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 次 更新时间:2017-08-01 09: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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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湖南商民运动在兴起阶段的特点,首先是对待商会的态度与策略方面,与国民党中央商民运动决议案所确定的方略明显不同。其次是在湖南一些地区商民协会建立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发挥了比较突出的作用与影响。湖南各地广大商人以商民协会为依托,踊跃开展了各项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许多商民协会也积极承担组织商人支持革命,以及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任务,从而使湖南商民运动获得了迅速发展。

  

   关键词:国民革命;商民运动;商民协会

  

   国民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己比较充分地意识到商民运动发展的滞后性,其后果对国民革命影响甚大,遂在会上正式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明确制定了商民运动的方略,于是,在此之后商民运动明显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不仅国民政府所在地广东省的商民运动得到更进一步扩大,而且很快扩展到其他地区,产生了更为突出的影响。本文主要以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为例,论述国民党“二大”之后商民运动在其他地区的扩展情况。(1)

  

   一、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及其特点

  

   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后,不仅广东省的商民运动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其他许多地区的国民党省市党部也先后成立了商民部。于是,这些地区的商民运动也相应地开始进行。尽管其声势不及广东,但同样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相对而言,湖南省商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较有特色,影响也比较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湖南紧邻广东,受广东省商民运动发展的影响更快也更直接;另一方面是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首先也是抵达湖南,国民革命的日趋高涨,对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湖南的商民运动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在对待商会的态度与策略方面,与国民党中央商民运动决议案所确定的方略明显不同。另外,在湖南商民运动兴起之初,尤其是在一些地区商民协会建立的过程中,该地区的共产党员发挥了比较突出的作用与影响,这种情况与国民党“二大”之后国共两党之争曰益加剧,以及共产党开展民众运动策略的变化紧密相联。

  

   由于国民党“二大”召开的过程中,己经反映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与影响明显上升,加上通过这次会议之后共产党人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高层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权力也明显扩张,因而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了诸多不满情绪,身拥军权的蒋介石也开始转变其先前较激进“左”派的面貌。此时,蒋与新来华暂时接替鲍罗廷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又名古比雪夫)和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矛盾猜忌,也愈演愈烈。于是,在“二大”闭幕后不久,即发生了所谓“三。二?”事件。(2)该事件发生后,莫斯科方面并未对蒋介石的行动表达强烈的不满,相反还采取了较大程度的妥协退让策略,又调走与蒋有矛盾的季山嘉,派鲍罗廷重回广州,使蒋介石得以放下心来采取进一步行动。不久,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即通过了严重排斥和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此后,由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不得再担任部长职务,致使共产党无法像先前那样从国民党上层扩充力量,只得转而改变策略,着重从国民党基层党部和民众团体等方面做工作,其中也包括积极参与组织各项民众运动,争取更多基层力量的支持。(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地区的共产党员在本地商民运动兴起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商民协会成立的过程中较为活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可以称得上是湖南商民运动初期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湖南省党部商民部于1926年4月成立,廖汉瀛任部长.在北伐军攻克长沙和湖南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湖南的商民运动虽己开始进行,但尚未真正兴盛起来。据省商民部秘书姜梦周同年8月在湖南省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透露:‘去年组织商民协会因在反动政局之下,大商与政府勾结,中小商人被其压迫,未能发展。至今年四月本部正式成立,曾发出告商人书,六月组织商民运动委员会,即通令各市、县党部,令即时成立商民运动委员会,本部派人往而指导之[1]。但是,其实际工作主要限于召集商民代表开谈话会,组织长沙市商民协会筹备处,成立商界青年励进会等。由于没有开展更多的实际工作,湖南的商民运动当时并未真正兴起只在宜章一地成立了商民协会,耒阳、永兴、浏阳、醴陵、湘乡等县的商民协会尚在筹备之中。姜梦周在报告中还说明,商民运动之所以未能兴起主要是因为存在三个方面的困难,即店东少店员多,利害又相冲突,不易组织;商民不愿牺牲其营业,故到会者少;商民多爱和平,难使其冒险以谋民众之福利。实际上,这三个因素虽有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当时湖南省党部商民部的实际工作力度不够,国民革命在湖南的声势与影响也不是非常显著。

  

   湖南的商业原本并不是很发达,因而大富商较少,中小商人居多,这一特点应该是有利于建立商民协会和开展商民运动。湖南商民部对此也有认识:‘湖南商业,素不发达,商民多为中小商人,大商人占极少数,且深处内地,一切金融活动,货物输入,均仰给于汉口外商,不能独立,是以商人无不受帝国主义之侵略,军阀之压迫摧残,加以土匪极多,杀人越货,层出不穷,故商人所受之痛苦,不减于农人、工人。”[2]因此,在国民革命形势的推动之下,如果湖南省商民部广泛进行宣传与动员,切实开展实际工作,湖南的商民运动很快就会得以发展。湖南省商民部对此也不无认识,成立之后“即发布告商民书数万份,使一般商民咸知欲解除本身痛苦,非自动组织加入国民革命不可。”[2]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湖南,特别是攻克了长沙之后,湖南的民众运动即迅速发展壮大,商民运动也随之很快开展起来。1926年7月12日,北伐军克宁乡,入湖南.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之际,国民党湖南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于8月间召开,议决开展湖南农、工、商、学、青、妇运动案,发表大会宣言,强调“目前应极力领导民众集中政治上军事上一切势力,援助北伐军。努力以求北伐之成功,尤须发展湖南之革命势力,以巩固北伐军之后方。”[3]

  

   本次大会议决通过了“关于商民运动决议案”,确定了省党部大力开展商民运动的若干具体措施:

   (一)督促各级党部,注意商民运动,使各县市商人起来组织商民协会,一洗从前土豪劣绅及买办阶级大商人把持商场之恶习。

   (二)对于商民协会之扩大进行,应辅助革命的商人组织全省商民协会,使成为组织严密的辅助国民革命及代表大多数商民利益的团体,以促进商民之革命意识及行动。

   (三)各市县党部,须增设商民委员;商民运动重要地方,须成立商民运动委员会,共策进行。

   (四)详细调查各地商场情形,制定商民运动策略,指定各地商民委员及商民运动委员会执行。

   (五)须出定期刊物及各种小册子,供给各地商民运动负责党员以各项资料,俾得以互相讨论。

   (六)须督促各地商民委员,向商民部作经常之报告,以便明了全省各地商民运动状况,并得以考核各地商民委员之工作情形。

   (七)确定商民运动经费。

   (八)限期成立重要县市商民协会:如衡阳、常德、岳阳、湘潭、益阳等,限大会后两月内成立;其他未成立各县,亦须积极督促于六个月内次第成立,但商民协会会员,不宜脱离现在商会,并须同时积极谋商会之改革与刷新,商民协会在不妨碍全体商民利益时,须与商会合作。[3]511

  

   由上述可以看出,湖南商民运动在兴起之初还具有另外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在领导商民运动的机构设置上,湖南省党部此前虽己设有商民部,但并未像广东省那样要求各县市党部均设立商民部,而是增设商民委员会,另在重要地区成立商民运动委员会;其二,湖南商民运动决议案所定对待原有商会的态度与策略,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相比较,相互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商民运动决议案论述了国民党初期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认定“旧式商会不独不参加革命,且为反革命;不独不拥护大多数商民之利益,且违反之”。因此,需要组织商民协会来抗衡商会,“以监视其进行,以分散其势力,并作其整顿之规模”。最终目的乃是“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以商民协会取而代之。[4]388而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却不仅未说商会是“反革命”的旧式商人团体,相反还强调“商民协会会员,不宜脱离现在商会”,并要求“商民协会在不妨碍全体商民利益时,须与商会合作”。两者之间在对待商会问题上的显著差别,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完全不同。尽管湖南商民运动决议案也说明应“积极谋商会之改革与刷新,但这仍然是从正面希望商会通过改革与创新发挥积极的作用,与国民党中央的商民运动决议案中从反面所说之“监视其进行”,“分散其势力,,“并作其整顿之规模”,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如果两相比较,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湖南商民运动决议案对待商会的策略,显然更切合实际并且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可以在开展商民运动的过程中,减少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

  

   湖南商民运动决议案与国民党中央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尽管通过的时间略有先后,但都是在1926年,间隔并不很长,为何在对待商会的策略上却相互之间出现这样明显的不同?由于未查到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相关具体资料,目前暂时还难以做出解释。(4)不过,经由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商民运动虽由国民党中央统一部署进行,而且还通过“二大”制定的商民运动决议案确立了该运动的具体方略,但是,通过湖南的具体状况即可看出,各地开展商民运动的实际情形却仍然并非完全统一,甚至在某些重要策略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所谓商民运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是颇受怀疑的。

  

   除确定上述开展商民运动的各项具体措施之外,湖南商民运动决议案还特别强调在从事商民运动的同时,应大力保护商人及店员的利益。该决议案规定的相关条款包括:请政府统一财政,整顿金融,剔除厘金,免除苛捐杂税,肃清土匪并解散土豪劣绅及大商人把持之保商队、保商团及商团,禁止高利借贷,通令减轻行悃押租,不得向小商人摊派捐款,设法规定各行店员营业时间,改良学徒待遇。另还有设立商民银行,提供商民生产合作社及消费合作社等。关于“目前商民运动应注意之点”,该决议案也说明“须注意宣传国民革命之意义,使其一致拥护革命政府,不至于有碍革命进行的事实发生”,“乘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多介绍比较有觉悟的商人入党,以扩大本党的组织”[3]512。事实表明,只有尽力保护商人的切身利益,再加上广泛的宣传与动员,才能有效地吸引广大商人参加商民运动,支持国民革命。所以,湖南商民运动决议案的这一系列有关规定,有些后来虽因各种因素的限制并非全部得以付诸实施,但在当时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于促使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不无积极影响。

  

湖南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之后,省商民部确定的近期工作任务是:通告各县市党部,从速报告商民运动情形;派出专员数人,赴衡阳、岳阳、常德、益阳、湘潭等重要县市,指挥组织商民协会;督促长沙市,即日正式成立商民协会;在最近时期内,组织全省商民协会;在近期发行刊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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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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