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研究近代史三十余年的心得与体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5 次 更新时间:2018-05-05 14:09:51

朱英 (进入专栏)  

   4月24日下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教授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红楼”)为大家分享了自己研究近代史30余年的四点心得与体会。本文系录音整理,经朱英教授审定。

  

   一、做学问:先天不足、后天恶补

  

   我是77级学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是1978年3月入学,从上大学算起一晃40年,从事近代史研究也有30余年了。回顾我个人的研究历程,或者说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存在着一个先天不足的情况。“先天不足”是指基础知识学得不好。初中、高中阶段的学习,是打基础的时候,但受到了“文革”的影响,无法正常上课,导致我们基础知识不扎实、不全面。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做了近三年“知青”,后来以“知青”的身份考入大学。基础知识不扎实,也没有长期刻苦地准备高考,不过很荣幸地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那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但这种“先天不足”的缺陷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还是很明显的。我们一级的学生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中的少数,都是很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非常勤奋、刻苦,想把失去的时间“恶补”回来。不少77级、78级大学生,后来在学术研究领域做出来不错的成果,他们没有一个不是靠刻苦勤奋干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需要有相当的积累,大量的阅读,有了厚实的知识积累,还需要思考,人文学科的成果就是在你的思考之上,写出来。勤奋刻苦不可少,如果再有几分聪明,或者说是有几分才华,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最一流的学者,一定会是既勤奋又有才华的,而勤奋是最基本的前提。我个人的体会非常深刻,尽管我们“先天不足”,但通过“后天的恶补”,基础知识体系的缺陷得到很大程度的弥补。

  

   二、找准方向、精耕细作

  

   从事研究工作,第一步就是要找准方向,这不仅仅局限在近代史研究的领域。找准方向之后再精耕细作。找准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关系到你今后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空间,取得的成绩。一般地讲,我们最初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都是从一个具体的方向或是一个题目开始,包括在读硕士、读博士,都需要找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你研究的方向。你做的题目能否有一个长期的发展空间,而且你做出的成果能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题目不宜太大,也不能太小,但方向一定要有发展空间。由于我的“先天不足”,尽管大学四年非常勤奋刻苦,但都只是做了打基础的弥补,至于史学研究怎么做,基本上没有找到门径。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和同班同学马敏考上了章开沅先生的研究生,跟章先生读研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读研究生后,首先要找研究题目,找方向。我很幸运,章先生帮我找到了研究题目和方向。当时我自己还没有能力,找到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甚至能影响我一辈子都能做得下去做出成果的好选题。

  

   在七十年代末,章老师深入做辛亥革命史研究,他在全国各地查资料,在苏州档案馆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苏州商会的档案。商会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在辛亥革命前,它是由新兴的工商业者共同组成的一个新式商人社会团体。过去,我们在做辛亥革命史、做资产阶级研究时,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商会。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和港台、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就发现关于辛亥革命史,我们从未思考过的一些问题,而港台、国外学者都提出了质疑,例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我们一直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从未质疑过。但台湾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欧美或者日本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其中一个疑问是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有资产阶级吗?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研究就是研究工商业、资本家,大陆学者的资产阶级的研究把对象搞错了。当时国内一大批关于辛亥革命和资产阶级的研究成果,都是在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者立宪派,而革命派中很难找到资本家,立宪派中有少数是资本家。大陆学者作出回应,说资产阶级应该包括狭义和广义的概念,狭义说就是资本家,广义说就包括了资本家的政治代表:革命派和立宪派。但我们发现,我们主要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反过来说,资产阶级主体即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我们是缺乏考察的,这是我们研究的缺陷和不足。章老师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他也发现了商会的材料,商会是工商业资本家的团体,我们通过商会研究,考察它方方面面的情况,考察它的活动,从而可以论证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是否存在资产阶级。章老师意识到苏州商会这批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希望整理出来。但苏州档案馆的领导感觉比较为难,因为这批档案的量太大,从1905-1949之后所有的内容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整理需要花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还需要整理者有一定的专业素养。章老师提出,我们派老师和学生帮助档案馆一起整理这批资料,并作为两个单位共同署名的成果。正巧那年(1982年)我和马敏考上研究生,就这样我们开始在两个老师的带领下整理这批资料。章老师给我们下发的任务是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寻找自己研究的题目。章老师并没有具体说研究什么题目,但他说看档案会发现里面的题目很多很多。刚开始我们很迷茫,大学四年都没有听说过商会,后来请教林增平老师,林老师说这个题目好,可以研究一辈子了。对于当时的我,可能还体会不到章老师、林老师的用意,现在我非常赞同了,而且还要补充一句,这个方向是一辈子也研究不完的。商会研究需要更多的,年轻的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里。这个方向对我和马敏教授影响太大,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同时能够看到那么多成体系的原始档案,非常幸运和难得了。

  

   找准方向后,开始精耕细作。着手研究后发现,光靠档案资料是不行的,一定要靠大量的史料征引。史学研究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找史料。现在有很多技术、方式比较方便地查阅资料,当年条件有限,而且湖北武汉近代档案的保存很少。清末全国有8大商会,其中一个就是汉口商会,可惜武汉基本没有保存清末民初的汉口商会档案。所以我们从其他途径寻找资料。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很重要的一种资料就是报纸和期刊。清末和民国报刊数量相当多,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比如申报,就是全国性的报纸,当年是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数据库可以检索的,我们只能跑到图书馆去查胶片。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去国家图书馆看《时报》,整个国图只有三、四个阅读器,我们首先要抢占阅读器,抢到了每天早上去一直待到晚上关门,万一有一天没抢到,就很沮丧。而且我是外地进京,当时国图又不能复印,也不能像今天一样拍照,只有靠手抄。很大一批资料,全部手抄。随着日积月累,我们的资料卡片就是一堆一堆的。手抄资料的一个好处就是容易分类,而且对资料内容熟悉,现在虽然很容易检索到资料,但很难分类、没有理解,不能直接使用。我对资料熟悉并以问题分类,这些资料都可以转换成论文里有用的征引。读书时为了搜集资料是全国各地跑。读研和刚工作时,去国外或台湾机会很少,一直到八十个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有机会去台湾。去台湾做交流学者的机会,我看到不少大陆没有的资料,对我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所以精耕细作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就是大量的搜集与选题相关的资料,你资料的占用量多,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和其他人不一样,而且这个工夫是否到位,能够充分地反映到你的论文或著作中。史学的研究,没有史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这一点讲,不踏踏实实地做,真的很难出成果。但只要真正进入到了史料的海洋中去,方方面面的史料逐渐掌握,你又会发现有很多可以做的题目。

  

   此外与你研究方向、研究题目直接相关的论文、著作,你肯定不能放过,容易忽略的是标题里可能没有直接关联,但研究内容却可能有相关性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好的学者,即使不是和你同一方向的研究,但他的论著中会涉及到相关话题,会有一些很好的思路、建议。那么精耕细作除了史料,就是要对已有的研究论文、著作花力气去读,去啃。学习研究论文,包括国内的学者,也包括国外的学者。我们发现有很多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非常出色,他们研究的长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研究中的短板,广泛的阅读之后,又有了充分的史料,加上对史料的分类和详细的了解,非常了解所作的研究从何时开始,经历了哪些阶段,研究了哪些议题,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没有做的问题,通过阅读发现问题,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术研究思路,而且这样的学术研究一定是有学术原创性的。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有三个方面是需要一辈子不停地追求和实践的——读书、思考、写作,唯有如此学问才会循序渐进。

  

   还有一点体会,就是在研究初期要对自己有一个高要求。从我个人的体验,或看一些比较优秀的学者,早年发表的论文都写得非常好。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清末苏州商团的,写完初稿后反复修改,后来投给《近代史研究》,很顺利的发表;之后一篇是写清末苏州商会,也花了很多功夫,很顺利地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因为有新题目、新史料、新观点的缘故,当时投稿没有退回修改,发表极其顺利。我发表这两篇文章是30、31岁,发了这两篇论文之后,自己就知道,写文章应该写成这样,反复修改达到一个高的水平才算完成。马敏老师更厉害了,第一篇就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起点非常高。高要求之后又有好的期刊发表,对自己也是极大的鼓励,更加有信心继续做研究。后来我们连续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了一些论文,对以后学术研究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即使这样,后来我也一直在坚持不停地读书、思考、写作,依然勤奋治学,这样才能持续进步。

  

   三、处理好学术研究专与博的关系

  

   专题研究要深、要透,剖析问题的方方面面;先是要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拓展,所以仅仅知道某一个方向,某一个专题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也不可能做出好的研究。例如商会研究,不仅是研究商会的内容,还涉及近代史的方方面面,需要多角度论证。假如我对其他的问题不了解,对商会的认识也不可能全面、深刻,所以治学中一定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我的论文和专著,很多都是以“商会”为主,题目或内容都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相关问题,既有独立性又有自己的系统性。我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了解商人是个怎样的群体,他的整个发展脉络,于是需要了解近代商人,甚至古代商人。在历史进程中,在近代所谓“新”与“旧”有哪些转换和矛盾冲突。不去了解内在的发展变迁,单纯地从商会章程入手,很难具体深入地作分析。

  

其次,商会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查阅苏州商会档案时,我发现有几份苏州农会档案史料,具体内容是苏州农会给苏州商会的公文,还盖有农会的大印。当时就有疑惑,在此之前我们所知道的农会,都是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的农民组织,但从未听说过辛亥革命前有农会。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写过相关的文章。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便开始留心这个问题,不断捕捉、寻找材料,在全国各地搜集商会资料的同时,我也收集了不少农会的资料,写了几篇文章。这是一个全新的题目,有人说开拓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子课题。特别是后来在故宫“一档”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查档,既有商会的档案,也有农会的资料。其中有两卷关于农会的档案非常重要,使我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农会这个组织。这些农会档案是当时晚清全国各地农会上报清廷中央农工商部的各种材料,全国各地农会的负责人、具体工作事项等都有涉及。我估计在我查阅此档之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资料。我还在湖北省图书馆抄到一份《湖北农会报》,这份报刊是清末湖北农会办的报刊。有了这些材料的积累,写成了《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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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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