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国际准则视野下的司法公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14-07-27 12: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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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摘要:司法公开是国际准则中公正审判权的要求,也是公民知情权的要求。司法公开包括庭审公开和判决公开。司法公开有三种例外,即基于民主社会中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不公开;基于诉讼当事人私生活的利益不公开;基于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不公开。国际准则对司法公开提出了新要求,即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以电子形式公开,鼓励司法机关向媒体提供信息,违反司法公开应当有救济机制。

   关键词:司法公开 审判公开 国际准则

  

   司法公开是指狭义的司法即“审判”的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审判公开与司法公开是同一个含义。在国际上,司法公开源于公正审判权与公民知情权,司法公开的范围也不限于庭审公开。广义的司法公开或者审判公开,应当是所有与审判有关的信息的公开。从性质上来说,司法公开意味着国家负有责任和公民享有权利。司法公开是国家的责任,它不依赖于任何利益方的请求。在公众需要的时候,国家应提供公开听审的可能性。这包括了提供开庭审理时间和地点等信息,以及提供恰当的设备,使有兴趣的公众成员可以旁听。从权利的角度来看,司法公开不仅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同时也是公众的权利。几大国际准则均有关于司法公开的规定,这为司法公开提供了理论基础,阐述了主要内容,指明了发展方向。

  

   一、司法公开国际准则的主要渊源

   (一)司法公开是国际准则中公正审判权的要求

   公开审判是人们获得公正审判权的基本要求,当前,几大国际准则均提出了关于公正审判权的要求。

   《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严格地从字面逻辑上将,公正应当是包括公开的,但《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将“公开”从“公正”中特别分离出来加以强调,足见公开对于公正的重要意义。《世界人权宣言》在第11条中对第10条进行了扩展和补充。第11条规定:任何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在未经获得辩护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确认有罪以前,均有权被视为是无罪的。

   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由于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或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对刑事案件或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儿童监护权的婚姻争端。”该款规定了审判公开的权利及其例外。《公约》将“公正的”和“公开的”二者并列,特别强调了公开的意义。根据该款的规定,审判公开既包括动态公开,也包括静态公开。[1]前者是指法庭审判的公开,后者是指判决的公开。第14(1)条的规定,公正的审判除了应当“公开的审讯”以外,判决“应公开宣布”。所以,公开审判包括公开审理和公开判决,这不仅是诉讼法的常识,也是人权公约的要求。

   按照1985年联合国《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准则》第6条:司法“要求司法程序被公平推进,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尊重”,审判不仅要求是公正的而且一般来说 ,也要求是公开的。所以,上面所说公正的审判可能有很多的具体标准,但首先应当是公开的审判。

   《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一般情况下,法院听审应该公开进行。但同时也规定,“为了道德,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或者为了青少年的利益或需要对当事人的私生活进行保护,或者在严格适用范围内,于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就法院看来相关公开行为可能会损害司法利益的时候”,可以将新闻界和公众排除在审判过程之外,此类听审就是秘密听审。

   《美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5款规定:“除非为了保护司法利益的需要,刑事诉讼应当公开进行。”

   通过比较这三个公约的条文,可以发现五点主要区别:第一,《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都明确要求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案件都需要公开审判,而《美洲人权公约》则将审判公开的权利限定于刑事诉讼。第二,《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都包括法庭审判的公开和判决的公开,而《美洲人权公约》只规定了法庭审判的公开。第三,关于判决的公开,《公约》英文作准文本中规定的是“…judgment… be made public”,而《欧洲人权公约》英文作准文本中规定的则是“Judgment shall be pronounced publicly…”。显然,从英文作准文本来看,《公约》中规定的公开判决的方式比《欧洲人权公约》中规定的更加灵活。第四,《公约》规定了公开判决的两个例外,《欧洲人权公约》却是以绝对的方式规定了判决的公开,不存在任何例外。第五,在法庭审判公开的例外上,三个公约的规定不尽相同。《公约》规定了法庭审判公开的三种例外:第一种例外是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第二种例外是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第三种例外是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欧洲人权公约》在此基础上增加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利益作为不公开审判的一个理由。《美洲人权公约》规定得最为概括,只规定了公开审判的一个例外,即为了司法利益。[2]

   公开审判一方面是被告人个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公开审判还体现了公众的权利。有时这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如公众旁听刑事审判会导致被告人的名誉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审判公开的权利并没有完全体现被告人的利益。即使当事人自己无需该权利或愿意放弃该权利,审判仍然要公开进行。[3]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审判公开的权利是一种混合性权利,公共利益甚至几乎超出了被告人的利益。[4]在这一点上,《美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5款的规定体现得最为明显,根据该款的规定,被告人之外的其他人也可以援引该款中规定的权利。

   (二)司法公开是国际规则中公民知情权的要求

   在国际准则中,信息自由和信息权最早出现于1946年,1946年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59号决议,该决议申明:“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且是检测被联合国视为神圣的所有自由权利的试金石。”此后,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保障表达和获取信息的自由权利:“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199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设立了联合国思想与表达自由特别报告员的职务(1993年3月5日第(1993/45)号决议,Doc..4/1998/40)。特别报告员在 1998年的年度报告中清楚地表明,表达自由权包括获取国家所持有信息的权利:“寻求、获得、传递信息的权利不容争辩地赋予国家一个明确的责任,即保障对信息,特别是政府在各种存储和索取系统中所保有信息的获取权”在地区性人权体系中——美洲国家组织、欧洲委员会、非洲联盟——都正式承认信息权。[5]

   信息自由权的另一种表述—知情权的提出是美国人民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起,在由新闻界推动的信息公开立法运动中,一位叫做肯特?库柏的新闻工作者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知情权”一词。库柏在演讲中提到政府在二战中实施新闻控制而造成民众了解的信息失真和政府间的无端猜疑,主张用“知情权”这一新型民权取代宪法中的“新闻自由”规定。“知情权”一词于是逐渐从新闻界流传到法律界。美国学者把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分为六个方面:第一,要有意义地参与民主进程就要求参与者知情;第二,帮助政府保持诚实,不愧对选民的参与;第三,开放也有助于政府把政务处理得更好;第四,政府信息也是公有的,除非公开信息将造成特定的损害,否则信息必须公开;第五,获取政府信息可以帮助美国人在许多方面改善生活;第六,更多信息意味着更有效地分配资源。[6]

   关于知情权的专门的国际性文件是《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2],该《宣言》认为:“知情权是人类尊严、平等,和公正的和平之基础。”“知情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所以,知情权虽然最初产生于言论自由权,但在国际规则和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因为其有独立的意义,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权利。这种意义在《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中表述为:“是公民参与、良好治理、行政效率、问责制和打击腐败、新闻媒体和新闻调查、人类发展、社会包容及实现其他社会经济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

   知情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公民的权利往往意味着政府的义务。要实现知情权,其前提是应当有信息公开。公民的知情权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的内在要求,只有掌握巨大信息量的国家机关主动或被动地公开这些信息,公众的知情权才有可能实现,政府公开化程度决定了知情权的实现程度。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与结果。

   信息权是基本人权这一观点在许多国家都得到充分的认同。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对信息权都有具体表述,而另一些国家的法院则认为对表达自由的宏观保障中包括信息权。后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各国对宪法关于言论自由保障的阐释与它们对别国相关内容的理解有一定的关系,各国竞相制定国内法以保障信息权,这一全球大趋势也显示了信息权的重要性。[7]另外,各国还通过制订专门的信息自由法(或者叫信息公开法)来规定公民的信息权利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

   《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认为:“信息公开应成为准则,保密应被视为例外”,“知情权适用于政府所有分支(包括执法、司法和立法部门,以及自治机构),所有层级(联邦、中央、区域和地方),以及上述国际组织的所有下属机构”,“公开信息的举证责任归于信息持有者”。所以,司法部门即法院是《亚特兰大宣言》所要求的信息公开的主体。

   另外,国际社会《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8]指出,“表达自由是每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媒体有职责和权利收集情况,向公众传达信息,并在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之前提下,对司法活动进行评价,包括对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的案件。”考虑到侦查程序的特殊性,该《准则》第4条对侦查公开可能存在的例外及其适用条件作出了规定,“本基本原则不排除在犯罪调查期间甚至构成司法程序一部分的调查期间保密法的保留使用”但“不应限制上述人员(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与记者交流有关调查的情况或被调查的情况。”

  

   二、国际准则中司法公开的内容及例外

   (一)司法公开的内容

   国际公约中的审判公开权的内容,包括庭审公开和判决公开两项内容。[3]

审判公开的第一项内容是法庭审判的公开。根据《公约》第14条第1款的规定,刑事审判在原则上必须以口头和公开的方式进行。[4]对于缔约国来说,公开审判包括了如下义务:法庭必须使公众可以获得有关开庭的时间和地点的信息,并在合理的限度内,为感兴趣的公众出席法庭审判提供充分的便利。至于何为合理的限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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