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光斌，1963年出生于河南省桐柏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副会长。在政党理论、民主理论、国家理论、治理理论等基础理论研究上建树颇丰，代表作包括《中国政治认识论》《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等。代表性教材《政治学导论》已修订至第5版，成为政治学专业广泛使用的基础教材之一。近年来致力于推动历史政治学和世界政治学研究，先后筹建了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和世界政治学研究中心，主持创办的《中国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研究》均入选CSSCI集刊，创办的英文期刊China and Global Affairs 2026年发刊，推出“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论丛”，出版《政治的概念：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范式革命》《世界政治理论》等著作。
○ 周楚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访谈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2期。
○ 杨老师您好，非常荣幸您能花时间接受采访。我们注意到，您的研究长期聚焦于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政党理论、合法性理论、世界政治学等等基础理论上的“大问题”，而且这些基础理论研究还产生了重大资政服务成果。对此，我们有点好奇，能请您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谈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吗？
● 我的兴趣在于大历史大比较研究。在大量阅读历史著作之前，也曾经盲目迷信过一些流行的理论或说法，但有了大历史基础上的大比较，对理论的认识就有了自主性和判断力，并进而有了建构概念和理论的冲动。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比如民主问题、政党问题、合法性概念、国家理论等，都产生了服务国家战略的成果。这种学术经历又让我质疑社会科学“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习惯性划分。其实，越是基础研究，越有大用，因此我建议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都应该系统地学习国家理论，否则必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比如，在社会科学很滞后的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主权这个最传统的基础理论上，我们认为只要有了军队和外交权，就有主权，后来证明，没有治权，主权就受到威胁。再如，合法性这个基础概念，如果张冠李戴而变成一种错误的信念，“三人成虎”，对国家的危害性难以估量，苏联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苏共上层被错误的基础理论所主导。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量的基础概念和基础理论都需要正本清源，这两年我还在研究“政治的概念”“政治的作用”等最“原始”的概念。
○ 谢谢您的解惑，下面我想具体聊聊您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论文发表的数量看，政党理论研究似乎不是您的主攻方向，但2008年您提出“政党中心主义”概念，这个概念现在很流行了，近期您又提出“政党国家”概念。它们的意义何在？又是什么因素驱动您提出这些具有范式意义的新概念？
● 政治学理论是概念编织的网络结构式知识体系，“政党”等基本概念都是重要环节。但是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政党只是宪政主义体制下类似利益集团的二级概念，是服务于选举的掮客型政党。与之不同，使命型政党是以吸引人民归依并信奉其理念为主要目标，而非以扩大选民支持赢得公职选举为主要目标的政党。使命型政党概念在1998年就有了，与当时的学术环境似乎有点不协调。但是以《共产党宣言》为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开始就是一种使命型政党，承担了组织国家和推动现代化的使命，由此形成了政党国家形态和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路径。
相对于竞争性资源分配的社会史脉络下形成的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国家，政党国家是政党作为组织者缔造的新国家形态。政党国家既是利益的代表和表达者，也是文明的传承者，其信仰和文明基因使政党国家相对于民族国家具有超越现实主义的使命属性，塑造国家形态并改变着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
面对现代化浪潮这一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大转型，英美等国的现代化走的是商业集团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路径，德日等国采取了官僚集团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这两种现代化模式都无法解释商业落后、国家失败的俄国和中国，商业和官僚集团都无法承担组织国家和推动现代化转型的重任。二者走上了政党主导的政党中心主义现代化道路。
如何更好地解释中国与世界秩序始终是我的出发点。对于中国，这个概念构成的概念家族能相对准确地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以民族独立为现代化的起点，事实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主体都是政党。在世界层面，不论是20世纪十月革命挑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苏共失败与单极世界体系再现，以及当下政党主导式现代化使中国步入世界体系中心地带，世界体系演变的关键时刻，无论成败，表面上是国家，其实都是政党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党事实上改写了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然而现有的主流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没有政党的影子，理论和历史现实之间的距离太远。其在国家建设、现代化进程和世界体系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决定了我们必须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给予它恰当的位置，理应建立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来帮助我们把握真实世界的走向。未来，政党的意义将更大，因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使命型政党的信仰和文明基因，将使政党国家具有超越现实主义的行为特质，塑造新的全球化模式。
○ 在民主问题的研究上，据说花了您十几年的时间去理清民主理论的基本脉络，写下了大量的民主研究的论文。关于西方民主，您讲述了自由民主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并指出“民主的条件比民主自身更重要”的命题，“党争民主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乱源”，等等，为什么这样说？关于中国民主，您把治理理论和民主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基于协商共识政治过程的“可治理的民主”，与当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什么关系？
● 这个问题我确实花了十几年时间去厘清。我的看法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解构西方民主话语，二是建构中国民主理论。
首先，我们今天熟知的“自由民主”或“选举式民主”，并非天然如此，而是冷战时期一个精心打造的“逆袭”故事。它通过“三部曲”，完成了话语权的掌控：第一步，将民主的含义从实质民主改造为程序民主。熊彼特将民主从“人民主权”的实质，窄化为“竞争式选举”的程序性概念；第二步，改造民主的性质。罗伯特·达尔将民主剥离其经济基础变成一个纯粹政治的概念，掩盖了不平等问题，将资本主义民主改造为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民主。第三步，改造合法性。李普塞特将合法性的原意——合法律性置换成竞争性选举，由竞争性选举产生并有效执政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从此，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的观念开始流行。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几代美国政治学者一直在论证美国民主的普世性，完成了民主话语权上的“逆袭”。
然而，自由民主的普世叙事忽视了民主的条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竞争性选举的代议制民主作为欧洲社会史的产物，需要满足同质性社会条件，至少包括三点：（1）国家认同，否则民主会撕裂国家。（2）共享信念，否则民主会固化社会对立，导致内乱。（3）结构平等，即社会结构平等，否则民主很容易沦为民粹主义，民主本身就是社会平等化的产物。
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强行推行党争民主，就必然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乱源。许多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封建制乃至部落制状态，国家认同没有完成，世袭土地制度仍然存在，结果党争更加强化了固有的社会结构，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根本得不到执行。更重要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在同质条件下出现的党争民主，在异质文化下就可能是分裂国家的制度性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伴随着民主化运动，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原因，也是理解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的要素。
那么，中国的民主道路是什么？我认为可以从“可治理的民主”这个学理概念去理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不是用来观赏的，而是用来造福人民的。衡量实践中的民主只能依靠治理能力与治理程度，不能有效实现国家治理的就是“无效的民主”。“可治理的民主”强调的是兼顾大众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国家理论，结合民众参与、自主性回应与有效治理。中国可治理的民主的核心是民主集中制政体与协商共识这一核心决策过程。从五年规划到基层社会治理，我们依靠的不是西方多党制的“多数决原则”，而是通过广泛协商达成政治共识。
“可治理的民主”可以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学理化表达。当然，目前中国学术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理化研究还远远不够。民主，即由人民或多数人来决定。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时刻达到此标准，因此民主只能是一个近似值概念——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离元标准的远近。在此基础上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和优越性，即在于它将民主价值、制度、过程和绩效有机统一起来，尽可能靠近民主的本质：它不仅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制度模式，更有协商共识的全链条参与；它不仅追求过程的合理性，更看重结果的有效性。它实现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的统一。这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能够带来良好治理的可治理民主模式。
○ 在政党和民主问题研究上，您的很多看法和概念似乎和当时的“主流”理论很不一样，包括对什么是合法性、中国模式等重大而又根本的研究议题，您能简单地告诉我们您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吗？
● 如前，因为基于大历史大比较，我的许多看法确实与当时的主流理论不同。这背后有一个基本判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一度被无法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外源性理论主导，回避了许多中国根本性的政治议程问题。作为政治学者，直面大问题，研究“主流”反“主流”，是需要一点勇气和使命感的。
首先，我们前面提及的合法性。合法性概念原本由韦伯创立，意指对政治统治正当性的信仰。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的标准由李普塞特等人为适应冷战而改造，但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更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普遍的政治衰败。事实上，即便是西方理论自身也在修正。亨廷顿响亮地提出统治能力作为合法性标准。连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都以“社会条件”而区分西方政治和非西方政治的不同的合法性标准，认为非西方政府只要有法律程序、协商并爱好和平，就具有合法性。亨廷顿和罗尔斯的合法性标准都是建立在基本秩序之上，秩序是人类的第一需求。试想，按照“选举授权”的程序性标准，很多国家因此而“无效治理”乃至动荡和国家分裂，政治秩序荡然无存，哪里还有什么合法性？向谁去“问责”？按照欧美社会史脉络塑造的历史政治理论来评判政治史脉络中的中国民主，既不匹配中国的历史属性，也无法解释中国之治。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应该从自身的历史属性中去寻找。
其次，关于中国模式，我认为其核心是民主集中制政体。一个能够称得上以国家为名的模式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有能力将中国良好地组织起来；二是在思想和制度上具有历史连续性与独特性。这两点决定了民主集中制这一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是中国模式的核心——首先，它既具有现代性的民主主义属性，又根植于中国历史的内生性变迁，克服了许多后发国家因缺失国家能力而组织涣散的结构性病理；其次，民主集中制是贯穿中国所有主要权力关系的组织原则，它不但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在事实上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处理政治经济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乃至决策过程的核心逻辑，做到了形式与过程的统一。
总而言之，无论是合法性还是中国模式，这些关乎中国治国理政的根本议程问题，答案只能在中国语境和中国逻辑中寻找。如孔飞力所说，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美国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 上述所有重大问题，归根到底是国家理论问题。国家理论是贯穿您几十年学术生涯的关键议题和核心关切。从博士论文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国家权力解释、大国兴衰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到建构比较政治学的国家建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的研究体系、提出由“政治吸纳力—政治整合力—政策执行力”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性理论，再到近期提出大国兴衰的组织化程度解释，都是关于大国治理和大国兴衰问题。您如何理解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治国理政问题？如何看待国家理论在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 衡量国家治理效能有一个重要指标：能否维持秩序与活力的平衡。我早年的研究也受到新制度主义影响，但很快发现其非历史性和严重的意识形态性，抛却组织的机能结构而大谈制度优劣本身就是舍本逐末。比如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失败》，将西方繁荣归因于其“包容性政治制度”，这一理论本质上是非历史的——今天被称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发达国家，其原始积累无一不是依靠战争、殖民掠夺和海外移民来转移国内工业革命引发的激烈阶级矛盾。
制度主义理论在现实面前缺乏基本解释力。它解释不了实行同一种制度的不同国家的不同命运——比如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和菲律宾、实行议会制的英国和印度；也解释不了实行同一种制度的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境况（比如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多层次结构，众多制度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乃至文明问题。简单从制度层面发问，不仅找不到真问题，反而可能动摇国本。
因此，我的研究视角从“制度”转向“组织”。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组织单元，依靠不同类型的次级组织运行，而制度是连接其内部各种次级组织的权力网络。因此，有组织才有制度，有了国家组织才有作为结构性关系的制度。
基于组织视角，我提出以组织化程度理解国家兴衰的概念家族和分析框架：（1）组织化红利。一个更早实现或拥有更高组织化水平的国家，能更有效调动资源实现强大和繁荣，这就是“组织化红利”。相反，组织化较弱的政治存在则难以抑制内部分裂因素，容易走向衰败。（2）组织化陷阱。由于路径依赖，那些曾被视为“红利”的组织化形式，可能因过度强化而窒息社会活力，最终导致国家组织的失衡甚至崩解，这是“组织化陷阱”。
从组织化红利滑向组织化陷阱的动态过程，我们称之为“组织化悖论”。这是贯穿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一个重大课题。它要求国家必须在一体与多元、秩序与活力的辩证统一中寻求动态平衡。
这个悖论在大国竞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苏联的解体，是集权模式陷入组织化过密陷阱的典型。斯大林模式曾带来强大的组织化红利，但长期的官僚僵化和计划固化扼杀了国家的内部活力，使其在新挑战面前不堪一击，迅速倒向西方“自由秩序”。美国的困境则是分权模式滑向事实性封建制陷阱的体现，其立国之初的多元与自治本是红利，如今却演变为利益集团俘获国家、政治共识瓦解、社会撕裂的“否决型政体”，国家组织效能严重内耗。当下，中国共产党塑造了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团结型政治的政党国家，与西方日益被身份政治撕裂、组织内耗严重的分裂型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回到国家理论的重要性这一问题。政治学被称为“国家学”，国家理论是政治学的元问题。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研究，无论是以学术讨论还是政治批评的面目出现，最终的指向都应该是建设国家，这是政治学的学科规定性，不能进入“政治域”的“政治学”只能是坐而论道，而这个“道”也无从证明。由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组成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经验的观念化建构，对于中国这样政治史脉络的大一统国家，国家权力作为自变量的政治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国家理论更是社会科学中的核心理论。我们研究国家理论，最终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与人民的“好生活”。对于大一统历史属性的中国而言，一部王朝治乱兴衰史就是“组织化悖论”的剧目。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历史挑战，在于防止组织化过密的陷阱，保持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 问题研究的背后是方法论，没有方法论的研究是不系统的。我们发现，您一直聚焦于“历史”为关键词的方法，轨迹很明显，从2000年左右的历史制度主义、2010年左右的比较历史分析以及2020年左右开始的历史政治学。您的研究一以贯之地强调，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结构是认识理论的前提条件，并提出了“历史本体论”这一历史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它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什么启发作用？为什么历史政治学是一场“范式革命”？
● 你的观察很敏锐，我的研究方法确实始终围绕历史展开，并最终落脚到我提出的“历史本体论”这个核心概念上。
以往我们谈历史，多半是把它当作一种分析工具或视角，这还停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而我提出的历史本体论更进一步，它认为：历史并非仅仅是背景，它本身就是一种规定性的类属存在，即约束人类生存的深层结构与关系。具体来说，不同文明的历史本体是不同的：西方是多元力量竞争资源分配的社会史，在社会史中，政治是因变量；中国是大一统的政治史，政治在其中是影响经济社会变迁的自变量。
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制度实践相适应的方法论，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前提与基础。历史本体论通过强调不同属性的历史决定了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并产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为我们讨论和发现新的政治理论开辟一条新路径，因此历史本体论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新范式。具体而言，其新范式意义表现在，西方社会史中的“多统”之间习惯于以竞争性、对抗性的方式分配资源，由此产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基本上都是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的，比如党争民主。可以说，西方社会科学都是建立在社会史基础之上的。中国历史中的大一统，追求的重要治理目标是赢得民心，有民心才有大一统，因此产生了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很遗憾，基于国家史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历史本体论概念可能影响各学科方向的再定位，社会科学说到底是历史社会科学，是对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历史的学理化抽象。找回本体性的历史，必然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研究主题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共同之路。
以此为基础的历史政治学，之所以是一场范式革命，不仅在于“历史本体论”本身具有范式意义，还在于它带来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1）学术上的“内在转向”：它推动中国政治学停止用源于西方“社会史”的理论来硬套中国“政治史”的现实。我们必须寻求政治学的内生性资源，从自身历史经验和现实制度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这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唯一道路。（2）政治上的合法性理论再造：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论述政治合法性，它为我们论述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全新的、内生的替代性标准。比如，用产生于西方社会史的代议制民主标准去衡量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必然南辕北辙。但如果将“民主集中制”放回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史本体中去理解，它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就豁然开朗了。
○ 在方法论和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2019年起您带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团队开启了历史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大工程，对政治学基本概念进行了重述，呼应了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能否请您介绍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工作与成果？
● 历史政治学旨在回答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机制。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个活跃的学术共同体，当然还要有充分的资源保障，形成“学科带头人—学术团队—资源保障”的有组织的科研模式。自2019年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以来，我们团队有组织地推进一系列工作：举办学术论坛和历史政治学讲习班促进学术交流；设立历史政治学专项课题与成果奖激励学术创新。这些努力旨在形成一个初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研究范畴与学者网络。
如上所述，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是方法论创新，我们提出了一套新的分析框架，它由三个环环相扣的概念构成：（1）起点是历史本体论，历史本体论重视历史的本质属性，社会史与政治史都具有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2）过程是历史连续性，任何属性的历史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都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传承性；（3）结果是“时间空间化”，空间化形式的当下政治都是历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比如，自由主义民主就是欧洲文明的一种政治翻版；而“民主集中制”则是中国几千年大一统传统的现代形式。由“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时间空间化”构成的分析框架是历史政治学新发现的研究路径。
有了这套方法论，我们便可以开展一系列应用性研究，目前的主要成果体现在：（1）政治学基本概念的“重述”；（2）开拓国际问题研究的新范畴与新范式——世界政治学；（3）开创一门新史学：世界政治史。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概念重述的基本成果。中国政治学要成为世界中心，一个前提性工作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需要对大量的理论和概念进行梳理和“重述”。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团队做了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
（1）关于政治的概念，主流定义是基于西方社会史形成的定义——权威性资源分配，与此不同，国家史脉络的中国，政治的概念是共同体的和谐致治与民心。（2）关于政治的作用，西方社会史强调政治作为因变量，而在政治史的中国，政治是自变量。（3）关于权力，西方政治学中的权力概念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但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首要的，中国的权力体系由领导权、执行权、监督权构成。（4）关于国家，西方政治学讲的都是战争制造的民族国家，具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性。但几千年的大一统中国是由文明史观塑造的文教国家，天下大同是其最高追求。（5）关于政体，西方政治学一开始就定义为权力的组织形式，但中国自西汉就开始讲“治体”，即如何维护大型政治秩序的价值、制度和方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与“治体”有直接的关系，与“政体”理论无关。（6）关于政党，在西方政治学中，政党不过是对抗性资源分配中的利益集团型组织，在中国政党是组织国家的核心力量。（7）关于官僚制，西方流行的是韦伯的非人格化的组织理论，但中国事实上是具有责任感的干部制。（8）关于民主，西方流行的是选举式民主或党争民主，中国的协商民主则源于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协商政治传统。（9）关于治理，西方治理理论的主体是社会组织，而中国则有几千年的国家“致治”传统。
基于中国历史和政治实践的概念发现和基础理论建构工作，为下一步的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和建构新的原理体系铺平了道路。
○ 当前中国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一问题提到的“世界政治学”是您提出的另一新范畴，以回应大国崛起背景下的国际知识供给需求。它和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差异在哪。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为何是世界政治的关键研究单元，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世界政治学有什么新发现？
● 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建立在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上，聚焦于国家间的现状性结构，比如地缘政治和实力对比。而且，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严重去实质化而形式化（比如祛帝国主义），失去对“实存的世界”——我们所处于其中的并时刻约束着我们思维和行为的那个世界政治结构的解释力。
因此，我们需要升级国际问题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单元，仅仅围绕“国际关系”不会产生范式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作为一种兼具过程性结构和现状性结构的研究，世界政治学研究的是基于世界市场而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制度变迁和改变的大国关系及世界秩序。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是世界政治学的两个基本研究单元。
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作为世界政治学的两个研究单元，分别是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的放大。看起来无比宏大的世界政治学，说到底还是以原子化的个体作为本体基础的，这就决定了世界政治学的实存性和科学性。物质需求推动着世界市场的样式，精神需求汇集成政治思潮。
从中国出发，基于世界政治学，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新世界秩序的形成机制。世界秩序是由世界市场的中心国家建构的，逐渐走向中心的中国通过自给自足的全产业供应链，导致了世界市场的“价格革命”，建构了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经济平等式全球化”，打破了西方对于先进生产力的垄断，使现代化成果普惠全球。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不以战争和殖民方式改写世界市场格局的重大事件，是文明史的分水岭。
○ 2025年《求是》刊登了您撰写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成果经验，这说明历史政治学和世界政治学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学界和官方的广泛认可。您认为历史政治学和世界政治学满足了什么标准，才得以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代表？
● 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得有自己的方法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学没有自己的方法论。我们提出历史政治学，形成了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制度实践相适应的方法论。为“两个结合”强调从民族性内生性资源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掘中国历史的本体性存在的命题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其次是概念发现（或发明）。一个好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概念家族或概念组合的相互支持，历史政治学和世界政治学的学科性概念之下，都有若干我们研究成果的子概念支撑，形成坚实的理论网络。政党中心主义、组织化程度、民主的同质化条件等概念之下，也均有概念组合的支撑。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方法论创新—基础理论重述—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原理体系重构”的四个方面，这不仅是我们团队探索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的切实可行的实践经验，也能够为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参考，具有规律性认识的意义。
○ 在爱国企业家叶澄海先生的资助下，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您是首任院长。作为一家以学科为基础的战略议程研究机构，它和传统智库的区别是什么？能否分享一下澄海高等研究院下一步的计划。
● 澄海研究院的诞生是一个信仰和信任的故事。不同于一般智库，澄海高研院是一家以学科为基础的战略议程研究机构，我们自己不称其为“智库”，你说它是思想库也行。尽管都是一个英文单词，但澄海高研院以为国家提供思想产品为使命，开展国家亟需的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长期性战略问题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性问题，着力论述中国的“全球”身份以及由此改变的世界秩序。比如，我们的《全球发展年度报告2024》指出，全球化逆流之说并不成立，只不过是从“资本垄断式全球化”转向了“经济平等式全球化”。
下一步，笔者主编、团队共同撰写的《世界政治史》（3卷本）即将出版，该书将刷新大众对于世界政治史的认知。以历史为基础，我们将重新推出《世界政治学原理》和《新政治学原理》。针对当下中国政治实践和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高研院计划推出治国理政创新理论的国家理论研究；“深圳奇迹”的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通过“深圳样本”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概念和理论。
在上述核心项目之外，高研院持续推出战略性研究议程，比如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价格革命”与新世界秩序研究；设置研究议程，设立“历史政治学成果奖”“世界政治学成果奖”等奖项和课题资助计划，引导优秀学者做大做强历史政治学和世界政治学；进行思想传播，创办英文期刊、思想活页、专题研究报告，开展国际性学术活动并持续发布年度《全球发展报告》与《全球安全报告》。
○ 您一直非常关注教育和人才培养，在日常与我们这些学生的交流中也反复强调“有意义的勤奋”，要求我们聚焦大问题、真问题，不可以偷思想的懒。作为政治学的前辈，您认为下一代青年学者应当如何提升个人素质，更好地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贡献力量？在新世界政治时代，中国政治和世界政治又有哪些亟待青年学者开拓的议题方向？
● 对于青年学者，我有三点希望：首先，打好根基。即便是在AI时代也要广泛阅读历史，因为历史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除了读书，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力很重要，因为政治学是实践品格的学问，我提出的一些概念是基于对现实的世界政治的直觉和观察。年轻人要想不被书本知识愚弄，就去做田野调查，观察现实社会。
其次，敢于担当。不要为假问题、琐碎问题和技术主义的学术内卷浪费生命。中国政治学正处在最好的时代，你们的使命是回应时代的大问题、真问题，不可以逃避，也无可回避。创新来自回应时代和国家的需要。当政治学变成学术游戏，便是生命的尽头。
最后，还是得回归生活。学术首先是一份谋生的职业，要从容与平衡一些，享受学术生活本身的乐趣。我们的学科是为了共同体中人民的“好生活”，但在此之前，过好自己的生活，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
至于未来的研究议程，我认为有两大前沿。在中国的政治发展层面，包括三个重要议题：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现代性转换问题；二是中国政治实践（政治制度）的概念化、理论化问题；三是党的关于政治建设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问题。
在世界政治学层面，核心问题依然是世界秩序，这也需要三个层次推进：一是探索实存层面的世界政治理论，比如世界市场—政治思潮—世界秩序的关系；二是重述实现/事件层面的世界政治史；三是开展实证/经验层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归根结底，对那些约束着人类的结构性问题，进行富有启示的探究，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有价值的最高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