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苓钰，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周庆安，文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摘要：媒介技术发展重构了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数智媒介亦在我国基层治理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媒介实践呈现出多元使用主体共存、多种传播渠道并行、多样媒介形态交融的特点。基层治理场域中存在“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之间宏观至微观层次的纵向链条，而微观层级内部的居民个体间通过媒介行动还存在紧密的横向链条。横向与纵向的两个链接相互交织、共同嵌入传播环境之中，形成了一种超越时空限制、持续流动的行动流。数智赋能基层媒介的横纵链接是一个动态的、互动性强的信息流动系统，进一步加强了基层治理中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和自我治理能力。
随着多元化传播媒介深度嵌入当代社会生活，媒介对社会规则的影响日益凸显并渗透至各个层面，信息已逐渐成为驱动个人成长、组织运作乃至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媒介的话语权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作用愈发显著，媒介权力成为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特别是在数字媒体普及的背景下，个体在信息传播、意见表达以及行动参与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和提升。数字媒体不仅为个体提供了更为广阔和便捷的表达平台，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影响力。大众媒介通过技术赋能提升了基层治理的精准性与公众参与广度，重构了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然而，数字媒体在提供汇聚民意的便利条件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传播媒介不仅以中介的形式嵌入基层社区的日常生活，更逐渐形成了以数智媒体技术为依托的媒介实践场景，并开始重构基层社区的社会生活。媒介赋权的现实背景下，治理主体边界模糊、公众参与碎片化等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这些问题引发了各界对于如何在数智媒介的连接下营造基层数智化治理场景、优化基层媒介体系的关注，进而提出了从多元化媒介使用主体、多样化媒介类型等视角探寻问题解决新路径的时代命题。可以说，数智媒介发展对基层治理与媒介研究提出了结构与机制探索的现实需求，那么数智时代我国基层治理中存在何种媒介结构？基层媒介使用遵循怎样的运行逻辑？基层媒体如何在多元表达与主流声音的互动中彰显公共性？如何在基层治理中对基层媒介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一、中国语境下传播基础结构理论的适用性分析及案例选取
Ball-Rokeach和Kim提出的传播基础结构理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认为，每个社区都具备一个独特的传播基础结构。这一结构主要由两个核心部分组成：多层级的邻里叙事系统（neighborhood storytelling system）和其所处的交流行动环境，即传播行动环境（communication action context）。传播基础结构理论强调传播媒介对于社区行动者行为和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影响，认为社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故事叙述者们（storytellers）通过个体行动在传播行动环境中链接并聚合，形成包含从个人到社区组织等多个层级的参与主体的“邻里叙事系统”。系统的内在联系依赖于“故事叙述”这一公民参与行为。通过故事叙述，社区成员能够与邻居和社区组织建立紧密联系，不仅有助于促进对社区重要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构建社区共识，还能增强社区归属感，进而激发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社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传播行动环境为邻里故事叙述者们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和舞台，包括社区内的物理空间、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基础设施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社区成员交流和互动的基础，影响着邻里叙事系统的运作方式和效果。
近年来，不少学者延伸了传播基础结构理论研究，探索数智技术如何融入社区叙事系统结构、参与社区治理；证实传播基础结构在建立归属感、改善健康信息传播、培养社区认知及提高公民参与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的传播基础结构理论缘起于西方社区治理实践，其适用性的多个关键维度（如政治背景、基础设施环境和社区发展水平等）与我国基层实际情况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基层治理主体构成的不同。与西方社区自治体系中以居民为核心的简单主体构成相比，我国的基层治理主体结构更为复杂、立体。在政府行政体系层面，我国的基层治理主体涵盖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如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在社区层面，则存在多种社区组织形式，包括街道办事处、社区党组织、社区工作站等社区党政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等居民自治机构，物业管理公司或小区事务服务中心等社区服务提供者，以及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兴趣小组、协会等自组织团体，等等。这些社区组织共同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基层社区运作体系。因此在讨论基层媒介结构时，势必要将自上而下、不同层级的治理主体作为基层叙事者纳入考量范畴之中。
第二，基层治理实践场域的差异。在中国语境下，基层治理涵盖的范围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社区治理，也不仅仅局限于行政区划理解下的基层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实际上，它是一个涵盖了区县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以及下辖小区在内的整体性场域。因此，在考察基层媒介结构时，需要考察其中不同层级的基层媒介类型。
第三，基层治理媒介技术的发展。我国基层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基层治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媒介形态亦日趋多样化、数智化。因此，在考察基层社区的传播结构时，需要超越媒介中心视角对传统媒介形态的单一关注，转而从传播主体行为视角出发，深入探究基层社区传播结构中多层次的叙事网络，将各种媒介形态纳入基层传播研究的考量范畴，具体而深入地考察并解释个人与各种传播资源及数智媒介之间所形成的多样化、多层级关系。
鉴于此，本研究以传播基础结构论为理论基础，将更广泛意义上的多层级传播主体和媒介纳入基层传播的考量范畴，认为基层媒介包括基层治理中多元主体进行社会生活和政治参与时所使用的媒介形态，以及基于媒介使用形成的传播网络和媒介结构。研究以传播基础结构理论中的“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邻里叙事系统作为分析框架，从“政府—社会组织—个人”这一多层级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基层媒介参与治理的实践，系统地探讨基层治理中的媒介基础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力求从基层治理中政策制定、制度建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协商议事和抗争维权等具体环节入手，分析不同层次的基层媒介基础结构及媒介形态在治理实践中的作用。
为此，本研究选取F市G区下辖的两个基层社区——J社区和T社区的媒介治理实践作为研究对象。F市G区是全国数字治理示范区，率先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成果显著。J社区属于后单位制社区，下辖小区大多由原本的单位公房或职工宿舍改造而成，其社区工作站首创了“13335工作法”，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媒体建设、智能社区建设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是老旧小区现代化治理的典型样本。T社区是商品房小区，基础设施完善，物业规模大，业主素质高，规章制度完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合作紧密，居民自治管理规范，是典型的现代城市社区。
两个研究样本在行政归属与管理层面共性和特性并存。在区级行政管辖上，两者均归属G区政府的管理范畴，在区级层面的行政管理体制及政策规章制度上保持了一致性。然而，两者所属不同街道办事处，在财政收入方面存在差异，直接作用于各自的基础设施水平、治理经费情况。此外，两者分别作为后单位制无物业小区与商业住宅小区的代表性实例，在社区事务管理模式的构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程度、社区公共空间布局等多个维度上，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些社区性质差异是否带来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媒介基础结构差异，也值得讨论。
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本研究在G区委宣传部、两个街道办事处以及J、T两个基层社区进行了分阶段田野调查。研究者采取了多重角色介入的方式，以区委宣传部实习生、社区工作站实习生及社区居民的身份，深入观察并参与了基层治理实践和社区的日常媒介使用活动。此外，研究者还在社区微信群、在线社区论坛等线上平台进行了深入的参与式观察。
为确保对基层社区线上线下媒介使用及治理实践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研究者采用了焦点小组讨论、半结构化访谈、网络民族志等多种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受访者涵盖了基层治理实践的多个行为主体层面，包括区委宣传部及区融媒体中心的领导与工作人员（N=5），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N=3），社区工作站相关人员（N=8）以及业主委员会代表与社区居民（N=12），形成访谈文本26份，共32.7万字。网络民族志侧重于对线上公共空间的研究，通过对G区政府门户网站、G区官方微信公众号、社区微信公众号进行平台漫游，将基层治理中固定的地理特征和实体公共空间拓展至网络虚拟空间和数智化媒体平台中，考察其在基层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和叙事特征。通过综合运用上述方法，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捕捉到基层社区媒介使用及数智治理实践的丰富细节。
二、基层社区的传播主体与媒介叙事体系
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媒介传播形态主要涉及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等，其邻里叙事体系所包含的传播主体可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加以审视。
（一）规范化、矩阵化、品牌化：以政府为传播主体的宏观基层叙事
在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中，区级政府与街道办事处作为直接面向群众的治理主体，既是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社会诉求反馈的“第一接收站”，承担着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矛盾化解与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核心职能。在此过程中，由其主导运营的、覆盖整个地方辖区的主流媒体作为基层宏观层面的故事叙述者，通过提供特定社区和特定群体的新闻与信息，帮助社区居民获取本地信息资源、适应社区环境，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特别是政务新媒体，已逐步演化为基层治理的基础媒介工具。以政府为传播主体的宏观基层叙事通过官方话语规范化发布、矩阵化政务宣传与地方品牌形象塑造三重路径，实质性推动政务宣传和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
第一，作为规范化官方话语发布平台的政府网站。政府网站是面向全社会公众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是“互联网+”背景下公民了解政府政策和行政行为最直接的途径，在基层治理中承载着新闻报道、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回应等政务信息公开功能，政府服务、企业服务与民众服务等电子政务功能，以及在线问答、领导信箱等网络政民互动功能。G区政府在近年的治理实践中逐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并通过区级门户网站的转型改版推动从内网到外网的基层宣传思想的转变、从政务到服务的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转变。其门户网站借由对政务资源的整合，已建成一站式的集约化政务信息公开平台，承担着政务信息发布、政策法规公告、新闻报道、社会服务提供、民意网络收集等综合治理功能，并嵌入人工智能助手等数智化媒介技术，推动基层政府所掌握的社会数据资源和政务信息走向网络化，使数智化政府门户网站成为基层政府电子政务矩阵中最为权威、正式的平台，通过信息公开与多样化政策解读形成了政务性与服务性、宣传性与新闻性的统一，为参与型基层治理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撑。
然而，G区政府门户网站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也面临一定发展困境。一方面，由于人员配备不足和技术难题等因素的限制，政府门户网站的构建和技术更新表现出显著的外部依赖性。另一方面，尽管网站互动板块为公民提供了民意反馈的多种途径，但公众对政务内容的关注度依旧不高，一些机关单位亦缺乏主动回应民意的积极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回复仅停留在初级阶段，难以进行深入分析与个性化回复；对于网络民意的收集主要停留在信息传递和筛选网民留言的初步阶段，导致网络民意征集的号召力有限、政府网站层面的政民互动转换率较低。
第二，作为矩阵化宣传平台的融媒体中心。县区级融媒体是县区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内嵌于基层社会的综合性媒介平台。G区融媒体中心由区新闻中心、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中心整合组建，其官方账号入驻了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等中央级新媒体平台，百度百家、抖音、快手、今日头条、喜马拉雅等商业性媒体平台及海博TV、新福建等地方性媒体平台，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媒介的平台账号入驻和线上线下媒体矩阵。此外，其还推动建立了涵盖下辖9个街道社区及17个机关单位的微信公众号矩阵。
通过对G区融媒体中心账号矩阵的平台漫游和内容分析，结合对融媒体中心焦点小组的访谈可见，G区融媒体矩阵的工作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进行思想动员和政治宣传，依托全域数字治理体系，通过深度整合“智脑平台”的多维数据资源与智能分析能力，对辖区内网络舆情信息进行收集、汇编、上报。例如，区融媒体中心下辖舆情部，利用大数据监测平台对群体性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及自然灾害等场景进行实时动态感知，基于跨部门数据构建的各类数智资源库，对社会舆情的演化趋势进行多维度研判。二是作为面向全市、全省甚至全国的窗口进行地方形象宣传。除了日常的信息公开工作外，融媒体中心账号的媒介产品还涉及风景人文、地方特色及地方工作成效，是地方基层工作和地方治理成果对外宣传、向上反馈的重要渠道。通过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媒介品牌增加当地居民对账号的认可度，提高用户黏性，从而提升基层媒介在治理实践中的影响力。
作为矩阵化宣传平台，G区融媒体中心在治理实践中发挥了主流舆论宣传、社区信息中心、社会综合服务等作用。然而，其发展亦面临一定瓶颈。一是事业单位的身份制约。区级融媒体中心由区委宣传部及党政机关单位新闻中心合并改组，整改重组后仍保留着行政单位身份隐含的职责要求，遵循科层制的机关单位行政化管理模式而非专业媒体机构的运作模式，因此，其在资质上并非专业的新闻机构，在采编流程和内容生产中也带有较为浓厚的行政色彩。二是营收机制限制。作为政府事业单位部门，区级融媒体中心无法自主灵活开展市场化的经营业务，其运营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支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稳定运营，但长期来看较难形成自我造血机制，也因此导致区级融媒体中心在服务社会治理时“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成为兼具新闻性、服务性的媒介主体。三是行业竞争压力。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中，区级融媒体中心不仅要致力于自身的创新发展，还需应对来自市场化商业媒体的激烈竞争。大型互联网企业和本地商业自媒体账号凭借对流量和需求的精准把握，能够迅速捕捉热点事件，并紧密贴合百姓的生活需求，这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区级融媒体账号的生存空间。
第三，作为品牌名片建设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微信是一种兼具生活与工作属性，具有较强社群传播能力的强联系社交软件，而微信公众号是当下各大社交平台中受众数量最多、使用频率最高的大众传播媒介。2021年起，G区融媒体工作重心由“广铺开”转变为“抓重点”，推进政务新媒体集约开设工作，将其官方微信公众号打造为宣传报道的主阵地，并通过内设的互动选项拓展政民互动功能。2022年，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在本省县（区）域微信影响力年度排行榜中位列全省第四、全市第一，已经成为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基层电子政务媒介品牌。
研究发现，G区微信公众号在主题上呈现出对接国家政策宣传重点、回应基层社会民生热点、聚焦地方品牌塑造的特点，在宏观层面上扮演着政府宣传窗口、信息服务提供者和基层社区故事传播者等多重角色，进行基层叙事时兼具政务媒体、新闻媒体和地方媒体“三位一体”的特征。首先，其作为电子政务媒体承担政府政策对外宣传窗口的职能，传达党和国家的政策并进行政策的地方性解读，同时宣传党的思想精神和地方政府的执政成绩。其次，作为大众传播媒体传递区域民生信息、社区活动、社会新闻，充分利用辖区地理接近性的优势，通过精准定位增强信息的针对性和亲和力，推动政民双方在相互需要、紧密协同的合作关系中共同塑造宏观层面的基层治理媒介叙事。最后，作为本地新闻传播体系的组成部分，积极布局地方宣传和地方特色品牌建设，在基层叙事主题表达中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一方面，通过地方重大活动的主题策划和报道吸引社区居民参与、激活社区间人际交往、提升社区凝聚力、促进政民关系互动；另一方面，通过专题栏目策划，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媒介产品，宣传推介地方特色历史、人文、风景等。
（二）策略性与务实性媒介使用：以社区组织为传播主体的中观基层叙事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行政任务和宣传任务被层层下发、分解，最终由街道办交付社区工作站或居委会执行。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虽然不属于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但直接受到上级政府的工作指导，需要负责完成各项任务并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是一种具有半行政主体身份的社区组织。作为政策法规下达和社情民意上传的枢纽，社区组织承担着面向政府行政任务实施和汇报的工作，同时担负着面向居民服务提供、信息传递和意见收集等工作。在基层叙事中，社区组织会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和传播受众而选择不同的媒介使用方式。
第一，外源性要求下的策略性媒介使用。实际工作中，许多上级布置的行政化任务要求社区组织开展社区工作时进行台账记录和文件照片留档。在事务下沉、责任下沉的外源性要求下，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常使用不同类型的媒介策略性应对行政任务。例如，横幅标语作为兼具明确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的痕迹管理工具和可用于新闻宣传的直观媒介在社区组织的日常工作中被常态化使用；社区简报在基层治理中承载传播功能的同时体现出一定的行政价值。但这种外源性要求下的媒介使用也存在一定问题：社区简报本是类似社区报纸的媒介产品，是面向社区居民的一种社区媒介，而在J社区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人手和资金，也受限于日益减少的读者受众，社区简报已逐渐演变为面向上级单位的汇报公文和工作档案，在内容上多关注于工作站的工作成果，开始脱离“社区新闻报纸”的身份。由此可见，如果仅出于传达政绩信号的行政需要而进行媒介使用，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区组织的行政任务加剧，并占用有限的基层媒介资源，亦有可能形成“基层形式主义”的治理悖论，导致社区组织自治能力的弱化。
第二，综合治理要求下的实务性媒介使用。基层社区的主要工作是“居务”，即为社区居民提供综合治理、社会福利、调解纠纷等多方面服务。为了有效实现社区信息的通达、切实完成治理目标，社区组织通常采用纸媒、广播、网络等多种媒介形态，使信息能够分发至不同媒介类型的居民受众。
通过对基层社区组织媒介使用行为的考察可以发现，传统传播手段在基层治理现实中并未被新兴媒体所替代。尽管当前已发展出丰富多样的媒介形态，传统媒介仍然有其受众群体和存在的现实需要。在以J社区为代表的老旧小区，老年居民的信息获取需求受限于对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不熟练，而都市商业报刊和电视又难以触及具体社区内的事务，社区公告栏成为他们获取社区消息的主要来源。对于社区工作者而言，尽管公告栏、宣传栏等只是单向传播的传统宣传手段，但社区公告栏具有无差别的完全公开性，其在基层治理中仍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因此，在进行社区事务公开时，公告栏往往成为第一选择，例如居委会换届、社区资金公示、社区福利发放等涉及全体居民的消息，都直接以海报或手写大字报的方式在公告栏粘贴。
针对能够主动进行信息搜寻、具有较高媒介素养的中青年社区居民，社区组织也发展出了相应的新媒介技术用于提高社区治理的居民参与度。如，社区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以组织传播的形式形成了中观层面的在线社区，并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功能。其中，G区民政局推出的“社区幸福通”一站式掌上社区服务平台，作为具有特色的典型案例展现了数智媒介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应用。该平台整合了政务、养老、综治、城管等25个服务领域，紧密联结政府、社区、居民三个层级基层治理主体。通过“智脑”终端，平台汇集了G区的人口、法人、政务、经济、城市事件等全域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政府端,“社区幸福通”直接连接“智脑”终端，同时通过“一线处置”系统与相关单位、街道办及社区工作站直接挂钩；在社区端和居民端，则呈现为实名注册的在线社区，为社区组织提供了一种类似于“数智时代手机短信”的组织传播渠道。此外，通过嵌入“社区幸福通”的“随手拍”功能，居民可即时上传图文信息，系统自动关联事件地理位置与责任主体，形成从民意感知到智能派单再到协同处置的数智媒介化治理闭环。
简言之，基层治理中社区组织工作的复杂性在客观上要求对媒介采取策略性使用与务实性使用，根据不同的传播内容性质和传播受众选择使用不同的媒介类型。这也使得基层社区中观层面上的各类型传播媒介形态兼而有之，形成了新旧共存的立体样态。
（三）现实交流与虚拟互动：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微观基层叙事
社区居民是社区生活的重要行动主体，也是基层治理的客体对象。作为基层社区传播结构的微观层级个体，社区居民通过对媒介的使用介入社区传播结构，进而对社区传播和社区治理产生主动性影响。居民的社区传播行为参与主要包括社区内人际传播、社区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这些居民社区传播行为构成了微观层面的邻里叙事网络。
梳理访谈结果可以发现，不论是线下个体间的现实交流，还是线上社群中的虚拟互动，都体现出微观层级基层叙事者间相对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信息流动。在不同媒介形态的帮助下，微观层级的社区叙事者将现实生活中的话题延伸至虚拟公共空间之中，并形成了一种泛化的、流动的、可接近的邻里叙事。尽管社区居民在邻里叙事中频繁进行信息交流，但在话题选择方面，对于涉及私人领域的内容仍存在心理距离上的疏远。对两个研究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相较于后单位制社区J社区，商品住宅小区T社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商品住宅小区作为城市化进程中新产生的典型基层社区类型，其居民构成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削弱了社区成员间社会生活的共性，空间布局设计所形成的门户间距在客观上亦造成了居民间社交距离的隔阂，导致参与基层叙事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相对脆弱，在基层叙事中保持着对陌生社交距离的谨慎态度。
相较于私人话题在基层叙事中所遭遇的冷落，公共性事件类的话题则在微观层级叙事中占据了显著位置。这些议题涵盖的范围广泛，既包括邻里间冲突矛盾等细微琐事，也涉及社区公共设施及事务的治理议题，还延展至基层政策变动和社会热点事件等严肃话题。同时，公众作为微观层级基层叙事者对参与公共议题的主动性也在访谈中得到了印证。访谈结果显示，地理距离的邻近性与心理距离的亲近性相互交织是公共事务与公共话题得以高度活跃的主要原因。一些社会现象在多样化的媒介平台上被反复提及并集体讨论，逐渐演变成为持久性的公共议题。 此外，部分公共话题还进一步转化为基层治理中的媒介实践行动，为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动力与方向。
三、横纵链接：我国基层治理中媒介基础结构的模型诠释
基层媒介基础结构是基层治理中多元主体媒介使用的结构化产物，既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层级的基层叙事者及其媒介使用，也包括媒介行动发生的传播行动环境。媒介行动的发生是在一定的传播行动环境内实现的。社区中有形的传播环境和无形的传播资源都会对基层传播结构中的邻里叙事体系产生影响，导致基层治理中的传播结构既有共性模式，又在不同社区表现出独特的呈现方式。
空间是社区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构成社区传播行为的物理传播基础环境及资源。公共空间是影响社区居民沟通的现实条件之一。如，在后单位制小区中，以往J社区居民的交流常发生于楼道、柴火间、棋牌室等公众聚集场所。但这些具有原始功能的场所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其公共交流功能较为有限，公共空间的缺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的传播。J社区通过对公共空间的改善和拓展，推动对社区公共活动区域的差异化划分，将社区工作站与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融合，形成一个集成化的社区服务综合体。公共空间的改善促进了物理意义上的居民聚集，也在心理层面建构了具有虚拟共同体性质的“社区公共空间”，让具有不同兴趣和背景的社区居民能够在公共空间中找到“同路人”。
公共空间也是信息交流的公共平台。在基层传播的公共空间中，社区居民得以将人际交流中的“身边事”进行信息交换，并通过与其他社区居民、社区组织的互动形成社区公共议题，既从侧面丰富了基层叙事中的议题类型，也推动社区治理的改进。经由此过程，社区公共空间由功能性的场所逐渐转变为基层媒介基础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后单位制小区还是商品住宅小区，互联网技术都促进了社区居民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建构出“虚拟社区”，实现打破时空限制的持续性沟通。在微信群、QQ群、在线社区论坛等网络虚拟空间，居民们在对同一事物的长时间讨论中逐渐形成具有共同身份的集体意识，使虚拟空间成为现实公共空间在互联网上的映射。这种虚拟公共空间带来的工具性支持使薄弱的邻里叙事系统得以重新建构联系，使社区中相互区隔的家庭得以在虚拟公共空间中重聚，并在其中共享信息、配置资源，进而推动公共空间从虚拟转为现实，促进基层自我治理的实现。
整合两个不同类型社区的经验，现实公共空间和虚拟公共空间共同构成了媒介行动发生的传播行动环境，在基层媒介基础结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公共空间不仅是基层传播发生的物质环境，更能通过“地点制造”为公共空间赋予共同意义，从而在制造具有共同体标签的地点过程中实现传播行动环境的“再地域化”。
综上所述，在我国基层治理场域中，基层媒介基础结构由纵向链条和横向链条交互构成，形成的传播模型见图1。
图1 基层媒介基础结构传播模型示意图
在纵向维度，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媒介基础结构形态，呈现出以基层政府为宏观基层叙事者、以社区组织为中观基层叙事者、以社区居民为微观基层叙事者的三个层级，同时产生了“宏观—微观”的直接传播和“宏观—中观—微观”的次第传播。纵向链条链接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的基层叙事者，可分为“政府—社区居民”和“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两类。
在“政府—社区居民”的纵向链条中，宏观层级的基层叙事者与微观层级的基层叙事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直接对话。在宏观层级，基层政府机构是基层叙事的核心行为主体，其媒介使用行为主要遵循政治传播与舆论引导的逻辑，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区级融媒体中心及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性信息传播，旨在实现自上而下、自内向外的大众传播。在微观层级，社区居民个体通过监督性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到“政民对话”的政治传播互动之中。这些媒介形态中，政府门户网站作为官方和正式的渠道，承载着政策发布和形象塑造的重要功能；区级融媒体中心凭借其广泛的覆盖面，成为宏观层级中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但其呈现出较为浓厚的宣传色彩，而非完全遵循新闻媒体机构的运作逻辑；官方微信公众号则展现出最为积极主动的姿态，集新闻媒体、政务媒体与地方媒体三者特性于一体。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尽管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所增强，但其实际参与程度和活跃度仍然相对有限，基层治理的民众参与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另一纵向链条“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中，具有“类行政组织”的社区组织是重要的中介和桥梁，通过多种媒介形态的组织传播手段链接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级的基层叙事行动主体，实现上令下达与下情上传。社区组织作为我国基层治理的主体，是科层制行政体系影响下的类行政组织。在中观层面，社区组织在对上组织传播中表现出行政化特征，策略性地使用基层媒介；而在对下组织传播中，则通过务实性方式进行多样化的媒介使用。
在横向维度上，基层媒介基础结构的横向链条主要由各层级间，特别是微观层级社区居民内部的交流构成。这些交流通过口口相传、即时通信软件、虚拟社区群组等基层媒介形态的功能性运用得以实现。社区居民在媒介平台上进行人际传播与互动，建构了微观层级行动主体内部的紧密联系。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基层叙事系统内部信息的有效流通，还横向拓展了基层叙事的信息传播空间，增强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与参与度，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信息交流平台。
通过对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中颇具代表性和示范意义的基层媒介基础结构及其运作路径的深入考察，本研究提出以下结论：媒介具备潜在影响力，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基层社区媒介使用具有复杂性，基层传播中的媒介基础结构由多元使用主体、多种传播渠道及多样媒介形态共同构成，并在传播行动环境中以横向与纵向链接的方式相互交织。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横向链条（主要体现于社区居民内部交流）与纵向链条（包括政府—社区组织—居民间的信息传递）在传播行动环境中持续发展，形成了一种超越时空限制、持续流动的行动流。这一行动流在“结构—行动”的反复互动与共同演化过程中不断更新，最终形成我国当前基层社区治理中“横纵链接”的媒介基础结构。
四、讨论与结语
在我国基层治理中，数智媒介参与治理实践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与社区组织、居民之间纵向链条维度上的信息传递，更涉及横向维度上居民个体之间的互动。横向链条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了基层媒介基础结构中的邻里叙事系统如何跨越传统的物理空间和时空限制，实现信息的集体交换与公共议题的讨论。这一现象印证了传播基础结构理论中的集体叙事命题，即媒介不仅是信息的传播通道，更是社会集体意识与公共议题形成的载体。“虚拟社区”作为数智时代虚拟空间的扩展，使居民之间超越传统地理限制产生更多互动，成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和无缝连接的传播行动环境。尤其是数智媒介赋能下，基层政府能够通过数智媒介技术驱动实现精准化治理服务、依托数智化平台构建全域化数智治理基座，进而基于数据分析定向补强社区薄弱服务，而社区居民则能够通过数智媒介深入参与社区治理，使基层社区治理实现从单向管理到双向互构的转变。在数智媒体技术的支持下，横纵链条不再是一个静态的信息传递模式，而是一个动态、互动性强的信息流动系统，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治理中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和自我治理能力。
本研究从实践层面揭示了数智时代下多元媒介如何在不同层级的基层叙事中发挥作用，并形成了复杂而富有层次的基层媒介基础结构，补充了传播基础结构理论在中国基层社区治理及政治传播语境中的实践场景，提出了中国语境下基层治理媒介基础结构的横纵链条特征，在理论上深化了对基层治理中媒介作用的理解。但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和概览式考察，本研究仅选取后单位制小区和商品住宅小区两个社区类型进行横断面式的媒介结构调查，其对于其他类型社区的适用性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考证。基层治理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治理也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政治传播和基层媒介结构如何随着基层治理改革的深化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