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维护国权与商权:天津商会抗议日本领事干涉会长选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17-08-18 13: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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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1919年11月日本驻津总领事蛮横干涉卞荫昌当选为天津商会会长,企图迫使农商部罢免卞氏会长一职,成为近代中国商会发展进程中的罕有事件。天津商会接连呈文国务院、外交部,要求向日方表示严重抗议并撤换该总领事,得到全国商会、天津各界大力支持。虽因受到各方面因素制约,天津商会的抗议目的最终未能完全达成,但却使日本领事不敢再进一步提出相关要求,在维护国权与商权等方面产生了值得肯定的正面社会效应。

  

   [关键词]卞荫昌;天津商会;日本领事

  

   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的1919年11月,天津总商会突然遭遇了日本驻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强行干涉该会选举卞荫昌担任会长事件,此类情形在近代中国商会发展史上十分罕见,不仅使天津总商会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也引起社会舆论关注。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天津总商会如何应对?官府如何处理?各界又如何反应?以及此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均值得深入探讨(1)。

  

  

   自从1915年民国北京政府正式颁布《商会法》以后,全国各地商会即根据相关条文之规定,一律采取投票选举的方式选出正副会长和会董。通常都是由会员投票选举会董,再由会董投票互选正副会长,虽然选定之后须经地方行政长官报农商部备案,但整个选举从筹备直至投票均由商会自主进行,除非选举过程中存在舞弊情形,一般情况下官府都不予干预,更未曾发生外国领事横加干涉的先例。既然商会领导人选举属于中国合法民间社团内部开展的正常会务,与中日外交毫不相干,日本驻津总领事为何会干涉天津总商会的会长选举?揆诸史实,可知其缘由既与五四运动时期天津总商会的积极反日行动有关,也与新当选的商会会长卞荫昌个人的对日态度及其表现有直接联系。

  

   在五四运动中,各地商会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商会因态度消极受到社会各界强烈抨击,如号称近代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即因所谓“佳电”风波受到商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激烈批评,被指为“不啻与虎谋皮”。社会各界更是强烈要求罢免“媚外辱国”“丧尽廉耻之正副会长”,由此使上海总商会穷于应付,会务陷于停顿。面对商界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最终不得不宣布辞职。与上海总商会相比较,天津总商会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则显得十分积极主动。该会在运动之初即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表示:“日人对于我国青岛,无条约根据承袭德人之后,竟强占不归,殊与我国领土主权攸关。刻全国合力协争,期于必达目的,使日人将青岛完全归还。用特电恳诸公,力为主张,勿稍退让,必将青岛收回,以保领土。”(2)随后,天津总商会又不顾地方官府训令,应各界之要求两次领导商人举行罢市,并组织商界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天津总商会在五四运动期间的积极态度与表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称誉,但却遭到日本驻津总领事馆忌恨,时任天津总商会正副会长的叶登榜、卞荫昌,更被日本方面视为组织天津工商界反日的重要领导者和眼中钉。

  

   叶、卞二人均为近代天津工商界实力雄厚、极具影响的重要人物。1912年,天津商会的总理宁世福、协理吴连元(在《商会法》颁布前商会领导人_般都称为总理和协理)相继因故提出辞职,对会务不无影响。按照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的要求,经由天津商会于当年10月“公举”,叶、卞二人被选为总、协理,成为执掌天津商会的新领导人。1918年3月,天津总商会举行《商会法》颁布后的第一次无记名投票选举,叶、卞二人又以高票当选而连任正副会长。但是,叶登榜在当选会长之后却致函商会,表示“鄙人前此就职会长以来,先后已历数载,知识薄弱,魄力毫无,又兼本务冗繁,顽躯多病,于会长职务未能稍尽万一,清夜思之,惶悚实甚……此次当场票举鄙人正会长一席,恳请另选贤能就职任事,鄙人情愿以会董名义帮同办事,稍盖前愆,是所切祷”(3)。在此情况下,新一届天津总商会的全体会董遂公推副会长卞荫昌“兼代其事,以为临时接济,俾期会务不致间断”。于是,在此之后直至五四运动期间,卞荫昌成为天津总商会的实际领导人。期间他还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和众议院议员,因此而不得不“京津奔驰,恐难兼顾”,天津总商会会董又曾再次联名敦请叶登榜就任会长一职,但叶辞职之意已决,仍未就任,只能由卞荫昌继续勉力维持会务。

  

   卞荫昌(1866—1926),字月庭,出生于天津商贾名门。坊间流传歌谣有称: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显示了卞家在津门的雄厚经济实力。有关卞荫昌生前言行之各种记载虽然为数不少,甚至还有新近录制的历史纪录片“卞月庭与天津商会”上海电视台:百年商海”第34集),但这些记载多未注明原始出处,有些只是传闻,不足为信史。1926年12月,60岁的卞荫昌在天津总商会会长任上因病去世(4),总商会会同天津各行商研究所、天津各同业公会、天津银行公会、天津红十字会、天津八善堂等团体,共同成立了“追悼天津总商会卞会长月庭筹备处”,筹备处发布的哀悼启事对卞荫昌作出如下评述:

  

   天津总商会会长卞月庭先生荫昌长才伟略,领袖群商,在职多年。如兴办各种慈善事业,保全本埠地方治安,组织天津商团,维持中交停兑,要求拨车运粮运煤,以及通商惠工,调剂金融,提倡海外贸易,协助社会经济,通达商隐,兴学育才,荦荦大端,久已口碑载道。兹值仙逝,痛悼同深(5)。

  

   在天津商会的历史上曾出任会长一职者不乏其人,但逝世后由商会等多个团体联合发布哀悼启事,并组织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全国各地31个总商会,直隶各县109个商会,天津各同业公会25家,各法团35家,各机关46处,均致送了挽联哀幛(6),享有如此隆誉者,显然唯有卞荫昌一人。即使就全国范围而言,出任各省市总商会会长者数不胜数,也极少见到有人在逝世后享受这样的礼遇,可见卞荫昌之不同凡响。这既是因其不幸病逝于会长要职任上,更是缘于其生前所作所为受到工商界拥戴和社会各界敬重,甚至与本文所述之日本驻津总领事强行干涉其担任会长事件也不无关联。

  

   卞荫昌不仅热心公益事业,曾担任天津红十字会理事长,而且具有较高的爱国热情,积极参与领导天津工商各界的一系列爱国斗争。例如1915年年底至1916年,天津法租界当局以武力强占旧城老西开区域,企图吞并该地扩充租界。天津各界“爱国贤豪,咸起抗议,几累邦交”。卞荫昌积极投入这场爱国斗争,“奔走摒营,力持正义”,并联合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国权国土维持会”,出任该会会长,“足见乡望之允孚矣”。天津商会还曾致函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各省商会联合会,呼吁停止对法贸易,维护主权:“天津西开地被驻津法领带兵侵占,拘押华警九名,侵权辱国,激动公愤。政府、国会严重力争,本省商民誓与法国停止交易,力恐不逮,泣求全国同胞,死力抵制,以雪国耻,而挽主权。”(7)经过天津各界近一年的坚持抗争,最终迫使法租界当局不得不放弃吞并老西开的图谋。

  

   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渗透扩张,卞荫昌也一贯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1915年,日本政府强行要求中国接受其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上海商界还发起成立救国储金团,“以中华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天津总商会在正副会长叶登榜、卞荫昌主导下踊跃响应,于当年5月在津成立直隶救国储金团,由卞荫昌出任干事长。为唤起民众爱国储金热情,筹备中的直隶救国储金团向各界阐明:“国势岌岌,财政日竭,人民非实力救济,不足以维时艰,趋势之所在,不能稍是缓图,各同胞应急为猛醒者也。”于是,直隶救国储金团召开成立大会时,“到会者一万余人,演说员数十人痛哭流涕,闻者慷慨激昂,当场认储金二十余万,足见我同胞人心”(8)。在此后救国储金团的实际运作过程中,身为干事长的卞荫昌也一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五四运动期间天津总商会举行的一系列反日斗争,因会长叶登榜当选后始终未上任,主要由代理会务的副会长卞荫昌全力主持,这是卞氏遭致日本驻津总领事馆忌恨的根本原因。在天津总商会两次组织商人举行罢市之后,各界爱国人士为“达到最终之目的”,又联合发起组织各界联合会。卞荫昌不仅积极参与其事,而且还曾当选为各界联合会会长,另有商会会董分别担任联合会评议部、总务部部员及调查科、交际科科员。天津学生联合会呼吁抵制日货,总商会内部起初意见不一,有会董担心商家遭受经济损失,但稍后受到学生爱国激情的鼓舞和各界联合会的推动,也表示大力支持并积极予以配合,接连布置各业商人调查所存日货,制定抵制日货简章。于是,经过“商会提倡,频频劝勉”,天津商界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展开,各业纷纷发表抵制日货宣言,拟订抵货具体办法,“情愿牺牲营业,共救危亡”。天津总商会还鉴于连年水旱频仍,米粮减收,议决“自兹之后,凡业米粮各商于售卖大宗米粮,必须审详查明,如果日人购买或国人甘心冒名作奸,间接转售,即行拒绝,勿得卖与”(9)。

  

   对于卞荫昌领导天津总商会开展的抵制日货行动,尤其对商会决议“米麦等粮以及制品等类不得与日本人交易,并不得售与本埠中日合办寿星面粉公司”,而且还“通电各省商会及登报宣布”等举措,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甚为恼怒,气急败坏地向天津警察厅去函,指责总商会“此种行为,有属妨害个人交易之自由,违反两国通商条约之精神,且阻害两国之国交,殊属不法”,要求警察厅立即“从严查办”。天津总商会面对这一指控,义正词严地向警察厅回复:“敝会通电禁止米粮出洋,系为维持本国民食,系国内一种政策,外人何得妄肆干涉?”(10)这是卞荫昌领导天津总商会与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第一次间接交锋,日本方面无疑也因此更增加了对卞荫昌的恶感,为此还曾向直隶交涉公署施加压力,企图逼迫卞荫昌“自行退职”,但未得逞。

  

   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各地还曾普遍成立名为“救国十人团”的民众反日爱国组织。其组织方式是每10人为一团,以团代表(有的称团长)为首,各团联合起来推举总团长,共同行动,具有突出的民众性和普及性特点,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活动十分活跃。“救国十人团”最初发源于北京,随即扩展至天津、上海及全国各地。天津“救国十人团”发表的成立宣言阐明,其职责为:“(一)提倡国货,宁死不买仇人的货物,自己的住屋不许仇人贴广告。(二)有款存在仇人银行,应立刻提出,并不得使用仇人银行的纸币。(三)各人均代表其家庭负责(以同居为限)。(四)十人互相监督,以人格或生命为担保……至我国国权土地完全恢复时为止”(11)。从《益世报》的报道中不难发现,天津“救国十人团”持续存在的时间较长,并开展了许多具体活动,在反日爱国运动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天津“救国十人团”的总负责人,也是由卞荫昌担任。其领导“救国十人团”开展抵制日货以及相关许多活动,也正是日本驻津总领事干涉其当选总商会正会长的所谓理由之一。

  

综上所述,日本驻津总领事馆对于天津总商会的一贯反日态度与种种行动早已有所不满,并认为担任总商会正副会长的叶登榜、卞荫昌是天津工商界反日行动的主导者,尤其在会长叶登榜辞职之后,以副会长身份代理总商会会务的卞荫昌,已属天津商界反日的为首之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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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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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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