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眉间尺所持之剑设定为“透明”、“看不见”的，是鲁迅的原创。这一属性保证了刺杀行动的隐蔽性，亦有容易误伤旁人的副作用，运用青剑所象征的革命力量，既要讲究策略，也要坚持人道主义底线以规避其负面效应。黑色人融职业革命家之政治智慧与青年般的真诚纯粹于一身，与鲁迅在国民革命期间接触的某些国民党高层形成鲜明反差。《铸剑》以政治隐喻的方式，寄寓了鲁迅对革命伦理的思考及对国民革命的观察与反思。

　　 关键词：《铸剑》 鲁迅 国民革命 革命伦理

　　 一，“剑”为何是“透明的”——革命密谋的隐蔽性与副作用

　　 《铸剑》中剑的形制，向来不甚受研究者关注。然而，研究《铸剑》这篇鲁迅自谓“写得较为认真”【①】的作品，不应轻视鲁迅对眉间尺故事的细节改造。在鲁迅之前，各版本的眉间尺故事中的“剑”均不具备“透明”、“看不见”之类的属性。眉间尺故事可考的最早来源是刘向的《列士传》，只提到“剑有雌雄”，【②】具体形制不详。《搜神记》、《孝子传》【③】亦然。《吴越春秋》提到干将、莫邪二剑“阳作龟文，阴作漫理”、“剑之锷中缺者大如黍米”，【④】这与干将之子复仇无关（且今本《吴越春秋》并无干将被杀、其子复仇一节）。总之，在鲁迅之前的眉间尺复仇故事中，剑的具体形制无关紧要。

　　 鲁迅不但原创了剑“透明”、“看不见”的属性，而且在小说中反复强调这一特征，如：

　　 王妃生了一块铁，听说是抱了一回铁柱之后受孕的，是一块纯青透明的铁。

　　 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的，正像两条冰。

　　 待到指尖一冷，有如触着冰雪的时候，那纯青透明的剑也出现了。

　　 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眉间尺凝神细视，这才仿佛看见长五尺余……

　　 你穿了青衣，背上这剑，衣剑一色，谁也看不分明的。

　　 他怕那看不见的雄剑伤了人，不敢挤进去。【⑤】

　　 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膀，如一段枯枝；伸长脖子，如在细看井底。【⑥】

　　 鲁迅为何要赋予剑这一属性？首先，刺杀成功之关键在于隐蔽性，古籍中的王对身携利刃的侠客毫无戒备，情节稍显儿戏，《铸剑》中的王，是“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⑦】因为剑是“透明的”，且黑色人在面见王时“衣服却是青的”【⑧】——与眉间尺之前的装束一样，保证了“衣剑一色，谁也看不分明”的效果，王才没有觉察杀机。就情节而言，鲁迅的处理更为成熟。

　　 青剑的“透明”属性，在增强刺杀行动隐蔽性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容易误伤旁人。眉间尺走在街市上，“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几乎碰着他背上的剑尖，使他吓出了一身汗。”在王宫附近，“他怕那看不见的雄剑伤了人，不敢挤进去……”当眉间尺压到干瘪脸的少年时，又“怕剑尖伤了他”。最后，眉间尺想：“城市中这么热闹，容易误伤，还不如在南门外等候他回来，给父亲报讐罢，那地方是地旷人稀，实在很便于施展。”【⑨】有论者认为：“在城中预备向黄盖车里的楚王报仇时，因时刻顾虑青剑伤及无辜，被一个干瘪脸的少年捏住一只脚，从而错失了复仇机会。由此可见，优柔寡断、敏感多思以及人道情感的充溢，导致了行动力的缺乏，是眉间尺难以完成复仇的根本因素。”【⑩】似乎鲁迅在借此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些论者可能忘了，王的身边有“一队拿着刀枪剑戟的骑士”，【?7?6]面对此等护卫森严的对手，眉间尺贸然出击的胜算是极其渺茫的。恰恰因为眉间尺不愿误伤无辜的“人道情感”，客观上暂时保全了眉间尺。眉间尺无法独力复仇，在于双方实力过于悬殊，而且行刺方案过于幼稚——他所能想到的就是直接行刺，至多换个行刺地点。这种情况类似于某些对形势判断不清、不讲策略的政治新人，可称其经验不足，但归咎于“人道主义”，是对眉间尺和鲁迅的误解。

　　 其实，是否顾虑旁人，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伦理问题。王的统治是建立在对无数如干将的无辜者的残害的基础上的，诛杀这样的暴君，于公于私都是有充分正当性的，然而，目的正义与手段正义是不可分割的。面对撒泼打滚的干瘪脸少年和围观得“津津有味”的路人，眉间尺尽管“怒不得，笑不得”，“脱身不得”，“早已焦躁浑身发火”，【?7?7]却没有拔出青剑夺路，正是他的节制及朴素的人道情感，维持了刺杀行动的正义性。黑色人也正是在目睹了眉间尺和干瘪脸少年的争执之后，才出手帮助眉间尺复仇——如果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否值得黑色人出手相助，甚至是有疑问的。

　　 “透明”之剑的隐蔽性和副作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与近世革命密谋具有相当高的同构性。革命往往发轫于小圈子的内部密谋，政治策略是否运用得当，对革命成败影响甚巨。另一方面，信息不透明有滋生功利主义的危险，革命阵营的人员素质也不可能完全统一，只有坚持人道主义伦理的革命者，才可能相对稳妥地发挥青剑的正面功能而规避其副作用。

　　 鲁迅在1925年3月3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称：“希望我做点什么事的人，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7?8]至少在这一时期，“不愿使别人做牺牲”在鲁迅的道德谱系中，是不能随意逾越的伦理底线。黑色人之歌中有两句云：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7?9]

　　 “用百头颅、千头颅、万头颅”和“用一头颅”之间，不仅是实力的差距，还体现出黑色人的刺杀行动与专制集团权力斗争的本质区别。康德主义认为，人应该作为目的存在而“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7?0]把人奴化、工具化，正是专制暴政之底色。黑色人非常清楚，像王一样把人命当作工具肆意牺牲的行径，是必须被否定的，他所采用的复仇方式，是代价最小的，只“用”了“一头颅”，没有也不需要牵涉“万夫”。这与鲁迅反对“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7?1]的思路是一致的。借他人头颅以取信于刺杀对象，早有典故，如荆轲持樊於期的首级求见秦王，古籍中的眉间尺故事亦属此类。而黑色人是以玩把戏的名义求见王的，王不知道也不关心头的具体来历，只要将王诱至鼎边斩杀即可，用别人的头或许也能达到目的。但是，用眉间尺的头，比用别人的头在伦理上更为站得住脚。首先，眉间尺是具备充分资格的复仇主体，也有强烈的复仇愿望；其次，黑色人借头，获得了眉间尺的自愿授权；再者，眉间尺对黑色人而言绝不仅是刺杀工具，他对眉间尺怀有真诚的爱，他与眉间尺的头“接吻两次”，【?7?2]以及黑色人之歌中“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7?3]这一句足以为证。正因如此，黑色人的刺杀计划在伦理上更为经得起检验，从眉间尺不愿误伤旁人的朴素人道情感，到黑色人对“用百头颅、千头颅、万头颅”的有意识的反对，是人道主义在暴烈政治行动中的延继与升华，若认为鲁迅在《铸剑》中否定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误解了鲁迅，也把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浅薄化了。

　　 二，黑色人复仇与国民革命的反差——职业革命家需要怎样的道德自律

　　 据鲁迅日记，1927年4月3日“作《眉间赤》讫”，【?7?4]小说发表在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的《莽原》上，而鲁迅在1932年将其收入自选集时注明“一九二六年十月作”。【?7?5]虽然具体环节尚有争议，该小说创作于国民革命期间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小说批判矛头直指顶层统治者，无疑与鲁迅对国民革命的体验有关。手执青剑诛杀暴君，具有很强的革命隐喻（甚至可以说是明喻）色彩，鲁迅在将黑色人的名字设定为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宴之敖者，想必亦投射了自身与国民党人合作对抗杨荫榆、章士钊乃至投身反段前线的经历。然而，笔者在细究之后认为，鲁迅寄寓于《铸剑》中的革命体验是复杂的，既有对革命大方向的肯定，亦隐含了对国民革命的实际运作的批判反思。

　　 眉间尺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多疑、残忍的暴君，更是拥有许多“拿着刀枪剑戟的骑士”的暴政集团。在小说的最后，“城里的人民，远处的人民，都奔来瞻仰王的国王的‘大出丧’”，“百姓都跪下去”，还有一些“义民”表现得“很忠愤”，【21]尽管侠客诛杀了暴政集团的首脑，暴政机器仍在有效运转，暴政集团首脑的罪行也没有受到清算，大多数国民仍然臣服于其统治秩序，这都体现了暴政机器的成熟与强大。面对这样的对手，要完成一次“斩首行动”，需要对这台暴政机器的内在逻辑有深刻的理解，找到其缝隙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这对策划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黑色人接近王的方式是伪装为俳优——类似于王身边的“侏儒”，这与古籍中侠客以为君王分忧的勇士身份求见有显著区别。不能轻视鲁迅这么安排的用意。勇士可保护统治者的人身及政权安全，但因其身怀武力，统治者在任用其的同时亦需加以防范。俳优则满足统治者的娱乐需要。古籍中的王残忍有余而对侠客过于轻信，刺杀成功依赖于对手的低能。而《铸剑》中的王生性多疑，若黑色人以杀死眉间尺求赏的名义求见，王必然知道其身怀武力而心存警惕，多半还要追问雄剑所在。只有以对统治者毫无威胁的俳优的身份求见，才能使王放下警惕心。黑色人在王面前隐去了刚勇、自尊等种种容易引对方生疑的勇士色彩，“恭敬地跪着俯伏下去”，口出“解愁释闷”、“天下太平”【22]之类的俳优话语，这些举动和青剑的“透明”属性一样，都是保证刺杀行动隐蔽性的必要条件。王到鼎边去看眉间尺的头的时候，“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一时记不起是谁来”【23]——直至此时，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他的仇人，这充分证明了黑色人策略的成功。这种方案，绝非初出茅庐的眉间尺能设计出来的。如果说眉间尺的定位类似于被“启蒙”出革命信念而道行尚浅的政治新人的话，黑色人则与深谙实际政治操作的职业革命家相似。

　　 对革命会党活动和北京官场生态都较为熟悉的鲁迅，对政治斗争的体察素来是冷峻而敏锐的。他对革命党高层的态度，比对基层青年革命者要复杂。在1925年上半年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他不止一次透露出对在尚不成熟的青年学生投身政治斗争的忧虑。特别是当许广平放言欲对金法郎案的相关官员施以暗杀时，鲁迅表示“不赞成”，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党人之间，也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更坠（堕）落。”【24]显然，鲁迅对革命党高层以暗杀为手段争夺势位，是非常失望且警惕的，这无疑与陶成章之死的影响有关。即使对陶成章，鲁迅也未必毫无保留，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曾对许寿裳评论道：“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25]眉间尺式的青年虽有铲除暴政之热情，但其实力、经验均不足以和强大的暴政机器抗衡，而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职业政治家、党派领袖的动机又未必纯粹，青年若所托非人，对自身和对革命事业都是危险的。眉间尺将头借给仅有一面之缘的黑色人，是在自感难以独力复仇之后的舍命一搏，青年人的直觉成分居多，这种行为本身很难说在政治上是成熟的，眉间尺遇到黑色人，只能说是一种较为理想化的结果。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与1925年前后反对段祺瑞、张作霖而相信南方的国民党政权能拯救中国的北京青年学生颇有相似性。

作为《铸剑》的灵魂人物，黑色人是鲁迅小说中少有的几乎完美的形象，即使是《理水》中的禹、《非攻》中的墨子这类较为正面的角色，鲁迅对之亦偶有调侃，偏爱程度明显不如黑色人。黑色人是刺杀行动的主导者，他对眉间尺说自己“善于复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