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 陈恋:美国《无辜者保护法》十五年:回顾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9-12-13 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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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陈恋  

  

   【摘  要】美国通过DNA检测技术释放了无辜的人,致使司法界十分重视DNA技术在纠正冤假错案中的作用。美国于2004年出台了《无辜者保护法》,旨在为定罪后的罪犯提供DNA检测机会,以证明其是否清白。《无辜者保护法》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了定罪后的DNA检测机制,二是注重提高控辩双方业务水平以提高司法质量,三是增加了对错误监禁罪犯的赔偿金额。但是美国有强大的辩诉交易传统,最高法院认可在辩诉交易中被告人放弃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定罪后的DNA检测权也不例外,这一做法实际上违背了《无辜者保护法》的立法原意。各州则有三种不同的立场。从1992年起至2018年11月28日,美国联邦及各州已有363人通过定罪后DNA检测被证明无罪。在定罪后DNA检测权的性质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否决了获得定罪后DNA检测权是一项宪法权利,认可了各州有权决定是否给予申请者定罪后DNA检测权。各州认识到定罪后DNA检测的重要性,截至2015年,50个州都通过了定罪后救济法令,提供了定罪后DNA检测的机会。尽管今天仍然有很多陈腐的条条框框束缚着定罪后DNA检测作用的发挥,但那些阻碍司法错误的纠正、不符合司法规律的限制性条款,在今后的司法运动中将被逐渐改进。为了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公检法司四机关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但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备的定罪后DNA检测机制。将来,我国应当吸取美国无辜者保护机制改革的经验,即确立定罪后的DNA检测机制、完善申诉法律援助机制和申诉律师权利。同时,也要吸取美国冤狱赔偿不合理的教训,完善错案赔偿机制。

   【关键字】无辜者保护法;DNA;错案纠正;辩诉交易

  

引言

  

   在一个理想的刑事司法体系下,只有有罪的人才受到惩罚,无辜的人应当享受自由,而不应当被冤枉。然而,自1992年起,至2004年8月《无辜者保护法》出台之前,DNA技术检测已经推翻146例定罪。[1]这引起了美国社会的警觉: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远非想象中的完美。纵观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能够保证完全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冤假错案的发现机制对于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司法体制而言尤为重要。美国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将DNA检测应用于纠正冤假错案,并于2004年出台了《无辜者保护法》,将DNA检测技术与错案发现机制相结合,推动了美国刑事司法的完善。

   美国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认识到DNA检测在刑事案件中的重要作用,从联邦到各州都出台了一系列采集DNA样本的法律。美国联邦政府和超过一半的州都有在定罪前收集DNA的法律授权。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DNA鉴定法案》,美国联邦调查局据此法案于1997年建立了国家DNA索引系统,旨在收集违法者的DNA样本,是利用DNA鉴别技术协助破案的重要数据库。该系统将罪犯的DNA档案与犯罪现场证据生成的法医档案进行比对。这种做法可以帮助执法部门在未侦破的案件中确定新的嫌疑人,从而更快地解决案件。但当时对于采集样本的范围没有具体规定,此后,美国国会通过陆续出台法令扩大并明确了DNA采样的范围。2000年国会通过的《DNA分析积压消除法案》授权美国联邦调查局将DNA采样范围扩大至已经判刑的罪犯。2001年国会通过的《美国爱国者法案》将授权范围扩展至恐怖分子或联邦罪行列表中的暴力性罪犯。2004年的《司法公平法案》将采样范围扩展至被起诉人员,并将已判刑罪犯扩展至所有重罪罪犯。2005年的《DNA指纹法案》将采样范围扩大到所有已判刑罪犯和美国政府拘留的非美国公民。该数据库到2012年4月已囊括超过10718700个违法者的DNA样本与427500个供检验的DNA样本。[2]美国联邦调查局据此建立了庞大的DNA样本数据库,为变革侦查方式奠定了重要基础。

   美国各州关于建立DNA数据库的规定各不相同。到1998年6月,美国50个州全部通过了要求已判刑罪犯提供DNA样本的法律。但能否在定罪前采集DNA样本各州规定不一。据统计,只有28个州允许在定罪前采集DNA样本,其中7个州规定对未定罪人员的DNA采样记录进行自动清除,其余21各州须要个人申请后才能删除DNA样本数据。[3]联邦和各州DNA数据库的建立,将引起侦查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使刑事侦查更加方便快捷,侦查结果更加准确,DNA检测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也更加凸显。

   早前DNA数据库的建立是为了打击犯罪,尽早查清案件真相。自1992年美国无辜者运动兴起以来,美国认识到定罪后DNA检测对于纠正冤假错案起着重大作用,而庞大的DNA数据库为查找真正的犯罪人提供了便捷。

   美国《无辜者保护法》出台对美国刑事司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学者虽对此有所关注并撰文予以介绍,但相关研究文献成果却十分有限。祁建建在《美国无辜者被定罪及其纠正的程序研究——无辜者修正美国刑事司法》一文中,详细介绍了美国无辜者被定罪的原因和防止无辜者被冤枉定罪的预防与保护机制、定罪后的DNA鉴定救济机制、洗冤后的赔偿机制的具体内容。[4]陈学权在《发现冤案的新方法—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及启示》一文中,介绍了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进程以及法案内容,并得出三点启示:程序公正并不必然导致实体公正;定罪后获得有效救济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只要DNA检材保存完好,定罪后DNA检测就能长期发挥作用。[5]陈卫东在《刑事错案救济的域外经验:个案偶然救济走向制度长效救济》一文中也简单提及了美国《无辜者保护法》强化无辜者获得有效律师服务的权利。[6]以上文章侧重于《无辜者保护法》的内容介绍,对于《无辜者保护法》在实践中的运行情况缺乏深入的研究。现在,美国《无辜者保护法》已经运行15年,对这样一部重要的法律在实践中的实施效果和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当然很有必要。

   近几年,我国实务界也认识到DNA检测技术将对刑事案件侦查产生巨大的助推作用,从而将其引入刑事司法领域,作为司法鉴定中法医鉴定类型的技术手段予以使用,但其效用主要集中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发现和排除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广泛应用于错案发现之中。

   我国近年来发生了诸如赵作海案、聂树斌案等冤假错案,严重侵犯了无辜公民的人权,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我国当前对错案的发现方式主要依靠申诉、信访等形式。如果这些方式能够与其他错案发现机制相结合,则更能实现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也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本文将通过分析《无辜者保护法》的内容及其近15年来的实施效果、作用范围及规范限度,深入分析美国将DNA检测技术与其他错案发现机制相结合的冤案防治机制,以期为改善我国错案发现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一、《无辜者保护法》的立法背景

  

   美国冤假错案的发生表明,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并没有如预期的完善。将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刑事案件中,不仅能够帮助侦查机关提高办案效率,查清案件事实,也能够及时排除无辜嫌疑人,这是技术革命给刑事司法带来的巨大帮助。由于法律并没有将DNA检测作为刑事案件审理的必要程序,一些无辜的人可能被错判甚至监禁。同时,法律也没有规定对被错误监禁的无辜者给予赔偿,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刑事司法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基于这些原因,美国参议院、众议院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通过了《无辜者保护法》。

   (一)冤假错案的发生

   一个人可能被错误地监禁或处决的原因有很多,如陪审团过于相信证人辨认的准确性;辩护律师辩护不力;警方、检方行为不当;等等。

   第一,证人辨认的准确性被高估。在2000年,人们发现,在被DNA检测推翻的定罪案例中,有81%的人身份被错认。[7]如果证人的记性不佳,或者受到警察办案中施加压力的影响,不能准确辨认嫌疑人,证据质量就会降低。心理学家已经确定,某些因素如案发时证人的心理状态、天气等,会影响目击者辨认的准确性。如果罪犯使用了武器,目击者很可能会更多地关注武器,而不是犯罪者的身体特征。研究表明,陪审员在评估目击者辨认的准确性问题时,倾向于高估目击者辨认的准确性。[8]换句话说,陪审员“过分相信”目击者。

   第二,律师辩护不力。辩护不力的原因可能是各州给予指定辩护律师的费用极低。例如,在2000年,纽约向出庭的辩护律师支付每小时40美元的费用,而在庭外完成工作的费用仅为每小时25美元,这在当时的美国来说是非常低的。[9]低廉的费用导致一些律师在指定辩护中消极懈怠。然而,费用低只是辩护不力的原因之一。一位法学教授曾说过:“指定辩护的特点是刑事案件的常规化,辩护人缺乏调查,相信被告有罪的推定,与被告会见交流简短,缺乏有意义的律师帮助,辩护律师有巨大的认罪答辩动力。”[10]一位名叫肖恩.沙利文(Sean P. Sullivan)的律师拥有1600个客户,但没有秘书或档整理系统。[11]指定辩护律师程序化、常规化的案件处理模式直接影响了辩护效果。

   第三,检方、警方行为不当。司法部在审查定罪后因DNA检测被证明无罪的案件时认为,检察官经常使用不确定的法医证据,然后利用专家证明这一证据是可靠和科学的,以增强这一“不确定证据”的证明力。[12]正如纽约首席法官沃赫·特勒(Sol Wachtler)所说:“即使是一个称职的地方检察官也能让大陪审团起诉一个火腿三明治。”[13]此外,有时候,警方和控方均有难以置信的不当行为。例如,布鲁克林警方逮捕了埃里克·杰克逊(Erick Jackson),认为他实施了一系列强奸案。然而埃里克·杰克逊的DNA与犯罪现场的DNA不匹配。控方声称被告人曾与一名妓女接触,获得了别人使用过的避孕套,从而将其他男子的精液放到犯罪现场,以分散警方的注意力。然而,那个妓女后来证明是警察叫她撒谎,让她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口供。虽然埃里克·杰克逊最终被判无罪,但警察或检察官的不当行为并没有受到制裁。

   由于上述原因,一个人可能被错误地定罪,因此有必要对美国司法系统进行反思。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为贫困的被告提供称职的辩护律师,那么就不可能减少被错误定罪的数量。《无辜者保护法》第421条和422条的立法目的就是改善刑事案件中控诉不当和辩护质量低下的现状。

   (二)DNA技术应用于错案纠正

   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如果在犯罪现场发现唾液、皮肤组织、精液、头发或血液时,借助DNA检测技术可以快速有效地锁定犯罪分子。DNA检测技术已经成为识别犯罪分子“最重要的法医技术”。[14]二十世纪九十代年至二十一世纪初,DNA检测技术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定罪后的死刑囚犯,用以证明其是否是真凶。

1993年,柯克·布鲁斯沃斯(Kirk Bloodsworth)成为第一个通过使用定罪后DNA检测被证明无罪的人。[15]1985年,柯克因涉嫌性侵犯、强奸和杀人罪被判处死刑以及监禁。他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在上诉审中,柯克坚持要求对受害者的内裤以及在犯罪现场发现的棍子进行DNA检测,然而不幸的是,在柯克接受审判时,这一项DNA检测技术是不可用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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