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来，其运行呈现出“单向性”的秩序特性：生产与交换在全球展开，但价值的创造、实现与留存，则长期受制于北方在生产端、市场端与金融端的世界市场结构性权力垄断，使南方国家普遍陷入自主积累的结构性阻断。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驱动力的南方国家发展实践，正推动世界市场结构性权力的历史性位移。当前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之所以有别于西方兴起以来的历次霸权更替，在于工业能力的地理重心第一次移出北方，价值流通首次出现不同于南北单向流动的横向多元化，以及维护南方国家发展权益的替代性制度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建立。世界市场的等级结构虽远未被颠覆，但支撑其单向性的机制正在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价值流通开始由“外围—中心单向汲取”转向“多向网络化流通”。全球南方国家长期追求的平等自主与共同发展的秩序理想正在获得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全球南方；世界市场；世界政治学；结构性权力；国际秩序

作者简介：万泽雨，男，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市场、全球南方；杨光斌，男，河南桐柏人，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政治学、世界政治学。

202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这一判断将全球南方崛起从若干具体国家经济增长的层面，提升到国际秩序变迁乃至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来加以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说明的理论问题被凸显出来：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实现，依托于何种结构性条件与能动性基础？它对既有国际秩序构成了怎样的冲击，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又具有何种历史意义？

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倾向于在权力转移与大国竞争的框架下理解全球南方崛起，将其理解为新兴大国实力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力量再平衡。以美国范式为主导的此类研究在分析大国竞争与秩序稳定性等问题时具有重要价值，但其局限同样明显：以霸权国的战略关切和秩序维系需求为主要视角，从而忽视全球南方的主体性诉求，倾向于将全球南方内部的异质性视为对该概念本身有效性的质疑，甚至得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判断。此路径主要考察已形成的“实力”如何在国家之间分布及其体系影响，而这些实力是在何种世界历史—结构条件下、通过何种政治实践积累起来的，以及为何发生在特定时期，则不在其核心视野之内。

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研究试图从产权保护、民主制度、贸易开放等变量出发，解释后发国家何以实现经济增长与制度转型。该脉络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解释框架基于如下核心预设：发展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一国能否建立起保障私有产权、约束政府权力、实现市场竞争的制度安排，而西式政治民主化与资本主义市场化则被视为此类制度得以生成的关键。事实上，各国在世界市场中所处位置的差异是殖民扩张与不平等国际分工所塑造的历史性结果，因而较难从自然禀赋或国内制度优劣中得到充分解释。

后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主义研究从主体性与长时段历史的层面推进了我们对全球南方问题的理解。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追溯了第三世界政治计划的兴起与瓦解，揭示了这一集体构想如何在结构调整政策的拆解与内部精英的阶级背叛中走向瓦解。奥朵姆·盖塔彻（Adom Getachew）则从思想史的路径重新发掘了反殖民时代南方行动者所提出的世界秩序构想。然而，上述研究主要侧重于思想资源与政治运动，对于南方崛起背后的物质基础变化缺乏充分阐释。

上述进路的共同局限在于，它们将世界市场视作国家行为得以展开的外部环境，而没有进一步将其理解为一种塑造国家行为能力、界定国际秩序形态的基础性结构力量。近年来兴起的以世界市场为重要研究单元的世界政治学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资本主义扩张所构建的世界市场始终在一种结构性权力的影响下运转，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它在国际政治中的行动空间。因此，全球南方的崛起是一个世界市场结构变迁的问题。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系统地呈现了中心—外围格局的再生产逻辑，有力地说明了南方何以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然而在触及崛起问题时，相关讨论往往受限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局部经验，未能在世界市场整体结构变化的层面上给出相应的解释。

本文试图在上述理论脉络的基础上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世界市场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国际交换空间，而是指现代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在全球尺度上组织生产、交换并塑造国家间不均等发展机会的等级性结构。它既是物质生产与交换展开的场域，也是历史积累的政治权力关系的凝结形态。以世界市场的结构性不平等作为理解全球南方长期不发达及当代群体性崛起的基础性前提，并不意味着否认治理能力、社会结构与发展战略等国内因素的作用。南方国家的发展绩效不能脱离世界市场结构位置而仅凭制度或文化等国内变量来理解。世界市场结构规定了不同国家实现自主积累的外部机会边界，国内政治—社会条件则决定一国能否有效把握、转化乃至突破这种结构约束。综上，本文将着重探讨世界市场如何系统性塑造南方的发展困境与崛起条件，依次讨论以下几个问题：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基本秩序特性是什么，它何以造成了全球南方的不发达？全球南方为什么能够实现群体性崛起？这种崛起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它对于世界市场以及国际秩序而言具有何种历史意义？

一、世界市场的“单向性”秩序特性与全球南方的不发达

1.1 世界市场的“单向性”秩序特性

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工业所加工的已不是本地的原料，其产品也不仅供本国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随着个人的活动扩展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他们便“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换言之，资本主义大工业把原本分散的局部市场不可逆地锻造为一个全球规模的整体——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一经形成，便成为支配各民族生存条件的物质力量。

世界市场的整合并非各区域经济体的平等联合。资本主义并非欧洲内部封闭、自发演进的产物，而是在殖民扩张、跨区域互动与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世界市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不平等为内在属性的全球性结构，非欧洲社会的劳动与资源是欧洲资本主义得以运转的构成性要素。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全球分工与交换体系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结构特征：生产与物质交换在全球范围展开，但价值的积累却单向地集中于少数西方工业化中心国家。本文将这一特征概括为世界市场的“单向性”。单向性的实质是价值创造与价值积累之间的系统性脱节：广大南方国家参与世界分工、创造价值，但这些价值通过一系列前后相扣的机制被持续地抽取至北方中心国家，无法转化为支撑南方自身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南方国家的自主积累进程由此普遍面临结构性阻断的困境。

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这一结构特征的不同侧面。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最早从贸易条件的长期变动趋势入手，论证了初级产品出口国在世界市场中所面临的价格劣势并非偶然的市场波动，而是国际分工格局本身所内含的系统性后果。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进而将批判的焦点从价格层面推进到生产关系层面，通过“不发达的发展”命题论证了拉美国家的不发达恰恰是其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揭示了“宗主—卫星”链条中剩余价值逐级向上抽取的机制。萨米尔·阿明（SamirAmin）则从价值理论出发，论证外围国家参与世界市场所创造的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换机制被系统性地转移至中心，使南方国家陷入一种“没有积累的增长”。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进一步构建了世界体系分析框架，描绘出一个“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基本等级结构。他强调，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拥有边界、结构和运行规则的有机整体，而其内部的不平等分工是这个整体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上述理论从不同侧面共同揭示了世界市场中价值由南方向北方流动这一事实。在概括这一事实时，既有文献多诉诸“等级性”和“依附性”两个概念。等级性强调的是世界市场中各经济体纵向位置的排列，但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这一格局因何得以延续。依附性比等级性更进一步，它指出外围对中心的从属关系并非发展水平的暂时差距，而是一种近乎依存性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判定秩序中主体间关系的性质。与依附性侧重揭示外围对中心的结构性从属关系不同，单向性则更清晰地捕捉了世界市场自身的运行逻辑，通过指明实现自主积累所依托的价值流动的方向性特征，更直接地回答了世界市场的不平等何以是一个不断自我生产、难以打破的历史过程。

1.2 单向性结构的运行机制与自主积累的结构性阻断

世界市场的单向性秩序特性通过何种机制造成了全球南方的不发达？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全球南方不发达的实质并非经济增长的完全停滞，而是上文提及的自主积累的结构性阻断——南方国家融入全球分工和贸易所创造的价值，难以有效留存于本国并投入再生产，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升级之中。这种发展受阻，很大程度上源于北方在世界市场中的权力垄断。世界市场中与自主积累有关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与价值留存三个逻辑递进的阶段，分别对应生产端、市场端与金融端三个权力维度。本文因此引入“世界市场结构性权力”的概念，用以衡量世界市场中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与价值留存三个阶段中的权力分布。

在全球南方问题的语境中，生产端的权力格局在根本上规定了南方在世界分工中所处的价值位置，预先框定了其在市场端和金融端的议价能力上限。北方对于市场端权力的控制则依赖并放大了南方在生产端被锁定的效果，从而进一步压缩了南方已创造价值的实现空间。金融端权力的弱势则在前两端的基础上，将南方已实现的价值通过货币体系与其他制度安排等方式导流至北方，而南方国家在生产与市场端的弱势又进一步削弱了它们抵御这种价值外流的能力。三者彼此嵌套、层层递进，构成了一个总体方向确定并具备自我强化机制的价值流动回路（见图1）。

北方在生产端的结构性权力垄断，具体体现为其对现代工业能力的垄断并由此形成了国际分工格局的固化。殖民时代确立的国际分工将亚非拉地区嵌入世界市场的底端，将其塑造为原材料等资源和初级农产品的供给方。20世纪中叶的政治独立浪潮并未自动打破这种分工格局。部分南方国家在独立后推动了不同形式的工业化尝试，拉美的进口替代战略和东南亚、北非的局部工业化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正如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Henrique Cardoso）等在分析巴西经验时所揭示的，此类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依附性发展”的特征。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确实推动了外围国家部分工业部门的建立，但核心技术、关键资本品的供给以及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仍严重受制于北方。这就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虽然扩大了，但绝大多数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结构位置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统计显示，2000年至201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始终停滞于0.7%，南亚—中亚也仅从1.8%升至2.8%，十年间几乎未有实质改变。北方在生产端的这种压制体现出很强的延续性与顽固性，并从根本上决定了南方在市场端和金融端的议价能力上限。

北方在市场端的结构性权力垄断，核心在于对有购买力的最终消费市场的掌控，南方价值实现渠道的从属正是这一掌控的直接后果。南方国家的出口，无论是可可、铜矿、棉花还是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最终几乎只有在北方国家的市场上才能完成价值实现。当出口只能单向依赖同一批买方市场时，卖方便失去了基本的议价能力。普雷维什对这一结构劣势的分析已在前文有所提及。此后的长周期经验数据进一步表明，自19世纪中叶至今，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实际交换比价呈持续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南方国家必须不断增加出口量才能维持同等水平的进口能力。市场端从属的困境并未因南方国家出口结构的调整而自动消解。尽管部分南方国家在生产端实现了从初级产品向制成品的转型，但只要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权仍垄断于北方手中，这一转型便难以带来价值分配关系的实质改变。研究显示，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分配呈现出系统性的两极分化结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标准制定与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系统性地集中于北方控制的链条两端，而南方国家承接的生产加工与组装环节则处于曲线的最低点，创造的增加值极为有限。

南方国家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长期处于匮乏状态，导致南南贸易与投资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替代，由此成为南方国家在市场端从属于北方国家的另一制约因素。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单向性结构的产物。自主积累受阻导致南方国家整体购买力低下，相互之间缺乏足以吸纳彼此出口的有效需求。相关数据显示，1985年时南南贸易在世界总贸易中占比仅为5.1%，直到2000年时也仅上升至11%，全球南方国家的出口贸易中绝大部分仍流向北方国家市场。南方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因殖民时代遗留的向宗主国辐射的交通体系而受到制约。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在分析非洲殖民地经济结构时指出，宗主国将殖民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方向完全服务于向外输出资源的需要，而非促进殖民地之间或殖民地内部的经济整合。正是这种南南联结的长期匮乏，封堵了南方以集体行动打破北方的市场端垄断的现实路径，使南方国家在市场端缺乏集体议价的物质基础。

二战后北方在金融端的结构性权力垄断，集中体现为美元体系对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结算渠道的垄断性控制及其配套制度安排。价值的流动方向并非自然形成，而是被这套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体系所引导和锁定。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与黄金挂钩为基础，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1971年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非但没有丧失其国际地位，反而通过与石油贸易的绑定进一步巩固了作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地位。这意味着南方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创造的价值，无论是出口石油、矿产、农产品还是低端制成品，几乎都必须通过美元体系来实现和流通。这种安排从根本上压缩了南方国家的货币政策自主空间，使其国内经济运行在相当程度上受美联储利率决策的左右。伊利亚斯·阿拉米（Ilias Alami）等人近年的研究从国际金融从属（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ubordination）的视角揭示了这种控制的深层机制。他们指出，国际金融从属是一种空间性的权力支配关系，通过货币和金融机构在世界市场不同空间之间形成，表现为对全球南方国家行为体的能动性约束、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转移，并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平等。南方国家在全球货币层级中处于底端位置，面临高波动性的汇率风险并受到全球资本流动的纪律约束，即便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仍然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宏观政策自主权。

如果说美元体系是金融端控制的货币基础，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则是其制度化的集中体现。当拉美、非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不得不向这些机构寻求紧急融资时，贷款所附带的条件要求债务国削减政府开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资本账户管制、降低关税壁垒等。这些条件的实际效果是拆除了南方国家保护自身经济循环的制度屏障，使其国内市场对北方资本和商品单方面敞开。阿明曾以非洲被推向“第四世界”的趋势，来概括这种在发展援助与结构调整名义下发生的发展倒退。苏联解体之后，南方国家丧失了替代性的发展融资来源，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对全球发展资源形成了暂时性的垄断。

在上述货币与制度条件下，资本在具体流动层面的日常运作进一步促成了北方事实上的价值抽取。一方面，北方跨国公司在南方国家经营活动中获取的利润大部分通过财务安排汇回母国。另一方面，南方国家的精英阶层往往将本国积累的财富转化为海外私人资产，通过由北方主导的、以纽约、伦敦、苏黎世等国际金融中心及各类离岸金融辖区为重要节点的跨境金融网络进行投资、资产配置与消费。相关研究揭示，非洲国家的外债借入与精英阶层的资本外逃在时间上高度重叠，贷款资金大量流入的同时，相当规模的财富已经悄然流出，落入海外私人账户。而当资本外逃的总量被纳入核算时，结论则更为触目：非洲长期以来并非国际资本的净接收方，而是净输出方。在“发展融资”的名义之下，资本流动的方向实则恰恰相反。

综上，南方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所创造的价值在生产端被压低、在市场端被稀释、在金融端被夺走。上述三端机制的作用强度因国家、时段与具体产业部门而异，并非在所有南方国家都以同等程度呈现，但作为世界市场运行的总体方向性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单向性价值流动回路。正是这三重机制所构造的闭环，使得南方的不发达呈现出高度的路径依赖性。即便个别南方国家通过特定时期的政策努力取得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只要这个闭环的结构逻辑没有被打破，增长的成果就仍然倾向于回流北方，南方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结构位置则依然如故。杰森·希克尔（JasonHickel）等人量化了全球南方在这一单向性秩序特性下的财富流失。他们发现，即便在后殖民时代的1960年到2018年间，全球北方从南方攫取的价值总额仍高达62万亿美元（按2011年不变美元计算）。这一单向性闭环的后果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投资什么、为谁生产、以何种方式参与世界市场分工，这些塑造一个社会未来面貌的关键决策，在世界市场单向性闭环运行的条件下，实际上并不掌握在南方国家自己手中。南方的不发达在根本上不能只是归结于其自身社会的“落后”，因而不是文化或制度解释所能充分说明的，它还是世界市场单向性秩序特性的产物。

二、世界市场“单向性”结构的松动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

既然世界市场的单向性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那么今天全球南方为什么还能够实现群体性崛起？这一崛起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具体表现为什么？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不在于若干国家产出规模的扩大，而在于单向性结构在生产端、市场端与金融端的三重控制机制正在某些维度上遭遇冲击，从而使得南方国家的自主积累第一次具备了比以往更现实的条件。这一冲击以生产端为起点，因为生产端垄断是整个闭环最基础性的环节，是另外两端机制得以持续运作的更根本的物质前提。生产端的权力转移所产生的级联效应向市场端与金融端扩散，使自主积累所面临的三道关口依次出现松动。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对于世界市场单向性结构的突破，之所以发生于今天而非更早，是世界市场体系自身的矛盾运动与特定国家内部条件及其能动性实践历史性交汇的产物。在体系层面，根据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美国主导的积累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化转向侵蚀了北方的生产性基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生产环节向南方低工资国家转移，在资本逐利逻辑的驱动下客观上为南方国家的技术学习和产业积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窗口。但同样面对这一浪潮，为何大量南方国家在结构调整方案的冲击下经历了去工业化，而中国却能够将外部机遇转化为自主的产业积累并最终实现去依附发展？

中国自主积累的实质性飞跃虽然开始于改革开放后，但支撑这一飞跃的社会结构前提，则奠定于此前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革命对旧有阶级结构的根本改造，重塑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关系，建立起一种根本不同于买办资本与寡头地主阶级主导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工业基础、教育与公共卫生的系统性投入，则构成了此后中国能够有效消化吸收外来资本与技术、将其转化为自主产业能力的物质与人力条件。然而，有利的社会结构前提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自主积累的现实。将这一前提转化为持续的战略行动，依赖的是先锋队政党这一政党组织形态所具备的远超一般精英官僚模式的社会渗透深度与政策执行力度。正是这种国家能力，使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始终掌握着发展方向的战略主导权，并通过社会主义模式下的国有企业对战略性产业保持实质性控制，而非像许多南方国家那样在开放中逐渐丧失对本国产业发展路径的主导权。国家战略能力的有效发挥，又因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存在而获得了大多数南方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支撑。庞大的内需为生产的内循环提供了可持续的物质基础，使自主积累逻辑具备更强的现实可行性，也使中国在面对世界市场时获得了更大的议价空间。

与大多数在结构调整方案压力下被迫放开资本账户甚至直接抛弃本国货币的南方国家不同，中国通过资本管制等政策维持了较高的货币与金融自主权，更为有效地遏制了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极为普遍的精英财富外流现象。这就使得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所积累的价值得以真正留存并转化为国内的产业升级动力。阿明晚年以“主权项目”（sovereign project）概括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实质。他指出，中国的成就源于其以本国发展战略而非世界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来决定经济决策的优先序列，据此有选择地嵌入世界市场而非被动服从外部逻辑的支配。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长期战略实践，特别是对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重视，使中国成为迄今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正是当代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有别于历史上东亚、拉美等局部性增长的深层原因所在。

2.1 北方生产端垄断的瓦解：单向性闭环的根本突破口

北方对工业生产能力的垄断，是整个单向性闭环最基础的一环。当南方国家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本品、技术装备与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只有单一的北方来源时，南方在路径选择上便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其在市场端与金融端的议价空间也将因此受限。反过来看，北方在生产端垄断的系统性瓦解，则可能推动包括市场端、金融端在内的整个单向性闭环的松动。

从长时段历史来看，西方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从1750年的27%一路攀升至1900年的89%，此后近百年间基本维持在90%上下，1980年时仍高达88%。这一高度集中的格局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方向性变化，1991年后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而加速：西方份额从1991年的84.2%降至2020年的48.9%，三十年间下降逾35个百分点，退回至1840年前后水平；全球南方份额则从1910—1938年前后约7.2%的历史低点持续回升，现已超过西方（见图2）。

中国完整自主工业体系的建成是上述历史性转变的核心驱动力。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将中国视为目前全球唯一的超级制造业大国：202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占世界的35%，远超第二名美国的12%，甚至超过其后9个制造业大国之和。这意味着，全球工业品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由非西方国家主导，中国崛起使得南方国家对北方的供给端依赖度急剧下降。中国工业化的影响并未止于全球供给格局的重塑，还通过多重渠道进一步传导至更广泛的南方国家。其一，中国产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所释放的梯度转移效应，推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其他南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流动，例如越南跃升为全球重要电子产品出口国，孟加拉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成衣出口国。其二，中国主导的规模化生产大幅压低了工业品价格，系统性地降低了南方国家开展工业化的门槛。例如，中国的规模化生产显著降低了全球光伏供应链中组件的价格，从而使许多南方国家能够以更低成本推进太阳能基础设施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对传统北方高成本技术路径的依赖。当非洲国家需要建设铁路、电力或通信网络时，其外部合作对象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北方国家。2000年至2023年间，中国贷款机构向非洲提供贷款逾1800亿美元，成为非洲最大的单一国家外部基础设施融资来源；同期中国承包商在非洲电力建设、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均占据显著份额。这意味着，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供给、融资安排与技术来源上的选择空间明显扩大，从而为其产业发展路径开辟了更具实质性的自主空间。虽然北方在核心技术与前沿领域仍具一定优势，但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能力高度集中在北方的格局已出现实质性松动，并为市场端与金融端的权力变化提供了基础。

2.2 北方市场端垄断的松动：价值实现渠道的多元化

中国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持续扩大，使中国从单纯的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消费中心。此前南方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依赖北方买方市场的处境，其根源在于没有其他经济体拥有足以提供有效替代的市场规模，而中国市场恰恰具备这种其他南方国家难以复制的体量。中国对能源、矿产、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使众多长期单向依赖欧美市场的南方出口国第一次拥有了足以产生实质议价效应的替代性价值实现渠道。相关研究揭示，2002年至2013年间，中国对金属与矿产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张，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结构，深刻改变了数十个南方资源出口国的外部市场条件。这轮需求驱动的价格上涨，为资源出口国政府带来了大量可自主支配的财政收入，从而在实质上削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与全球资本市场对其施加的政策约束，为众多南方国家提供了数十年来难得的政策自主空间，使其得以突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框架。此外，印度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与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制度框架的东盟区域内需求整合，也进一步推进着全球消费市场的多中心化趋势。

南南横向物质联通的历史性改变，则开始松动北方市场端控制的另一层深层机制。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联通建设，连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推动的区域互联互通进程，正在系统性地重建此前缺失的南—南横向经济联结，为南方国家创造的价值在南方内部流转和积累提供了物理与制度的双重基础。南南货物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比重从2000年的11%上升至2024年的26%，从宏观数据上印证了上述两个维度变化的共同效应（参见图3）。尽管南南贸易比重上升受多重因素影响，最具基础性的仍是生产端权力格局的变化。没有南方工业供给能力的实质性提升，南方国家之间便缺少互补性的贸易物质基础。南南横向物质联通的加强，使得南方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创造的价值正在越来越多地在南方内部流转，而不是按照单向性闭环的逻辑被抽取至北方。市场端的北方控制力松动与南方在生产端的突破相互强化，共同为南方国家自主积累创造了更多元的价值实现渠道。

2.3 北方金融端垄断的裂缝：自主积累的最后一道关口

金融端控制是单向性闭环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阻力最大、变化最为缓慢的环节。美元体系作为大宗商品计价和国际结算的绝对主导性通道，从货币基础上压缩南方国家的政策自主空间；结构调整方案则以“别无选择”的制度性压力，迫使南方国家拆除保护本国经济循环的制度屏障，而制度屏障的存在恰恰是防止增长成果被单向导流的基本保障。当代金融端变化的核心方向，正是北方在这两个机制上的垄断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现实挑战。

过去南方国家“别无选择”的制度性困境，因替代性多边金融机构的建立开始出现转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关键意义，在于它们提供了不以政治体制改革或经济自由化为前提条件的融资选项。当替代性融资渠道出现，过去结构调整方案所附带的政治经济前提条件便不再是获取发展资本的唯一路径，南方国家拥有了更强的自主权，能够在保留本国制度安排的同时寻求外部融资支持。这一变化同样以生产端的突破为物质前提，没有中国工业体系建立所带来的积累，这些替代性机构的建立便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围绕本币结算和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也展开了多样化的探索。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稳步推进、印度与阿联酋的卢比结算安排、金砖国家内部替代性支付机制的持续磋商等，在美元体系的货币垄断上施加着边际压力。美国频繁将金融制裁武器化，使美元从全球性公共产品退化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全球对美国持续且中立地提供安全资产的能力产生怀疑，由此对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构成了重大威胁。国际投资者持有美债占比已由2014年的50%降至2025年的32%，全球央行则大幅增持黄金储备并加速推进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金砖国家乃至部分美国盟友已开始探索“去美元化”路径。

美元的主导地位嵌入了全球贸易结算、大宗商品定价与外汇储备配置的整体制度网络，使得任何替代性安排要在这个网络中建立可信度，都需要克服巨大的路径依赖与协调成本，这不是在短期内可以改变的。也正因如此，金融端每一步变化的意义都不可低估，它关乎的是已在生产端创造、在市场端实现的价值，能否最终留存于南方自身的经济循环，而不是在最后一道关口被抽走。

总体而言，三端垄断的依次松动改善了南方自主积累的外部条件，使本轮崛起呈现出“群体性”特征，而非单一国家的位置跃升。需要说明的是，本轮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对世界市场造成的冲击，远未达到消除其单向性秩序特性的程度。许多造成全球南方不发达的机制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大多数南方国家依然面临严峻的发展困境。群体性崛起是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南方国家的发展实践在结构上为南方整体创造了更有利的积累条件，而非全球南方的同步“整体性”崛起。有利的结构条件是自主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更广泛的南方国家能否将新的结构条件转化为自主积累的实际成果，仍然取决于各自的国家能力、战略规划及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模式。

三、世界市场结构性变迁与国际秩序转型

3.1 世界市场单向性结构变迁及其限度

世界市场自形成以来，其权力格局已发生多次调整。根据世界市场本身单向性结构是否松动，历史上的世界市场结构性变动可能有着不同的意涵：究竟是只改变了控制这一方向的操控主体，还是改变了价值积累向北方中心集中的方向，即冲击了单向性秩序特性本身？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权力更替，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自形成以来已经完成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权力转移。但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的建立，不仅没有逆转单向性结构，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反而以更精密的制度机制将其强化。苏联建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体系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运转的替代性空间，而非从内部改变后者的结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受制于其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深度嵌入，未能为南方国家提供足以动摇单向性结构的替代性融资来源与消费市场。这一系列先例揭示了世界市场结构性变迁的第一种历史类型：操控主体虽发生更替，但世界市场单向性逻辑本身则得以延续。

今天全球南方的崛起是否仍属于这种类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从单向性结构的再生产机制本身出发来检验。从这一视角审视，当代变化呈现出三个以往历史先例从未同时具备的特征。其一，自西方崛起与世界市场形成以来，工业供给能力集中于北方的局面首次被打破。世界市场形成后的每一次霸权更替，工业生产能力的主导权都是从一个北方中心转移到另一个北方中心，南方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当代变化的根本性不同在于，南方国家的全球制造业份额已超过北方国家，工业能力的地理分布本身发生了实质性改变。这是单向性结构中生产端垄断赖以运作的物质基础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冲击，根本不同于过去只是换一个北方国家主体来操控同一个垄断机制的情况。其二，价值流通出现了南南横向联结显著加强的迹象，而历史上的权力更替几乎都未带来这一变化。南南货物贸易比重的急剧上升，意味着南方国家创造的价值开始在南方内部流转，而不是全部沿着外围—中心的单一路径回流北方。其三，替代性制度是在世界市场体系内部建立的，而非另起炉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外建立平行体系并不能改变世界市场本身的单向性逻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则是在现有体系内提供替代选项，使南方国家能够在维持与既有世界市场联系的同时，保留防止增长成果被抽走的制度保障。

三个维度的松动在客观上改变了南方国家实现自主积累的外部条件，但条件的改变不等于世界市场结构转型的完成。当前世界市场结构性变迁主要表现为从北方单向性汲取向“多向网络化流通”的缓慢演变。“多向网络化流通”指的是一种价值流转不再沿着单一的外围—中心路径运动，而是在多个节点之间形成交叉循环、多向流动的结构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南方国家创造的价值更有可能在南方内部留存并再投入本国的扩大再生产。

3.2 从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到全球南方的国际秩序观

上述经济结构的变化之所以能够向国际秩序层面传导，在于世界市场的权力集中状况与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之间存在依存关系。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的支配地位，从来不只依赖于军事和经济实力本身，更依赖于将这种实力所支撑的特定秩序安排呈现为某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自然秩序”的能力，即将北方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世界市场格局本质化为既定事实，将南方的结构性从属解释为发展阶段的暂时差距，并将任何对这一结构的挑战都定性为“对普世秩序的威胁”。这种“普遍性”主张的说服力，始终以北方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性控制作为物质支撑：当生产能力、最终消费市场与金融流通渠道高度集中于北方时，“只有一种发展道路”的论断具有强制性的现实根基，南方国家面临的“别无选择”不仅是路径选择上的客观事实，更是一种普遍的认识论处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市场三端结构的松动对政治秩序的影响不仅是客观的“条件变化”，还包括对这一认识论处境的改变。当替代性工业品供给来源出现，当南方出口国在北方以外拥有了足以产生议价效应的市场，当不附政治体制改革条件的融资选项成为现实，“别无选择”就从南方国家面临的客观约束转变为一种需要论证才能成立的主张；而当这种主张需要论证时，支撑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的“普遍性”就已经开始动摇。

自万隆会议以来，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的诉求在历史上前后相续、一以贯之，即平等参与规则制定、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发展合作。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便是这些诉求的集中体现。然而这些诉求在彼时几乎只能停留在规范性层面，不是因为诉求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支撑诉求的物质条件严重不足：在单向性结构完好运转的条件下，南方在三端的结构性弱势使其缺乏足以推动议程转变的实质性筹码，规范性的呼吁难以突破霸权中心主义框架的议程设定。

今天情况的根本性不同，在于这一落差正在收窄。世界市场结构性权力的三端位移，使围绕发展权与制度性不平等的矛盾第一次具备了足以撬动世界政治主轴议程的物质基础。这一变化在几个层面上具体可见：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首要平台，是结构变化在制度层面的投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持续扩容，反映出南方国家政治动员意愿的增强，以及这种动员背后物质条件的日益充实；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全球南方正在成为规则变革的主体性力量，推动规则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调整。此外，“附带条件”模式的控制效力也在下降。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坚持独立外交路线的底气，来自生产端、市场端与金融端上更加多元化的现实选择，而非单纯出于外交意志。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的重塑，不是冷战式的“另起炉灶”，而是一种基于世界市场内生结构性权力的体制内嵌式修正。围绕发展权与制度性不平等的结构性张力，正在取代后冷战初期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所设定的霸权扩张主轴议程，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中心矛盾，由此使得全球南方越来越成为人们理解世界政治的一种“新范式”。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全球南方》创刊号上提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重要问题：“如果崛起的南方国家谋求的现代化仍旧以延续资本主义北方现代化模式为基础，崛起的结果将不过是在既有的不平等霸权结构中重复霸权竞争的故事”。而本文的分析则表明，当代全球南方崛起有可能在结构上区别于这一历史宿命，恰恰是因为其核心驱动实践在世界市场层面客观上指向多向化而非新的单向化。这种世界市场多向化的背后，是中国一直以来所秉持的不同于霸权中心主义的秩序观。这种秩序观认为秩序可以在多元主体的平等实践中生成，而非只能由霸权自上而下地施加。

四、结  语

本文的核心工作，是为理解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提供一个以世界市场结构分析为基础的解释框架，揭示世界市场单向性机制如何系统性地造成南方的长期不发达，以及这一机制的关键环节又何以开始出现历史性动摇。当代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之所以有别于历史上发展中国家此起彼伏的经济增长，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所实现的去依附发展在客观上为其他南方国家创造了新的工业品供给来源、替代性消费市场与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融资渠道，由此缓解了制约广大南方国家实现自主积累的外部世界市场结构性约束，使本轮南方崛起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性”特征，而非单一国家在既有等级体系中的位置跃升。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当前国际秩序震荡的深层驱动力并非源于特定国家的战略选择，而是世界市场结构性权力格局的变革，因而其既非偶发，也不会因战略妥协或制度调适而平息。人类大多数文明的发展可能性，数百年来始终在北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单向性结构中被界定和压缩。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在物质条件上开启了这一结构被超越的现实可能——更广泛的人类文明体，第一次有望在不依附于单一中心的条件下，自主地确立自身的发展方向。这或许正是习近平主席将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称为“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的深意所在。

原载于《太平洋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