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河南自然灾害频发，其对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农民的生存基础，深刻塑造了近代河南的人口分布格局，并导致人口缓慢增长，进而打破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这是造成近代河南人地关系失衡的核心诱因。人地关系的失衡对近代河南村落布局产生了深刻且直接的影响：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区域性影响使得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征——平原与山区、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密度差异显著，这种分布格局直接塑造了村落的空间分布形态；另一方面，人地矛盾引发的农业生态系统危机，使农民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居住条件极度简陋是生活困境的直接体现，而生存压力催生的家族抱团模式，则推动了同一姓氏家族的集聚而居，从而进一步固化了村落的聚居形态。近代河南村落布局的演变轨迹，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动态演变的直观反映，而人地关系的失衡则是驱动这一演变的核心动力。
作者简介：王伟，博士，南阳理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李文靖，河南师范大学博士后，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
一、前言
人地关系在逻辑本质上指向人口与土地的基础关联，具体体现为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的比率关系。这一核心关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传统村落的发展演变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结。以河南地区为典型案例，诸多研究已揭示了人地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与影响路径：王大宾的研究聚焦清代河南，阐述了人地关系变动背景下当地农业经营方式的适应性调整，而这种经营方式的转变又进一步作用于村落布局的形成与变迁，清晰呈现了人地关系通过生产方式这一中介影响村落形态的逻辑链条。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灾害作为干扰人地关系平衡的关键因素，在河南地区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吴俊范通过分析明清时期黄河下游决泛区的时空变化规律，提炼出该区域人地关系在灾害冲击下的演变特征。这一研究为理解近代河南的人地关系困境提供了历史溯源——近代河南自然灾害频发，直接导致农业生态系统濒临危机，进而引发人地关系的严重失衡，与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演变规律形成呼应。此外，张永芳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聚焦人口因素，分析了黄河下游流域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空间分布特征，明确了人口在人地关系中的关键作用，为解读河南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人口视角支撑。
近代河南人地关系失衡是自然、经济、社会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其核心矛盾体现为人口压力与灾害频发的恶性循环。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直接威胁农民的生存基础，也深刻塑造了近代河南人口分布的失衡格局，导致人口缓慢增长。而人口的分布失衡与缓慢增长，又导致土地的人口承载力超载，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使农民面临生活与生存的巨大压力。生活的艰难体现在居住条件的简陋；生存的危机则促使人们依靠家族抱团取暖，表现为同一姓氏的家族集聚而居。这种情况对河南村落的分布格局、选址逻辑产生了深远且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环境胁迫—人地失衡—聚落调适”的连锁反应。
二、近代河南自然灾害频发
作为人地关系互动的重要外部扰动因素，近代河南频发的自然灾害不仅直接冲击了区域生态与农业生产秩序，更成为诱发人地关系失衡的关键前置条件之一。其中，水灾因其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对人地关系的重构作用尤为显著。近代河南，灾害频仍，成为农业发展的严重阻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人水关系是人地关系中的突出矛盾点。逐水而居本是村落布局的重要特征，凝聚着流域村落居民的生活智慧。但近代河南的水灾对村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冲击，使一些村民流离失所，甚至从水域周边搬迁至山坡地带，这对村落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近代河南自然灾害的衍变
鸦片战争后，由于黄河河务荒废、河堤年久失修，加上泥沙淤积严重，清道光、咸丰年间，黄河兰阳以下河道泄洪能力不断下降，决溢灾害愈发频繁。最终在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兰考决口，再次北流改道，经山东利津入海。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河南大旱，连续3年灾情极重。旱情大致从1875年秋季开始，蝗灾与旱灾并发，1876年大旱，1877年达到特大旱，并持续到1878年春。各地无雨日数一般达7—12个月，最长达18个月。元明清时期，豫南淮河流域人地关系处于不协调状态。由于历史时期的不断积累，到了近代，该流域人地关系更加紧张。受黄河改道与冲击影响，淮河流域时常发生自然灾害，自然环境发生巨大变迁，当地村民背井离乡，这也对村落布局产生了影响。
晚清时期，河南的自然灾害日趋频繁。如，汜水县“同治以来，非无麦，即无禾……丰年甚少”，这种情况在全省多数州县均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1877—1878年席卷全省的大旱灾，更是震惊中外，其中豫西、豫北地区灾情尤为惨烈，“人民转徙流亡，十居七八”。从历史上看，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旱涝灾害频繁，这一现象成为人地关系演变中独特的经典案例。1887年黄河决堤，郑州、中牟以下的豫东和豫东南15个州县一片汪洋。近代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人口迁移，推动了此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流经豫南部分地域。黄淮地区是我国气象灾害类型多、发生频率高、影响程度大、粮食生产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灾种主要有干旱、涝灾、干热风等，以旱、涝灾害为主。频繁的旱、涝灾害导致粮食生产波动幅度大、总产量不稳定。夏明方统计了1912—1948年河南发生水旱灾害的县数，发现河南省水旱灾害严重且集中；他又对1912—1937年间受灾的人口总数进行了分析，发现1920年以后，河南多数年份受灾人口都超过10万人，期间造成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灾害年份大部分也在被统计之列。1929年，史沫特莱指出，河南是“军阀混战、河水泛滥、饥馑连年的重灾区。好几百万农民被赶出他们的家园，土地卖给军阀、官僚、地主以求换升斗粮食，甚至连最原始简陋的农具也拿到市场上出售”。河南“水灾以1931年之水灾为最多，被水灾县份者有77县，溃决河流共有120余道，被灾面积达426689方里，则物粮米损失约计253850234元”。
民国时期河南自然灾害仍频繁发生，导致农村经济衰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掺杂粗粮以为食，继则剥掘草根树皮和批糠以为生，近则草根树皮搜掘殆尽，耕作之牲畜屠杀无遗，遂至典卖儿女”。1938年，国民党为阻止日军进攻，在花园口炸开黄河河堤，形成了黄泛区，泛区从西北到东南，长约400公里，宽30—80公里不等。泛区腹地，尤以鄢陵、扶沟、西华、尉氏、太康、淮阳等县损失惨重。豫北1940年夏秋遭旱情，1941年冬季小雨雪，1942年春夏秋持续干旱，一直到1943年夏季才结束。据1942年《解放日报》报道:“今年本省旱灾殊为严重。……遭遇干旱，面积几占全省三分之一，受灾人民约千万余人。”
可见，民国时期河南灾害交替发生且灾情十分严重，自然灾害种类繁多、连续不断，还存在区域差异，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灾害种类多、频发且持续”是“灾情严重”的前提性原因。民国时期，河南既是黄河决溢的高频区域，又常遭遇旱、蝗、涝、疫等灾害叠加冲击，这种“多灾种交替发生”的特点，打破了区域生态与社会的自我修复周期。而灾害影响还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豫东平原地势低洼，易受黄河水患与涝灾侵袭；豫西山地则更易发生旱灾和地质灾害。不同区域的灾害类型与强度差异，使得全省层面的救灾资源难以统筹，加重了整体灾情。其次，降雨量的时空失衡是民国河南多数自然灾害的“导火索”。从时间分布看，河南降水集中于夏季，汛期暴雨易引发黄河、淮河支流泛滥，进而造成洪涝灾害；而冬春季节降水稀少，又极易诱发干旱。再次，“灾害格局”通过“降雨失衡”直接传导至村落居民日常生活。村落居民是自然灾害的直接承受者，降雨量失衡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具有直接性和基础性。降雨失衡引发的水旱灾害还会破坏村落的水利系统（如水井、沟渠）。这种影响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套在“多灾种叠加”的大背景下，使得村落居民的生存压力层层叠加，最终直接冲击村落居民的日常生活。
（二）近代河南自然灾害的地理环境因素
地理环境是影响自然灾害发生的基础性因素。近代河南频发的自然灾害，与当地独特的地形、土壤、气候及水文等地理条件密切相关，诸多史料记载与研究亦印证了这一关联。郑世璿认为，“豫省地处中原，为大陆性，寒热皆烈。几年来不受黄河水患，则即遭禾苗枯干之虞。今年入春以来，虽曾落雨数次，然皆不济事，行见禾苗枯干，无法救济。而本县尤甚。农人无不忧形于色”。这反映出近代河南自然环境容易诱发自然灾害。赵晋三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专著中认为：“豫省之自然环境，以地势言，本省西、西北、南、东南等部多丘陵地。太行之倾斜面，其海拔皆在两千尺以上，崤坡伏牛等脉拔海面六千数百尺，大别山脉在汝光以南，海拔不及千尺。由中部而东，左右千余里，则为黄河淮河两流域之广大平原。以土壤言，全境大概而论，丘陵之区，沙土而外壤土为多。黄河下游两岸，多属沙土。……北部雨少，南部及西部最高丘陵地雨量较多。”黄河下游沙土地土质疏松，易发生水灾，“南部及西部最高丘陵地雨量较多”，易产生水灾，“北部雨少”，易发生旱灾。苏新留指出，“黄河以北属黄海平原，黄河以南为黄淮平原，沙颍河北是黄河冲积平原。由于该区多次受黄河决口改道泛滥的影响，所以平原内多故道残堤、槽型凹地及湖洼地分布，易发生内涝、风沙和盐碱灾害”。
（三）近代河南自然灾害频繁，与水利设施落后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因水利废弛、堤岸残缺、水道淤塞，加上雨量集中的自然原因，河南境内水灾频发。关于水利情况，20世纪30年代赵晋三在专著中指出：“全省新旧渠数暨井水灌田项数据各县呈报水利成绩。……其未经呈报县份尚多遗漏。或一渠二名重复填报者，恐亦难免。如安阳仅大平、广济、万舍、民生四渠，而列为九，意者支渠亦备至数与？吾国官厅统计，未能祥确，毋庸讳言，然此官样文章，勉可窥知其概略，或亦聊胜于无也。”据陈报列表统计结果，赵晋三认为：“全省（河南省）农地依赖渠井灌溉者，为4702452亩，其已测量尚未修缮之河渠所灌溉之亩数，为2820500亩。耕地面积为65807406亩。由此可见，全省耕地总面积中，水田占十分之一，而旱田所占十之九。此前许之旱田丰歉征诸天，纯特雨泽以耕种。如遇旱魁为虐，则民生危矣！为发展农业以解决民生，而此十之九旱田又应如何与水利使之得以充分利用耶？”刘茂增阐释了近代河南水灾频发的原因：“水利方面，河南地多松沙，雨量不多，易致荒旱。故倡办水利，为政府目前之急务。该省水利建设之大者，如罗山富瀛湖灌溉工程，完成洛阳洛直河工程，疏浚洛偃两县夹河浅水渠工程，续办洛阳灌田场。惠济河辉河之疏浚，黄惠河之开挖，甘霖渠之修筑等，此种水利建筑，农民获益匪浅。谈及灌溉，以河南幅图之广，此寥寥者，似难胜任也。”河南水利灌溉设施简陋，无法有效疏通雨水，极易引发旱涝灾害。
水利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带尚且如此，部分水利条件较差的地区情况则更加不容乐观。以汜水县为例，该地多为山冈，“纵欲凿井，无能为力”，结果便是“遇旱即干，遇涝则山水爆发，上冲下压，地即破坏”。武陟也是“水利不兴，一遇干旱，束手待毙”。河南全省，“堤防沟渠设置失修，山林川泽之禁令未备，河道淤塞，有山皆童，洪水大旱之为患，无年无之。百业衰落，民生凋敝，农业金融亦因之涸竭”。失衡的人地关系影响了农业生态系统，恶化了农民的居住环境。当农业生态系统因自然灾害陷入恶性循环、土地承载能力持续衰退时，这种人地关系的失衡便进一步演变为近代河南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与增长缓慢状态。
三、自然灾害导致近代河南人口分布不平衡与缓慢增长
频发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不仅直接威胁农民的生存基础，更深刻塑造了近代河南人口分布格局，导致人口缓慢增长。
（一）自然灾害导致近代河南人口分布不平衡
自然灾害是影响近代河南人口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其中河流灾害的影响最为显著。一方面，近代淮河流域因社会动荡、河道治理缺位，水灾频发，不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还迫使受灾民众向外迁移，严重制约了流域内人口的正常增殖与发展。另一方面，黄河对河南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历史上，黄河孕育了沿岸文明、滋养了一方生民，但近代以来，黄河灾害严重，下游“地上悬河”的地貌特征，导致豫东、豫北地区决口事件频发，洪水淹没农田、摧毁村落，大批灾民被迫向非灾区迁徙。这既改变了迁出地的人口结构，也加剧了迁入地的人口承载压力，对全省人口发展形成双重制约。这一灾害驱动下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了近代河南人口分布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可从具体史料与研究结论中得到印证：1928—1929年，河南滑县有大量人口外流求生，仅1929年6月迁往东北三省就食的民众便达六七千人。郑发展的研究也指出，以1916年的人口分布数据为例，河南省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人口密度分界线，高密度县份集中分布于分界线以东以北的带状平原区域，而山区的人口密度则显著偏低。这种平原与山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在官方统计中同样有明确体现。据1935年河南省政府《五年来施政统计》记载，当时全省人口总数为34746194人，人口密度最高的博爱县每平方里达699.39人，而最低的卢氏县每平方里仅10人。城乡之间、平原与山区之间的人口分布失衡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二）自然灾害导致近代河南人口缓速增长
河南在明末战乱当中人口锐减，明末万历六年（1578）河南人口为5193602人。清初河南政局稳定，经济恢复工作起步较早，为人口的恢复创造了条件。具体来看，汝宁一府清初总共人丁不过8.7万，至乾隆六十年(1795)总人口增至179万余，嘉庆二十五年（1820）又复升至l93万余。人口的增长，加大了土地承载压力，部分县份出现了人多地少的情况，如孟县人均耕地竟“不足一亩”。清代前中期河南人口的稳步恢复与增长，不仅重塑了历经战乱后的人口基数，更悄然扩大了人地矛盾的潜在张力。这一人口发展态势延续至近代，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受灾害等因素影响，河南人口增长节奏放缓，其分布不平衡的特征也在这一历史延续与态势转变中愈发凸显。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关于河南人口的统计数字颇丰，但绝大部分出自官方。1920年华北大旱，导致河南人口减少。据记载，1929年河南总人口为3200万人，此后几年略增，到1937年为3429.3万人。经过20世纪40年代初大灾及战乱，1942年和1944年分别减至2798万人、2471万人，1947年恢复至2921.8万人。1942年，南京国民政府掩盖灾情、救灾不力，加速了近代河南人地关系的紧张。王天奖认为，民国时期，河南灾情种类多、范围广，对当地人口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四、近代河南人地关系失衡的影响
近代河南自然灾害频发，导致该地区人口的分布不平衡且增长缓慢，引发近代河南人地关系失衡，造成了人地关系紧张，农民面临生活与生存的巨大压力。黄宗智认为：“农民生活是受自然环境支配的。”他还指出，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生存危机的倒逼，促使民众转向依靠家族血缘纽带寻求庇护，其突出表现为同宗姓氏的集聚而居。以豫南单姓村落为例，村庄往往以祠堂为核心空间枢纽，民居建筑依照血缘亲疏关系呈圈层式分布。这种以宗族为纽带的聚居模式，深刻影响了村庄的聚落形态与空间结构。据1987年《罗山县志》统计，罗山地区地名中“以带姓氏的最多，占71％，标志此类村落最初形成时，是一家或几家同姓在此落户”。与此同时，人地关系失衡引发的生存压力，也直接映射在居住条件上，使得近代河南乡村的民居普遍呈现出简陋质朴的特征。
（一）人地失衡驱动村落空间形态被动调整
近代河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对村民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为抵御灾害侵袭，村民往往选择集中聚居：一方面，为躲避洪涝威胁，农村居民多在高地选址建屋，且户与户毗邻而居，形成密集的居住格局；另一方面，一般情况下村庄之间的地理界限相对清晰，在空间上构成了彼此独立且稳定的间隔单位。然而，黄河的频繁改道与泛滥，给豫东、豫北地区带来了持续性影响，当地村落因此常被迫迁移，进而形成了独具地域特征的流动型聚落。
灾害冲击是近代河南乡村聚落分布与形态演变的重要动因。1942年河南爆发大饥荒，造成人口锐减，部分村庄房屋空置，直接打破了原有村落的稳定分布格局；而频繁发生的各类灾害，更使得村落位置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催生出临时性的草房村落，成为当时乡村聚落的特殊形态。在近代河南乡村社会中，自然村不仅是基本的农村基层行政与生活单位，更直观反映了乡村聚落与地理环境的适配关系，其形态与风貌本质上是特定区域地理条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阶层农户的聚落景观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深刻折射出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社会阶层分化状况。20世纪30年代，地政学院学员孟光宇曾走访洛阳乡村的四户小地主兼高利贷者家庭，记录下了富家农户的聚落生活图景：室内陈设着洛阳出土的古物，天井老树下常以汉砖为案几，摆放瓜果、香烟等招待宾客；盛夏时节要么闲食瓜果，要么休憩于土窑之中——据记载，这类土窑因“冬暖夏凉”的特性，成为富家避暑的理想场所。孟光宇所描述的是洛阳乡村富家农民的聚落景观。与富家农户的优渥聚落景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河南乡村的大多数普通农民家庭，其居住条件极为简陋，所谓“泥巴囤，泥巴床，除了泥巴没家当”的俗语，便是对底层农户聚落状态的真实写照。这种悬殊的聚落差异，不仅是财富占有差距的直观体现，更揭示了在近代农业经济水平低下、生存资源匮乏的背景下，普通农民为应对生存与生活压力所做出的无奈选择。可见，近代河南乡村的聚落景象绝非单纯的居住形态呈现，更承载着不同阶层农民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生存策略与生活诉求。
（二）人地失衡催生农民居住形式的现实适配
近代河南农民生活艰辛，居住环境普遍恶劣。关于河南农民的居住情况，1934年，陈伯庄在调查中写道，“河南农民住所之最特别者，为黄河南岸之土穴。盖因黄河南岸之广武山、芒山，多系立土构成，石质甚少，农民、渔户多就山坡凿穴而居。每间凿费三元，每周每月房租一串。据说士穴冬暖夏凉，颇合人居，但光线不足耳。闻该处士质缺少粘质，时有圯塌之虞。鸡舍多在院内，猪圈或在院内，或在门外。至于厩牢则概在院内，多用较大之屋，或雨间无隔。在屋之一角有小土坑，为看饲牲畜者休息之所。若有客至，则让至厩内。牛头马勃，满地皆是，臭味难闻，不堪涉足。……至于家具则绝无仅有，多数用草织蒲团席地而坐。”根据这一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近代河南黄河南岸农民的居住条件呈现出就地取材、简陋粗鄙、设施匮乏的显著特征。这一居住状况，直观反映了人地关系失衡下的生存困境。而土穴式居住的选择，本质上是农民在土地承载力不足、生存资源匮乏背景下的被动适应。
失衡的人地关系直接加剧了村民的生存压力，制约了村落人居环境的改善。陈伯庄记录了近代河南农家村落的生活图景：“黄河流域，称为中国文明之发祥地，但那里农民生活怎样?……住的是土墙败屋、草棚、茅舍，湫隘昏黑，无空气光线可言。人畜杂住，不以为怪。……大米饭算是奢侈品，……肉类亦只岁时节庆才有得吃。白菜萝卜多用清水白煮，因为怕费油。……连盐都吃不起，只好淡食。”这段记述清晰展现了农民的生存困境，凸显出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人地矛盾尖锐所导致的物质资料短缺。而这种“生存优先”的生活状态，又进一步决定了村落布局难以兼顾宜居性与合理性，无暇考量居住环境的优化与公共空间的规划，最终形成了与恶劣生存条件相适配的村落格局。近代河南民居主要分为窑洞、宅院式住房两种。西部多山，居住窑洞者较多，其他地区多系平原，以宅院式住房为多。窑洞的特点是因地制宜、不占耕地、施工简易且不用木料。作为河南地区典型的传统民居形式，窑洞依据建筑形态可分为靠岸窑、天井院式等不同类型。尽管类型存在差异，但各类窑洞均有一个共性：人们会在窑壁上开凿形状、大小各异的小龛或小窑，通过这种空间拓展方式增加储物面积，以满足日常物件存放需求。对于贫困农户而言，灶、炕、桌、柜等生活设施均依托窑洞的自然壁土直接砍挖、垒砌而成，充分体现了贫困条件下对自然空间与材料的极致利用。
灾害频发造成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农民生活艰难，而人口的缓慢增长，又加剧了这一困境。面对困境，聚族而居成为农民的选择。聚族而居的传统习俗，一方面造就了村庄聚落地理空间紧凑的布局特点；另一方面也使村落在族群关系上形成了显著的凝聚力，同时兼具一定的内向封闭性。这一特征，深刻影响了当地村落的发展形态与社会结构。
五、结语
近代河南人地关系失衡的形成与演变，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禀赋与历史发展语境。黄河下游河道淤积的先天地理短板，叠加近代以来水利设施的滞后残破，致使河南地区旱涝灾害频发，成为人地关系失衡的重要诱因。与此同时，自清代晚期至民国时期，河南人口持续缓慢增长，有限的黄土地资源难以承载过量人口，不仅催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更使得人地关系陷入“灾害加剧失衡—失衡诱发更多灾害”的恶性循环：人地关系紧张既是自然灾害冲击下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也成为制约农业发展、推动农村居住环境变迁的核心动因。人口问题与自然灾害的叠加效应，持续对农村生存环境形成刚性压力，清晰揭示了人地关系要素与农村居住环境之间相互制约、深度耦合的内在关联。村落作为农村人口集聚的核心载体，其布局结构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农民在漫长的人地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生活空间组织形态，其演变轨迹天然成为人地关系演变的“活化石”。
由此可见，近代河南村落布局的形态特征，本质上是区域人地关系失衡的具象化体现，深刻镌刻着自然灾害带来的生存压力印记。这一布局变化从整体上折射出近代河南人与自然之间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关系，同时也反向印证了失衡的人地关系对农村居住空间形态的主导性影响，为理解近代河南农村社会的发展困境与演变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视角。
载于《农业考古》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