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 巴杰:试论国民革命时期的店员群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5:47:19

进入专题: 国民革命     店员     社会形象     工商之争  

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店员是国民革命时期颇具影响的一类职业群体,其组织经历了公所——工会(公会)——同业公会的演变过程。其生存状态决定了店员运动的首要诉求在于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限制店主辞退店员等经济要求。制度化管理模式规范了店员的工作、生活,店员逐渐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职业与身份认同,但制度管理中存在人情的余绪。店员属于工人还是商人,应组织工会还是加入同业公会,以及店员工会的隶属关系等问题,在国民革命运动时期一直争议不断,但争议主要出自政党的“革命”需要,而不是店员的自身诉求。

  

   关键词:国民革命  店员  社会形象  工商之争

  

   国民革命期间,店员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职业群体。店员人数众多,组织严密,谋生于公共场所,其活动对城市文化、都市性格都有着显著影响。店员管理的制度与人情,是考察基层职业群体生存状态的一扇窗口。店员的社会形象、身份认同有着被动接受精英分子生活观念及意识形态的痕迹。目前,学界对店员的考察分析,沿袭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路径,关注的是店员工会这一社会组织及其政治活动,在此基础上探讨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乃至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人部、商民部之间针对店员进行的博弈互动,(1)店员自身反被忽视,他们的教育程度、工作环境、薪金待遇、职场文化、社会形象都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具体分析。

  

   一、店员人数及其组织

  

   在1920年代,店员也称伙计,指一般经营商业之公司、商店、厂社及行庄之职员及其学徒,除经理之外皆属之。[1]具体执行中,国民党司法部界定:“店员系指在商店业务上直接服务之人员,商店之工役及茶房自不在店员之列,至于商店之学徒,应视其有无直接在业务上服务分别认定之。同时,学徒年龄未满二十岁者及工人出店均不作使用人论。”[2]但旅馆茶酒馆及浴池之茶房,“不支薪金”的酬劳方式虽与普通店员“月支薪金”有殊,可从外表形态观之,其与司账掌柜同为各该池店馆之职员,似又应归之于各该业之使用人。[3]为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释为:“商店工役与商店业务无直接关系自不在店员之列,至旅馆酒馆浴池等商店之茶房,实系直接在商店业务上服务之人员,似应列入店员,司法院解释前例,商店茶房不在店员之列似有未当。”[4]司法院尽管表面上认可“商店茶房不在店员之列系指非在商店业务上直接服务之茶房而言,其旅馆酒店浴池之茶房在商店业务上直接服务者自应认为店员”,[5]但实际上仍坚持“工役及茶房自不在店员之列”。“旅馆茶酒馆浴池之茶房工役依工会法施行法第六条之规定,应准其加入工会”[6]的规定,事实上将茶房等同于工役视为工人而非店员。在实际操作中,茶房、招待等服务人员均被国民党界定为店员。

  

   全国店员的人数、分布,由于缺乏系统的调查统计资料,目前只能从零星记载中对一些地区的情况略窥一斑。例如上海店员人数,刘明奎推断“(1919年)至少有八万人”;[7]上海总工会统计,1927年4月底,有272440人;(2)朱邦兴则估计(1939年)有16万左右;(3)武汉店员总工会会员人数(1927年6月),店员总工会报告为31142人,[8]劳工社统计为31137人,[9]湖北全省总工会调查为33184人,[10]本文认为31142人较为可信。全市店员工会会员数(部分店员工会不隶属于店员总工会),国民党中央工人部1927年6月底调查为40062人。[11]全国店员,据中央工人部统计,1927年6月底有660万人,[12]当然,这个数据有待进一步考证。

  

   不同行业,店员的教育程度迥乎有异。“衣料零售业店员中,高小未毕业者占80%-90%,初中毕业的占1%-2%,未受新式教育的占10%”;[13]服务性的茶馆、酒饭店等甚至根本不考虑店员的知识背景(账房等除外),“女招待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背景,但大多数是来自下层没有受过教育的已婚妇女”;[14]苏广百货业一般要求店员具备中学教育程度。上海永安公司规定,男女售货员须具中学程度,熟练珠算及笔算,通英语会话。练习生须初中毕业及具有简单的英语能力,侍役、送货员,应具备高小程度。[15]这一时期的店职员招聘启事也大致可以反映出店员应备的教育程度。1924—1926年《申报》刊载店职员招聘启事35个,要求应聘者具有中学以上教育水平的占69%,不要求教育程度的只占17%。(4)

  

   店员组织、团体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早期,店员一般和店东一起加入该业公所,长沙鞋业、酒席业、豆腐业、账薄业、木业公所,都允许店员参加。部分行业,店员自己组织团体“举有总管值年”,“不入会不允许在城做工”,[16]垄断、限制竞争类似于行业公所。其后,随着经济近代化的推进,传统行会组织开始向近代转型,传统行会中原有的师傅一伙计一学徒的三级结构被打破,孕育出以经理人和业主为限的同业公会及职工会、工会。1927年前后,武汉地区报关业、钱业、煤业、火柴业、面粉业、香烟、煤油、皮业、饮片、西药、参燕药行、衣典业、书业、中外纸业、布业、麻夏、匹头业、绸缎呢绒花布、白布、金奶、五金业、海味、糖业、茶食、泰西食物、茶业等先后组织店员联合会或店员工会。鼎定南京后,为缓和劳资矛盾,国民政府回归固有会馆制度,《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店员加入同业公会,“无另设店员职工会之必要”。[17]加入同业公会后,店员表达诉求、对抗强势店主的平台丧失,此后“长长的十几个年头里,店员组织名存实亡”。

  

   二、店员的工作环境及薪金待遇

  

   店员的工作时间没有明确规定,但一般不少于12个小时:零售业店员,早晨8点开市,晚上8点打烊,工作时间平均在12个小时以上;批发业店员工作时间相对短些;[18]书局职员“每天办事12个小时”;M百货公司的营业时间是上午9点至下午8点,大减价时延长30分钟,但开市前店职员就需要到位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打烊后还要整理货品铺面,实际工作时间也在12个小时以上。工作时间内,店员基本不能休息,吃完饭就开始工作,营业忙时甚至边吃饭边工作,除春节外,无节假日。当然也有部分基督教徒创办的百货公司,效仿西方,实行周日休息制度,但“必须来公司听耶稣”,[20]实际上店职员仍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职工运动兴起后,店员的工作时间有了相对明确的规定:每日工作时间,原在11小时者照旧,如在11小时以上者,一律改为11小时。若营业有延长之必要时,可规定店员轮班工作。[21]

  

   就工作性质来讲,店员有“站柜”、“跑街”之别。“站柜”负责店内售货,“跑街”接待远方来客、负责商号同本地其他商行及机构的联络和业务来往,有“公关”、“推销”的性质。学徒、练习生不参与售货,从事“协助生意”的辅助性工作,取货、送货、整理货品、招待顾客等。与“站柜”相比,“跑街”的工作环境较为恶劣,高温、酷寒难避,交通事故甚至会威胁其生命。[22]职工运动兴起后,店员的工作条件略有改善:店家须在夏季设置电扇和风扇,冬季须设置火炉或火盆;夏季为店员提供汗衫一件,毛巾一条,并备置经常救济药品;每月朔望两日,店家须备办较优之肴馔,慰问店员。[23]

  

   店员膳食由店铺供给,但营养“不很充足”。店员加薪成功后,减少伙食费甚至成了“资本家夺回职工斗争成果的一种手段,越来越差”。[24]店员没有独立的房间,只有自己的铺位,空间狭小,像“白鸽笼”、“轮船之统舱、监狱之囚床”,[25]有的甚至是“摊地铺”。店员没有医疗保障制度,“生病无钱医治”,“病重躺一天,扣了一天工钱”。[26]1927年前后,医疗补助制度开始实施,“职员患病(花柳、肺痨、痼疾等病除外),由公司指定医生诊视,或函送医院疗养,病假期内,薪水照给,医药费亦由公司担任,惟均以一个月为限。职员中如有因公致命,或成残废者,由公司发给恤金二百元,以一次为限。”[27]

  

   店员薪资多寡与职位高低、种类挂钩。学徒没有薪水,只有不定的“月规钱”以供剪发、洗澡。店员有固定工资且每年增加,但涨到一定上限就不再增加。1925至1931年间,永安公司一般店职员工资平均增加4.2元,练习生增加1.5元。(5)店员有销售奖,永安公司使用的“厘头制”,就是提取销售金额的2%^乍为奖金,按月发给营业员。销售成绩突出的店员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生意奖金”。店员可以参与分红,天津达仁堂“店员提成工资,按本人本月营业额的8%c左右计算”;[28]永安公司“自花红中提拨10-15%,按薪资比例发放给员工”。(6)节礼、年赏也是店员收入的一个来源,五月节有粽子钱,八月节有月饼钱,年底有“谢仪”或“年赏”,至于多寡,没有客观固定的标准,由店铺自行决定。

  

   考虑到行业差异,店员的生活状况不一而足。部分行业,店员的薪金收入略高于当地平均工资:1925至1931年间,永安公司一般店职员的平均工资为28元,练习生为4元,(7)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的生活需要是28.1元,由于公司提供中、晚餐及住宿,一名普通永安店职员每年可以节余77.2元;(8)达仁堂一个普通药铺店员,每月固定收入不少于35元,养八口之家,还能“小有积蓄”。M但大部分行业店员的酬金待遇较低,难以维持家庭基本的生活需求,“比产业工人更为艰苦”,m“堂倌每月工资大约是4.47元,而同期成都平均工资为13.41元”。(9)《伙友》、《申报?店员通讯》刊登的店员来信多是“生活艰难”的抱怨,反映出店员生活面临着不小的经济压力。

  

   与之相应,店员利益的首要诉求就是加薪、改善待遇等经济斗争,据统计,1919年5月至1921年8月间爆发的15次店员罢工,全是要求“增加工资”。[31]店员工会成立后,店员利用工会组织,向“店东方面猛力进攻”,着力点仍是“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限制店主辞退店员”等经济要求。只是存在着过火行为,使得“店东逃匿,商店倒闭,因而店员失业,两败俱伤”。[32]

  

   三、店员的管理模式及社会形象

  

店员的管理模式因“店”而异,各有特色。为考察方便,本文归之为两种类型一传统店铺、民族资本经济机关。传统店铺一般资本额小,组织简单,店主与店员不仅仅是雇佣关系,还有着“师徒”名分,除了学生意之外,店员还要从事预备洗脸水、倒痰盂、抱小孩等家庭劳役。这类店铺管理思路趋于保守、封闭,除探亲外,店员不准私自离店,也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和纳妾,有的商店还规定不准听戏、赌博、吸大烟、吃馆子等。民族资本经济机关包括民族企业、大商店商行、金融机构等,这类企业规模大,人数多,标榜“科学管理”制度,店员进店一般要经过考试,与业主难以维持个人化关系。这类企业管理方式趋于制度化,重契约,《同人手册》、《售货员须知》、《学生应守之规则》等,对店员的工作内容及处罚方式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店员的工作、生活趋于秩序化、规范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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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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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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