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之际，话语权之争正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国家分类概念作为国际话语体系的基础载体，其塑造权、定义权与解释权的归属，日益影响国际话语博弈的战略主动权。诸如“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等国家分类话语兼具分析工具与博弈工具属性，既可为国际比较、政策制定、多边协商提供重要参照，也可被霸权国家用来操纵规则、攫取私利。从“最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术语迭代，背后折射出西方主导话语秩序的利益逻辑。“全球南方”叙事的兴起反映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客观趋势，而西方国家借这一话语体系分化南方国家群体、牵制新兴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基于国家分类概念提升国际话语权，可从认知引导、叙事解构、理念创新、传播赋能四个维度协同发力，引导全球南方国家认清国家分类概念的话语属性，系统拆解西方话语霸权的运作逻辑，倡导超越二元对立的包容型国家分类话语，通过多场景、多主体协同传播提升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国家分类概念 全球南方 发展中国家 国际话语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加速重构，话语博弈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场域。“全球南方”叙事兴起，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与国际话语诉求迈入新阶段。“全球南方”等国家分类概念是国际话语体系的基础性认知框架，掌握其塑造权、定义权、解释权，关乎各方在国际话语博弈乃至大国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也是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大话语权、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前提。
国家分类概念的流变逻辑与话语本质
在国际话语体系中，长期存在诸多用于界定国家与地区类型的概念，如“三个世界划分”“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南方国家—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合理的国家分类概念有助于简洁直观反映复杂的全球图景，为国际比较研究、发展政策设计以及多边协商对话提供重要参照。然而，看似客观中立的国家分类概念，并不是对国家的简单描述，其每一次概念更替与内涵调整，本质上都是国际话语权博弈。其中，“发展中国家”概念从孕育、诞生、扩散到争议的流变逻辑，是最能反映国家分类概念背后话语权博弈的典型样本。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构建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打造了一套以自身为标杆的国家分类话语体系。它们将自身冠以“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y）之名，把其余国家贴上“不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y）或“欠发达国家”（Less-Developed Country）的标签，进而将世界各国纳入“先进—落后”的等级化话语体系。该体系将西方发达国家塑造为其余国家发展的唯一参照与模仿范本，以此巩固西方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它也赋予西方霸权国家以“援助”之名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维系不平等国际秩序的话语合法性。但西方发达国家很快意识到，“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等带有否定与比较意味的表述，容易引发相关国家抵触乃至对抗，激化南北矛盾，阻碍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此，西方国家转而使用“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一词。“发展中国家”以“正在进行时”的语态传递出动态向上的发展内涵，使相关国家被视作行进在发展道路上、具备成长潜力的能动主体。同时，相较于旧有分类，“发展中国家”在构词上回避“发达”一词的参照标准，更容易获得追求独立自主发展中国家的心理认同与情感接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指出，西方发达国家主动创造“发展中国家”这一更具策略性的委婉外交用语，意在向落后国家传递一种“正在发展，而且未来能够进一步发展”的美好预期。简言之，“发展中国家”概念既契合西方发达国家维系自身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策略需要，也顺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身份认同、追求发展前景的现实诉求，因而得到各方普遍认可，并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概念逐渐演变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通用话语。时至今日，这一概念已深入人心，绝大多数使用者默认其为“价值中立”的描述用语，但其背后蕴含的政治属性、发展逻辑与话语权属性却常常被忽视。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概念为广大后发国家提供统一的集体身份标识，有利于其凝聚合力，在国际舞台上共同发声、捍卫发展权益。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史实佐证是，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存在一种广为流传的误解，认为“发展中国家”概念诞生于196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事实上，已有考证说明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不过，这一认知偏差的广泛传播也从侧面印证，“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拥有强大的话语生命力，它逐渐摆脱西方国家最初设定的话语轨道，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凝聚集体身份认同、开展多边行动、共同争取国际公平正义的重要话语载体。尽管如此，西方话语中“发展中国家”暗含的霸权逻辑并未改变。以世界银行为例，1978年其首期《世界发展报告》，将全球国家和地区分为“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工业化国家”（Industrialized Countries）、“主要资本剩余石油输出国”（Major Capital Surplus Oil Exporting Countries）、“中央计划经济体”（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四类。这一分类并非完全依据客观标准，而是纳入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立场、地理区位等主观因素，本质上依然服务于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1989年，世界银行改用单一人均收入指标划分国家，表面上消除了旧有划分体系混乱问题，看似更加客观合理，但这种“唯指标论”刻意回避殖民剥削历史、不平等国际分工、内部发展不均衡等核心问题，西方话语霸权底色并未改变。
总之，西方话语体系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分类谱系，内嵌一套服务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底层叙事逻辑。这套分类框架构建起割裂式的世界认知，通过看似客观的国家分类，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塑造成相互对立的二元主体，有意割裂二者的历史渊源，进而掩盖一个基本事实：部分国家的发展滞后，本质上是西方殖民侵略、资源掠夺与霸权世界体系长期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西方话语体系编织并传播虚假“发展神话”，片面宣称后发国家只需照搬西方既定的国际规则与发展模式，就能实现从“不发达”到“发展中”、最终迈向 “发达”的线性跃迁，抹杀发展道路多样性与自主性。这种内嵌于分类概念内部的权力属性，既是国家分类话语长期成为国际博弈关键抓手的核心缘由，也是解读近年来西方推动“发展中国家”向“全球南方”概念迭代的关键所在。
从“发展中国家”到“全球南方”的话语流变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并在全球经济增长、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发挥愈加关键的作用，西方主导创设的“发展中国家”分类话语逐渐失效，不再适配西方国家的霸权利益诉求，并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实质性冲击。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开启新一轮话语操控，推动国际话语体系从“发展中国家”向“全球南方”迭代演进，其核心逻辑始终是维系西方话语霸权、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遏制新兴国家发展。
西方国家的话语操控首先体现为强行篡改既有国家分类身份，试图剥夺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合法权益。近年来，西方多国持续炒作“中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虚假叙事，试图通过否定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取消中国在WTO等多边机制中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逼迫中国承担超额国际义务，以此阻滞中国发展进程。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西方强行抬高中国发展定位、加码国际责任，到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备忘录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再到2023年美国国会出台相关法案否定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一系列操作充分暴露西方国家篡改分类话语、谋取霸权私利的企图。对此，中国始终坚守事实与法理依据，在多边场合系统阐释自身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属性与国际共识，驳斥西方单边话术，同时深化多边合作、主动担当国际责任，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强行否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策略收效甚微后，西方国家转而采取废弃旧有概念、更替话语工具的新策略，试图直接推动“发展中国家”概念退场。2016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指标》报告中正式提出淘汰“发展中国家”分类术语，并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日益趋同、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日益趋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否认国家差异等片面说辞作为依据。事实上，这些理由罔顾全球发展失衡、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不平等国际分工等客观事实，缺乏学理支撑与现实依据，其本质仍然是西方霸权话语的持续操控：当一个概念无法再服务于其霸权秩序，它们便企图为一己之私将其抛弃。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概念从主动创设、全球推广到蓄意抛弃的全过程，清晰展现其掌控国家分类定义权、解释权的霸权逻辑。
与“发展中国家”概念的淡化相伴，“全球南方”概念近年迎来强势复兴，迅速跻身全球治理核心议程，成为重要话语标识。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南方国家不再盲目追随西方发达国家而开始独立发声。2023年，“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宣告“全球南方”时代到来，“全球南方”概念也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年度热词。从概念本身的演进看，“全球南方”诞生于发展中国家反抗霸权压迫、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进程中，承载着共同的历史遭遇、相似的现实困境与一致的未来诉求，是凝聚南方国家共识、开展联合治理的包容性话语载体，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发展实践，进一步推动这一概念兴起传播。学术界将其兴起归因于国际体系变革加速、南北国家力量对比调整、全球南方国家集体反霸诉求上升等结构性因素，但较少关注话语权博弈的关键动因。实际上，“全球南方”概念的复兴，是在“发展中国家”概念无法充分满足西方国家政治需求后，由其主动布局的新一轮针对国家分类体系的话语操控。
西方国家积极推崇“全球南方”概念，核心是利用这一概念内涵模糊、界定标准缺失的话语漏洞，以此实现分化瓦解发展中国家群体的目的。与“发展中国家”概念相比，“全球南方”概念尚未形成国际共识界定，兼具地理、经济、政治等多重属性，概念边界宽泛且弹性极强，为西方话语塑造留下充足空间。西方国家刻意剥离“全球南方”概念中反对霸权主义、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政治内涵，片面用地理区位、经济规模等指标划线，不断炒作“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的虚假叙事，试图割裂中国与广大南方国家的身份联结。同时，“南方”直观的方位属性，极易引导普通受众陷入地理本位的认知误区，弱化这一概念的政治与发展内涵，便于西方开展话语误导与舆论操控。2023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美英等国代表就公开宣称“中国不属于全球南方国家”，公开否定中国的全球南方国家身份，甚至有西方舆论重塑“全球东方”概念，试图把中国从“全球南方”划入“全球东方”，这都是西方依托“全球南方”概念实施话语分化的典型表现。
基于国家分类概念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路径选择
当前，中国在国际理念与倡议类话语构建领域成果丰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等价值理念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标识。但较之于理念倡议型话语，以国家分类概念为代表的基础性话语工具具备更强的结构性、规则性与制度性影响力，这类概念一旦成为国际共识，不仅会塑造全球对相关国家的身份标签与认知定位，更能够确立国家身份评判标准，深刻影响全球规则制定、资源分配、权责划分与治理格局。因此，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必须更加重视国家分类概念这类底层分析工具的构建、阐释与价值引领，通过凝聚国际社会认知共识、拆解西方分类话语垄断、建构包容性新型分类叙事、完善系统化对外传播体系，从底层逻辑上突破西方话语霸权。
第一，强化认知引导，凸显国家分类概念的话语价值。提升中国在国家分类概念领域的国际话语权，首要前提在于重塑国际认知、强化话语价值引导，推动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认清国家分类概念蕴含的博弈价值与战略属性。长期以来，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影响下，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对国家分类概念存在认知偏差，将其视作“价值中立”的统计称谓与通用表述，默认其分类标准具有客观性与通用性，习惯性沿用西方既定的概念界定与身份划分框架，忽视看似常规的国家分类标签背后潜藏的关乎国际身份定位、权责分配、资源配置与发展权益的深层博弈。这种认知偏差使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处于话语博弈的被动地位。西方通过主动建构、持续传播，将带有霸权属性的国家分类话语深度嵌入全球治理体系，并逐步形成固化的国际认知范式。当相关概念引发利益冲突与话语争议时，全球南方国家因缺乏预判意识与理论储备，只能被动回应、局部辩驳，难以打破西方已然成型的话语格局与制度惯性。
鉴此，需要持续强化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认知引导与理论宣介，明确揭示西方国家分类话语的非中立本质，使全球南方国家认识到此类概念并非纯粹的学术定义或统计便利工具，而是西方国家试图固化既有国际秩序、维系自身霸权地位、规制后发国家发展空间的重要话语载体。通过持续的国际政策宣介、多边外交互动、常态化舆论传播等多元渠道，纠正国际社会将国家分类概念视为“客观中立”或“是出于便利性的考虑”的片面认知，摆脱被动依附西方叙事的思维惯性。
认知引导的核心目标是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清晰的话语权意识与主体意识，厘清国家分类话语权与发展权益、国际地位的深度绑定关系。让全球南方国家深刻认识到，概念的塑造权、定义权与解释权本身就是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基石，掌握关键概念的界定标准与解释口径，就等于掌握国际认知的塑造主动权，继而深刻影响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定位与发展权益。这就要求全球南方国家主动摒弃旁观者心态，自觉参与关键概念塑造和国际叙事建构。唯有推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话语认知觉醒”，充分认识底层分类话语的战略价值，主动投身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才能从观念层面破除西方话语霸权的认知根基，为解构西方陈旧叙事模式、建构包容公正的新型国家分类话语筑牢思想根基。
第二，解构西方叙事，打破关键概念领域的话语垄断。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话语认知觉醒”的基础上，还需采取系统性、针对性策略，深度破解西方话语霸权格局，打破其在关键概念领域的长期垄断。从时间维度看，解构西方话语霸权应当坚持前置干预、主动预判，构建常态化、前瞻性的话语治理机制。在国际话语博弈中，将话语治理工作前置，在西方启动新概念塑造与传播的初始阶段及时介入，系统研判其概念内涵、传播路径与隐藏的战略图谋，提前预判并澄清认知偏差、阻断片面叙事扩散，从源头遏止西方误导性话语传播。
从解构层次来看，破除西方话语霸权需要由表及里、层层深入，避免局限于单一概念的表层辩驳，重点剖析其背后系统化、模式化的话语操纵逻辑。依靠长期占据的舆论先发优势与主导性国际制度资源，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霸权话语运作体系，针对国家分类等基础概念建立“按需创设—全球推广—灵活利用—到期弃置—迭代替换”的完整运作链条，并持续通过调整统计指标、篡改概念内涵、制造认知分歧等手段，分化瓦解全球南方国家可能形成的合作局面，以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简言之，话语解构不能仅局限于碎片化、表层化的概念批驳，必须穿透表层叙事，直击其话语生产、迭代与操纵的机制性霸权根基。
从解构的方法来看，可整合理论祛魅、历史证伪、现实对冲等三重路径，从学理根基、历史脉络与现实舆论多维度突破西方话语垄断。一是立足理论祛魅戳穿西方话语的“中立”伪装。对西方主导的各类国家分类概念开展系统性学理拆解，揭露其概念建构中的逻辑缺陷、价值偏见与利益导向，从学理层面消解其概念“权威性”与话语“正当性”。二是通过历史证伪厘清西方话语迭代的霸权脉络。结合全球治理演变历程，系统梳理西方国家分类概念的创设、传播与更替脉络，揭示每一轮概念迭代背后的战略意图与霸权诉求。三是强化现实对冲抢占国际话语博弈主动权。跳出被动辩解、事后回应的传统应对模式，通过多边外交平台、国际学术交流、全球媒体传播等多元载体，主动开展舆论发声，持续稀释西方在关键领域的话语垄断优势，为建构更加公平包容的新型国家分类话语体系释放空间、奠定基础。
第三，创新价值理念，倡导超越二元分立的包容型话语。在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的基础上，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亟须实现思维升级与价值跃升，跳出西方阵营对立、零和博弈的叙事模式，以更具超越性、包容性、引领性的核心理念重塑国家分类话语范式，推动国际话语逻辑从“竞争对立”转向“合作共赢”，这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内核高度契合。
习近平主席强调，当今世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企盼的，不是“新冷战”，不是“小圈子”，而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与之相悖的是，西方国家长期秉持二元分立、等级对立的叙事逻辑，通过各类国家分类概念刻意强化“北方—南方”“发达—落后”的身份隔阂与价值对立。这种固化等级差异、制造阵营割裂的话语范式，既背离全球休戚与共、共生发展的客观现实，还不断放大国际分歧、阻碍多边协作与全球治理提质增效。事实上，世界各国历史文脉、社会制度、资源禀赋与发展路径各具差异，发展基础与现代化进程各不相同，但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行进在探索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都是全球发展的参与者、公共利益的贡献者与经济增长的受益者，理应平等享有参与全球治理、分享发展红利的正当权益。
打破二元分立的话语格局需要大力弘扬平等包容、多元共生、合作共赢的新型话语逻辑，减少人为制造的等级划分与阵营割裂，强化各国责任共担、机遇共享、利益相融的共同体思维。建构包容型国家分类话语叙事，不能仅停留在弘扬平等共生的抽象价值理念层面，而是要推动宏观价值理念转化为可落地的话语工具，以此打破长期受制于西方话语的被动格局。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等中国原创价值理念，着力将多元共生、公平普惠、合作共赢等理念内嵌到国家身份界定、国家分类标准、国家发展评价等概念构建环节，推动建立可应用、可操作、易传播的话语体系。在实践层面，围绕应对气候变化、数字治理、公共卫生等特定全球治理议题搭建对话合作平台，为自愿参与的国家设置“气候责任共担国”“全球数字治理伙伴国”“公共卫生协同行动方”等议题导向的集体称谓，不对世界各国作出整体性、全覆盖式的类别划分；持续倡导议题化、情境化的身份建构逻辑，反对将单一标签固化为国家永久属性；将各类量化指标仅作为发展状况的参考依据，承认一国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状态可以有所区别，避免生成固化身份标签。
第四，深化传播赋能，提升中国话语权辐射效能。完成认知引导、话语解构与概念建构，是重塑国家分类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而系统化、常态化的国际传播则是提升话语权的关键保障。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把持国家分类概念的定义权与主导权，不仅源于其率先完成概念创设与规则设定，更在于依靠其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实现话语叙事的全球渗透与固化。因此，需要深化传播赋能，推动中国自主构建的新型话语叙事深度融入全球舆论场与全球治理实践，实现从理念创新到国际落地、从话语产出到舆论认同的有效转化。
一是立足多元国际场景，开展精准化、体系化的国际传播。摒弃零散化、应急式的被动发声模式，主动将平等共生、多元包容的价值理念与概念构建逻辑内嵌于多边外交活动、国际学术研讨、全球治理实践等各类主流国际场景之中。在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应对全球治理难题、组织国际援助、开展外交磋商等实践中，持续提供非对立、非等级的国家身份叙事，逐步稀释西方二元对立叙事的出场频次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中推动形成针对新型话语的稳定国际认知。具体可采取阶梯式嵌入策略、分层推进落地：优先在金砖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兴多边机制先行试点，将新型分类理念与话语嵌入机制宣言、合作规划与议事规则，探索形成实践样本；在“77国集团和中国”框架内进一步强化共识，联合全球南方国家智库开展研讨，借助共同提案、联合声明等向外传递主张；稳步对接联合国体系，优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贸发会议等机构中将新型分类理念与话语作为政策参考与治理依据，积累实践成效后进一步推广，实现新型话语体系的有序落地与广泛普及。
二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传播格局，凝聚跨主体话语传播合力。健全完善政府引领、学界支撑、媒体传播、多主体联动的立体化传播体系，打通各主体间的话语传导通道。政府牵头做好话语传播的顶层设计与对外发声的统筹协调，为各主体的传播实践提供统一指引；依托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智库等专业力量进行学理化阐释，为构建新概念新话语提供理论支撑；借助国际大众媒体平台开展通俗化国际传播，用不同文化语境下受众易于理解的方式传递话语内涵，扩大新型话语的传播覆盖面；鼓励非政府组织、民间文化交流团体等主体发挥贴近基层的优势，在民生援助、社区服务、文化交流等民间互动场景中开展柔性传播，建立情感共鸣和信任基础；引导跨国企业将相关话语理念融入项目合作、产业链协同等实践中，以实际行动让话语传播更具说服力；吸纳全球南方国家的媒体人士、智库专家、普通公众参与话语建构和传播，增强概念的本土性适配与大众认同度，依托各类多边机制平台持续放大新型话语的国际声量。
三是建立动态迭代的传播机制，切实提升话语传播实效。摒弃“一套方案用到底”的静态传播思路，构建覆盖传播全流程的效果评估机制，定期从舆论关注度、受众认同度、话语引用率、实践适配度等维度对话语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及时掌握不同区域、不同组织、不同群体的反馈。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概念阐释口径、传播渠道选择和叙事表达策略等，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认知偏差及时澄清回应，对受众关切的重点问题强化解释说明，对不适应传播语境的表述及时优化更新，持续提升话语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让原创性、包容性的中国话语真正落地生根，为重构公平合理的全球话语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南方’概念考察及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研究”（项目批准号：24BZZ041）和南京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项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组织文化研究所所长、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9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