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民国时期工商界人士的“民国”印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 次 更新时间:2017-10-12 0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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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肇建中华民国,从而在中国终结了沿袭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史无前例的民主共和制度。毫无疑问,中华民国史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值得深入研究。而时人的感知和认识,也常常能够给我们认识这一段重要历史提供某些启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建立之后,身临其境的各类社会群体和个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缘于各自的立场与境遇,对民国有着既相似又不同的印象与认知,对此予以考察和分析,可以帮助今人了解和认识民国的真实面貌,甚至对于解析当下的所谓“民国热”或许也不无裨益。

  

   工商界作为民国时期人数众多并且在民间社会中颇具影响的一大群体,其最为关注的当然是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以及市场的稳定与繁荣,乃至对民国与共和制度的理解和认知,也深受经济因素影响。另外,由于民国不同时期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直接关系到工商业的衰败和工商业者的地位起伏,因此工商界与民国政府的各种互动也较为频繁,并致使工商界人士常常会对政府甚至民国发出种种感慨和评论,可以使我们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了解工商界人士对当时经济变迁乃至整个民国的印象,进而加深认识民国的表象与本质。本文即拟结合相关史实对此作一初步梳理与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愿景与现实的冲突:民国肇建之初工商界的矛盾困惑印象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社会各界大都对这一新民国具有良好的印象和美好的期待。但工商界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与利益诉求,对辛亥武昌首义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有着比较复杂的直观感受与认知。

  

   对于工商界而言,推翻清王朝和建立中华民国并非其此前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更不是工商界为之奋斗牺牲的政治目标,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国体与政体的重大变革。揆诸史实,不难发现在辛亥革命酝酿与发展的较长历史阶段,除极少数人之外,作为一个重要社会群体并且在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影响的工商界,在整体上一直都未曾对革命表达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当时工商界不支持革命不难理解,一方面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从来就没有将动员工商界以及社会各界民众参与革命作为重要任务,此与后来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从事国民革命时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存在着明显不同。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包括工商界在内的社会各界民众或主动或被动地相继参与其中,辛亥革命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精英革命,并没有各界民众的积极参与。由于上述原因,工商界不仅对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缺乏了解,而且始终畏惧革命造成社会动荡,影响经济发展。

  

   从实际情况看,就工商界人士而言,因其不同于一般社会群体的特殊地位与利益关联,对辛亥革命肇建的中华民国,初始印象也并非那么美好。众所周知,暴力革命必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引起剧烈社会动荡,并影响商业运行乃至整个经济的正常发展。辛亥革命的爆发在当时同样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例如武昌首义的枪声打响之后,尽管武昌、汉口相继顺利光复,革命军屡屡发出公告,竭力安定民心,维持商务,宣布“虐待商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关闭店铺者,斩;繁荣商业者,奖”(1)。但仍无法避免地出现了金融危机与商业停滞现象,银行的“一般存款提取及贷款收回告急,官方发行之纸币贬值,民间金融机构之纸币不能流通,旧式金融机构基本关门,各种交易完全停止”(2)。这一结果导致当时武汉的金融与工商业均无法正常运转,工商界人士也因此而陷入了困境。随后,武昌首义又接连在各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系列金融动荡,很快就形成了全国性的人心恐慌与商业衰败,工商界也被一片愁云惨雾所笼罩。例如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鄂汉倡义,警耗频传,居民奔避塞途。商即不辍业,而濒于危者什约八九”(3)。随即发生了“人心惶惑,纷提现款,以致银圆缺乏,市面紧急”的危急状况。为了应对这一危局,苏州各大钱庄在自救无力的情况下,只得转而吁请苏州商务总会呈请抚藩拨银接济,虽然江苏省布政使面对商会的反复吁请,批准拨付现银20万元俾资周转,但却如同杯水车薪,仍难以维持(4)。与此同时,在银行林立的全国金融中心上海,无论官办还是商办银行,包括大清、储蓄、交通、信成等银行,甚至外国银行也无例外,都相继发生了极为严重的挤兑现象,其他私立金融机构更不得不全部停止兑付,钱庄“倒闭者有二三十家乃至四十余家”。毫无疑问,如此严重的金融动荡势必导致人心恐慌,商业停滞,经济萧条,于是“上海商人纷纷迁避租界”,以确保人身安全,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商业贸易则陷于停顿,“城内及相邻地带的交易,全部停止,店铺相继关门”(5)。不仅上海如此,在全国许多省区也都继续出现类似危急情形:“自鄂省事起,谣言四播,京津亦因之人心惶惑,市面异常恐慌。”(6)广州、汕头、长春、铁岭等地虽未发生大的金融风潮,但金融动荡和纸币贬值也同样日趋严重。显而易见,武昌首义后出现这样的动荡局面,在短时间内当然无法使工商界人士对辛亥革命以及通过这场革命肇建的中华民国留下良好印象。

  

   但是,在清朝灭亡和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工商界中也有一部分人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新创建的中华民国充满了殷切期望。例如张謇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前虽然公开支持君主立宪制,对武昌首义的爆发及其影响也不无疑虑,但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他的政治态度逐渐有所改变,认为“一切实业、教育之障碍,渐可解除”,其原因是“政改共和,决不至如前腐败”(7)。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工商界一部分人士的心声。除此之外,当时还有许多工商业者和社会人士认为,民国肇建将为实业振兴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因而各种实业团体在民初如雨后春笋般接连诞生,以迎接实业发展的大好良机。民国元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怀着喜悦之情欢呼:“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8)

  

   在实际行动方面,工商界一部分人士在武昌首义后转而拥护孙中山建立新政府。1911年年底孙中山自海外归国,他抵达上海时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工商界不仅积极加入欢迎行列,而且还派出商团武装热情迎接护卫。孙中山到达南京时,受到江苏南京、苏州等许多地区工商业者的热烈欢迎,场面十分壮观。另外,此时的工商界人士还提出欢迎革命党人组建新政府,由孙中山出任总统。例如上海工商资本家团体———共和建设会曾致电南方十四省代表团,公开表示:“组织临时政府,请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统,以救国民。”(1)与此相应的变化是孙中山在归国之后,开始重视发展民族工商业,呼吁“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之种种限制”(2)。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孙中山更主持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接连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及保护工商业者私有财产的法令规章,使广大工商界人士似乎从中看到了中华民国的一线光明和希望,以至向孙中山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发出感慨说:“仰见关怀国计,体恤民艰……商业藉可维持,商等不胜感激之至。”(3)

  

   1912年11月,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鉴于“民国初立,建设万端,皆赖经济之发展,方有以善其后”(4),在北京召开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以“征集全国工商界之意见”,辅助政府“定工商大政之方针”,与会者为全国各地工商团体推举的代表与各省实业司、劝业道选派的行政官员。杨度称“此次工商会议为民国第一次盛举”,梁启超也在大会开幕式演说中说:“今日为中国第一次由人民举代表组成之工商会议。”工商界对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此举当然也表示欢迎,认为“此次政府与国民相聚一堂,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事”(5)。本次会议的会期长达一个多月,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商法、金融、工商、路矿、贸易、税制等,共审议了70余件议案,称得上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工商界的一大盛事。工商界与会代表表示:“中国数千年来工商二界向系自行营业,与国家毫不相关,是以数千年来之工商界与政府之行政长官从无联络者。现在政体改革,工商部成立,蒙工商总长召集全国之工商界开工商大会,此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将来造福于工商界者,实非浅鲜,而工商界即于今日作为更新之纪元。”(6)言词之间,透露出对中华民国的无限憧憬与希望。

  

   中华民国建立后,政体变更,一部分工商界人士还采取若干举措顺应这一时代变迁。例如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成立后,苏州商务总会即为组织名称暨关防式样修改事宜呈文实业部:“本会由苏州各商业发起组织成立,会所设在苏州,因定名为苏州商务总会。”现民国肇建,“商人等拟仍定名为苏州商务总会,以利进行”。苏州商务总会在呈文中还就其所用关防事项向实业部请示处理办法:“本会前赴清商部领到苏州商务总会关防一颗,已于苏州光复时废置”,现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此项关防是否由部刊发领用,或颁给定式字样,由各商会自行刊刻”(7)?实业部在批示中同意苏州商务总会在呈文中所说明的情况,即“商会名称以碍于条约、习惯两端,姑仍沿用苏州两字”,但前清商部所颁关防则必须销毁弃用,“至关防式样,仰该商会暂用旧式,改钤记两字,自行刊刻”(8)。收到实业部的批示之后,苏州商务总会即照此执行,“自行刊刻钤记一方,文曰:苏州商务总会钤记”,于1912年3月1日启用,“除报明江苏都督府外,理合备文呈请大部察照备案”。随后,苏州商务总会又通告各属分会一律遵此照行:“本会前奉部谕,暂用旧时名称,自行刊刻钤记,一俟颁定新章再行饬遵。”(9)不仅如此,民国建立后苏州商务总会为了“祛官习、洽商情”,认为“商会章程亦当酌改”。该会向稍后成立的民国政府工商部呈文,就商会名称、职员、印信三个方面的问题主动提出了改革建议,认为商会在前清分为总会、分会、分所,“不无阶级之嫌,且与商业性质未甚融洽”,应在通商大埠和商贸繁盛之区设立总会,所有分会和分所均一律以某某商会命名,总会与商会之间“有联络而无统辖”,即总会联络商会但并不直接建立统辖隶属关系(10)。

  

然而工商界人士的最大特点是务实,随后的商业和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民国的印象。桑兵、关晓红曾经指出:当时“举国上下的走向共和,其实只是朝着各自心中的方向境界迈进。而民初各方的诸多不满,很难说与未能符合各自的理想毫无关系”(1)。事实表明,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此。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商业衰败的状况仍无好转,使商人对民国的期望难以持久。据当时报纸报道,民国建立之后许多地区依然延续辛亥年间的金融动荡,商业未见复苏,一方面是“银元飞涨,日益加甚”,另一方面则是“人心恐慌,几达极点”;整体而言,工商业者所看到的景象极为悲观,“市面萧条,大有江河日下之势”(2)。有的商人更直指民国建立以来,“外货充斥市肆,满目工荒商困,江河日下,商战失败,即国势亦因之而衰隳”(3)。如此状况不能不使商人深感失望,因其原本殷切盼望“自此以往,咸冀共和幸福”,而此时所看到的现实却是完全相反的危险局势,故而不少商人纷纷抱怨:“商务凋零,银根奇困,乱机隐伏,如箭在弦”,感叹“我商民处此时代,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4)。所以,辛亥革命以及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在广大工商业者脑海中,似乎主要只是金融停滞、商业萧条等动荡不安的图景,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称颂的美好记忆。尤其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这一情形非但依然如故,而且更为严重。由于上述原因,在中国民国建立之后,许多工商界人士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光复以来,瞬经一载,损失纵不可数计”。广大工商业者所看重的主要是自身的经济损失,认为“商界受损,创巨痛深”,有的直接说明“我商界自经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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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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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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