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非合作正从高速增长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核心动力来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和中非互为战略依托的定位。中国积极落实真实亲诚理念，始终坚持正确义利观，持续推动双方合作提质升级，着力提供针对性公共产品，为推动非洲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双方一直秉持历久弥坚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通过平等合作促进自主发展、团结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互利合作促进同步发展，中非共同现代化为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提供重要示范。针对当前的困扰和挑战，中非合作应聚焦内部风险管控和外部风险抵御两大能力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韧性和实效，推动中非共同现代化稳步前行。
关键词：中非合作 非洲现代化 全球南方
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引领下，中非合作持续快速推进并朝着高质量发展迈进：从“新型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互为依托、相互成就的战略定位愈加清晰；从“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九项工程”到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六大主张”和“十大伙伴行动”，中国对非政策的思想高度、理论深度、实践力度全面提升。中非关系持续快速发展不仅有效赋能非洲现代化进程，更为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提供重要示范。围绕内部风险管控和外部风险抵御加强能力建设，是中非共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中非合作赋能非洲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非合作内生动力愈发强劲：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为中非合作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中非相互依赖持续深化，互为战略依托的定位日渐清晰，合作的政治保障更加坚实。在此基础上，中非合作持续提质升级为非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中非合作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日益成为非洲现代化的坚实支撑。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创设以来，中非合作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2000—2014年高速增长、2015—2020年转型升级调整及2021年至今再度快速增长并转向高质量发展。中非双边贸易额于2014年创下约2218.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此后经过7年优化调整于2021年再创新高（约2542.9亿美元），并在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约3480.5亿美元）。自2017年以来，中国对非投资流量保持整体稳定，2024年对非投资存量约438亿美元。从质量上看，中非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贸易品种愈发多元并向高附加值转型，特别是数字经济与技术服务新兴行业崛起、贸易形式从单一传统交易向跨境电商转变。中非投资尽管仍高度集中于建筑、采矿和制造业等领域，但正逐步向中高端价值链、关键基础设施、资源加工产业园区等更有助于非洲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领域拓展。
中非合作通过能源、交通和工业园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耐心资本投入，推广适宜技术转移以及创造就业岗位等，为非洲克服长期面临的现代化制约提供重要助力。例如，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可在较小空间范围内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成为中非合作助力非洲工业化的重要载体。自2006年以来，中非共计建设40余家经贸合作园区，为非洲工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进一步明确，中方将依托在非洲各类合作园区，与非洲国家共同推动在各次区域建设具有自己品牌和特别优惠政策的示范园区。又如，基础设施特别是跨境基础设施薄弱长期制约非洲发展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自中非合作论坛创设以来，中国企业为非洲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为多国搭建起电力供应和通信网络。中国还支持非洲5个次区域实施联通项目，以促进非洲国家、次区域和大陆整体经济一体化。
第二，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对非援助与合作日益成为非洲现代化的重要支撑。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以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正确义利观强调多予少取甚至只予不取，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正确义利观实际上是以中国发展成果和机遇回馈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彰显了中国的责任担当。
随着中非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正确义利观在具体落实中越来越多地表现为通过单边开放让利于非洲。物质性让利方面，中国对非单边优惠举措主要有两类：一是普惠性即全球性的单边开放举措，如自2018年起每年举办中国（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不断优化单方面免签政策等；二是特惠性即专门为非洲设计的单边开放举措，最典型的是自2026年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非物质性让利方面，中国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创新知识扩散和技术转移等方式提升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发展能力，其中建设示范中心、提供研修名额等是重要抓手。例如，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方愿同非方共建20个数字示范项目，成立中非医院联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重点面向非洲妇女和青年提供6万个研修名额，等等。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确义利观在非洲的实践支持力度更大，对突破非洲现代化所面临的基础设施落后、资金匮乏和人才短缺等瓶颈有重要意义。
第三，中国提供的针对性公共产品日益成为非洲实现现代化的有力保障。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显著下降，这给非洲带来严峻挑战。公共财政困难和国防预算增长导致传统捐助方集体削减官方发展援助（ODA）预算。例如，英国和韩国都公开声称，削减ODA是为了增加国防预算。英国计划到2027年将ODA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降至0.3%，韩国2026年ODA预算相比2024年下降28%。其他西方主要捐助国2026年ODA预算相比2024年也大幅减少，爱尔兰（-39.72%）、美国（-31.59%）、德国（-22.55%）、法国（-19.74%）和瑞士（-18.30%）等国降幅高居前列。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美国成为推卸国际责任的典型代表，其不仅大规模“退群”，更于2025年正式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非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推卸国际责任的最大受害者。相比之下，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加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为非洲现代化特别是应对外部冲击提供重要助力。例如，自2021年9月以来，中国在10余个非洲国家实施的农业项目使超20万人受益、2万余名各类农业人才得到培训；又如，中国在非洲开展“非洲光带”项目，在2023年9月至2025年8月无偿援助约2万套太阳能发电设备，帮助非洲无电贫困家庭解决用电问题。再如，刚果（金）自2026年5月暴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以来，中国不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还派遣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中国为非洲供给公共产品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基础设施援建为核心带动非洲经济增长，受惠面极广，有效改善集体发展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重要实践；二是以“小而美”民生工程为核心促进非洲社会发展，受益群体精准，有效提升个体发展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非洲应用。
中非合作对全球南方现代化的示范意义
中非合作有效促进非洲现代化，重要原因在于双方始终秉持历久弥坚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即“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即确保合作的平等性、团结性与互利性，对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有重要示范意义。
第一，中非合作始终坚持通过平等合作促进自主发展，有效避免依附关系再现。南南合作的传统优势在于政治团结，劣势在于南方国家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同质化程度较高。冷战结束后，全球南方内部的多样化和层次化发展，在为实质合作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复制既有南北依附关系的风险。换句话说，全球南方的内部分化，为美欧鼓吹“现代化=西方化”新版本提供基础。这是由于美欧自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建构一种发展等级制，“现代化=西方化”只是其最新版本之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和中非合作的持续发展，不仅证明“现代化≠西方化”，而且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重要启示，更充分证明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平等合作追求自主现代化的可能性。
中非合作对全球南方通过平等合作促进自主发展的示范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中非合作推动非洲构建多元伙伴关系和更有效地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显著降低非洲重陷依附性发展的系统性风险。在中非合作快速发展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化的同时，欧洲和日本分别强化欧非峰会和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机制，印度、韩国、土耳其、巴西、俄罗斯、沙特等国则纷纷创设对非合作机制。其二，中非合作帮助非洲各国全面放大比较优势，显著提升非洲国际地位和战略自主性。例如，中非围绕绿色转型、资源治理及关键矿产等方面合作，使赞比亚、刚果（金）、加纳、摩洛哥等非洲资源富集国战略自主性得到显著提高。又如，资源禀赋较差的非洲农业国从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中受益明显，这有助于提升其发展自主性。其三，中国对非单边让利推动相互依赖天平朝非洲倾斜，为在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推广正确义利观提供重要示范。其四，中非合作帮助非洲降低对美欧发达国家的依赖，特别是在双边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援助以及自主知识和技术体系建设等方面，帮助非洲避免再走依附性发展老路，有助于非洲提升战略自主性和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
第二，中非合作始终坚持通过团结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国与发展中地区的集体合作。全球南方内部差异明显，实现有效集体合作难度较大。中非合作强调纵横结合的网络化合作，可有效避免因多样性而产生的集体行动困境。从横轴看，中非合作论坛实现双多边合作的有机结合，可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的集体合作提供重要参考。整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均相对较弱，一体化是团结合作实现自主发展的主要选择。资源有限性导致双边和多边合作存在某种竞争关系，唯有实现二者的合理平衡，才能真正实现团结合作。中非合作论坛一方面通过集体磋商巩固非洲内部团结，另一方面通过双边合作实现发展成效最大化，为双多边合作的协同增效提供创新方案。这不仅是中非合作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的动力，也是全球南方在尊重内部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共同追求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从纵轴看，中非合作创新性地提出多层次发展战略对接，为塑造丰富多样的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模式提供示范。鉴于各国国情差异巨大，任何双边合作都面临一个共同挑战：源于多样性的发展话语和发展经验差异，可能导致发展合作中的沟通困难。为解决这一难题，中国提出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和中国发展规划等有机结合，以促进共同且多样的发展。如果说横轴的发展中地区集体外交机制有助于促进地理层面的团结，那么多层次发展战略对接则有助于促进功能层面的团结。以中非合作经验为基础，全球南方可因地制宜增减或调整对接层次，将多样性转化为团结合作的黏合剂。
第三，中非合作始终坚持通过互利合作促进同步发展，带动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合作特别是南南合作的制胜法宝，尤以中非合作为典型。以贸易为例，中非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仅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3.7%，迅速上升至2025年的23.7%；自2009年以来，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检验结果显示，一方面，中非合作对非洲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中非双边贸易每增长1%，非洲对外贸易额就相应增长0.71%；另一方面，中非合作对非洲发展有重要稳定作用，中非贸易增长成为非洲应对危机冲击的关键支撑，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4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和2020年新冠疫情三轮危机冲击中表现尤为突出。从更为宏观的中非经济增长角度看，相似的互利共赢效应同样明显，2000—2025年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GDP增长总体上呈强正相关关系（r=0.715），回归模型显示二者增长几乎同比例变动（R2达0.512），其中又以2010—2019年最强。以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同一时期非洲与其他域外伙伴的双边贸易和GDP增长，结果远不如中非合作效果明显。对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而言，中国和非洲的互利合作和同步发展，不仅是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的重要示范，更是其取得成功的信心来源。
以能力建设增强中非合作可持续性
在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背景下，中非合作的机制化和稳定性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相比之下，尽管其他域外合作伙伴也创设多个对非合作机制，但其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明显不足。例如，印度、土耳其、欧盟等与非洲国家召开的峰会均多次延期，美非峰会的会期和规模都缺少稳定性。又如，除中非合作论坛坚持议题全覆盖外，其他所有对非合作机制的主题都根据现实需求而临时决定。在国际体系转型加速特别是美国战略冒险主义抬头背景下，中非应聚焦内部风险管控和外部风险抵御两大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合作的可持续性。
一方面，中非合作的持续成功从根本上取决于非洲内部风险管控能力的提升。中非合作可持续性的最大内生挑战是非洲发展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转型与技术革命相结合带来经济增长不确定性，Z世代兴起驱动的社会转型带来社会发展不确定性，非洲安全治理挑战愈加复杂带来和平安全不确定性。由此，通过平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提升内部风险管控能力，成为中非合作的必要条件。
中非合作内部风险管控能力建设应紧紧围绕非盟《2063年议程》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展开，始终强调发展优先和“造血”能力培养以有效应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和平安全存在的不确定性。一是坚持民生托底，重点围绕非洲尚未实现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核心内容，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帮助非洲在减贫、教育、公共卫生和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进一步夯实中非合作和非洲发展的基础。二是强化战略引领，重点围绕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环境和社会目标展开，主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等帮助非洲实现经济增长、绿色转型和社会公正，如进一步优化零关税和其他单边开放举措、继续商签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借助技术转移促进中非关键矿产合作等，使中非合作成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典范。三是聚焦发展赋能，重点围绕治理改革、安全保障、发展筹资等领域展开，主要通过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强化与非洲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提供更多发展导向型安全援助、强化中非人文交流等，为中非合作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中非合作的持续成功也需强化外部风险抵御能力。中非合作面临的最大体系性挑战仍是美国霸权护持逻辑下的战略冒险。其一，美国在非洲加大对中国的遏压力度。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声称，将基于有能力、可靠且愿意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等原则，与非洲建立选择性伙伴关系。这事实上是一种服务“美国优先”的“分而治之”战略。其二，以“美国优先”为指引的战略冒险有着巨大的消极外溢效应，不仅极易诱发体系性动荡，而且侵蚀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规范基础。无论国际体系后续面临的是渐进的秩序修复还是激进的秩序重构，非洲都可能变得高度脆弱且适应成本高昂。
鉴于此，中非合作外部风险抵御能力建设的核心是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维护以公平正义为原则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始终强调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对冲美国的战略冒险主义。
首先，推动提升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全球南方代表性。一方面要推动纠正历史不公，尤其是进一步依托中非合作论坛加强政策协调、促进非洲团结，帮助非洲提升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强化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塑造国际体系、抵制西方强加不平等议程的能力，关键是继续巩固和完善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代表的发展中地区集体外交平台，使全球南方真正实现基于多样性的团结合作。
其次，积极维护全球和地区治理机制的权威性。全球层次上，携手非洲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继续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地区层次上，坚定支持“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办法”，支持非洲大陆和次区域治理机制提升战略自主性，共同抵制在解决地区问题上绕开地区机制的倾向，助推非洲独立自主地应对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类挑战，帮助其紧紧抓住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技术革命的重大机遇。
最后，全面增强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重点应对三类治理挑战。一是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越来越难以如期实现预定目标的情况下，以非洲和全球南方的核心发展关切为基础，通过中非合作论坛、“77国集团和中国”等机制，凝聚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全球南方共识，将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置于新国际议程的中心。二是面对挑战日益突出的气候变化和数字鸿沟等问题，中非合作应重点优先适应、同步促进缓解以推动气候治理合作，并在筑牢数字主权的基础上加快数字技术转移，缩小并力争消除非洲乃至整个全球南方的发展差距，防止出现新的发展鸿沟。三是在治理明显缺位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空等新疆域，中国与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的合作应在强化底线思维的同时，积极参与新型机制构建，推动相关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结 语
中非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有着深远的战略意涵，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高水平开放逻辑，即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过程中，放大中非合作的非洲现代化助推效应；二是先行先试逻辑，即在新型国际体系建设探索过程中，培育中非合作的示范引领功能；三是风险防范逻辑，即在应对全球多重危机叠加过程中，增强中非合作的韧性和适应能力。三重逻辑协同增效，不只是中非合作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非洲自主现代化和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的关键驱动。
【本文是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A1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聘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9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