交叉学科试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2025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复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支持新增 15 所高校自主开展规模化的交叉学科建设，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建设进入规模化试点新阶段。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每次重大跃进，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勇立潮头、突破创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近十年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聚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努力使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理论研究正在加速创新。一是“价值意义”论。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建设有助于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加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为多民族国家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二是“学科建制”论。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已经初步具备设置为一级学科的基础条件，应从交叉学科试点上升为交叉学科门类中的一级学科；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学科发展尚不成熟，许多院校暂时可依托民族学下设中华民族学二级学科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三是“概念基石”论。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概念需要有明确的定义和内涵。有学者则认为实体性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其基本概念。还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其核心概念。四是“建设方向”论。有学者提出通过历史文献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探究相结合，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有学者则认为只有立足自身的理论构建逻辑，从资料体系、概念体系、方法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明确建设指向，围绕自主知识生产这一实践逻辑开展包括学科性知识、人文性知识和批判性知识的构建，将这三重逻辑辩证统一于学科建设实践中，才能推动民族学学科科学、持续、有效地发展。也有学者认为需要加强学术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建设，使之与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相适应。还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应当遵循“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基础，坚守人民立场，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强化知识话语权，讲清讲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逻辑。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正处于从“政策驱动”向“学术自觉”转型的关键期。尽管学术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独到且深入的理论研究，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多围绕政策要求进行政理推演，学科出场逻辑有待进一步学理化；二是学科内涵探讨不足，核心概念、内容体系和学科特征等有待进一步明晰；三是建设路径研究相对离散化，需要进一步聚焦实操性、强化体系化。为此，本文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相结合，尝试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分别予以阐述、澄清以及探讨，以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现实发展丰富理论支撑。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出场逻辑
提出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多重逻辑脉络相互交织而成的时代命题。它继承与发展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赓续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承载和致力于破除西方民族主义文化霸权桎梏。三个方面相互联系、彼此影响、互为支撑，共同演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出场逻辑。
（一）理论逻辑：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之应然
一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形态的演进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挖掘不同民族经济活动背后蕴含的社会关系明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正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原始的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对于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主义来看，“只有在未来新的社会才有条件建立新的发展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原始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演进规律，揭示了共同体形态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关系。当前，提出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宗法社会（原始共同体要素）、近代半殖民地社会（虚假共同体特征）到社会主义社会（向发展共同体过渡）这一历史进程背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形态演进规律的客观遵循。
二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和揭示了共同体性质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共同体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在人的交往实践中产生，并随着交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求的消失即告解散”；“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由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这一系列论述揭示了不同形态的共同体性质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把“五个认同”作为共同体的意识基础，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虚幻共同体”的物化缺陷，又为向“发展共同体”过渡提供了实践路径。这种将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思路，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性质由生产力决定”论断的继承。
三是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和揭示了跨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人类在发展初期，由于生活和生产需要共同组成家庭、部落，并以血缘、语言、习惯等为内生性基础，共同实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每个人作为共同体成员，遵循共同体基本规范。”恩格斯提出：“语族一旦划分，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tionalliäten］开始向民族［Ntionen］发展”。列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实践转化过程中，则进一步延伸了“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强调“跨越民族共同体”在人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的各种民族主义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必须使各无产阶级组织极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消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实现“各个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政治共同体形态，与列宁强调的“跨民族共同体”一脉相承。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致力于突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性，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特色理论，解决多民族国家如何避免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矛盾等重大命题，使国家不再是虚幻共同体，而成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真实载体，则是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思想。
（二）历史逻辑：赓续和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之使然
首先，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来看，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既是传统“大一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也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上下求索的未竟事业。早在先秦时期，《春秋》提出的“夷夏之辨”就蕴含了文化认同的开放性。汉代“和亲政策”、唐代“羁縻制度”、元代“行省制”、清代“改土归流”等历史实践，进一步体现了中华民族“因俗而治”的政治智慧，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大统一、小自治”模式。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王朝体系的瓦解，中国亟须重构一种既能凝聚多元民族、又能帮助国家图存的民族理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呼吁、孙中山的“五族共和”主张，都试图从精神层面探索民族整合路径，但受限于时代条件，终究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确立了民族平等、团结和区域自治的制度框架，但在学术层面仍未完全突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窠臼，尤其在全球化与民族问题深度交织背景下，亟需一种立足中国历史传统、回应现实挑战的自主民族理论。因此，从“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传统智慧，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承载着书写着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新篇章的历史使命。
其次，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国情来看，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既是破解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一是站在国际比较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需要克服西方“族裔民族主义”离心倾向，同时避免走其他国家“形式化自治”错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因民族问题引发的冲突屡见不鲜，一些国家照搬其他民族理论导致国家分裂的教训令人惋惜。二是出于国家战略考虑，我国民族地区占国土面积的 64%，其发展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和国家安全大局。比如，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其稳定发展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西藏在国家地理格局中除了具有特殊的生态安全屏障地位，同时还承担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重要使命。三是结合实践需求看，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新阶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超过3000万。各民族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既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同时也对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需要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提供理论指导。
最后，从中华民族的未来目标来看，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探索。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议题。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可以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理论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通过研究民族地区现代化路径、各民族共同富裕机制等重大课题，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学理依据。特别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化转型等关系，都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给出科学回答。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可以为世界民族问题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并存的今天，民族问题依然是许多国家的治理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通过系统总结中国经验，形成一套既立足中国实际、又具有借鉴意义的民族理论体系，可以为解决全球性民族问题提供理论新范式。
（三）政治逻辑：承载和致力破除西方话语霸权桎梏之必然
首先，西方民族理论的单一性与中国多元一体格局存在冲突。西方民族理论的核心是“民族国家”模型，强调单一民族与国家的严格对应关系，难以解释中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其核心并非基于血统或语言的单一性，而是以文化认同和共同的政治归属为纽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汉族与少数民族通过经济交往、文化互动、政治整合形成了相互嵌合、彼此依存的共生关系。西方民族理论将民族问题简化为“自治”甚至“独立”，违背了他国民族的整体性和特殊性。苏联盲目照搬西方的联邦制模式，赋予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权”，较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家解体。与之不同，新中国自主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又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统一。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理论的狭隘性，必将为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科学范式。
其次，西方话语霸权长期曲解中国民族问题并干涉中国内政。西方学界和媒体长期用“民族冲突”“文化对立”等框架曲解中国少数民族现状，刻意将新疆、西藏等地区政策污名化为“压迫”或“同化”。这种话语霸权并非基于客观事实，而是服务于西方政治。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炮制“种族灭绝”论调，完全无视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的客观现实，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操纵。这种将“民族自决”视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途径，完全忽视了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悠久性与现实复杂性。事实上，中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并非对立冲突，而是通过多种方式形成紧密联系。比如，历代王朝通过“和亲”“羁縻政策”“改土归流”等方式整合边疆，确保了边疆地区的和平发展。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必将打破西方对“民族自决”的绝对化迷思，向世界强力证明中国模式的合法性和科学性。
最后，实践多次证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无法应对全球化世界民族问题新挑战。西方民族理论长期陷入“民族—国家”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过于强调民族自决与主权独立的对立，忽视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复杂的民族关系与认同问题，导致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民族问题和国家认同危机。美国的种族矛盾、欧洲的移民危机等，充分地表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已难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民族关系。与之相反，我们以整体观和辩证思维看待民族关系，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共同性和实体性，完全体现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科学性。比如，在脱贫攻坚战中，政府向民族地区倾斜资源，确保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国家普及通用语言并未削弱民族文化，反而促进了社会流动和就业机会。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将民族团结嵌入国家发展目标，强调各民族在共同抵御外侮、建设国家进程中形成紧密联系，已然超越西方“冲突—对抗”逻辑。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内涵
任何一个学科不能事无巨细，没有自己的边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是一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新兴学科。研究从核心概念、内容体系、学科特征三个维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内涵，以期为学科建设实践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核心概念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核心概念，三者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共同构成解释和建构这门学科的知识基石。
第一，中华民族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中形成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意识觉醒的产物”，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历史长河中形成。首先，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历经“自在”到“自觉”。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政治基础，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现实内涵，元明清时期的巩固发展夯实了中华民族的空间格局，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史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其次，从文化维度看，中华民族长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各民族文化精华，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气质，汉字、二十四节气等共同文化符号成为各民族精神纽带。最后，从政治维度看，中华民族不仅是国家建构的政治主体，更是全体人民荣辱与共、携手前行的命运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写入宪法，既确认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奠定国基的过去，也昭示着各民族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未来。因此，中华民族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由各民族交融汇聚而成的民族实体，是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现阶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中华民族”与“共同体”复合而成，但这种复合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更加突出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多元一体有机实体，其内涵可从三个维度阐释：一是从历史维度看，它是对“五方之民共天下”传统的当代转化，历经五千多年文明融合，特别是近代以来共御外侮斗争，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联结体；二是从文化维度观之，它既包含 56 个民族文化的“各美其美”，更强调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美美与共”；三是从政治维度而言，它体现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以及通过区域自治制度实现统一与多元的辩证统一。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承认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更强调国家认同的聚合性，既维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又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现阶段形态。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意识”两个概念组合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意识”则属于观念范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是人对客观存在的主观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总和，是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认同感和一体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经济相依、文化相通、血脉相融、情感相亲、信念相同，分别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文化基因、历史根基、情感纽带、精神动力。五千多年来，各民族在经济方面，保持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联系，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在文化方面，互鉴融通、兼收并蓄，生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在血缘方面，你来我往、繁衍生息，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在情感方面，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留下许多历史佳话；在信念方面，秉持“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等理念，为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持久动力。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内容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分为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全球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是基础，政治共同体是核心，历史共同体是源流，文化共同体是根脉，社会共同体是映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拓展，它们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内容体系。
第一，经济共同体研究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实践力度。经济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角度，提出“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重大论断。中华民族经济不仅关系两岸经济，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经济的整体发展格局与共同繁荣基础，对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国家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引与实践意义。当前，“东西部协作”机制成效显著，“兴边富民行动”持续深化。根据央视网报道，截至2023年11月底，东部8个省区市已向西部10个省区市投入财政援助资金231.9亿元，动员5760家企业、1561个社会组织结对帮扶西部地区7452个村，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1155个；截至“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投入252亿元，云南、广西等地通过边境幸福村建设项目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基础设施升级。因此，研究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理论上应涵盖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区域协调机制、传统经济互惠形式与现代市场经济融合、经济交往对社会认同的影响、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民族因素等范畴；实践上应总结推广闽宁协作、沪滇合作、两广协作等典型经验，使理论研究真正服务于巩固民族团结基础、促进共同富裕、优化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
第二，政治共同体研究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政治高度。政治共同体是以扬弃政治共同体的虚幻性与抽象性为实践指向，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其最高的价值位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政治共同体建设上，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政治格局。这些实践成果有力证明了政治共同体从抽象理念向现实制度转化的可行性。因此，把政治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主要内容构成和研究方向，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属性。开展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研究，一般应涵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研究、各民族共同参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历程、宪法法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规范建构等。这一内容设计有利于揭示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内在逻辑，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认同理论，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化、国家认同强化、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第三，历史共同体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历史厚度。历史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源流，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中构建的命运相连、文化共融、历史共担的有机整体。它既关涉历史认知与实践内容的合理性根基，同时又受制于一定条件下的历史认知方式与实践形态。从人类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长期迁徙、贸易、通婚及抵御外敌当中自然形成的有机整体。从先秦华夏与四夷交融，到魏晋南北朝及元清时期的深度整合，再到近代以来在共御外侮中走向民族自强，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早已根深蒂固。因此，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把历史文化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主要内容和方向之一，既有利于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规律，深化对共同体形成机理的认知，构建本土化历史叙事体系，也有利于为民族团结教育提供史实支撑，强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服务国家统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需求。
第四，文化共同体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文化深度。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得以发生并延续传承、发展，核心在于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根脉，是以中华民族“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传统价值观和共同心理特征等为纽带组成的民族文化有机体”。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思想的对立统一、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以及现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文化交融，都证明了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可以和谐共存。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视域下的文化共同体研究，一般应涵盖中华文化基因的挖掘与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等。中华文化统一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现代化发展、文化认同与其他认同等关系，是其内容体系的基本关系。因此，将文化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主要内容和方向之一，理论上有助于阐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深层逻辑，实践上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纽带。
第五，社会共同体研究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现实温度。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市民社会共同体的内在矛盾,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民社会共同体，中华民族的社会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共同体，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必然要求社会共同体的建设，而要推动社会共同体构建则必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逻辑。社会共同体核心关注的是如何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因此，把社会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助于深化民族团结、促进社会融合、增进国家认同，为完善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实践路径。
第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价值广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拓展，指向的是全球合作共赢的应然之路，彰显的是中华民族在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中的责任担当。自然灾害、经济衰退以及人类偏见是全球共同体时代面临的三大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旨在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世界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与互动逻辑。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民族互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族因素、中国民族治理经验的国际传播等是其主要研究内容。因此，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有助于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实现民族叙事与人类叙事的有机统一，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特征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呈现出鲜明的交叉性、实践性、战略性以及创新性。深入分析这些特征，有助于准确把握学科方向，科学构建理论体系。
第一，交叉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生成之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是融汇多学科理论方法的交叉学科。一是从学科构成看，它将整合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资源。民族学提供研究民族关系的基本范式，历史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规律，政治学分析国家建构与民族治理的互动，社会学考察民族交往的社会机制，经济学探讨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这种交叉性不是简单的学科叠加，而是有机融合，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体系。二是从研究方法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注重“从多学科、跨学科视角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研究”，既采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历史学的文献分析、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等传统方法，又运用大数据分析、空间可视化等现代技术手段，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三是从理论创新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将通过吸收政治学的“国家认同”理论、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经济学的“区域发展”理论等成果，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
第二，实践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发展所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更注重对于现实问题的探究。首先，从学科渊源来看，它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丰富实践，将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做法。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它强调实证调查和政策评估，要求研究者深入民族地区开展田野工作，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在研究内容上，它将聚焦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等现实问题，为制定民族政策提供学理支撑。最后，在成果转化上，它倾向将理论研究应用于实践，比如参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规划、编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读本、为对口支援工作提供咨询等。
第三，战略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价值所归。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交叉学科，契合我国以中华民族大团结持续塑造中国确定性的战略需求。一是从维护国家统一来看，它将深入研究反分裂斗争规律，系统阐释新疆、西藏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批驳“民族自决”等错误观点，有利于筑牢国家统一的思想防线。二是从促进民族团结来看，它将探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制路径，提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策建议，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是在文化安全方面，它将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抵御境外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文化渗透。因此，这种战略性特征要求必将推动研究者把学术追求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产出具有战略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第四，创新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动力之源。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创新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驱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在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鲜明的创新特质。首先，在理论创新方面，它将突破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局限。比如，相较于西方“一族一国”思想和苏联的“民族联邦制”理论，它倡导“多元一体”民族观和“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其次，在方法创新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注重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比如，它将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民族交往互动模式，运用实验方法测试不同宣传教育方式对共同体意识的影响。最后，在话语体系创新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追求建立自主话语体系。比如“交往交流交融”“共有精神家园”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建设路向
构建起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效能的学科体系，需要统筹兼顾“两个大局”，以知识创新为根基，以理论创新为引领，以方法创新为支撑，强化制度、人才、资源、平台四重保障。
（一）着眼“两个大局”高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
一是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高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需要在理论层面，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为指导，深入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和当代价值，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经验和新时代民族地区发展成就，全面构建能够解释中国道路、服务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层面，聚焦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关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关键领域，将学术研究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民族工作的实际效能；在话语层面，主动设置国际学术议题，系统提炼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优势和实践智慧，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通过国际学术对话破解西方话语陷阱，提升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
二是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长期目标是致力于中华民族大团结事业，但其最终的目标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一，致力于为世界提供超越“文明冲突论”新范式。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背后蕴含的是“西方中心主义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应系统总结中国经验，为全球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新思路。其二，致力于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文明互鉴动能。“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更是文明交流的桥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战略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应深入研究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民族交往史，提炼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经验，为当代“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文化支撑；聚焦“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民族宗教特点，研究提出尊重差异、促进共识的政策建议，使“一带一路”成为经济共创带和文明互鉴带。其三，致力于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面对西方民族理论的失语失效，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应总结中国处理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现实经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同时，还可对比研究巴尔干问题、中东库尔德问题等冲突案例，提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框架。
（二）加快“三重创新”高质量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
一是要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知识创新。知识创新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在学科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应加快描述性知识创新。描述性知识创新是知识创新的基础。开展全国性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口述史抢救工程，建立跨国别的比较研究框架，构建多学科交叉的民族志调查方法体系等，是其主要创新路径。其次应加快学理性知识创新。学理性知识创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知识内核，其创新路径在于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实现“两个结合”，创造性转化“华夷一体”“因俗而治”等传统治理智慧，在批判性对话西方民族理论过程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最后是加快应用性知识创新。应用性知识创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知识功用，开展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政策实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态监测模型、建立“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典型案例库、开发面向基层干部的民族工作实务手册等是其基本创新方向之一。
二是要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同样永无止境。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处理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阶级压迫”“民族平等”“国际主义”等民族理论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旗帜。其次，需要激活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智慧的现代性基因。《春秋》中的“大一统”思想、《礼记》里的“修其教不易其俗”原则，以及历代王朝“因时而变”的治理经验，为构建“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格局提供了哲学基础。最后，需要结合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验。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分别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革命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爱国统一战线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实践性转化，为新时代背景下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撑。
三是要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方法创新。超越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以适应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和需求。首先，要发扬实证研究精神。运用考古学、文献学等方法加强历史实证研究，系统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深化社会调查，准确把握各民族群众的现实需求；通过政策试点、社会实验等手段创新实验方法，检验理论假设的实际效果。其次，要开展跨界比较研究。通过历时性比较，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关系的演变规律；运用共时性比较，对比中国与西方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不同模式；进行跨学科比较，综合分析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观点意见。最后，要强化数字赋能。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大数据平台，整合各类研究资源；开发分析工具和算法，提升数据处理能力；构建可视化展示系统，增强研究成果传播效果；建立数字化协同研究机制，促进学术资源共享。
（三）筑牢“四项保障”高效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
一是强化制度保障，筑牢学科建设体制机制。制度保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规范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学科管理体系上，成立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制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规划，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在学科成果评估上，制定符合学科特点的质量评价标准，对研究成果实施差异化评价；在学科联动运行上，推动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学科政策支持上，在国家社科基金中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专项，在“双一流”建设中给予重点支持。
二是强化人才保障，构建专业化培养体系。人才队伍是学科发展的第一资源。强化人才保障，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多管齐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学历教育方面，支持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逐步建立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在课程建设方面，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基础上加快开发核心课程，编写系列特色教材，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在师资建设方面，着力培养学科带头人，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聘请民族工作部门专家担任实践导师；在实践教学方面，在民族地区建立教学实践基地，支持开展沉浸式田野调查。
三是强化资源保障，优化研究支撑条件。研究资源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强化资源保障，需要构建系统完备的保障体系。在文献资源方面，系统收集整理历代民族关系史料、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档案、当代民族问题研究资料等，建成涵盖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的多语种文献库；在数据资源方面，整合人口普查数据、语言使用数据、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数据等，建立动态更新的数据库系统；在田野资源方面，建立全国田野调查基地，形成覆盖各民族的调查研究网络；在实验资源方面，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虚拟仿真实验室，开发民族关系模拟系统、文化认同测评系统等实验平台；在资金保障方面，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国家专项基金，鼓励社会资本设立相关研究基金，形成多元投入机制。
四是强化平台保障，增强学术影响力。有效的传播平台是扩大学科影响力的关键。强化平台保障，需要构建全方位的平台体系。在学术传播方面，探索创办《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英文期刊，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高端论坛，打造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在大众传播方面，加快编写中华民族共同体通俗读物，制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纪录片和新媒体产品，推动学术成果大众化；在国际传播方面，组织国际学术巡讲，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学术交流；在成果转化方面，定期发布研究报告，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五、研究总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方略明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预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理念倡导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融合，成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其理论构建、实践探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深度互嵌、一体共进的关系，具有鲜明的本土原创性、时代引领性和实践指向性。研究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出场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也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演进规律与复兴需求的深刻回应，更是突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局限、构建中国特色民族话语的关键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核心认知框架是以“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逻辑主线，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丰富和深化了这一学科领域的学术视野，交叉性、实践性、战略性、创新性等特征凸显了新兴学科的方法论优势。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需要立足民族复兴与世界变局的双重坐标，通过知识生产、理论创新与方法突破的协同联动，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学科范式；同时还需强化制度保障、人才保障、资源保障和平台保障，推动学科从规模化试点向成熟化体系迈进，最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智慧。
文章来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07月10日网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