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权力结构与国际传播秩序面临系统性重塑。中国对“全球南方”重新定义，将其作为凝聚历史记忆、现实关切与未来文化愿景的历史性、延续性、发展性、动态性概念，已成为破解“中心—边缘”话语霸权、推动全球朝向多极化发展的关键变量。本文钩沉“全球南方”自地理分野、身份凝塑、经济赋权至文化博弈的多维演进脉络，深入辨析其内涵的动态生成与战略意义，揭示其反殖民、反霸权、追求平等发展与文明互鉴的集体诉求。面对美西方通过知识生产对叙事定义权的策略性操控，中国从“三个世界”理论向当代“全球南方”观的战略转化与话语赓续，构成了在国际传播中构建并拓展与发展中国家文化认知“共通经验范围”的关键枢纽。将“全球南方”内嵌于中国国际传播战略布局既是主动的战略位势选择，更是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等标识性概念进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由之路。这一过程旨在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引领”范式的历史性转轨，推动全球传播秩序的结构性变革，为构建公正平衡的全球治理新格局注入中国思想与南方力量。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主要媒体上的中国科技形象及其认知变迁研究”(25&ZD042)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全球南方/ 第三世界/ 战略位势/ 共通经验范围/ 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姜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天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后（100089）。

原文出处：《世界社会科学》(京)2026年第3期 第105-127页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这一概念在全球治理、经济合作、学术研究等领域热度骤升，战略价值日益凸显。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国际组织将“全球南方”纳入政策优先议程；2023年1月G20峰会专门召开全球南方峰会，紧接着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①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会晤，9月《哈瓦那宣言》更是明确提出全球南方倡议，“全球南方”已然是探讨国际事务、全球治理和发展合作时无法绕开的核心关键词。②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提出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③2025年9月“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云南昆明召开，④各类区域性和跨区域合作机制见证着“全球南方”正成为国际秩序演变的新维度和推动全球变革的重要力量。

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审视，“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传播权力格局发生微妙变化、国际话语权博弈加剧以及“南方”各国积极争取自身话语表达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更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反殖民、反霸权的重要力量集合。“全球南方”不仅凝聚着相似的历史记忆、共通的现实关切与共同的未来愿景，更因其发展性、包容性和多元性，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叙事框架和战略契机。

伴随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一方面鼓吹中国已非“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则极力拉拢、培植其他发展中大国，并借“中国威胁论”叙事，试图将中国从“全球南方”阵营中剥离、分化，削弱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同时，一些国家也意图争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地位，将中国视为大国竞争和全球弱势国家群体的“他者”。在此复杂背景下，本文提出“战略位势”与“共通经验范围”两个核心概念，旨在解决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中所逐渐显现的核心问题：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和西方国家的话语操弄，中国应如何准确理解和战略性运用“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主动塑造和引领有关“全球南方”的表达，将其转化为有效推进国际传播、打破话语陷阱、拓展文化认知的“共通经验范围”，使其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资源？

所谓“战略位势”，指国家在国际传播与舆论博弈的动态结构中所处的战略节点、拥有的话语主导权以及自身角色定位。它不仅是对国际传播效能的反映，更是在知识生产与话语秩序建构中主体性权力强弱的映射。聚焦“全球南方”议题，中国寻求的“战略位势”并非意在居于某种“权力顶端”，而是基于文明互鉴、和平共处的宗旨，推动从“阐释西方范式”到“创造自主范式”转型。

与之紧密呼应的“共通经验范围”⑤则是实现这一“战略位势”的心理与学理基础。它并非单纯的经验堆叠或信息重合，而是一种深层的共通性文化认知，主要指的是对不同文化理解的最大公约数问题。延伸到国际政治层面，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调动各方面力量在国际上求同存异，构建共同战线以应对国际挑战。这种认知基于国际传播视角，根植于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长期的反对殖民主义、追求民族独立、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记忆共振、现实利益汇合与未来愿景契合。它是打破国际传播“西方中心论”话语格局、重构平等对话体系的心理积淀与文化基石。故而，有必要深入剖析“全球南方”的内涵演进，厘清中国在其中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定位，探究其对构建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这绝非单纯的历史性探讨，而是一个思想性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全球南方”中的学理合法性问题，进而关系到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际话语博弈中争取主动，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的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时代问题，也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抉择问题，更是关乎世界发展方向的问题。

二、“全球南方”：一个在抗争与博弈中生成的动态概念

当前，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的概念定位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一些观点认为，全球南方是“第三世界”或“南方”概念的延伸，⑥可追溯至不结盟运动时期的政府间发展组织。⑦另一些观点认为，“全球南方”指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知识生产结构，⑧曾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代表着崛起中的新兴力量，⑨即世界上的南方国家相互认同而形成的全球政治共同体。⑩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全球南方”泛指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且在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国家，(11)在现行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相对处于弱势同时又具有强烈独立意识和发展诉求的群体。(12)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指出，“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概念而言仍缺乏一个清晰的界定标准，它更像是一个政治口号，无法准确描述这个世界。(13)

无论基于哪种观点，“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传播中一个重要的话语概念，全面介入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的知识生产和实践。需明确的是，“全球南方”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概念，至今仍处于进行时。然而，当使用人群习惯性地将其概念化并试图将其对象化为某种、某类、某些实体(包括区域和国别)时，可能忽略了其在国际传播话语博弈影响下出现的思想迁移和概念位移。因此，对“全球南方”概念展开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比较并重新类型化，思考其如何通过国际传播被塑造为一种描绘当前世界的话语概念，对于构建全球传播生态和讲好中国故事非常重要和紧迫。

(一)概念的地理分野与政治滥觞：南北图景的缘起与勾勒

“全球南方”概念的生成，首先可追溯至其地理与政治内涵的初步勾勒。

在政治哲思层面，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于1926年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意大利南北格局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南方问题”这一概念，(14)赋予“南方”这一地理词汇特定的政治内涵，(15)揭示了处于边缘地位群体的困境与斗争。尽管葛兰西主要论述的是意大利南方农民和北方工人结成联盟时出现的困境，尚未进入到国际事务和国际政治领域，但其运用话语权理论对“边缘”与“中心”权力关系的洞察，为后续“全球南方”概念的政治化埋下了伏笔。

在地理区位层面，1980年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向“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发布报告，(16)首次以虚构的“勃兰特线”(17)明确区分了主要位于北半球的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北方)与绝大多数位于该线以南的较贫困国家(南方)。尽管这条线并非严格的地理分界，(18)但它奠定了“全球南方”最初的地理空间想象，为理解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提供了一个直观的空间框架。

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报告中对“全球南方”的地理范围进行了更细致的描述，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方”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通用指称，主要涵盖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9)特别纳入了中亚、西亚、太平洋岛国，并明确包括了中国，但仍未包括东欧和俄罗斯。(20)时至今日，以纯粹地理分野划分“南—北”的解释力虽已相对弱化，但这一阶段的界定为“全球南方”概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参照。

(二)概念的身份凝塑与话语建构：从“第三世界”到反霸权共同体

“南方”概念真正进入国际政治语境是在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亚非拉地区，大批新兴独立国家登上国际舞台。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以及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着一股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21)它们在维护主权，反对殖民与霸权，谋求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独立等方面有着共同诉求，为“全球南方”的政治认同奠定了基础。(22)

如果说早期的“南方”概念尚处于萌芽阶段，那么“第三世界”概念的提出与广泛传播，则标志着“全球南方”在身份凝塑与话语生产层面实现了突破。1952年，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借用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的意涵，提出“第三世界”概念，以指代那些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寻求独立的亚非拉国家。(23)这一概念迅速被西方国际传播语境所吸收，成为描述新兴独立国家的标签。然而，冷战背景下，发展援助沦为两大阵营对抗的工具——借由国际传播输出意识形态，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工具。不愿卷入美苏争霸的亚非拉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独立自主和发展权，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并于1964年成立77国集团，(24)进一步强化了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1973年，不结盟国家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通过的《政治宣言》中正式使用“第三世界”概念，力图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开辟出一方自主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1969年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在天主教杂志《公益》(Commonweal)的越南战争特刊中首次提出“全球南方”概念，(25)然而他却没有进一步诠释，此后也未再频繁使用。所以，“全球南方”虽已被提出，但未进入到知识生产阶段走向国际传播，也未从侧重点与认同度等方面廓清其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等概念之间的异同。(26)

真正将“第三世界”上升为系统性国际战略理论并加以广泛传播的是中国。1974年，毛泽东在深刻把握国际舆论和国际格局的基础上，提出将美、苏定义为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第二世界，而亚洲(除日本外)与整个非洲、拉丁美洲均属于第三世界的理论。(27)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向全世界正式阐释了这一理论，并郑重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28)中国从政治上、话语上、战略上站出来，明确自己为第三世界成员，同时通过这一战略性话语实践，削弱了阵营格局和意识形态对抗，团结了更广泛的力量，强调了反霸权和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传播性建构了中国在“第三世界”概念和实践中的领导力。这表明中国将自身的知识生产编织进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通过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战略性“重新定义和使用”，奠定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构建“共通经验范围”的基础。

(三)概念的经济赋权与内涵重塑：从“发展中”到“新兴力量”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版图发生深刻变化，欧美国家在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中的份额从彼时的70%—80%降至2010年的约50%。(29)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的适用性开始受到质疑，且其常带有“低收入”“欠发达”(30)的负面标签也招致诸多批评，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第三世界”作为“贫穷世界”的标签逐渐失去解释力。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开始推动使用“全球南方”替代“第三世界”，以适应全球化趋势和全球治理的新要求。(31)

进入21世纪，“全球南方”的经济维度日益凸显。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动“打造全球南方”项目，通过将“南南合作”纳入政策优先议程，进一步拓展了“全球南方”的经济合作属性和“全球”语义。“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总量从2013年的16.59万亿美元提升至2022年的25.91万亿美元。按市场汇率换算，2024年“全球南方”国家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为41.5%，较2000年提高了20.4个百分点。(32)由此观之，“全球南方”的经济力量增长提升了其相应的国际传播话语权，改变了曾经受限于西方定义的世界格局，关注点更多地转向共同的经济发展挑战，(33)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外交叙事框架，(34)使之成为描述全球经济新格局和发展新动力的重要概念。

(四)概念的文化博弈与知识去殖民化：从“被定义”到“主体性自决”

“全球南方”概念的演进，更分层次地体现为一场持续的文化博弈和深层次的知识解殖。自18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知识论系统通过概念生产、复制和传播，以难以察觉的方式逐步在国际学术知识体系和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35)美西方不断设定某种文化话语概念，划定具有标签性的特定存在而制造对立，如“中东”被定义为混乱无序的，“远东”被定义为荒芜野蛮的，同时借由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深化这些具有“标签”性的话语概念，直接影响国际传播的内容、渠道和效果，使得非西方世界的经验、视角和声音长期被遮蔽、被曲解或被他者化。(36)这一系列服务于美西方霸权主义的倾向，都揭示了知识生产与国际传播权力话语对某类主体身份的建构和定义。

随着多边主义不断发展，对摆脱如此定义的现实诉求也日益增加。如果说国际传播的有效性首先受制于能否摆脱被他者定义、被外部议程设置的困境，那么“全球南方”的出现本身就展现出了强烈的“在解构中建构”的意义——既是“南方”又属“全球”，为摆脱被西方世界定义提供了主体身份认同和理论基础。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时任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强调，“南北问题”(37)已然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经济层面，包含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国际传播中争取公平公正的话语权，维护自身在文化、发展模式等方面的正当权益。这正是“全球南方”重新定位主体身份以打破西方话语藩篱的突破。

“全球南方”的崛起，标志着全球历史性问题进入关键转折期。从万隆会议为不结盟运动奠定价值认同基础，到“第三世界”强调共有的身份认同与相似的经济发展处境，时至今日，“全球南方”呈现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与文化主体性自觉后，迈向更高层面的文化释放与文化解放。它是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承续与升维，更加强调基于全球性的共同历史遭遇(反殖民、反霸权)、现实处境(发展不平衡、寻求自主发展)和未来愿景(推动多边主义、文明互鉴、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经验总结和集体发声。在此进程中，中国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即基于共同经验的叙事和知识生产，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传播中构建“共通经验范围”，为争取国际理解和认同奠定坚实基础。“全球南方”不再是被定义的对象，而演变为叙事的主体，力图在国际传播中还原被遮蔽的历史。

“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团结性、包容性的国际传播符号，其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博弈中被不断地提出、呈现、传播、重新定义和使用，这也恰恰揭示了这一概念在国际传播话语博弈中不断发生思想迁移和概念位移的动态本质。“全球南方”概念的演进不仅是时代语境的产物，更是不同历史阶段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性矛盾的显影，始终贯穿着对国际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秩序不平等格局的抗争与突围，全球新秩序思想性的曙光就蕴含在其中。

二、话语实践与战略擘画：中国构建“全球南方”共通经验范围的历程

“全球南方”概念在其生成与流变中，并非单向度的建构，而是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建构与解构交织的过程。在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全球南方”承载着发展、合作与对话的内涵，既是对当前国际传播秩序失衡状态的客观描述，亦是中国与世界“共通经验范围”拓展的现实映照。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正经历从“讲好中国故事”到以“文明互鉴”为圭臬，兼顾讲述中国、他国乃至世界故事的转型。“文明互鉴”的国际传播要义在于，全球各国的政治定位、话语体系及文化心态均在演变，中国的国际传播理论亦需与时俱进，实现有效对话。回顾历史，中国在理解全球格局、界定全球地缘政治，构建与世界的共通经验范围的概念创新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将“全球南方”置于此历史脉络中审视，其在当下的国际传播战略意义便愈发凸显。

(一)战略定位的奠基：打破孤立状态，推动反霸权共通经验构建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雅尔塔体系确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特别是美国对华采取的孤立、封锁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构建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49年6月，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方针，奠定了新中国初期外交的基本格局。此举旨在争取社会主义阵营支持，构建国际统一战线，应对西方世界的舆论攻势，为新中国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争取了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面对西方世界的恶意污蔑，毛泽东亲自撰写系列评论文章，(38)驳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歪曲事实、恶意中伤的白皮书，在国内外广泛传播新中国的正义之声。面对严峻的国际舆论斗争，毛泽东强调“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39)新中国的声音要想传得出去，就必须广交朋友，“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40)并提出了“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41)等方针，奠定了中国国际传播共同战线和文化共通经验范围的政策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推行霸权主义，试图控制中国，中苏关系恶化。(42)70年代初，美国在美苏争霸中转入战略守势，急于改善对华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以此为契机构思更广泛的国际传播战略。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来华，次年2月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含有反霸条款的《上海公报》，标志着中国联美遏苏策略的初步形成。(43)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构想，即联合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在内的国家，共同应对苏联扩张，形成国际反霸权统一战线。(44)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同样也是中国面对国际舆论调整国际传播战略和共通经验范围的举措。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意在团结“一条线”周边的更广泛国家，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这些战略调整是中国在复杂国际局势中，以“求同存异”原则寻求国际联合，构建最大限度的文化共通经验范围，以实现反霸权、谋求独立自主发展目标的智慧体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

这一探索的理论结晶与话语实践的巅峰，便是毛泽东基于对“两个中间地带”(45)的理论深化，于1973年创造性运用“三个世界”理论，并在1974年由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完整准确地阐述。“三个世界”理论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分野，指明了不同类型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主发展方面的共同利益，(46)团结了最广泛的国际力量，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不仅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处境，更通过构建国际政治共同战线与国际传播共通经验范围，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直至“全球南方”概念被中国战略性提出之前，“三个世界”理论始终是中国理解国际格局、确立自身定位并开展国际传播的基本遵循。

(二)身份认同的坚守：在话语变迁中赓续“南方”立场

近年来，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部分西方国家及其盟友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梵门阁的拉吉夫·巴蒂亚(Rajiv Bhatia)指出，中国即将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已经无法代表“全球南方”的利益与诉求，而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创始成员，比中国有明显优势。(47)美西方一些媒体也借机炒作，(48)试图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些论调背后，隐藏着其以往概念输出的模式，(49)通过塑造和争夺“全球南方”的定义权和代言人身份，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博弈和国际传播竞争的新筹码，以期在“全球南方”形成集体力量之前预先施加影响，将之变为操控地缘政治的手段，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50)

面对这些话语陷阱，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战略定力，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自身“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2023年，中国官方对“全球南方”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7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是全球南方阵营的当然成员”。(51)7月25日，王毅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全面详尽地阐释“全球南方”的内涵、特点和中国主张，不仅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规范指导，也为国际社会理解“全球南方”提供了重要参考。(52)8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表致辞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53)2024年6月12日，习近平主席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54)这种坚守并非简单的外交辞令，而是对“三个世界”理论精神内核的赓续，更是对“全球南方”共同体意识的维护与建设性重构。

(三)当代实践的深化：“全球南方”观下共通经验范围的拓展与引领

2024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55)同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喀山“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56)在这样的大变局中，对于“全球南方”的概念定义是国与国在信息传播领域和国际话语权中的斗争，更是中国重新定位自身正处于发展中的状态，以及重新定位国际关系，调整国际传播话语的战略性举措。

如何跳出美西方既定的定义框架，从学理层面重新界定“全球南方”，恰切的、中国的、当前的“全球南方”应该是一种全新视角，即曾经受到帝国主义压迫，至今距离三大宣言(57)所倡议的理想目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的国家群体。而这一群体凭借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共同发展的历史使命以及对多边主义和文明互鉴的坚持，通过文化反思和知识生产不断解构着西方带有污名化、标签化等负面印象的国际传播框架，提升全球治理议题上的议程设置能力和集体影响力。这一当代的“全球南方”观，是在继承“三个世界”理论精髓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其核心话语传播实践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价值引领的共通经验拓展。在当前全球治理变革中，“全球南方”力量正在挑战并解构当前美西方制造并主导的“中心—边缘”格局。中国阐释的“全球南方”概念以独立自主为底色，以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现代化发展模式等为思想性、价值性引领，通过广泛的国际传播建立更广泛的共通经验范围，扩大自身“朋友圈”。这些理念以“共建”“共促”“共谋”“共商”(58)的鲜明特征和价值追求，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从根本上重塑了“共通经验范围”的内涵，从过去侧重于“反抗”的政治经验，拓展到面向未来的“共同发展”的价值经验，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发展性，推进跨区域合作，坚持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二，发展模式的共通经验分享。“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被明确阐释为“全球南方”现代化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以中国为方法，重新定义现代化，是伟大的中国智慧，破解了西方作为“现代化”全权代表的话语霸权。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呈现了多元化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进而通过“文明互鉴”的胸怀和格局点明了它并非孤例，也非中国独享，而是植根于中国与广大南方国家相似的历史境遇、共同的现实挑战、休戚与共的未来命运以及一致的发展任务和价值追求，彻底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选择，(59)成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最宝贵、最深刻的“共通经验”。

第三，合作平台的共通经验渠道创造。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定义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实践引领，秉持平等伙伴关系，通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南南合作，(60)在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多边机制中积极作为，为“全球南方”国家创造了大量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发展经验。这使得中国的国际传番不再仅仅停留于理念宣示，而是深深植根于共同发展的具体实践之中，以利他的角度拓展了中国与世界的共通经验范围。

爬梳“全球南方”概念演进，明确其现实基础，丰富其概念内涵，是中国坚定扎根“全球南方”，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中国以“共享”“美美与共”为核心理念构建国际传播“共通经验范围”，破解西方话语陷阱，以新的知识生产推动重塑“全球南方”话语概念，为构建更加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和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了深层逻辑基础。中国通过一系列实践清晰地表明，中国既是“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推动者，也是公正、平衡、有序的国际秩序的捍卫者。这既是对历史的传承，也是对未来的战略擘画，为中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话语博弈中赢得了主动。

四、扎根“全球南方”深化中国国际传播话语调整与知识体系建构

在“全球南方”的概念话语下丰富、拓展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既是时代发展的刚需，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当然成员的使命担当。尽管“全球南方”为中国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但如何避免概念的泛化与标签化，保持话语的精准性与穿透力，有效应对美西方的话语分化，仍是当前必须正视的挑战。反思后殖民的历史以及揭示被西方“普世真理”长期遮蔽的“全球南方”主体性，不仅是对20世纪70年代“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遗产的历史性赓续，更是以“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为契机展开的范式变革。因此需要深度扎根去殖民化的共同经验，解构西方信息传播霸权机制，实现由经济合作向传播协作的跨越，建构通往数智时代的自主知识体系，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话语的战略位势。

(一)推动后殖民视域下的历史反思，重构“全球南方”的文化逻辑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关口，重新检视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位势，必须正视一个长期被掩盖的学理断层，即我们在经济崛起进程中对“后殖民批判”的策略性反思缺位，以及这种反思缺位所导致的在当下全球话语博弈中的被动状态。

这一反思的起点可追溯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的思想转向。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学》开启了后殖民批判，《读书》杂志在1993年第9期连载三篇文章(61)讨论“后殖民”问题，关于该主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99年。(62)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尽管中国知识界曾掀起过后殖民批判的浪潮，但为迅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或主动或被动地淡化了对西方的后殖民批判，转向“经济发展议程”与“全球化”。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了一系列有关“进步”的神话，而在其侧则是一系列的意识“陷阱”。如果说前者是殖民主义罗织的话语之网，后者则是为殖民地预设的透过网格获取“阳光”的管道，即某些所谓的“普世原则”，正是殖民者为非西方的“他者”所预设的，使被殖民者在获得解放的希望中跌入彀中。(63)在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全球化”或“现代化”体现为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全然拥抱，甚至以牺牲文化批判主导权为代价，使得“全球南方”国家追求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即以GDP增长、技术对接、市场规则接轨为核心的叙事。此时，“全球南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言的“独立是殖民者赠送的有毒礼物”(64)这一逻辑悖论，即在经济独立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话语机制的警觉，不自觉地内化了西方关于“文明与野蛮”“发达与落后”的二元对立话语逻辑，从而在文化认知与知识生产领域跌入了西方预设的“普遍性陷阱”。(65)

今天，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之争”，而是西方通过数字技术、话语概念和议程设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实施的“认知暴力”与“知识遮蔽”。这要求我们必须重启因经济议程一度中断的后殖民反思，并将其推向深刻的学理层面。此举既是历史反思，更旨在全球治理大变局中实现“知识解殖”与秩序重建。必须意识到，殖民主义并未随领土殖民终结而消亡，而是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转化为更为隐蔽的“文化新殖民”。信息传播技术(ICTs)极大地推动了信息拜物教的蔓延，数字传播资本已经接管了全球受众的教育与认知空间。后殖民时代的权力特征表现为一种“无感知的宰制”，西方国家凭借其对传播技术平台(如社交媒体算法、搜索引擎权重等)以及传媒组织架构的垄断，将“全球南方”国家固化在“被定义、被表述、被歪曲”的落后位置上，故而讨论“全球化”“算法时代”的国际传播也常异化为西方文化霸权对全球文化生态的“修辞性分裂”与逻辑覆盖。中国作为最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亟须推动国际传播从“被动解释”转向“主动解殖”，重新界定“全球南方”的核心纽带并非单纯的经济指标，而是“去殖民化的共同经验”。

从文化视角重新定位“全球南方”是实现中国国际传播话语战略位势转型的关键。“全球南方”绝不仅是一个反映人均GDP的经济地理范畴，而是一个具有共享的身份认同、共通的价值理念、共同的历史经验(遭遇)、一致的未来愿景，以及共同面临西方知识压迫的情感与文化范畴。这种界定根植于对近三百年来全球殖民扩张史的深刻反思，殖民主义最深重的罪恶不仅在于对资源的掠夺，更在于它通过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修辞，如“文明/野蛮”“理性/感性”，强行将非西方文明推向了历史的边缘，构建了东方的整体和局部意识形态，形成西方所熟悉的、便于掌握的“东方主义”观照下的作为文化生产的基质链条，并入到全球化的洪流中去，通过霸权想象、霸权认定、霸权实施，实现了对弱势文化的非线性重组，剥夺了它们作为文化主体的叙事权利。(66)

西方通过“信息自由流动”将有关西方的文明神话、现代化想象和发展愿景传播得更远、更广，并在殖民主体和殖民客体的“双向互动”与“密切配合”中，完成了政治同化、经济控制和文化收编，以“全球化”“文化化”之名打乱了广大亚、非、中南美洲文明的自主演进历程，使西方与东方的中心—边缘关系更加固化，西方的支配和霸权地位更加稳固。(67)破局的核心在于，从文化视角彻底拆解西方制造的“话语陷阱”，讲清讲透“全球南方”的主体性不是在“追赶西方”中获得的，而是在“知识的自我反思”中建立的。

中国的国际传播正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后殖民批评的传播维度价值日益凸显，全球文化现状与资本主义传播机制之间存在着深度互构，(68)体现在从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后殖民的“资本主义传播体系”过程中。中国当前的国际传播话语战略构建，必须建立在对这套“资本主义传播体系”历史性批判的基础之上，反思殖民历史，实现“全球南方”的主体价值“回归”，即让中国与广大南方国家共同站在“后殖民之后”的文明节点上，通过新的知识生产创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共通经验范围”等)去填充那些由西方霸权留下的意义真空。这种构建并非要建立新的等级秩序，而是要通过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实现话语意义上的“博弈”，在文明互鉴中承认延异的存在，促进“心理逻辑”的更新。只有当我们讲清了西方话语是如何将“普世性”这把利剑悬在南方国家头顶时，中国提出的自主知识体系才具有真正的道德力量和战略感召力。我们要向世界清晰地传递一种观点：中国之所以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其根本在于中国与广大南方国家具有跨越数百年的，关于争取“尊严、主权与公平”的共同历史脉络，而非由某些国家统计出来看似“正确”的数据。立足当前的时代契机，“全球南方”国家亟须摆脱被动辩解、被动失语的困境，转向主动定义属于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逻辑。而“全球南方”概念的重新界定，本质上正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和知识解殖运动。

(二)赓续“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历史遗产，提振国际传播中的南方声音

在当今全球传播格局中，中国所倡导的“全球南方”主体性觉醒并非偶然，而是半个世纪前“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的当代回响。提振国际传播中的南方声音，需首先回溯20世纪70年代具有世界意义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NWICO)。这场运动不仅是全球南方国家争取“传播主权”的初次集体觉醒，更是我们今天探讨“去殖民化”传播逻辑的学理基石与历史合法性来源。

19世纪中叶以来，以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和德国沃尔夫社为核心的“联环同盟”，将世界信息市场一分为三，以英帝国为中心的新闻信息秩序开始形成。1848年成立的美联社随后也卷入这场激烈的国际新闻争战，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为世界性的通讯社。可以说，通讯社奠定了世界信息秩序的上中下游格局，基于殖民掠夺和殖民控制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初步成形。(69)然而，这种格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未随着去殖民化而消弭，反而转化为一种更为隐蔽的“晚期殖民主义”，文化成为这副殖民面孔最曼妙的矫饰。(70)时至20世纪70年代，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即早期的“全球南方”)猛然发现，尽管已经取得民族独立，但所看到的影像、电波中的声音，依然受控于前宗主国的媒介霸权。正是基于这种被“二次殖民”的危机感，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首次提出了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议题。进而在1976年，不结盟国家于突尼斯举行的研讨会上正式宣布建立一种新闻、信息和传播的“世界新秩序”。(71)1980年，“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主席肖恩·麦克布莱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上发布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调查报告(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该报告成为NWICO的纲领性文献，其初衷正对应了今天“全球南方”国家追求多极化传播格局的期望。然而，由于美国的激烈对抗使得这场运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走向衰落，(72)其成果被随后涌现的“全球化”浪潮所稀释。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的核心在于揭示了“信息自由流动”这一陷阱。西方国家长期标榜的“信息自由流动”，实质上是基于资本主义扩张需求而设计的“单向倾销”。从进入互联网时代到今天站在数智时代的门前，重温NWICO留下的历史遗产具有鲜明的战略意义。新兴信息传播技术虽然带来了信息的加速流动，但也强化了“信息的不平等流动”及其生产体制。西方资本凭借算法逻辑，实现了对大众意识形态更深层的“认知操纵”。因此，不仅需要对已经出现的数字殖民主义展开深刻批判，更要站在“文明互鉴”的历史节点上，推动从“南南经济合作”向“南南传播合作”(73)的跃迁，明确传播的底层逻辑不仅仅是技术的连接，更关乎主体权力的分配。

中国当前的国际传播战略位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在21世纪的回响与升华，致力于通过面向“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理论自觉与实践创新，打破东西方“二元论”和南北方“二元论”的窠臼，(74)充分显示中国对“全球南方”传播秩序的推动，这不是为了所谓的大国竞争，而是为了弥合那道20世纪70年代就已然成形的“信息鸿沟”。这意味着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必须配套建构均衡合理的国际传播话语，即将“生活方式美学”(75)与国际传播有机结合，从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视角切入，把“文明互鉴”的宏大理念落实到具体可感的生活层面，以此区别于西方式的“普世逻辑”，进而在对外传播中明确传递：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套可供全球南方国家自主选择的现代化发展方式，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文明成果。同时，中国也向广大南方国家证明，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走出契合本土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基于殖民历史反思形成的战略定位，将推动我国国际传播摆脱被动回应的工具化思维，转向主动引领的文化自觉，推动打造异于西方垄断传播逻辑的基础设施与叙事体系，让文化和知识概念的生产权力不再局限于有传播话语权的国家或集团，从而更加凝聚“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反抗殖民压迫的历史共识，赓续NWICO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追求，形成多元共生、协同共振的多声部合奏。

(三)夯实自主知识体系根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话语战略位势

如果说对历史遗产的赓续是寻找合法性根基，那么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则是实现提升国际传播战略位势的根本动力。中国的国际传播正在经历着从“阐释西方范式”向“创造自主范式”的质变。需要深刻认识到，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日益成为影响国际权力格局的关键因素，国与国之间通过概念生成与重新定义的方式进行着话语博弈，知识和文化领域已然成为国家维护主权、争取影响力的新较量场所。(76)强大的国际话语权，根植于坚实的自主知识体系和富有生命力的话语体系。西方国家之所以能长期主导国际话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构建了一整套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范式，这套体系在解释世界的同时，也固化了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遮蔽了非西方世界的经验与智慧。(77)

“全球南方”不应只是一个被西方研究的“客体”，而应成为自主知识体系生产的主场，其必要前提是展开对西方“话语领导权”的学理性解构。葛兰西指出“话语领导权”(Hegemony)的本质并不单纯依靠强力机制，更依赖于知识生产制造一套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等通用的“常识”，以赢得其他群体的“自发性的同意”。久而久之，西方通过知识生产借由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将西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包装成人类普世文明的发展范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建立了一套如“民主”“自由”“现代化”等影响了几代人的“常识”，而这些“常识”更固化了西方预设的“普遍性陷阱”。质言之，即便中国或其他南方国家在发展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尚未形成成熟的话语表述，依然沿用西方化术语自我辩护，始终处于一种“自证清白”的尴尬位置，反而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镜像。

有效的国际传播不仅仅是输出信息，更是传达一种关于世界的“新解释”。过去我们的国际传播往往纠结于讲好故事的修辞，而忽略了故事背后的共通经验范围，即一套能够跨越国界、被广大南方国家所接受的现代化发展和全球治理逻辑。中国经过了多年探索与成功实践，打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固化叙事，不再将自身实践置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标签之下。因此，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战略位势的核心，就是联合广大“全球南方”力量，生产出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等具有鲜明中国立场和有效凝聚“全球南方”共识、引领国际议程的原创性话语概念。

站在“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的节点上，我们应当透见，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源于其能否持续有效地回应人类文明所面对的共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生活实践切入，关注媒介技术发展与受众行为变迁的互动关系，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与实验，提炼出既能反映时代特征又能凝聚广泛共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解释力的原创性话语概念。

时至今日，“文明互鉴”“美美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概念的提出，正是从思考全人类共同价值，重构全人类交往理性的知识使命与期待(78)的立场出发，针对西方传播话语霸权垄断，解构其先验性的文化优越，让不同文明在平等博弈中找到共同生存与发展路径的主动引领。更是从新知识生产的角度，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呼吁落到实处，不仅把一个真实、正面的中国传播出去，确保中国文化战略的实施，同时也为世界的传播实践贡献中国的思想和视角，丰富国际传播理论。(79)这意味着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价值导引，将四大全球倡议深度融入“全球南方”共同体叙事，在推动话语体系发展的同时，更要确立涵盖数据安全、信息主权、算法伦理等领域的原创知识标准，从而在人类迈向数智文明的关口掌握“定义未来”的话语权。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夯实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基，逐步改变“言必称西方”的局面，为构建公正平衡的全球治理新格局注入深厚的中国思想与南方力量。

五、结语

通过对“全球南方”概念进行系统化、范畴化的深入辨析，能看到“全球南方”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在持续反抗殖民压迫、抵御西方霸权、追求平等发展与倡导文明互鉴的集体诉求中不断演进的动态共同体，其背后承载的是一套独特且富有韧性的知识谱系。

深入理解“全球南方”的概念史、演进过程与价值内涵对当今中国的国际传播具有多重战略意义：其一，明确并巩固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当然成员的身份定位，实现从“三个世界”理论到当代“全球南方”观的历史赓续；其二，以“共通经验范围”为核心抓手，夯实中国与广大南方国家的文化认同，强化其作为一种殖民反思的“国际统一战线”群众基础；其三，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实则是对过去失语状态的一次全方位回应，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全球治理预演；其四，通过解构西方设置的话语藩篱，形成源自“全球南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创造性地提出能够有效凝聚共识、引领方向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此推动国际学界展开研究讨论。这不仅论证了中国对“全球南方”概念的理论贡献，而且展现了中国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坚定担当。

人类正走向一个人性充分发展与多元共生的时代，后殖民的批判注定是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在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之所以要讲透“全球南方”的话语概念问题，是为了彻底告别“强权定义真理”与“西方定义文明”的时代。中国扎根“全球南方”的真正历史使命是发起一场旨在终结长期以来国际传播中的“认知操纵”与“信息传播霸权”的解殖运动，彻底打破长期以来的话语被动局面，倡导并构建一个平衡传播的世界信息格局。这种对殖民历史的彻底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自主知识生产形成的传播实践，才是强化“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话语权，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话语战略位势的底气所在。

注释：

①2023年的《慕尼黑安全报告》用较大篇幅聚焦“全球南方”议题，“全球南方”一词出现了55次之多，足见其受重视程度。

②赵可金等：《百年大变局下的“全球南方”》，《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6期，第7页。

③钟新、林芊语：《战略叙事视域下的“全球南方”话语博弈探析》，《对外传播》2024年第10期，第14页。

④来自110个国家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的260余家机构约500名代表出席本次论坛。

⑤参见王天歌、赵蕾：《法国“反拨”盎撒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突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姜飞教授访谈实录》，《传媒观察》2024年第10期；王天歌、姜飞：《中华文明海外传播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互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

⑥Jacqueline Anne Braveboy-Wagner(ed.),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Global South:Rethinking Conceptual Framework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3,p.2.

⑦A.Dirlik,"Global South:Predicament and Promise," The Global South,Vol.1,No.1,2007,pp.12-23.

⑧Alfred J.Lopez,"Introduction:The(Post)Global South," The Global South,Vol.1,No.1,2007,pp.1-11.

⑨Caroline Levander & Walter Mignolo,"Introduction:The Global South and World Dis/Order," The Global South,Vol.5,No.1,2011,pp.1-11.

⑩Vijay Prashad,The Poorer Nations:A Possible Hi the Global South,London:Verso,2012.

(11)赵可金：《百年变局中的“全球南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5～12页。

(12)马立明、谭晓善、周宇婷：《“村超”与“全球南方”：传播密码与想象》，《对外传播》2025年第1期，第53页。

(13)Joseph S.Nye,"What Is the Global South?" 2023,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what-is-the-global-south.[2026-01-20]

(14)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1921-1926),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8.

(15)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6页。

(16)威利·勃兰特以社会民主党主席的身份向“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勃兰特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北方—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North-South:A Programme for Survival)和《共同危机：南北合作促进世界复苏》(Common Crisis:North-South Cooperation for World Recovery)两份报告。这两份报告被后人称为《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首次明确区分了人均GDP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与较贫困国家，后者大多数位于虚构的“勃兰特线”(Brandt Line)南侧。

(17)“勃兰特线”，是一条大致沿北纬30度，从美洲的里奥格兰德河延伸到墨西哥湾边界，横跨大西洋、地中海、中亚地区直至太平洋的界线。线以北为北方国家，包括北美、西北欧、日本等富裕国家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等；线以南大体包括世界上的其余国家，因而被称为南方国家。

(18)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位于南半球却是经济上的“北方国家”，而中国、印度等位于北半球却是经济上的“南方国家”。

(19)"Forging a Global South:United Nations Day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2004,https://www.undp.org/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migration/cn/UNDP-CH-PR-Publications-UNDay-for-South-South-Cooperation.pdf.[2026-01-20]

(20)费海汀：《“全球南方”概念历史溯源与俄罗斯应用》，《俄罗斯研究》2024年第6期，第81页。

(21)Quynh N.Pham & Robbie Shilliam(eds.),Meanings of Bandung:Postcolonial Orders and Decolonial Visions,London:Rowman & Littlefield,2016,p.6.

(22)参见吴志成、王尹泽：《“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4期，第111页。

(23)E.Palieraki,"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World':Alfred Sauvy and the Birth of a Key Global Post-War Concept,"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January 2023,pp.1-30.

(24)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通过《77国联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Seventy-Seven Developing Countries)，宣布77国集团成立(到目前有133个成员国)。

(25)奥格尔斯比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汇聚、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越南战争是北方统治全球南方的历史的顶峰。”参见Carl Oglesby,"Vietnamism Has Failed.The Revolution Can Only Be Mauled,Not Defeated," Commonweal,No.90,1969,quote from a secondary source Vincenzo Di Nicola,"The Global South:An Emergent Epistemology for Social Psychiatry," World Social Psychiatry,2020,Vol.2,Issue 1,p.20。

(26)参见吴志成、王尹泽：《“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发展》，2024年，第111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3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

(29)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59.

(30)Nour Dados and Raewyn Connell,"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Vol.11,No.1,2012,pp.12-13.

(31)参见王明国：《“全球南方”与国际制度变革》，《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4期，第123页。

(32)徐秀军：《“全球南方”现代化：在历史机遇中开辟多元发展新路径》，《中国经营报》2025年6月14日。

(33)Eduardo Gudynas,"Beyond Varieties of Development:Disputes and Alternatives,"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7,No.4,2016,pp.721-732.

(34)Ward Warmerdam & Arjan de Haan,South-South Cooper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Ottawa: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2019,pp.141-172.

(35)吴雷、姜飞：《建构与解构：“西方”概念祛魅与中国国际传播话语重塑》，《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第108页。

(36)姜飞、刘丹凌：《后殖民之后：全球传播体系的文化批判》，《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9期，12～22页。

(37)邓小平在会见时任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强调：“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38)1949年8月至9月，新华社连续发表毛泽东系列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呈组合拳逐一驳斥了美西方的蓄意污蔑，在国内和国际广泛传播。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95～96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226页。

(41)参见徐皇冠：《毛泽东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是如何应对“挨骂”问题的？》，《党史博采》2025年第1期，第18页。

(42)1958年，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合同书243项，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1969年珍宝岛事件，中苏之间发生严重冲突，苏联在中国边境增兵百万，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至此中国将重心转向同苏联霸权主义斗争。

(43)宫力：《毛泽东“一条线”构想的形成及战略意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第67页。

(44)同上，第68页。

(45)“两个中间地带”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被压迫的亚非拉及欧洲自由国家都可以作为国际统一战线争取的力量，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3～364页。

(46)吴波：《毛泽东论“真正的国际主义”》，《党的文献》2024年第6期，第55页。

(47)R.Bhatia,"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G20," Hindustan Times,2023,https://www.gatewayhouse.in/voice-of-global-south-summitg20/.[2026-01-20]

(48)美西方媒体以中国18万亿元的GDP的数据向世界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不应属于“全球南方”国家。参见"China Courts the Global South by Arguing It 'Breathes the Same Breath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Unlike the U.S.," Fortune,2023,https://fortune.com/asia/2023/09/21/china-un-speech-member-of-global-south-alternative-western/。[2026-09-20]

(49)其背后隐藏着一种策略意图，即模仿过去推动“印太”“中东”等概念的模式，通过打造相关热点话语概念来提升自身在国际关系新秩序构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50)参见高祖贵：《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光明日报》2023年8月29日；葛建华：《“全球南方”崛起与地缘战略竞争——美日欧联动应对路径和方法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2期，第56页。

(51)《王毅出席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2023年7月10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307/t20230710_11111002.shtml。[2026-01-20]

(52)《王毅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2023年7月2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202307/t20230725_11117690.shtml。[2026-01-20]

(53)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2023年8月22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3-08/23/c_1129817742.htm。[2026-01-20]

(54)习近平：《习近平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人民周刊》2024年8月2日第1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zk/html/2024-08/02/content_26073258.htm。[2026-01-20]

(55)习近平：《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6月28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0628/54e4c70a222d434fba989c0996fe8fee/c.html。[2026-01-20]

(56)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2024年10月24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41024/20d8c15544db42a3a18e9835667c3591/c.html。[2026-01-20]

(57)三大宣言即1776年7月4日美国大陆会议发表的《独立宣言》；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议会发表的《人权宣言》；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58)中国针对“全球南方”合作提出四点主张：消除冲突、共建和平；重振活力、共促发展；开放包容、共谋进步；团结一致、共商合作。参见戴永红、周禹朋、付乐：《中国的“全球南方”观与“全球南方”合作发展前瞻》，《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年第3期，第59页。

(59)参见王天歌、姜飞：《中华文明海外传播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互构》，2025年，第62页。

(60)南南合作金融中心编著：《迈向2030：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变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5页。

(61)参见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读书》1993年第9期，第3～9页；钱俊：《谈萨伊德谈文化》，《读书》1993年第9期，第10～17页；潘少梅：《一种新的批评倾向》，《读书》1993年第9期，第18～22页。

(62)1993-1999年，《读书》杂志每年都有关于“后殖民”的讨论，包括王一川、张法、陶东风等：《边缘·中心·东方·西方》，《读书》1994年第1期，第146～152页；雷颐：《背景与错位——也谈中国的“后殖民”与“后现代”》，《读书》1995年第4期，第16～20页；朱怀江：《语词的位置》，《读书》1995年第7期，第142～143页；刘禾：《理论与历史 东方与西方》，《读书》1996年第8期，第3～11页；罗永生：《如何解除殖民主义》，《读书》1998年第5期，第80～86页；沈林：《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读书》1999年第10期，第28～35页；等等。

(63)姜飞：《后殖民时代的话语陷阱》，《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第18页。

(64)姜飞：《后殖民时代的话语陷阱》，2004年，第18页。

(65)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66)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2005年，第252页。

(67)姜飞、刘丹凌：《后殖民之后：全球传播体系的文化批判》，2021年，第19页。

(68)同上，第13页。

(69)姜飞、刘丹凌：《后殖民之后：全球传播体系的文化批判》，2021年，第15页。

(70)同上，第16页。

(71)张磊、胡正荣：《在互联网环境中重寻“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03页。

(72)同上。

(73)参见钟新、郑晨：《世界交往视域下2025年中国国际传播关键议题与新愿景》，《对外传播》2025年第1期，第26页。

(74)李思乐、于洋：《转向“全球南方”：中国国际传播新进路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策略》，《对外传播》2024年第10期，第38页。

(75)“生活方式美学”的底层逻辑是一群人的生活行为实践从人际传播到跨文化传播，超越物理和文化边界甚至现实的限制，成为一种可供选择和普及的“生活方式”。参见王天歌、赵蕾：《法国“反拨”盎撒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突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姜飞教授访谈实录》，2024年，第50页。

(76)姜飞：《国际话语权认知与实践方向的转型》，《人民论坛》2022年第13期，第52页。

(77)吴雷、姜飞：《建构与解构：“西方”概念祛魅与中国国际传播话语重塑》，2022年，第108～110页。

(78)张楠、姜飞：《跨文化传播学的知识论基础与德性转向》，《中州学刊》2025年第6期，第167页。

(79)姜飞：《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中国方向》，《中国记者》2011年第7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