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 次 更新时间:2017-08-02 16: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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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提要:国民党在开展商民运动之初,确定了对商会予以改造,并最终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但在商民运动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又实行了左右摇摆,或是不断变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商会政策。国民党中央希望对商会进行改造与利用,甚至试图以制订新商会法的方式,使商会获得合法存在的依据,避免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各级党部中的商民部却一直倾向于取消商会,由商民协会取而代之。因此,国民党中央与各级党部的商会政策也不完全一致,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商会与商会协会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国民党  商民运动  商会  商民协会

  

   在如何对待商会的问题上,国民党表面上从发动商民运动之初就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制定了对商会予以改造,并最终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似乎是政策明确,态度坚定。但是,在开展商民运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国民党对待商会的政策却或是左右摇摆,或是不断变化,甚至是相互矛盾。不仅如此,国民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国民党中央或是中央商民部与一部分地方党部对待商会的态度与政策,有时并不完全一致,或者是党部与政府的决策相互抵牾,这些都给商民协会与商会两者之间关系,甚至是整个商民运动的发展走向增添了许多复杂不定的因素,也是我们在考察商民运动时期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关系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即就商民运动中间阶段国民党对待商会的发展演变,略作初步考察(1)。

  

   一、国民党对待商会的矛盾政策

  

   国民党在推行商民运动初期所采取的一项,就是想用新成立的商民协会取代原有的商会,但《商民运动决议案》只是规定对原有商会“用严厉的方法以整顿之”,并没有下令强行解散所有的商会。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当时也未采取什么具体行动真正对商会全面进行整顿。因此,在商民协会成立之后,各地的商会依然存在并基本保留原有独立的民间商人社团特征,从而随之出现了商民协会与商会并存的新态势。如果国民党在开展商民运动时,一开始就真正强行将商会取消,以商民协会取而代之,就不会有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的情况,当然也就不会有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发生。但这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做到的。姑且不论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最初的辖区仅限于广东一隅,对全国广阔的区域并无管辖权,自然不可能取消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商会,即使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取胜,不断克复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城市,国民政府的辖区范围随之不断扩大,已经逐步拥有对东南许多省份的管辖权,但同样也不可能将各地商会一举取消。在商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商民部也逐渐意识到,商会在盘根错节的工商界早已奠定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与影响,如果轻易地实施取消商会的决策,不仅难以贯彻执行,而且还会自找诸多麻烦。另外,对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言,商会在某些方面也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国民党实际上不得不以灵活方式承认商会的合法性,对商会既限制又利用,等到时机成熟才考虑取消商会。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曾批准解散少数地区的商会,由商民协会取而代之,这又导致国民党的商会政策缺乏统一性甚至相互矛盾,不得不予以临时性的调整。

  

   商民运动期间,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会发生冲突与纠纷,需要国民党予以裁决,也迫使国民党不断面临如何对待商会的问题。例如,1927年1月,汉口商民协会决定募款慰劳北伐军,即与汉口总商会产生了一些纠葛,将总商会副会长强行掳去关押。事后,汉口商民协会还强烈要求取缔汉口总商会。同月26日,刚成立一个多月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第18次会议上专门讨论如何处理这次冲突。汉口市市长刘文岛列席了会议,并说明“如取消总商会,上海总商会必生反感,各商人亦必恐慌,经济必生影响,而政府筹款紧急,尤为重要”。刘文岛在报告中还提出“拟请予总商会以保障,俾其机关本身不生问题,可以帮忙财政。”(2)很显然,作为武汉市市长的刘文岛,显然并不主张在当时的情况下取消总商会。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此次联席会议最后作出决议:“由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通知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现在时局严重,各该会等应约束会员,不得自行捕人及有其他越轨行动。……总商会仍应存在,但希望能与各商民团体合作。”对于有人在会上提出的“总商会组织上之不能代表多数商人确是事实,应有相当解决”这一问题,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表示:“此点前在广州时亦已见及,拟另制商会组织法,现在可以决定总商会于商会法未公布前暂照旧。”(3)

  

   1927年5月,在武汉又发生了汉阳商会会长周文轩被逮捕、其产业被查封的案件。当时,武汉国民党中央刚刚颁布了保护与联合小资产阶级、防止过激行为的政策,但接着即有该案发生,似乎给人“国民政府令不出门”的印象。中执会政治委员会遂决定释放周文轩,发还其产业。类似商会会长被商民协会抓捕关押的情况,并非仅仅只在武汉发生。据国民党中央江西特派员陈其瑗在1927年5月12日举行的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所作报告透露,在江西的南昌,也曾发生总商会正副会长等3人被抓捕,总商会会址被商民协会强占的激烈冲突事件。后经陈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二人的干预和说服,召开各界联席会议“议决了七项:(一)总商会被捕的三人,放两人扣一人,并声明是因为总商会长个人有毛病,并非对总商会有什么过不去。至于总商会的会址仍然是发还,另外为商民协会找地方。”(4)武汉和南昌的这两个极端事例都说明,商民协会对待商会的态度和行动,较诸当时国民党中央对待商会的政策还要更加激进,以致于冲突发生后,不得不由国民党各级党部出面对商会予以某种程度上的安抚。

  

   上文所述面对武汉和南昌商会会长被拘捕案,以及商民协会取消商会的要求,中执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均给予了否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种处理办法已是国民党的既定政策。实际上,在此前后其他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不断发生矛盾冲突之后,其中的一部分商民协会也向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和国民政府提出取消商会的要求。由于在是否取消商会这一问题上,国民党中央并无明确统一的政策,因而多以个案方式进行处理,中央商民部甚至也曾批准了当地商民部取消商会的请求,故而常常出现政策与决策自相矛盾的现象。

  

   具体说来,一部分商民协会希望借助国民党的政治权力将商会接管或是取消,国民党中央商民部也曾一度表示同意,向中执会提出旧有商会组织不良,行动乖谬,应予提议取消,以改善并统一商人之组织一案,商民协会更是攻击商会“在阻挠商协之会务,我党商民运动良以此为心腹之患”。(5)

  

   例如1927年3月,成都市商民协会领衔将一份号称有万余商人具名的呈文,送交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历数成都总商会自清末成立到现在的种种劣迹,强烈要求将该总商会予以取消。这份呈文指出“去邪先于扶正,舍旧乃可谋新,古今中外莫不同。然革命工作犹非如是,不足以促进行也。查成都总商会自前清末叶成立以来,即由官僚主持于上,商听命于下。凡我弱小商人,不惟未得该会之保护,转被该会所压迫。……为会长者,恃其接近军阀,复串通洋行运动武器,扩张乱源,运售鸦片,流毒全国,为害之大,不堪言状。此即民十三以后迄于今,兹成都总商会之情形也。以上数端,不过略举成都总商会罪恶之大概,而亦可见其为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等,藉以为蹂躏弱小商人之工具也。”(6)收到这份呈文之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转由中央商民部查核处理。中央商民部经研究,向四川省党部商民部下达训令:“现据成都市商民协会呈称,成都旧商会一般奸商倚官作势,营私舞弊,恳请明令取消,以谋商人解放,等情前来。查阅所呈各节,该旧商会劣迹昭著,殊堪痛恨。为此,令仰该省党部商民部,查照原呈各点,酌量情形,核查具复。”(7)

  

   在湖南长沙,商民协会初建时,总商会领导人左益斋等还积极参与筹备,后来并担任了长沙市商民协会的常务委员,似乎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冲突。但随着商民运动的发展,在湖南省商民协会筹建之后,双方的矛盾仍不断扩大,并发展为商民协会要求取消总商会的程度。1927年3月,长沙市商民协会即呈请湖南省商民协会筹备处,请求“将长沙旧商会实行取消,以便统一商民组织,集中革命力量”。湖南省商民协会筹备处呈报武汉中央党部、政府各委员会及省商民部,认为“长沙全市商民均已加入市商协,同一地域实无两团体并立之必要。属会观察湖南情形,总商会名义尽可取消。”(8)中执会转批中央商民部审核处理,4月7日中央商民部回复:“该案现已令行湖南省党部商民部核办,俟其呈复再得呈报。”湖南省党部商民部对取消总商会的要求也表示支持。最后,中央商民部令湖南省党部商民部呈取消旧商会情形,准予备案,并在致湖南省商民部的指令中“合行令仰该省党部商民部核办,着即呈复备查为要”。(9)在此之前,长沙市商民协会还发布快邮代电,宣布:“旧商会实行取消之后,所有旧商会债权债务,均由市商协继承负责,以统一商民组织,集中革命力量。除定本月卅日将市商协迁入旧商会会址办公,并分别呈报备案,特电奉闻。”(10)国民党湖南省执委会只是认为,对商会的债权债务,应先组织清理委员会进行清查,并在呈中执会文中说明:“旧商会债权债务由该商协负责一节,应先由该商协会组织清理委员会,详细清查,较为妥便。除训令该市商协知照外,理合备文呈报查核。”(11)

  

   另外,前述南昌总商会正副会长被捕之事,实际上南昌总商会也曾一度被南昌商民协会接收。1927年5月初,南昌商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李郁等人,呈请江西省党部商民部转中央商民部,报告相关经过,希望得到中央商民部的批准与支持。呈文指出:“窃四月二十七日南昌各民众团体暨卫戍司令部、南昌公安局,会同清查反革命委员会于清查户口时,将南昌总商会会长张继周逮捕,认为有反革命行为,已致该会负责人。兼之本党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案,应将旧式商会取消,交商民协会接管,根据以上原因,特于四月二十七下午七时开执委裁判委员执行联席会,关于接收总商会问题,议决成立南昌市商民协会接收南昌总商会委员会。”(12)中央商民部也曾一度同意南昌市商民协会接管南昌总商会。中央商民部致江西省党部商民部令称“据呈报南昌市商民协会接收南昌总商会等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商民运动决议案第二项,对于旧式商会之为买办阶级操纵者,径用适当方法逐渐改造,一面并帮助各地中小商人组织商民协会,一洗从前绅士买办阶级把持旧商会之恶习之规定,已经颁布。现该商会既属反动,自应由市商协接管,仍应预为制止以后反动分子,于可能范围内,除反动分子外,尽量联合各阶层商人,共同团结,以谋商业进展,而固革命战果。至于接管旧商会一节,暂准备案。”(13)

  

事实上,在中央商民部同意江西省商民协会接管南昌市总商会以前,江西全省商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5月5日召开大会,通过了“取消商会、商团并接收其器产案”此案通过之后,中央商民部特派员张振鹏在大会上虽说“总商会为无明令取消,俟中央取消时说明接收办法,再行遵办”,但同时又同意“现在全省商民协会已成立,即以总商会为办公地点,其财产器具概由南昌市商民协会接收,可由其暂保管。”因而实际上江西省商民协会在未报经中央商民部批准之前,即已先行接管了南昌市总商会(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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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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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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