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冲突及合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17-04-15 16: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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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中,武汉地区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曾经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在汉口和汉阳相继出现商会领导人被强制关压的事例,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事例也不多见。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仅仅只有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两者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曾有过合作,特别是共同筹备和召开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国民革命;商民运动;汉口商民协会;汉口总商会

  

   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是国民党大力推行的民众运动之一。武汉地区的商民运动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影响较大,特别是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的筹备与召开,标志着武汉商民运动走向高涨。1926年11月,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筹备会在市党部商民部的指导下宣告成立,随后即加紧筹建商民协会。12月上旬,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已经正式成立。(1)该会设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仲裁部、会计部等机构,“各有专责,而由秘书处总其成”。紧随汉口特别市商会协会之后,武昌、汉阳商民协会也很快宣告成立并获得迅速发展。

  

   “商民协会在政治上、社会上之地位,确为国民政府革命商人团结之,作一团体受法律之保护。”(2)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组成的武汉三镇商民协会,成立之后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商民协会与原有商会之间也产生了一些冲突,其中甚至不乏较为激烈的冲突,致使国民党中央不得不从中竭力调停。另一方面,商民协会又与商会在某些方面开展了一些合作,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需要认真加以考察和分析。

  

   一、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冲突

  

   在武汉,新成立的汉口商民协会原本与总商会并未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但双方之间也不可能建立十分友好的关系。在商民协会看来,商会乃是落后的旧式商人团体,国民政府能够允许其暂时存在,只是出于一时之需要和特别的原因。两者之间只要有一点小磨擦,商民协会都会大肆指责商会的落后性甚至是反动性,以使商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1927年1月汉口商民协会决定募款慰劳北伐军,与汉口总商会产生了一些矛盾,由此而引发对总商会的强烈不满,甚至将总商会副会长强行掳去关押。事后,汉口商民协会还在各分会执行裁判委员联席会上,向与会的市党部代表和各分会全体委员指责“总商会为少数买办所把持,什么会长,无非洋行买办,与军阀参议之类,每次效敬军阀之款,尽由各中外商人负担,而该会把持人且中饱其嚢,国民政府暂许总商会存在之原因,系别有所在,并非保护总商会之发展。”(3)显而易见,汉口商民协会如果有所需要,就会对总商会予以攻击,而且警告总商会,不要误以为国民政府暂时允许商会存在,是为了保护商会得以发展,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也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对待商会的策略。但商民协会之所以强调商会会长乃报效军阀、中饱私嚢之买办,则是为其强掳和关押商会领导人寻找借口。

  

   客观地看待此次冲突的全过程,无论是就冲突的起因而言,还是就冲突发生之后商民协会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强行关押总商会之副会长,商民协会都确有处理不当之处,应承担主要责任。由于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这次冲突影响较大,很快就惊动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高层。1927年1月26日,刚成立一个多月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第18次会议上专门讨论如何处理这次冲突。汉口市市长刘文岛列席了本次会议,并在会上报告商民协会与商会产生冲突的缘由及市政府的初步处理情况。据其透露,1月25日,“商民协会有数十人到总商会,迫令该会副会长签捐款二十五万元之字。此事起因,据云市党部因前方兵士很苦,应由民众募款接济,商民协会亦担任募款,要商会出二十五万元。近日,商会因财政部筹款帮同办理,因将此事搁起,而商民协会不明此中情形,以为藐视,要罚商会二十五万元。其时正会长适赴财政部,乃将副会长迫去。”(4)商民协会为北伐将士募款并不为错,但要总商会出25万元却是强人所难,因当时总商会正帮助财政部筹款,无暇他顾。见总商会没有马上应允捐款,商民协会又勒令总商会罚款25万元,这更属无理要求,而强行关押总商会副会长,就更是蛮不讲理的极端行为了。商民协会之所以敢于对总商会提出无理要求,并且随后又接连采取了更加无理的一些行动,显然是依仗着自己作为革命团体的这一政治资本,而商会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团体,当然可以强行要求商会捐款支持革命。

  

   如何处理这次冲突,是对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次考验。当时,国民党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作为革命商人团体的商民协会,不能挫伤其革命积极性;另一方面,虽然国民党早就认定商会是不革命的商人团体,需要加以改造,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需要保留并且利用商会,不能完全满足商民协会取缔总商会的要求。冲突发生之后,刘文岛代表市政府亲赴汉口商民协会进行调处。商民协会又提出以下四点要求:1、释放副会长,“但须担保正副会长不他适”;2、25万元仍须筹出;3、总商会“前助吴逆款项,闻不止二百万元,要查账”;4、“总商会为少数人所把持,要取消,其公物房屋须交出”。据刘文岛在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上报告:“经本人疏解,前三点已有解决,即(一)担保释出两会长,对两会长则云:因筹款紧急,特来请,勿灰心,无所谓保释;(二)签字取消,募款则能筹多少算多少,不用罚款形式;(三)公布为吴逆筹款之账目。以上三点,业经双方答允,惟第四点应请示联席会议如何办理。如取消总商会,上海总商会必生反感,各商人亦必恐慌,经济必生影响,而政府筹款紧急,尤为重要。商协方面经解释后,现答应不再坚持,听候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解决,不生异议。”刘文岛在报告中还提出:“拟请予总商会以保障,俾其机关本身不生问题,可以帮忙财政,可否请联会为简单迅捷之表示?俾本人即去总商会开会宣示。”(5)作为武汉市市长的刘文岛,显然并不主张在当时的情况取消总商会。

  

   联席会议在讨论时,只有作为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出席会议的詹大悲在发言中指出:“此次商协之事,总商会组织上之不能代表多数商人确是事实,应有相当解决。”但针对此次冲突的具体处理办法,多数委员原则上赞同刘文岛的提议,有的还认为民众团体现在经常出现一些过激行为,应注意纠正,以免产生不良影响。例如宋子文即说明:“汉口人民团体凡有事故,动辄勒令、搬房、抓人之直接行动,应有适当之处理,免与政府信用生妨碍。”经过_番讨论之后,联席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议:“由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通知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现在时局严重,各该会等应约束会员,不得自行捕人及有其他越轨行动,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反革命事件,必须报告政府办理。总商会仍应存在,但希望能与各商民团体合作。”对于詹大悲在会上提出的“总商会组织上之不能代表多数商人确是事实,应有相当解决”这一问题,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表示:“此点前在广州时亦已见及,拟另制商会组织法,现在可以决定总商会于商会法未公布前暂照旧。”(6)

  

   随后,在1927年2月11日召开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23次会议,又曾经讨论湖北政务委员会提出的拟暂行整理湖北商会条例。此动议系由汉口总商会提出,其目的是希望明确,商会究竟是遵照旧章,还是重拟新章,以免无所适从。不过,此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于商民协会对商会之不满有所增加,国民党拟采取某种变通方式对商会作出处理。詹大悲在会上对暂行整理湖北商会条例案提出的缘由进行了如下说明:“此案已经政务委员会通过其条例草案,所以拟订此条例之原因,乃近来武汉及各县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时常发生争议,我们现时因承认旧商会之存在,然旧商会事实上却不能代表大多数商人,只能代表买办阶级,一般商人深致不满,为其确为少数人所霸占,即旧商会自身近来因环境关系亦感到有改善之必要,俾将来可在金融上负点责任,及为政府财政帮多少忙,政委务委员会为适应此种情况,故通过此案呈请联席会议决定批准。”(7)会议主席徐谦提出,本案应先组委员会将条例交付审查再议,推财政、司法两部长及原提案人为委员。经讨论,联席会议照此通过。

  

   结合詹大悲在前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讨论处理汉口商民协会与汉口总商会冲突时的发言,可以发现他是当时汉口特别市党部中主张在各方面支持商民协会,尽快对商会予以整顿改组之人。(8)詹大悲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所说的这段话,也再次透露出如下的信息,一是由于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经常发生争执,需要加以应对解决;二是商会确系少数买办大商所垄断,不能代表多数之商人,在目前仍承认商会存在的前提下,应该采取整理的方式予以处理;三是商会自身也有改善之要求。实际上,前两个因素应该是促使湖北政务委员会提出整理商会的主要原因。在1927年6月15日举行的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29次会议上,曾讨论是否将店员工会撤消问题,詹大悲在发言中再次强调:“所谓商会只能代表少数的商人,商民协会才是多数商人的代表,取消店员工会的要求,乃是商会进一步的反攻。”(9)

  

   可见,詹大悲对待商会与商民协会的态度一以贯之,并无什么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作出“总商会仍应存在”的决议之后,汉口商民协会与总商会之间的矛盾也并未因此就得以消除,而是埋下了更深的芥蒂。只要有机会,汉口商民协会都会进行打倒旧商会的宣传。例如在武昌商民协会于1927年2月15日举行的一次执裁联席会议上,应邀与会的汉口商民协会代表在发言中特别指出:“在汉商协成立之后,与商会发生许多纠纷,如汉商协会址问题,组织商民图书馆问题,尤其是劳军问题,与总商会反发生交涉。今天要贡献各位的几点,则工人和商人同是受压迫的,商民协会是革命的团体。在革命未到武汉以前,如果不坐包车汽车,我们没有资格进总商会的。所以,我们汉口武昌汉阳的商民协会,是要联络成一个整个的革命团体,打倒不革命的团体。”(10)所谓应该被打倒的“不革命的团体”,显然就是指的总商会。

  

   1927年5月,在武汉又发生了汉阳商会会长周文轩被逮捕、其产业也被查封的案件。此案虽非商民协会直接所为,但却与商民协会不无关联。该案发生以后,当地报纸曾以“汉阳小商人斗争胜利”为题,在“社会新闻”专栏中作了如下报道:“汉阳商民协会为一般中小商人的革命团体,汉阳商会为少数大资本家所操纵,与商协利益绝对相反。该会会长周仲[文]轩等,因见商协势不可侮,深恐影响商会组织,协谋破坏,种种罪状,已共见共闻。日咋周已就捕,商会账项财产,倶由县党部没收,交商民协会接收办理。”(11)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此案绝非如此简单地就能了结。

  

此前,武汉国民党中央刚刚颁布了保护与联合小资产阶级、防止过激行为的政策,但接着即有该案发生,似乎给人“国民政府令不出门”的印象,真可谓不无巧合。逮捕商会会长周文轩并查封其产业,是在汉阳商民协会的吁请之下,由汉阳县党部于5月11日下令采取的行动。中执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接到报告之日为周六,当即匆忙召集省市两党部派人商议,但省党部方面的人员未到会。“主席团的意思,认为当现在极力联络小资产阶级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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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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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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