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发展演变是历史建构的产物。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基于现代化先发优势构建出以线性进步史观、二元发展论、西方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叙事。这套叙事形成隐性知识霸权，致使全球南方国家在思想认知与发展理念上长期依附于西方国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南方国家的丰富实践也正在超越西方现代化叙事，为构建更加包容有序的新世界提供新叙事。跳出西方模式的话语陷阱、构建差异化多层次的叙事模式是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实践，正在引领全球南方国家把握时代机遇，建构本国自主的现代化叙事。
关键词：知识霸权 西方现代化 全球南方国家 多重现代性 自主发展
现代化发展不仅涉及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等的综合转变，也包含理论叙事与价值认识的系统革新。自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占得先机，根据自身经验确立了一套现代化叙事。这一套叙事通过宣扬经济繁荣与政治民主间的因果关联，成为服务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工具。实际上，当西方国家将西方现代化推广为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模式时，其已经违背了自身所宣扬的理性精神。
作为权力建构的产物，西方现代化叙事通过狭隘的话语结构对历史经验进行裁剪和选择性框定，制造出一系列虚幻的理论假象，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定在某一轨道，避免其接触其他可能的发展道路。这种主导性叙事的故事情节或要素被不断复制，进而形成话语惯性。全球南方国家应当看到西方现代化叙事背后隐藏的话语惯性，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而且非西方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西方的翻版。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正积极建构现代化新叙事，解构西方现代化叙事的核心概念与认知偏见。为了全面打破西方现代化叙事的话语惯性，需要反思现代化叙事底层逻辑，从差异化叙事逻辑出发开辟现代化发展新路径。
一、西方现代化的叙事迷思及其困境
叙事指的是将特定的事件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的话语模式。近现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逐渐发展演化为一个庞大的叙事体系，并通过全球殖民扩张，获得了知识霸权的地位。这种叙事体系的霸权属性具有高度隐蔽性，使非西方国家在自以为追逐现代科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陷入话语陷阱。客观上，西方现代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但在叙事层面，西方现代化话语以大量“隐性”的权力规则为西方现代化建构了认知层面的合法性，从而挤压了全球南方国家自主进行现代化探索的空间。
1.西方现代化的叙事迷思
“现代化”一词的词根意为“现在”“最新”“刚刚”等，最初被用来区分异教徒时代和基督教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西方历史叙事者为现代化话语附加了文明战胜愚昧、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意蕴。实质上，这是西方现代化叙事用看似客观的假设来掩盖霸权侵略的本质。
首先，西方现代化叙事将现代化描述为模仿追赶的过程。启蒙运动的哲学和政治学理论发展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帝国主义的概念和实践工具，正是在启蒙运动中，世界其他地区被视为与西方本质有别且天然劣等。这种西方现代化叙事立足线性历史观，宣扬全球南方国家通过模仿西方，可以自动实现现代化目标。这种线性历史观把世界看作一架巨大的自动扶梯，所有国家都在扶梯之上，虽然不同国家因其发展阶段处于扶梯的不同层次，但均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处于这架“自动扶梯”的顶端。西方学术与政治精英向全球南方国家灌输西方现代化叙事的“模仿论”，敦促全球南方国家设计与实践类似于西方的发展工程，并以成为后起之秀为荣。在一段时间里，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动员充斥着对西方现代化的复制与模仿，且在所谓的西方现代化普遍规律中迷失自我，遗忘了自身特色与历史根基。西方这种认为进步是线性与必然的叙事将非西方文明贬低为处于“历史的候车室”的文明。实际上，世界并不是“自动扶梯”。西方现代化叙事显然回避了全球南方国家社会转型的路径差异以及开展自主探索实践的可能性。
其次，西方中心主义脱离历史情境。从历史长周期看，西方现代化只是近代起源于西方的特殊发展形式。但是西方主流叙事将西方视为世界文明中心，非西方文明则被贴上不成熟、野蛮与欠发达的标签。西方中心主义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的地中海文明时期。当时的地中海文明将欧洲北部游牧民族的文明视作野蛮的边缘低等文明，并通过不断塑造这种有别于自身的“他者”来强化自身文明的道德合法性。事实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与偶然性，也会出现波折与反复。因此，即使是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也并不代表它们是衡量历史进步的唯一标准。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与意大利总理孔特会谈时谈及中意两国悠久璀璨的文明，他强调：“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在历史的长河中，西方文明只是在局部时间段与局部地区具有领先的发展优势；如果以千年单位而非百年单位审视西方现代化，其领先优势便不再突出。正如纳奥兹·麦克·斯威尼在《发明“西方”》一书中指出的，“我们必须摆脱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认识到它既有违事实，又落后于意识形态的发展”。
最后，线性叙事掩饰现代化进程的多重差异。19世纪末，欧洲形成了同质化、等量可分割的线性时间观，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线性进步叙事论。线性进步叙事论将现代化书写为一种同质化、无差别的普遍化过程，把不同类型的现代化简单归结为依循时间顺序的模仿复制。按此逻辑，西方现代化成了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西方国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旦它们掌握世界体系的核心规则，并将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在低端位置，它们就会享受报酬递增的超额回报。但立足长时段历史视角，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全球现象，远非单一区域的局部经验所能概括。“随着不同地区环境和需求的差异，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对西方知识和模式的‘全盘输入’问题重重。”全盘照搬西方知识和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源自全球南方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批判理论与思想主张应运而生。这些理论与主张“认可西方社会科学的部分贡献，同时质疑西方理论的普适性”。
2.西方现代化的叙事局限
世界各国发展难题纷繁复杂，现实历史实践亦存在多线并行交织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近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叙事逐步形成知识霸权，成为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叙事说服和观念塑造的思想工具。如果全球南方国家深陷西方构建的话语体系之中，则会丧失独立思考与自主研判的能力。因此，需要在全球范围修复历史认知的“裂痕”，找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归属感。
其一，在前现代历史阶段，西方曾是东方的“追赶者”。大量史料显示，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崛起并非在孤岛中实现的，其发展过程亦大量吸收、借鉴了非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具有知识霸权的西方现代化叙事，将现代化简化为预定的必然过程，低估了非西方文明的历史价值，淡化了西方近代殖民掠夺史。西方现代化叙事关注的重点是“西方成功的故事是什么”而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这种狭隘的叙事逻辑引导全球南方国家根据西方经验来定义价值观，从而对其产生外生性依赖。
其二，西方内部文明存在广泛差异。以欧洲为例，关于在18世纪是否存在所谓“欧洲文明”的单一同质实体尚存争议。西方现代化叙事为了凸显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优势，刻意将整个欧洲视作单一同质实体。在这幅同质画面中，斯拉夫、日耳曼、凯尔特、高卢等文明的特殊性遭遇漠视，被同质化对待。同样，作为西方之他者的东方亦被抽象为同质实体，巴勒斯坦、印度、俄罗斯、埃及、中国等文明的特质也随之被掩盖。于是，世界被人为切分成两大部分，西方和东方，且东方由西方叙事赋予意义。
其三，现代化进程是不均衡的动态互构过程。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东方主义”的概念，认为西方以自身为中心，虚构、刻板化了一个神秘、落后、同质化的东方，以此来维持西方现代化叙事及其话语霸权。他指出：“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西方现代化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主旨是在全球范围扩散西方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在世界各国建立可供效仿的“样板间”。实际上，西方现代化的扩张并没有达到西方设想中的文明同质化效果，反而培育出多重现代性的文明。如今，人们不仅可以谈论欧洲的现代性，还可以谈论东亚现代性、拉丁美洲的现代性。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指出：“南亚的社会和制度结构不但不同于发达国家演进了的社会和制度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南亚的发展问题是一个要求社会和制度结构发生诱致性变迁的问题。”
二、多重现代性的重塑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
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对西方特殊经验的总结，却被作为普遍规律来“兜售”。发展不平衡现象自古便存在，但在西方主导的近代文明进程中，这种发展不平衡被指数级放大。现代化带来社会关系深刻变革：不仅西方国家内部阶级分化与社会冲突加剧，而且全球殖民进一步加大区域发展鸿沟。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是西方现代化叙事对各区域本土社会现实与需求的忽视。因此，全球南方国家要致力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多重现代性建构。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独立，既意味着其拥有了摆脱束缚的消极自由，也意味着其获得了坚守自主的积极自由，即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与对不同现代化道路的自由选择权。
1.以多重现代性超越二元论叙事
西方现代化的叙事之所以具有虚伪性，在于其基于欲望和利益的自我想象，建立起西方文明优越论，进而发展出二元论和相关的两套话语体系，一种专用于西方，一种专用于非西方。要想破除西方现代化的虚假叙事，就需要被压迫者挖掘其本土知识，积累进行知识反抗的力量，并重塑其文化自主性。
早在轴心时代，人类不同地区已然形成多重文明独立并存的格局。这表明，人类社会的进步并没有遵循一种文明模式取代其他文明模式的路径，而是呈现多重面貌。实际上，人类社会进步或进化的路径有无数种。我们现在强调的“多重现代性”就是一种既抵制现代性单一模式化，又强调要尊重非西方世界“独特复数文明”的理论成果。需要注意的是，“在世界体系中，全球南方国家从一开始就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角色出现，这构成了全球南方现代化的原初境况”。
多重现代性将现代性与文明研究联系起来，驳斥了西方现代性的同质化和霸权假设。其一，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路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其二，尽管各国现代化制度的表现可能相似，但均具有基于自身国情与背景的差异；其三，为了理解这些差异，需要重新构建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现代化理论。可以说，多重现代性关注各国不同的现代性差异，进而对构成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与外围要素提出疑问。尽管，“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但其创造的西方文明并没有与当地原始模式进行正常平等的交融互动；相反，后者一直处于被压制的从属位置，其历史成就也被掩盖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西方现代化叙事秉持一种“分化崇拜”思维，认为一个社会越分化它就必然越现代。多重现代性概念拓宽了现代性辩论的范围，揭露了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分化崇拜”只具有片面的、局部的解释力。
正如巴里·布赞与阿米塔·阿查亚指出的那样，“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不是趋同，而是新与旧（通常是不稳定的）融合。例如，19世纪，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不是英国发展的复制品，而是采用不同的模式，即使它们借鉴了英国经验”，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展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进展断断续续而非平滑渐变，并且在结果方面包含着许多变化”。差异化维度共同构成世界文明互动的完整图景，现代化模式所依托的多种文明可以也应该相互补充。因此，要以多重现代性的视野对西方现代化思想进行祛魅，跳出其精心编织的二元对立话语，如文明与蒙昧、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等。
现代化进程永远没有完成时，因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不止步。尽管部分西方学者意识到现代化道路在不同国家呈现多样性，但是，鉴于所处立场与视角局限，他们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土知识生产关注不足。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是西方文明的附庸和追随者。全球南方国家唯有依靠自身力量，方能重塑主体性、唤醒内在自觉。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并提炼其经验是破除西方现代化叙事迷思、重塑本土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
2.重塑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土知识生产
西方现代化理论往往将全球南方国家界定为欠发达的文明“他者”，主张唯有依托西方国家扶持，全球南方国家方能跳出贫困陷阱。实际上，在长历史视野下，这些被贬低为文明边缘的区域曾经是全球文明的中心地带。如今，全球南方国家因共同的殖民遭遇、长期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地位，以及对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的普遍不满，在话语和身份上形成强大的团结力量。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希望避免重走殖民剥削、牺牲环境与高能耗高消费的西方现代化之路，这反映了其要求改变由西方现代化叙事主导的集体愿望。
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公平公正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秩序并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自我强化。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转型时代，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南南合作强调立足于各国独特经济结构和比较优势，回应互利发展需求，尊重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差异。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呼吁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做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推进发展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同时，中国强调，要打破西方现代化叙事桎梏，必须认识到“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开展南北合作的政治基础。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缩小南北差距，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反殖民话语来解构发展歧视。西方现代化叙事自诩为衡量其他文明的标尺，以西方时间为历史时间，以西方秩序为现代世界秩序，以西方地域为世界中心。这种话语体系不仅形成了自我合理化的思维范式，而且在逻辑上排斥、否定了其他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更形成了西方现代化叙事的霸权。因此，全球南方国家要想独立自主，亟须将自身从西方现代化叙事中解放出来。
西方现代化鼓吹的追赶式发展叙事忽视了发展进步的根本前提——完整深刻认识自身历史。这种认识不仅是为了自我肯定，更是要通过挖掘自身制度优势，从容应对社会的快速变革。在国际金融危机、英国脱欧变局与美国民粹主义等浪潮的接连冲击下，西方制度内在弊病不断暴露，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和审视西方现代化模式。那么西方现代化是世界上最好且唯一的发展模式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已经表明，世界上存在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与叙事。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机械地遵循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只会脱离自身的历史文化情境。只有当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土知识被系统化和理论化提炼之后，其嵌入特定历史情境的发展问题才能被最终解决。
三、全球南方国家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创新
当今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全球南方国家亟须改变对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无论是南亚、拉美等国的自主实践探索，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开辟差异化现代化道路的鲜活案例。
1.全球南方国家多样性的现代化探索
在世界多极化深入演进的当下，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全球2/3的劳动力资源与持续扩张的消费市场，已然成为维系全球供应链韧性、推动世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场域。随着全球南方国家中的代表性新兴大国成为全球治理的关键参与者、创新者与贡献者，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力求跳出依附从属、发展脆弱的恶性循环，谋求构建更为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
第一，全球南方国家尊重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需求。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全球南方国家可依托“自我—他者—接受者”的互动关系，在政治领域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经济领域捍卫发展权与再分配正义，在文化理念层面彰显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主张。为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叙事影响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制度平台，推进国际秩序朝着多元化、民主化方向演进。一方面，通过优化政治议程设计，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治理能力。例如，全球南方国家通过重新界定现代化优先发展事项，聚焦减贫纾困、粮食安全、绿色转型等领域，强化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另一方面，立足多边平台和区域性合作机制，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叙事要调整和再生产集体身份认同，对自身的现代化经验进行深度理论提炼与叙事表达。为此，应强化全球治理实践的可视化呈现，激发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共鸣，凝聚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共识。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能力显著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站在历史交汇点，全球南方国家迎来了重塑现代化话语体系、创新现代化实践路径的时代契机。近些年来，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不再一味追求西方现代化指标。例如，中国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整个现代化治理中，把生态价值深度融入发展定位、发展规划与成效评价各环节，着力实现经济低碳化与智能化的高质量增长。这一系列生动实践充分表明，全球南方国家正积极寻找有别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发展老路的现代化发展新路。全球南方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持续探索，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能。
第三，全球南方国家以开放包容的立场与西方发达国家保持智识对话。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叙事占据话语主导地位，在学术层面不断挤压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空间，致使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土知识生产被边缘化。然而，非西方语境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绝不能只扮演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数据附庸与知识验证者的角色。为此我们要建立一种面向全球的“世界社会科学”，其核心是知识生产的民主化，即承认并整合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历史经验的理论视角，以相互尊重的姿态展开对话交流，进而丰富并深化人类对社会的理解。现代化不存在统一模板，要看到各国现代化的局部探索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与互补。由此可见，全球南方国家坚守自身发展自主性、保持文明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2.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创新
阐释多样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必须遵循历史规律；唯有统筹整合内生发展与外生变量，方能真正实现根植于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突破。中国式现代化是依托内生动力而实现的自主现代化。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最终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现代化不是发展模式的竞赛，更不应存在单一模式取代其他发展道路的情况。中国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展示出本土经验的独特性，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发展成就表明，走出一条立足本国、繁荣向好的非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可能的。这激励全球南方国家破除固化思维与认知偏见，去探索更好的现代化本土解决方案。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断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深化改革的现代化。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发展路径，固守标准化、模式化的教条主义常常带来行动上的阻碍。冷战时期，部分拉丁美洲、非洲国家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陷阱。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被包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诸多转型国家对其照搬照抄，相继陷入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国家治理能力瓦解的困境。面对国内外多重压力，中国挣脱教条主义束缚，独立自主推行改革开放，实现了罕见的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增长。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之路。这充分说明，现代化发展不必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而应该在条件初显时顺势抓住发展机遇、主动探索，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实现优化迭代。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从中国本土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中内生与创造出来的”。正是由于西方现代化叙事难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才引发了全世界对中国何以成功的广泛热议。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将社会发展成果切实惠及全体人民。2013年，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创新扶贫工作机制，自此“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我国脱贫攻坚战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普遍致力于探寻现代化之路，但往往因为直接移植西方现代化模式而陷入“有形式而无实质”的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是，西方现代化叙事的主流话语是自由主义，其所标榜的人人平等，大多是形式上的平等；资本主义体系为了形式上的选票式民主而忽视人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加剧贫富分化。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在叙事层面回归文明本位、展现历史主动性。创新现代化模式，关键是树立开放的全球视野，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和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全新叙事，扭转了几百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话语层面的被动与落后局面，彰显了鲜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水平迈上新台阶，制度创新、文明转型和生态保护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合理借鉴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这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经历的过程。因此，我们要认识到，西方现代化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对立面；在世界范围内，两者互补共存、并行发展。我们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发展成就时，应当承认人类社会存在基本的发展规律，应当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既不能将“中国式”与“现代化”分割开来，更不能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对立起来。由此，构建兼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势在必行。一方面，西方国家需摒弃文明优越思维，正视并认可中国的后发发展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在迭代创新时，亦应避免发展路径依赖，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思维，广泛吸收借鉴各国优秀文明成果。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国情，探索并顺应生产力发展趋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变革中，我国立足自身发展禀赋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主动探索面向未来的前沿发展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基于殖民掠夺与不公秩序推进发展的旧有路径，充分证明了人类完全具有驾驭资本的力量，能够成功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多年来，我国对新兴技术开发进行大量投入，以创新驱动可持续增长，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我国重点攻坚航空航天、生物科技、脑科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即便遭遇外部势力的联合科技封锁与围堵，我国高端领域自主研发与产业突破能力依旧稳步增强。与此同时，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参与者，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完整工业产业链条。通过构建包容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积极推动“地方知识”向“全球共识”的转变，在外源借鉴与内生发展的辩证统一之中，坚守现实国情与历史延续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明确反对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单一的现代化路径，而是主张从多个维度尊重不同社会的现实和发展诉求。
四、基于全球南方国家实践构建现代化新叙事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日益深入，西方现代化叙事已经难以解释丰富的现代化实践。全球南方国家通过总结提炼本土发展经验，能够为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新叙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本国发展实际，放眼世界，正在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经验启示。
1.基于本土智慧拓展实践路径
全球南方国家并非只是现代化理论的被动接收者，同样也是现代化理论的创造者。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利益、经济路径和历史经验上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都共同承受着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压制。因此，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探索并建构现代化新叙事，不仅需要关照群体内部的多样性，而且要认同并尊重现代性评判标准的多样性。全球南方国家在全新时代语境中重塑发展话语体系，必须秉持反思与批判思维，推动本土知识完成原创性重构。当然在现阶段，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并非易事，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知识壁垒依然根深蒂固、难以破除。在此形势下，创新现代化认知主权意义重大。唯有坚守本土话语立场、发出独立自主的发展声音，才能避免本土知识沦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区域“试验田”。
多元现代性的建构需要吸纳根植于当地社会传统与历史基础的本土知识。全球南方国家独立的现代化叙事是本土传统与世界历史反复互动的结果。例如，非殖民主义的现代性研究起源于拉丁美洲地区的本土知识运动。它综合了包括依赖理论、解放神学和拉美社会运动理论在内的多种观点，主张通过创造新的立论基础来重构叙事，以扩展现代化研究的思想边界。历史上，全球南方国家由于曾遭受帝国主义殖民掠夺与压迫，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共同努力，打破“弱者愈弱”的固化格局。更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必须找到最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交流互助、协同创新现代化发展新方案。全球南方国家谋求现代化发展，不是为了反对、排除、取代任何其他国家参与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推动人类社会整体向好发展。
本土知识的累积有助于各国建构内生导向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如今，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反思传统增长驱动模式的局限性，质疑其是否具有包容性与普惠性。内生发展理念立足当地经济体系、本土知识和传统实践经验，切实促进本区域自力更生。以农业发展为例，各地区只有选择更适合本地水土环境的种子和耕作技术，才能真正做到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协调。近年来，南非深度挖掘本土传统的“乌班图”理念中凝聚的友爱包容、合作共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以取代唯GDP发展模式。在拉丁美洲，哥斯达黎加调整资源配置，主动削减安全开支，依托“和平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提升—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走出了一条稳健高质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些植根本土历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与评价指标体系，更贴合区域发展实际，展现出惊人的发展活力。
除此之外，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历史包袱的纠缠，殖民遗留的思维窠臼与认知惯性成为隐性的发展阻碍。为此，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加强团结互助，顺畅战略沟通和政策对接，共享资源、技术和经验，建设联动互通的全球南方现代化市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对发展的理解发生重大转变。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执迷于唯经济增长论，更多地希望经济社会朝着更具包容性、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创造更有利于个人在社会、文化与经济方面蓬勃发展的社会环境。例如，拉丁美洲学者采用自下而上的知识生产模式，重塑发展伦理的话语体系。这种现代化叙事，将西方的强调效率转变为强调关怀，将重视个人权利调整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
2.消解异质情境下的狭隘发展话语
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所处的环境复杂多变，不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衡量和约束所有国家。我们要关注具体历史情景下的实践动态，避免陷入超时空教条主义陷阱，逐步构建起独立自主、内涵丰富、思想活跃的“南方认识”体系。
第一，坚持社会发展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在全球治理格局深刻变革进程中，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发起“国际太阳能联盟”，非洲联盟推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些发展实践均立足自身发展诉求，深度对接区域与全球共同发展大局，逐步改变西方主导的发展定义，塑造出更为包容多元、普惠共生的全球发展伦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推进这些倡议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原则，避免重复旧式霸权主义的合作模式。以“国际太阳能联盟”为例，其创建了技术共享平台和融资机制，推动各成员国共同参与开发太阳能资源，杜绝将清洁能源技术变成新的地缘政治工具。
第二，警惕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带来的代价，防范发展异化。西方现代化叙事片面放大现代技术的进步特征与正向价值，却刻意回避其潜藏的发展风险。例如，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人类的劳动被简化为重复性劳作，而富有价值内涵的传统劳动形态正不断消解，既损害个人尊严，也催生消费主义文化。这种重物质轻精神、重增长轻人本的发展逻辑，极易造成价值失衡和社会失序。全球南方国家理应摒弃单一的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践行互惠共生、协同共进的发展理念。
第三，本土智慧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方案。全球南方国家可以通过向不同地方赋权，塑造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态治理架构。这种治理方式能够有效促进教育革新、公共健康、社会福利等。例如，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注重发挥地方语言群体在政治参与中的媒介作用，而同属印度西南部的卡纳塔克邦则通过融合英语教育与信息技术，将首府班加罗尔打造成全球创新高地。这种多样性差异化的地方政策，使各地能够根据自身状况探索最合适本土的发展道路。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该国凭借传统农林业知识推行“绿色遗产倡议”，在修复退化土地的同时，创造了数百万就业岗位。上述实践表明，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是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发展路径。
3.把握数字时代的现代化机遇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时代契机。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不可或缺的核心生产要素。21世纪的数字化浪潮是对人类历史上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突破与升级，必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发展格局深刻变革，全球南方国家应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深化数字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助力构建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新格局。
一方面，基于数字普惠原则推进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共赢。数字时代，自下而上的技术创新超越了技术精英主义的神话叙事，证明普通民众不仅是技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和塑造者。作为数字化发展活力充沛的经济体，中国处于全球数字化发展前沿，收获数字化革命的发展红利；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亦具备独特优势。当前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力量，秉承公平普惠原则在全球持续供给数字公共产品。例如，依托“数字丝绸之路”项目，中国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网络、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城市、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国与世界数字化互联互通。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数字技术向善发展，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红利，鼓励带动全球南方国家把握现代化转型机遇。
另一方面，凭借数字科技红利走出发展新路。数字化为普惠包容发展带来时代机遇，有助于塑造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新格局和破解南北数字鸿沟。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仍面临数据主权、数字鸿沟、人工智能伦理等诸多新问题。在机遇与挑战交织之下，全球南方国家更要抵御西方数字殖民与数字霸权，坚定捍卫数字主权。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正积极促进全球大数据规则孵化，探索全球数字货币规则新方案；在全球多边数字治理方面，正积极推进全球多边机制在数字领域的合作，主动参与并引领全球数字领域标准与规则制定。
当前，全球数字技术进入迭代发展阶段，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化发展将进一步为增进人类共同安全、守护世界和平、助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平等、保障基本人权等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全球南方国家的丰富实践证明，现代化发展所需的技术知识与制度发明并非西方国家所独有。
结 语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因其线性进步史观、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以及单一发展模式叙事等四大基本局限，陷入合法性危机。这种理论困境既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简化主义倾向，更源于其背后隐藏的西方现代化殖民性的意识形态偏见。历史表明，在内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交汇中，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基于本土知识与自身实践构建现代化新叙事。全球南方国家应立足全人类发展，重新阐发对发展权、知识权以及文明权的新理解，从而扭转与解构西方知识霸权。
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正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驱动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以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和创造性实践，深刻改变南北关系和国际话语格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典范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通过知识提炼与行动实践，必将在全球范围内绘就绚烂鲜活的现代化叙事新画卷。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李修建、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2]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观念的冒险》，周邦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3]杜清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2期。
[4]孙健：《南美各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与评价》，《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5期。
[5]邱卫东：《数字时代西方话语霸权的运行体系及中国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