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商民运动时期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1926—1928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 次 更新时间:2017-08-10 13: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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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商民运动时期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其原因在于国民党开展商民运动之初,即认定商会是不革命的旧式商人组织,并确立了对商会进行改造以及由商民协会取而代之的方略。两会之间的矛盾在商民运动的各个阶段均有不同体现,包括广州总商会争取获得“革命”称号的行动被打压流产,汉口、汉阳商会领导人被关押,甚至还有少数商会被商民协会接收。不过,商民协会与商会的成员均属商人,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调解劳资纠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等方面,双方也不乏一定程度的合作。

  

   关键词:商民运动  商民协会  商会  国民党

  

   商民运动期间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关系,是影响商民运动发展进程以及商民协会最终命运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己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均较为重视,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认识却不完全一致。有的论著更加强调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冲突,认为许多地区的商民协会都与商会产生了纷争乃至较为激烈的冲突。(1)但是,另有论著指出,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也有相互合作,特别是商民协会在成立初期,与商会组织互相渗透,行动互为表里,二者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商民协会与商会的矛盾与冲突,是在大革命失败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才不断发生进而激化。(2)

  

   考察有关史实,笔者认为两者之间确实并非只存在矛盾与冲突,在某些方面也有一些合作,因此应该注意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冲突与合作两个面向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强调两者之间的冲突而忽视其合作的一面,也不能由于重视两者之间的合作而忽略其冲突。同时还应注意,不同地区的情况是有差异的,有些地区的商民协会与商会冲突较多,合作较少;有些地区则是合作稍多一些,冲突不是那么明显。另从整体上看,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早在商民协会成立之后不久即己开始出现,并非大革命失败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才开始不断发生。

  

   一、商民协会与商会产生冲突的原因

  

   商民协会成立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即与商会存在着诸多矛盾与纠葛。国民党在推行商民运动初期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利用新成立的商民协会取代原有的旧商会,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只是规定对原有商会“用严厉的方法以整顿之”并没有下令强行解散所有的商会。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当时也未采取什么具体行动真正对商会全面强制进行整顿。因此,在商民协会成立之后,各地的商会依然存在并基本保留原有独立的民间商人社团特征,从而在商界出现了商民协会与商会并存的新态势。

  

   如果国民党在开展商民运动时,一开始就真正强行将商会取消,以商民协会取而代之,就不会有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的情况,当然也就不会有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发生。但这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做到的。姑且不论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最初的辖区仅限于广东一隅,对全国广阔的区域并无管辖权,自然不可能取消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商会,即使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取胜,不断克复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城市,国民政府的辖区范围随之不断扩大,己经逐步拥有对东南许多省份的管辖权,但同样也不可能将各地商会一举取消。在商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商民部也己经逐渐意识到,商会在盘根错节的工商界早己奠定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与影响,轻易实施取消商会的决策,不仅难以贯彻执行,而且还会自寻烦恼。另外,对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言,商会在某些方面也有利用的价值。所以,除少数例外情况予以特殊处理之外,在多数情况下国民党实际上不得不以灵活方式承认商会的合法性,对商会既限制又利用,等到认为时机成熟的条件下才考虑取消商会。

  

   由于商民协会与商会这两个商人团体同时并存,相互之间的矛盾与纠葛也就难以避免。有学者指出,“商会之所以引起商民协会的攻击,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商会在商界拥有的权利。……商民协会成立后,经常汲汲于此类商界权利的攘夺。”其二“劳资冲突中,究竟谁代表资方?这一点也是商民协会与商会争执焦点之一。”其三“商民协会成立后,因会址问题,也经常与原有之商会发生冲突。由于一般各地商会会所都有较大规模的建筑,因此新成立的商民协会如果不是商会主导者,多半都对商会的会所有所企图。”(3)除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与具体表现之外,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经常出现矛盾与冲突,乃至于许多地区的商民协会不断要求取消商会的一个根本性重要原因,其实主要还是缘于国民党最初在确定商民运动方略时,对商民协会与商会的不同政治定性以及拟订的相关政策。在1926年初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会议的讨论发言以及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中,认定商民协会是由中小商人组成的革命团体,而旧商会则是买办、大商人控制的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团体。这实际上就是在政治决策的最高层面上,将商民协会与商会这两个商人团体列为了政治对立的地位,也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定下了两者之间必然出现矛盾冲突的政治基调与根源。正因如此,许多地区的商民协会与商会发生冲突时,即使是由于其他各种具体原因所致,但商民协会对商会进行攻击或指责时,也往往会首先列举商会属于不革命或反革命团体这一理由,造成反革命的商会压制革命的商民协会这一舆论悲情,以求获得党部、政府与社会的支持。

  

   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党不仅对这两个商人团体作出了不同的政治定性,而且还确立了要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策略。尽管在后来进行商民运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国民党采取了灵活的方式加以处理,甚至以某些方式认可了商会的合法性,但国民党并没有正式否定商民运动决议案确立的这一策略。因此,在两者之间冲突白热化,出现商会存废之争时,许多地区的商民协会和地方党部主张取消商会的重要理由,就是援引国民党“二大”以及商民运动决议案确立的这一方略,将其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依据,这也使国民党中央处于了两难的尴尬处境。可以说,国民党早先制定的商民运动方略,既为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埋下了矛盾冲突的种子,也为自己后来处理两者之间的纠纷带来了困惑,在较长的时间里只能左右摇摆,企图二者兼顾,直至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忍痛作出抉择。

  

   且不说国民党的初衷就是要用商民协会取代商会,即使仅就这两个商人团体所具有的不同特点看,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常产生矛盾与摩擦。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大都市,商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连会员也大都是各行业的代表,基本上属于工商界上层,而商民协会的成员除少数大商人之外,主要以中小商人为主,甚至还包括店员在内,因而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都不可能完全趋向一致,自然会在一些相关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尽管商民协会是国民党直接组织的商人团体,有国民党强大的政治势力作后盾,但成立己数十年的商会也早己在工商界奠定了不可忽视的地位与影响,在与商民协会的冲突中并非都处于下风,常常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也并不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才不断发生的,而是早己有之。即使是在商民协会与商会合作较多的广东,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国民党广东省商民部在各地组织商民协会,大力开展商民运动时,从一开始也同样是将商会与商民协会作为性质不同的两个对立团体。

  

   在总结1925年11月至1926年5月广东商民运动的报告中,广东省商民部即明确指出:“商民虽有商会之组织,为商民团体机关,然组织不善,常为少数者所把持,利用该机关以为升官发财机会,不独不足以筹谋商民利益,甚至有用商会以压迫一般中小商民,及勾结帝国主义者及其军阀、官僚、买办阶级,故宜根本改造,另指导一般有革命性的商民,组织商民协会,从事训练指导,使其筹谋商民自身利益,及参加国民革命。”(4)显而易见,广东省商民部之所以要尽快组织商民协会,就是因为旧商会具有种种弊端,需要有新的商人革命团体与之对抗,并对旧商会进行“根本改造”。

  

   受此影响,《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文章也认为:“从前的商人,与革命绝缘,这并不是商人本身之过,而是从前领导商人的机关及领导商人的领袖,都是反革命派的缘故。我们任看那一省的商会,所谓会董,所谓总理,有那一个不是劣绅?有那一个不是买办阶级?有那一个不是亡清余孽?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的急先锋,帝国主义的走狗,试问以这种人而领导商人,则商人又怎能会革命?……在中国国民党指导之下,我们承认只有一个广州商民协会是受着党的指导去努力革命的。”(5)1927年1月国民党广东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仍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和扶植商民协会的发展,对商会进行改造甚至在必要时予以解散。该决议案第二条的内容是:“对于旧式商会之为买办阶级操纵者,须用适当的方法,逐渐为之改造,或遇必要时,应用相当的手段解散之。一面并指导各地中小商人,组织商民协会,及全省商民协会,尤须特别注意此种协会之组织及分子,有无复蹈从前买办阶级把持的旧商会之恶习的危险,并以全力助其发展,使全省商民运动,收指挥统一之效果。”(6)可见,该决议案对商会的政治定性以及拟采取的对策,在当时并无任何改变。

  

   由上可知,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根源,一方面是国民党开展商民运动之初,对旧商会的政治定性以及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从一开始就使这两个团体处在了对立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商民协会是以中小商人为主组成的新商人团体,商会则是由大商人主导而且早己成立的旧商人团体,不同商人阶层的利益需求以及对商界领导权的争夺,也势必使两者之间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因此,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冲突,在商民运动初期即己显现,并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才开始产生。

  

   二、广州总商会争取“革命”称号的挫折

  

   虽然不断有指责和攻击旧商会为反革命商人团体的言论,但在商民运动初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和国民政府也并没有真正对商会采取实质性的打击活动,商民协会更不可能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对商会加以限制和约束。不仅如此,商民部有时也会对商会采取另一种态度。1926年8月间,接任广州特别市党部商民部部长职务的简琴石,还曾在广州总商会召集会议,邀请市党部各部部长、总商会会长、会董及各行商领袖数十人出席。简琴石在会上反复说明商人加入国民党以及参加国民革命的重要意义,“再由总商会会长胡颂棠及林丽生、梁培基、陈远峰、潘琴航、杨公卫、许坚心等十余人发言,皆极言革命之重要,淋漓痛快,直至六时半乃散会。”(7)

  

在此之后,广州总商会也一直力图继续控制商界主导权,并希望取得“革命”的称号,摆脱不利处境。按照惯例,许多工厂店铺在旧历新年初二之后,会辞退一部分工人和店员。1927年旧历新年后,广州各店厂被辞退工人较多,工会组织各业工人店员进行大规模请愿,要求商家不得任意辞退工人,一部分失业工人还采取了抓捕或伤害店东等某些过激行动。于是,店铺商家作为资方也针锋相对地采取行动,在总商会等商人团体的领导之下,组织广州、佛山、石龙等地万余名商人向政府举行大请愿,并发表了请愿宣言。(8)广东省政府议决组织解决工商纠纷仲裁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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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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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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