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苏区新闻传播事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人民政权下开展的新闻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既有研究多受革命史范式影响，聚焦于意识形态与政治动员的书写及其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其中“人—物”互动所构成的媒介实践过程。因此，有必要从网络化的视角重访中央苏区新闻史：首先将网络视作研究的本体，由此展开对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的网络化阐释；其次将网络作为方法，分析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所处的网络化语境，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乃至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书写路径。
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宇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引 言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人民政权下的新闻事业”。作为中共改造党报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其为延安新闻事业及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源泉与历史经验。
然而，中央苏区新闻史的研究较多基于革命史范式的阐释框架，将目光锁定在中共党内精英人物与上层路线，偏于研究宏大革命叙事。同时，在革命史范式“宣传—响应”模式化叙事框架下，相关研究多从非物质层面探讨中央苏区新闻宣传工作的历史地位，抑或出版物蕴含的意识形态及其对社会文化之影响；而对其所依赖的基础性物质条件讨论较少，即便一些相关的研究也多将媒介视为受人支配的工具或载体，难以揭示实践过程中“人—物”互动的复杂性及其建构的新型“党—群”关系。因而，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经验启示还需要系统、全面的研究。
一、网络化的实践：为何重访？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土地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对新闻宣传工作展开积极探索，出版发行百余种报刊，印刷书籍的种类与数量则更多，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积累丰富的经验，迎来人民出版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中共还制定独特的报刊发行与阅读规则，打通新闻宣传工作“最后一公里”，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投身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因此，在中央苏区时期，“物资流通——新闻出版——报刊发行——群众阅读”的实践网络，不仅是践行“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列宁报刊思想的过程，即从“全党办报”到群众读报有机统一的实现过程，也是党和根据地人民群众之间新型关系的建构过程。
重访中央苏区新闻史可以发现，其实践过程始终因地理与战争因素不得不面对“人—物”的矛盾；同时，“人—物”关系也被动态地组织于网络化的实践中。具体而言，中央苏区主体所在的赣南和闽西地处山区，印刷业基础薄弱，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与军事“围剿”使印刷物资愈加匮乏。因此，在新闻出版层面，中央苏区一直面临物资匮乏导致的出版计划流产、刊期长且不固定、出版不久即停刊等问题。在报刊发行与阅读方面，由于印刷设备数量极为有限且质量参差不齐（中央层面的报刊有铅印机，地方报刊多通过油印及石印），报刊数量较少且印刷质量较差，严重阻碍报刊向基层传播，影响宣传效果和群众的阅读体验。
为克服这一窘况，中央苏区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秘密获取印刷设备与印刷材料；围绕出版组织开展各种运动（如节省运动、合作化运动等），变革生产关系恢复纸业，提高了有限物资的使用效率；通过“读报用报”，把报刊发行同群众性读报用报相结合。因此，围绕报刊，人与物共同构成一张“纵横交错”的实践网络（图1），而党和人民群众的交往关系，也在报刊“宣传”“鼓动”和“组织”实践（即网络化的过程）生成的“人—物”关系中“析出”。
那么，如何打捞与捕捉这些鲜活的实践片段，从而更加全面、清晰地还原并呈现中央苏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面貌，成为笔者重访这段历史的根本动因。
有学者对中央苏区新闻史的研究现状作了较为充分的阐释：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研究重点多从其历史地位及贡献、四大报刊（《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斗争》）两种向度展开；也存在“两多两少”现象，即描述性研究多、理论性研究少，重复性研究多、原创性研究少。因此呼吁回归“新闻实践史”的研究路径，扩大作者群，以扭转“冷清和寂寞”的整体情形。
笔者认为，考察中央苏区新闻史，既要阐发文本、符号、意识形态等，也要回到对器物、技术、基础设施等媒介物质的探讨。这就需要跳出革命史范式的框架，回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具体的历史语境，考察该阶段新闻传播的实践史，即将“媒介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而如前文所述，重访中央苏区新闻史，能够窥见其“媒介实践”过程具体表现为网络化的实践样态。
二、网络化的视角：如何重访？
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界呼吁回归新闻实践史，要求“从实践中总结中国的问题、道路、理论、立场和逻辑”，并“就西方理论对中国实践的解释力问题展开反思，并借鉴媒介实践范式提出新媒介史书写”。重访中央苏区新闻史，考察其网络化的实践样态，也是回到新闻实践史的语境，考察其媒介实践的过程。那么，如何考察？笔者尝试引入网络化的视角。
（一）再思媒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媒介实践转向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书写，经历从以线性思维为表征的革命史范式到强调体现互动过程的现代化范式的转换。从革命史范式的反思到现代化范式的确立过程，不仅呈现出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趋于多样性与开拓性，更体现新闻史“本体意识”的觉醒和回归。尽管这两种书写方式差异甚大，却共享着相同的史观以及对报刊（媒介）的看法：“连续的进化观、整合一统的时空观、媒介只是一种受人使用的工具或载体等。”此认识论在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中被不断反思。在媒介物质性的视阈下，有各自特性的媒介不再是被动的“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凭借自身不同的“基因”，成为社会实践的另一种行动者，影响社会建构的方方面面。
媒介物质性的引入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辟了独特的理解视角和分析单元，但如若囿于静态讨论，物质就会化为“无生气的惰性载体”，被“物化为本质”。因而，对于媒介物质性的考察需要将媒介视作“构成而不是本质”，将“人—物”关系置于研究的中心——“光是物体本身，若没有经过使用者去使用它，就没有物质性可言”。在英国学者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将实践理论引入媒介研究并由此兴起“实践范式”转向之后，不少学者将其引入中国新闻史研究，以弥合上述问题。在此范式的启示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从媒介文本或生产结构（尽管很重要）中解放出来，转向研究直接或间接关涉媒介的开放性（open-ended range）实践”。由此，个体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物质与非物质都被动态地、开放地、辩证地统一于实践。黄旦及其团队更是开启一种新闻史书写的新范式，倡导以报刊（媒介）为重点、以实践为叙述进路。
然而，尽管目前学界对于新闻史“研究什么”比较明确，即再思媒介、转向实践，但对于“如何研究”还有待讨论和发掘。基于此，笔者尝试从网络化这一独特视角来考察中央苏区新闻史，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乃至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书写路径。
（二）网络与网络化
理解网络化概念，需要先解释何为网络。在日常生活中，网络已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交往方式和栖息于环境中的基础设施；而在学术研究中，网络已成为一个“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虽然缺少对其属性统一、精确的说明，但总能为研究者提供“从何处发现各类现象的线索和启示”。因此，网络无处不在，但由于人们对这一“既定事实”太过熟悉，因而网络究竟为何物，却难以阐明。正如王润泽所言，网络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公认的统一表述，甚至同一学科内部也会根据研究问题、方法、目标的不同给出不同定义”。
笔者对有关“网络”的文献进行爬梳，归纳出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将网络视为研究对象，即研究其“本体”；另一种将网络作为“方法”，视其为理解其他对象的工具（如视为一种隐喻）。
关于网络作为本体的研究，可以从网络与人类社会型构的“因果关系”（cause-effect）方面阐释。如果将网络视为社会建构的原因，则主要讨论其如何参与建构社会的结构形态。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的网络结构开始“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由此步入“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如果将网络视作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则主要讨论其存在形态及如何组织社会行动：网络不仅是多元主体间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实在（实体网络），还是由光纤、卫星等通信基础设施构成的虚拟环境（虚拟网络），而人类的社会实践即发生于不同形态的网络当中。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网络的考察必须回到“网络的实践”即网络化的过程中：其不仅是“网络作为社会建构因素”视角下相关研究的讨论前提，即阐明网络的形成过程，而且是“网络作为社会实践结果”视角下有关研究的展开路径，即回到网络化实践中进行阐发。因此，人类社会的形成、演进与维系始终基于“网络化—网络—网络化”的动态过程。
三、作为本体与方法的网络化：重访什么？
基于两种对于网络的不同认识，笔者首先将网络视作研究本体，由此展开对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的网络化阐释；其次，将网络作为方法，分析中央苏区新闻史的网络化语境。
（一）网络化作为本体：研究问题与研究重点
将网络作为研究的本体，可以依据“网络化实践—网络化关系—网络化经验”的路径考察中央苏区新闻史。
1.网络化实践
从网络化实践考察中央苏区新闻史，首先需要勾勒出人与媒介如何在实践中编织行动网络，从而揭示其中的“人—物”“党—群”关系。这需要我们关注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中的多元行动者如何在互动与耦合中型构交通（流通）网、出版网、发行网、阅读网，并在不同的网络化实践中考察“人用媒介做什么”与“媒介使人做了什么”，生成怎样的“人—物”关系？即揭示媒介的使用样态与媒介的物性经验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一，中央苏区交通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转入地下，革命重心转向农村。由于交通与通信系统被敌人控制，而苏区与红军的发展又亟需人力与物资的支援，因此，建立可靠的对外联系渠道、构建稳定的内部交通体系，成为党中央和苏区党组织面临的一项紧迫而关键的任务。为此，党中央在“八七会议”后着手规划全国交通网，中央苏区内部也从初期的递步哨、传山哨，逐步发展为闽西“工农通讯社”等组织化交通网络。在地方与中央的共同推动下，一条横跨封锁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得以建立。
这条红色交通线远非普通的秘密通道，而是一条依靠“人”的忠诚驱动、通过“物”的安全流转来维持的高风险“生命线”。在实际运作中，交通员依靠徒步与接力穿越险境，一切行动都隐蔽在客栈、商铺等日常伪装之下。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红色交通线上的“人员”与“物资”必须转化为日常形态，其真实使命与组织联系，仅在秘密交接的瞬间被激活。
通过这条血脉般的网络，交通系统向中央苏区输送大量干部、文件、信息与关键物资。输入的干部与文化精英，显著提升中央苏区报刊图书的编辑出版水平；输入的无线电设备，从根本上变革信息传递的速度与方式，为红色中华通讯社（后发展为新华社和人民广播电台）的诞生奠定物质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行动者的“人”（干部、技术员等）与作为中介的“物”（设备、报刊等），经由交通线的制度化联结，形成深度互构的实践共同体，催生出新的组织形态与革命力量。因此，这条“红色血脉”的每一次搏动，既是革命意志经由具体“人—物”实践的艰难具现，也是传播系统在极端压力下展现其内在“韧性”并持续进行自我再造的生动历史例证。
其二，中央苏区出版网。一方面，对于“纸荒”与“机荒”，苏区党组织并非被动接受，而是通过发展造纸合作社恢复纸张生产、借助秘密交通线购置印刷设备，并开展技术革新（如用毛边纸、自制蜡纸），创造替代方案，展现革命实践对物质条件的重塑能力。另一方面，物的特性也反向影响人的事业，并催生新的媒介形态与文化实践。正是依托本地的“土纸”与多方获取的混合印刷设备（铅印、石印、木刻并存），苏区形成独特的“中纸西印”媒介文本形态；物资的极端稀缺，反而迫使出版实践走向集约化与组织化，形成“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报刊格局，强化宣传工作的系统性。在这一往复过程中，革命意志（人）与物质条件（物）并非对立，而是在“用物”与“为物所形塑”的实践中，共同生成一种扎根于苏区土壤、服务于革命战争、富有韧性的全新出版策略。因此，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史，不仅是一段精神产品的生产史，更是一段关于“人”如何在极端条件下与“物”协作、抗争并共生的物质实践史。其揭示了革命的传播力不仅源于先进的思想与理念，也同样深植于那些易被忽视的纸张、机器以及操作它们的手与身体所共同编织的物质实践网络。
其三，中央苏区发行网。中央苏区的发行体系呈现出一种高度组织化的“人”与“物”互动结构。这一结构中的“人”，是从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到各级党、政、军、群团发行机构，再到基层红色书店、代派处、通讯员、发行员与积极分子的多层次行动主体。他们通过政治动员，将发行工作确立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并以此为驱动，依托并不断拓展“物”的流通渠道：不仅建立并管理赤色邮政的官方运输网络，广泛设立红色书店与代派处等基层节点，还灵活调度马车、独轮车等交通工具，构建起一张覆盖城乡、深入基层的实体发行网。而“物”不仅包括受物资条件限制的纸张、印刷设备和交通基础，更指向承载革命思想与政策的报刊、书籍等出版物本身。在实际的发行过程中，“人”的能动性体现为对有限的出版物与物资的最大化利用。他们根据交通条件、敌情变化与读者分布，动态规划发行路线，灵活采用多种发行方式（单位订购、计划赠送、零售代派），并精细管理、使用包装材料，确保出版物安全、完整地送达。与此同时，“物”的流通状态也反向塑造着发行实践。发行人员收集的送达时效、地域需求与损耗情况等信息，推动发行机构不断调整策略，如优化网点布局、调配运力或调整发行数量，从而使整个发行网络能动态响应前线与基层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组织力与创造力不断克服物的匮乏与地理阻隔，而物的流通路径与反馈信息则持续保障发行工作的计划性与精准性，二者在高度政治化的组织框架中相互依存、彼此塑造，共同铸就一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仍能高效运转的革命发行网络。
其四，中央苏区阅读网。从组织架构来看，中央通过设立出版局、通讯社等专门机构，将政治意志转化为制度化的出版体系，使报刊发行与读报工作成为具有明确政治属性的组织任务。这一顶层设计逐级传导至地方与基层，由党团干部、俱乐部负责人、列宁室管理员等承担起具体实施的职责。他们不仅是信息的中转者，更成为革命话语的在地化转译者与集体仪式的组织者。通过建立读报组、利用集市聚会等场合，并运用方言讲解、集体朗读、戏剧化呈现等多元形式，他们将标准化的政策文本重构为融入本土经验的生活叙事，有效消解群众识字率低下的传播障碍。
而作为核心媒介的报刊及其塑造的阅读网络，承载着超出信息传递的深层意义。粗粝的土纸质地、手工油印的墨迹、报刊在反复传阅中形成的折痕与磨损，都成为革命艰苦历程的物质见证。在集体读报的场景中，这些物质属性被充分调动——革命群众通过触摸纸张、聆听诵读、观看版面，在感官经验层面建立起与革命内容的具身联系。这种多重感官的参与，使抽象的政治理念获得可触摸的温度与质感。这种人与物的持续互动，最终导向集体意义的建构与政治共同体的生成：读报活动将个体阅读行为转化为具有仪式感的集体实践，在共听、共读、共议的过程中，参与者通过共享的感官体验与情感共振，融入“我们”这一共同体的想象。而报刊（物）作为物质媒介，在这一过程中成为连接个体与共同体的仪式性纽带，使革命理念在具身化的传播实践中得以扎根、生长与延续。
因此，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本质上是一个高度网络化的媒介系统，其中交通网、出版网、发行网与阅读网在党的组织下，深度交织、彼此联系：交通网输送的干部、无线电与印刷设备，直接优化与更新出版网；出版网生产的报刊图书，又通过发行网与交通网传递，最终在阅读网中被接收与诠释。在这一过程中，“人”与“物”之间形成多层次、动态的互动关系。人（包括交通员、编辑、发行员与基层读者）利用交通线、印刷机、报刊等媒介进行宣传、鼓动与组织；反过来，这些媒介的物质特性，如交通线的艰险、印刷品的粗糙、无线电的即时，也深刻影响着人的行动策略、组织形态与情感结构。这种互动生成中央苏区特有的“人—物”关系。首先，这是一种“嵌入性”关系。人与物均深度嵌入革命目标与组织网络，其意义在完成传递指令、组织动员等具体任务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其次，这是一种“具身性”关系，交通员以双脚穿越封锁，读者以双手触摸粗粝的纸页，革命理念通过身体的直接经验而变得可知、可感、可信。最后，这是一种辩证的“生成性”关系。一方面，人的忠诚、智慧与集体协作克服物的匮乏与环境的艰苦；另一方面，物的物质特性也在实践中持续形塑并拓展人的实践方式与行动边界。
2.网络化关系
在考察网络化实践之后，我们还需要在网络化关系中，阐明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网络（由各环节网络所构成的整体）的运作机制如何？各环节网络之间的关系怎样？其在动态的网络化实践中做了哪些调整？又是如何调整？这与网络之外、更广阔的哪些社会动因相联系？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宏观层面讨论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网络整体的构成形态与运作机制；在中观层面讨论各环节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即联系更广阔的社会动因阐发网络之间做了哪些调整、为何调整、如何调整等问题；在微观层面讨论既定网络结构及其动态调整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行动能力。
具体而言，中央苏区的新闻宣传工作一方面需要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导致的人、财、物极度缺乏的外在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地理、文化与历史等因素，中央苏区农民性格有三个特点：“一是原初的营利意识；二是知足而又安逸的生活信念；三是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而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里，农民注重家族和宗族的连接，除了家族（或宗族）和村庄的利益，根本没有所谓的阶级利益，也没有阶级意识。因此，在赣南、闽西这块土地上，传统意义上的内源性的革命因子并不显著，这是中央苏区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内在矛盾。而中共对新闻宣传工作各环节网络的动态调整，正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与条件，对有形的外在困境和无形的内在矛盾予以破解、对列宁报刊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
在“宣传”层面，由于赣南、闽西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客家族群从其迁徙的历史经验与迁徙后的人地矛盾中生发出一种对“信息敏感”的文化秉赋；同时，在原初阶段的民众营利观念与流动性极强的“走村串户式”商贩的加持下，为革命思想的早期传播提供独特而有利的条件。因此，中共开创“农村办报”的模式，直接面向工农群众，奠定“群众办报”的思想基础。但是，由于“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等对绝大多数世代耕作、目不识丁的农民而言，是“遥远又陌生”的概念，不仅与其日常生活经验脱节，而且在语言和理解层面都构成障碍。因此，尽管党组织通过报刊进行持续的宣传动员，仍有民众对革命表现出迟疑、观望乃至回避。这一矛盾深刻揭示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将抽象意识形态转化为民众内在认同所必然经历的艰难过程，也凸显革命宣传在理想追求与现实接受度之间的持续调适。
在“鼓动”层面，中央苏区一直较为平静和安逸的生活一旦被打断，革命的意涵便会在经验的断裂处深入个体血脉，并转化为革命的有生力量。因此，苏区报刊将激发群众革命热情作为核心任务之一，通过充满感召力的报道、社论与文艺作品，致力于将革命诉求转化为民众的情感认同与行动自觉。报刊文字不仅传递信息，更成为点燃情绪、塑造集体意志的重要工具。然而，这种动员也面临内在张力。由于上述性格特点，加之对战事艰苦与家庭生计的实际顾虑，也使部分群众在报名参军后出现思想动摇甚至“开小差”的现象；同时，由于山区的生产力条件所限和国民党长期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民众对“锄头”和“枪械”的抉择，也促使中共对报刊动员工作予以动态调整。因此，中共的报刊动员并非一成不变，宣传内容需要不断回应前线的兵员需求、后方的生产压力以及群众的思想波动，在理想号召与现实考量之间寻求平衡，从而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维持动员的效力与可持续性。
在“组织”层面，中央苏区新闻工作的开展呈现出理论移植与在地实践之间的复杂张力。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上深受共产国际影响，对相关政策和指示往往高度服从、严格贯彻。这使苏区部分“新闻干部”在理解和应用列宁报刊思想时，存在较为明显的理论照搬与条文套用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苏区具体的社会条件与现实需求。然而，由于行动者的能动性与“转译”能力，部分新闻工作者能够基于对列宁主义内核的深切认同，结合苏区实际斗争环境与群众接受水平，对经典理论进行创造性的本地化诠释与实践转化。他们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积极探索适合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形式与话语方式，使报刊不仅成为政策传达的工具，更逐步发展为组织群众、动员社会的重要媒介。尽管如此，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与动荡的根据地条件下，组织系统的运行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上级党组织下达的宣传任务、发行指标与基层的实际执行能力、完成效果之间，常因交通阻隔、资源匮乏、人员素质不均等产生偏差。这种理论与现实、指令与执行之间的落差，使新闻工作的组织过程始终处于动态调适的状态，也反映出在特殊历史时期，革命政权在构建系统化传播体系过程中所经历的探索与曲折。
3.网络化经验
从网络化实践、网络化关系两个层面总结与延伸，可探讨以下三个层面的网络化经验问题。
第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改造党报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本土化的早期重要探索，中央苏区的新闻传播实践为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哪些关键历史线索与经验参照？这要求我们重新评估其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脉络中的历史地位与独特价值。
第二，将总结的网络化经验与当下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的经验展开对话，讨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如何与媒介物质性进行调试以及网络化关系能否成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和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等时代命题的关键点。
第三，中央苏区的网络化经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意涵，而“实践”作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如何能在丰富中央苏区的网络化实践样态中，进一步丰富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意涵。
回答这些问题，仍需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细致的史料分析与严谨的理论论证之中。中央苏区的经验提醒我们，传播不仅是信息的流动，更是在特定物质条件与社会关系中，通过人的实践不断建构出来的组织形态、文化空间与意义网络。这一认识，对理解过去、观照当下乃至展望未来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皆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二）网络作为方法：在“人类之网”中还原历史语境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父子（John R.McNeil和William H.McNeill）在其著作《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说：“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所做出的各种反应。”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合正是不同文明、文化间交往的结果；同时，交往中形成的一系列关系被编织于一张张网络当中。因此，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人类社会。
从“人类之网”的角度重访人类新闻史，笔者认为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理解“传播”“新闻”的历史及其与“交往”的关系。
首先，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其始终是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内容，而人类交往网络的结构变迁，也可以被看作人类利用不断发展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解构与重构人类社会时空框架的过程。
口语传播时代，语言的出现使人类由松散的个体集结成一个个部落和族群；文字传播时代，文字作为第一套外化于人类的媒介符号，开启新的交流模式；印刷传播时代，通过纸张和印刷机，“远在天边”的事物变得“近在咫尺”；电报的出现开启电子传播时代，终结“传播”与“交通”的同一性，使符号独立于运输工具；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进一步削弱传播与地理的时空联系；海底电缆、卫星和通信基站等基础设施全面铺设之后，互联网、移动媒体逐步嵌入日常生活，全球以一个“即时”的状态运行。回顾人类的传播史，可以发现人类交往过程即伴随着媒介嵌入社会实践的过程，因此，人类的传播史始终内嵌于人类的交往史。
其次，新闻作为人类传播实践的产物，其历史也是人类传播史的重要篇章。在前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谈话、八卦、庆祝活动来收集与分享信息”；而大众报刊的出现，使新闻被“发明”；随着商业化发展，新闻逐渐成为一门职业，变成组织化的群体行为，至此，任何人有一定物质生产资料即可进行新闻活动的时代落下帷幕，新闻业逐渐“演化为结构封闭化的信息生产系统”，成为社会系统中不可替代的“独立的子系统”。而社交媒体与移动终端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打破新闻行业的垄断、瓦解新闻机构呈现新闻事实的文化权威，新闻业由此呈现出“液态”的状态。因此，一部新闻史也是一部围绕人类新闻生产实践展开的传播史。
我们从以上历史关系的梳理中发现：在宏观层面，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竞争合作编织“人类交往之网”；在中观层面，媒介嵌入社会实践的过程编织“媒介实践之网”；在微观层面，围绕新闻生产展开的实践编织“新闻生产之网”。三者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也是网络化（型构与展演过程）与网络（成为网络结构）的往复过程。
在“人类之网”的关系性视角下，媒介的社会影响应该在其与社会以及世界的关系中去考察。新闻作为一种被制造出来的“人工品”，其生产过程始终被镶嵌于多个重叠又有张力、不断生成社会意义的话语网络之中。因此，对新闻史的研究，不仅要将报刊进行文本分析，也需要对新闻史之外的“大语境史料”予以解读，在不同史料的研读中交叉验证、比较分析、史料批判，才能揭示由新闻文本编织的“意义之网”与社会话语网络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加客观地廓清媒介嵌入社会实践的语境、方式、过程与结果。只有在动态的网络化分析中，将新闻生产、媒介实践和社会交往过程相连接，在不同文本的生产和解读的话语网络中穿梭、“振摆”（oscillation），新闻史的丰富性与层次感才能被更加清晰地还原与阐释，人类的新闻传播实践样态与经验才能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被揭示与展开。
故而，重访中央苏区新闻史，首先要将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置于更为丰富的历史语境考察。这就需要通过对党史、新闻史之外的社会史、经济史等“大语境史料”的解读，从中理解新闻传播实践背后更深层的社会文化结构。其次，由于新闻生产是对社会的建构，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反映，在对“大语境史料”阅读的同时也要回到对报刊原文的精读中，阐释报刊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在新闻文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中传递什么信息、建构什么新的意义，历史性与文本性又是如何“在开放的新闻报道中交汇，为文本打上了特定的历史具体性和物质性的烙印”，并且反过来“重塑社会和历史”。最后，由于媒介不是本质而是构成，因此不仅要关注新闻文本报道、宣传什么，还要关注它们怎样报道、怎样宣传，即考察“以媒介为导向”或“与媒介有关的”以及“由媒介组织的”实践过程。例如，笔者在考察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实践（出版网）时发现，地方党团和苏区政府创办的报刊面临诸多困窘，归根结底与新闻出版的基础性物质条件相关，特别是纸张、设备等印刷出版必需的物质资料难以满足要求。在查阅地方史志与苏区纸史、经济史（“大语境史料”）中发现，闽西虽盛产毛竹，造纸历史悠久，具有良好的纸业基础，但由于“时局艰难导致生产力破坏，纸业生产下降”且“非新闻出版用纸广泛，挤占纸张资源”，导致新闻出版用纸紧缺。在阅读“四大报刊”（新闻文本）与个人的回忆录（包括中央红色交通线的交通员、毛铭新印刷所的后人等关于媒介使用的文本）时，笔者发现，中共为扭转新闻出版面临的物资困境，通过开源与节流的方式，号召发展合作社经济恢复纸业生产，开展节省运动治理纸张浪费，并多措并举获取印刷设备，最终克服重重困难，迎来红色出版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此外，对中央苏区新闻史的网络化分析也要求我们在研究中既要搜集和比较分析现有的文献资料，在参考与比较前人既有的成果中，获得新论据、发现新问题、找到新视角、提出新观点，也要在重访闽粤赣原中央苏区所在地的田野中，开掘一手材料。历史人类学认为文献和田野并不对立，在田野中能够获得历史现场感，而正是这种“现场感”能够帮助研究者重新解读历史文献，获取认知态度上的“疏离感”，跳出先入为主的“文化本位主义”。同时，在田野调查中能够“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包括族谱、碑刻、书信……日记、笔记，等等，这些材料在一般的图书馆是无法获见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调查时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对这些口碑资料进行阐释，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未能表达的”。因此，通过走访档案馆、查阅村民族谱、搜寻遗存的战斗日志和个人日记，可以从社会的深层结构与内在脉络及个体的经验层面理解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的多维面向。例如，笔者在调研中走访漳州“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时发现，馆内陈列着红军缴获的石印机，这进一步佐证，在1932年的漳州战役中，红军在攻陷漳州城及周边5座县城后，缴获国民党军第49师创办《漳州报》时所用的印刷物资。只有在“钩沉”与“拾遗”中，在史料交叠的比较分析中，即以网络化为方法考察中央苏区新闻史，才能还原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的真实面貌。
结 语
“当前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列宁主义。”重访中央苏区的新闻史，能够在网络化实践中，厘清延安新闻事业与中央苏区新闻事业“列宁主义”式实践的内在关联与演变关系，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与中共党报范式的建构提供历史线索与经验启示。因此，重访中央苏区新闻史不仅意味着要还原并揭示那些被革命史范式所掩盖的、丰富多彩的实践形式与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更代表着对这段历史中遗留下来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再度深入挖掘。
本文所探讨的网络化具有两个层面的意涵。首先，重访中央苏区新闻史的实践样态能够发现，围绕报刊，一个由“物资流通—新闻出版—报刊发行—群众阅读”各环节紧密相连的实践网络悄然铺展，在这一过程中，人与物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编织一张纵横交错的实践网络。同时，回到人与非人行动者的网络化实践，能在对媒介物去本质化的理解中，为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史补增物质叙事的视角；而考察“人—物”网络化关系的生成与衍变，也能够理解党的新闻宣传理念与媒介物质性调试的经验，揭示围绕报刊所建构的党群关系，对于深刻理解当下以“连接”为中心的互联网社会以及重新审视技术逻辑主导下的党媒角色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基于网络化实践的历史经验现象，本文从网络化的视角回答了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媒介实践“如何研究”的问题：不仅将网络视为研究对象（本体论），即考察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的网络化过程，也将网络化作为史料选择、对网络化实践进行历史情境分析的一种方法（方法论）。基于网络化的视角重访中央苏区新闻史，不仅能够在语境的还原中、在网络化关系的矛盾与张力中，更加全面、清晰地揭示中央苏区新闻传播实践的生动细节与整体面貌，也能在经验与理论的紧密连接与超越中，探索一个可供建立中国自身的认识方法和理论所用的资源，即为中央苏区新闻史的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书写乃至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