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媒介杂交”指不同媒介互动共生、交织演化的复杂社会生态生成过程，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化对媒介作为历史演化动力的理解。以此视域再审视“电传上谕”这一特定实践，通过揭示其所蕴含的传统官方文书、全球电报网络与报纸节点媒介的三重杂交特质，及其在实践形态与历史意义层面兼具的连续与断裂，既可以推动报刊史研究重新想象晚清“报纸”的多元样态，也为思考新闻真实、公共性与公众信任等一系列核心理论问题提供了新可能。这一研究视角既彰显了晚清媒介生态的本土独特性，也为报刊史书写拓展出从“组织史”转向“媒介互动史”的新向度。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电报与中国现代知识革命研究”(24AXW003)。

关键词：媒介杂交/ 电传上谕/ 晚清报纸/ 公共性/ 媒介史书写/

作者简介：孙藜，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上海 200072）。

原文出处：《新闻界》(成都)2025年第12期 第15-23页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对一篇旧文的再思考。十年前笔者在一篇题为《镶嵌画：重新发掘报纸的另一种想象》[1]的文章中，围绕麦克卢汉“电报式报纸”(telegraph press)与“文字式报纸”(literary press)的区分，探究了电报与报纸联姻后所催生的新闻实践新形态，着重主张应从电子媒介视角，打破对报纸“谷腾堡式”的单一认知。十年间伴随媒介学研读以及在媒介史研究中运用这一视角的得失反思，觉得还有必要从如下层面做更深入的讨论：其一，更明确地以“媒介杂交”(media hybrid)①为出发点，推动将“媒介”作为一种历史演化动力的深入理解；其二，落实在电报与报纸关系上，需要跳脱从“报刊”组织和民族国家框架出发的单一想象，尤其是要打破这一想象背后隐含着的特定“印刷公共性”指向，包括以此为评判基准的线性史观下对前现代的理解；其三，在看到近代报纸作为一种“断裂式”媒介形式出现之后，也要避免将断裂作为某种“报纸”想象的本质化原点。正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提醒的，“这些阶段并不是历时存在的，而是同界面地(coterminous)存在于现时”，且“每一阶段中的某些成分至少也是隐含在其他阶段之中”[2]。报纸之于口语、书写是如此，电报亦然，其介入既强化了报纸的部分印刷特性，又潜在地开启了与印刷逻辑的断裂。用基特勒式的凝练表述，电报以技术媒介的新语言，催生了超越谷腾堡式现代性的媒介新形态[3]。

这自然也可成为中国报刊史创新书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大体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始，晚清社会中诸如“新报”、电报乃至画报、摄影、电影等新媒介即相继出现，有的甚至是所差无几地同时出现。媒介杂交的这一历史语境，已经被研究者作为一种新视域，以“媒介域上海”为题重思民国都市中的文学生产[4]。就报刊史研究而言，这一对晚清报纸多样性形态的把捉路径，亦可重新发现历史中的“报纸”本就包含着过去与彼时未来的多重基因②，其形态绝非“组织化”印刷媒介的单向演绎，而是在具体情境中与电报等其他媒介杂交共生的多样互动。所谓“报纸自身”，不能物化为某个孤立的物质实体，要充分看到报纸与其周边不同媒介的杂交组合，在不同实践场域和社会文化情境中，生成了不同的“报纸”类型形态。如进一步延伸则意味着，自人类诞生即存在的“新闻”活动，不能被建构为朝着大众媒体自幼年走向成熟的目的明确的进化史，恰恰相反，倒是应从“人类之网”的历史演进中③，看到在不同的媒介杂交中的生态变异，存在着不能归并的不同“新闻”类型、不同“组织(化)形态”，而与之同构的新闻“真实”“公共”乃至“社会信任”等，也均应做如是理解。

这种复杂性当然是一种理论想象，但它提示我们，一旦跳脱以大众媒体新闻组织为中心、摆脱以“印刷现代性”所构建、以科学实证为支撑的“(现代)公共性”理解束缚，电报与报纸的杂交，至少可以让研究者在三个层面重新想象“报纸”。首先，当海底电缆将晚清社会的信息传播纳入一个全球性网络，如何理解新媒介环境下“报纸”的空间方位，它的地方性、全国性由此处在怎样的交织叠加乃至生发出新的演化[5]？其次，电报在晚清的使用除了办报者，至少还有其他三类电报应用亦与报纸存在叠合，这就是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谕旨奏疏传递、商人交易商情以及士绅动员下的“通电”。这些不同实践场域中各类社会群体的电报实践，固然均被报纸加工为某类“新闻”，但倘若仅从新闻组织的单一视角解读，其社会意义的复杂性难免被简化为抽离的背景，报纸自身面孔的丰富性也会大幅弱化。更何况，所有这些实践都因所在地方而有差异，口岸与内地，京师与江南，电报与报纸叠合中的同异均需仔细辨析。由此便触及第三个核心议题，即，传统报刊史对电报与报纸杂交的研究，多聚焦于新闻报道形态的变革，认为电报直接催生了客观报道形态及客观性职业理念。这一近乎定论的认知，固然捕捉到电报对报刊的重要重塑，但从技术与社会组织互嵌互构的复杂关系来看，仍有极大的再讨论空间。尤其需明确，这一论断很大程度上植根于英美(特别是1830年代后的美国)报刊史经验，难以直接套用于晚清媒介生态。若将报刊组织视为全球网络中的发育性节点，立足电报所塑造的晚清报纸新生态，如何重新审视报刊历史中的公共性转变，连同与之深度勾连的新闻真实性与社会信任转型，更构成了亟待回应的复杂命题。

上述问题均需专门深入研究，此处立足新报刊史对“报纸”的新想象，仅围绕“电传上谕”这一晚清电报与报纸杂交的重要形态，略陈推进报刊史研究的粗浅思考。首先需澄清的是，“电传上谕”存在双重所指。其一是清廷官方通讯体系利用电报传送谕旨，其二是晚清报刊在刊载利用电报获取上谕时所设的栏目名称，有时也以“上谕电传”或“恭录上谕”为名[6]。

一、跳脱“组织化主体”，重思电传上谕的媒介性

回顾晚清电报与报纸关系的研究，大体可说已形成两大核心共识④。其一，电报技术的引入根本性地改变了新闻的传递速度与空间边界，“瞬时性”“远距离传播”成为晚清报纸区别于传统信息载体的核心特征，电报的应用使《申报》等新式报刊突破了邸报“延时传播”与民间流言“地域局限”的双重桎梏，催生了近代新闻的“客观报道”雏形；其二，电报与报纸的结合推动了新闻业的职业化进程，报馆通过建立电报“访员”网络、规范信息筛选流程，逐步构建起以“事实核查”为核心的职业伦理。这一阐释多借鉴美国新闻史中“电报促成客观性理念”的研究框架⑤，将晚清报馆也视为走向新闻专业化的“组织化主体”。

这一路径的洞见对新闻史研究贡献良多，不过如前文所忧也存在两个难以回避的局限。首先，研究视角始终未能脱离“报刊组织中心”桎梏，其另一面就是将电报视为服务于报纸“新闻生产”的工具性技术。无论是探讨报馆对电报信息的加工转化，还是分析电报通讯员网络的构建逻辑，其核心均围绕报馆这一组织实体展开，电报则依组织目标以其传播特性服务于组织意图。这种视角不仅天然地遮蔽了电报在晚清社会中的多元应用场景，更关键的是，其对新闻媒体运作的考察，也未能置于与其他场域互动的现实关系之中。延伸一下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表述，如果说一种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媒介，意味着“透过一套关系去看另一套关系”[7]，那么，所谓的“媒介杂交”也就是不同社会关系在碰撞、冲突中的融合与改变。在晚清除报馆外，朝廷、商人、士绅等不同群体均在各自的实践场域中使用电报，这些非新闻组织的电报实践与报纸的叠合互动，同样是塑造“报纸形态”的重要力量，这些实践不能被排除在核心分析框架之外，否则电报就容易成为一种脱离社会情境的抽象存在。

其次，正因为电报的抽象工具性，研究语境也或显或隐存在着“西方经验移植”的倾向。将“客观性职业理念的形成”作为电报与报纸结合的最终指向，实质上是将英美19世纪新闻业的演化逻辑套用于晚清语境。正如黄旦在针对当代研究的反思中所指出，更好的提问方式不是“一种外来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如何在中国呈现”，而是中国报刊文化究竟形成了何种独有的“专业主义”想象，以及“为何是这样的想象”[8]。前已提及，19世纪晚清社会的“媒介生态”与英美存在根本差异：前者是传统媒介与诸多新媒介剧烈碰撞的“多元杂糅”，机械复制的报纸本身即为新媒介之一，而后者则是在“谷腾堡星系”已得充分展开基础上[9]的技术媒介嵌入。这种语境差异决定了要理解电报对报纸的重塑逻辑，必然要将之置于晚清社会更为复杂的多重媒介并存与互动中去审视。而由此展开的研究，也会从特定情境下更具动态社会过程的角度，丰富旧范式下对新式报纸系列转型问题的理解。

从媒介杂交视角对“电传上谕”的再理解，为突破上述局限提供了重要切入点。要厘清其媒介性，首先需明确上谕在清廷官文书体系与官方传播网络中的“原生”位置——晚清政府的官方信息传播依托“召对-奏疏-邸报”的闭环运作：“召对”是君臣当面沟通的即时渠道，“奏疏”构成地方督抚向中枢呈报政务的上行文书体系，“邸报”则是中枢向下传递政令、告示的核心载体，传播范围限于官僚体系，本质是皇权管控下的“内部信息流通”。即便在明清溢出官方文书而成为民众阅读的商品，也是这一体系的有限延伸。作为核心政令文书，自雍正年间军机处建立后，上谕便有明确分类。“廷寄上谕”为针对特定督抚的机密指令；“明发上谕”则首先面向全国官僚，重大需要晓谕民众的信息，亦以张贴、宣讲等方式向社会公开[10]。二者均以“皇权背书”为权威来源，真实性依赖玉玺、官员印信等官方认证符号。而这一封闭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全球化电报网络初现后，遭遇了来自媒介生态的结构性冲击。

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海底电缆已将晚清信息传播纳入全球性网络，电报作为跨洋通信技术，率先在通商口岸开启了新的信息全球化进程。与清廷对电报技术的初期拒绝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口岸城市商业性报纸的典型代表，《申报》不仅在认知上敏锐捕捉到电报的媒介价值，更在实践中早早开始利用西人电报网络获取信息。1871年国际电报线连通上海后，1872年5月2日《申报》便刊登了来自香港的鸦片贸易“第一条电讯消息”，此后更频繁以“英京电报”“罗马电报”等为题，刊登茶叶、湖丝、棉花等商品的电传市价行情，甚至将数日电讯合并刊发[11]。1873年《申报》在《论上海电线》一文中直言，电报“巧夺天工”“瞬息千里”，惋惜中国未能效仿，显露出对这一全球化技术的主动接纳姿态[12]。与此同时，路透社在上海建立办事处，通过与字林集团的垄断合作主导英文报纸国际电讯发布，而《申报》等中文报纸虽未直接签约，却通过多种渠道吸纳西人电报信息，成为全球化信息网络的早期参与者，直至1913年6月正式签约开办“特约路透电”专栏[13]。

与《申报》的主动嵌入形成反差的是，清廷对电报长期持排斥态度，直至1882年第一条清廷自办的大陆电报线津沪电报线建成，电报从“跨洋通信工具”转向“国内公共设施”，清廷才因“用兵急务”而态度急转，将其应用于政治军事传播。电报介入后，上谕的传递彻底摆脱驿传体系束缚。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清廷向两广、云南前线传递的军事调度上谕，通过电报仅需数小时即可送达，较传统驿传效率提升数十倍，与鸦片战争时期的迟滞与混乱相比已然“换了人间”[14]。更关键的是，电报的“脱域性”打破了上谕(包括奏疏)的传播壁垒，电报局译发过程中的信息泄露屡禁不止，1908年邮传部曾痛陈“上日之电，次日即已登报，原电全文一字不错”，直指报生串通传抄、贿购密本等问题[15]。报纸刊登的电传上谕来源多元，或由访员拍发、电报局直接译录，或取自督抚幕僚抄本，即便早期部分电传上谕源自按邸报照录[16]，但电报的介入仍使上谕从“官僚内部文书”转变为突破体系边界的公共可及性信息。更为关键的是，这与此前报纸转录京报上谕的附属形态截然不同，实现了一种上谕与报纸媒介的创新性杂交。

故而对电传上谕的再理解，绝不能止步于“信息传递效率提升”的表层认知，其核心变革在于两点。一是获取速度的革命性提升，彻底打破了传统驿传体系与京报传播的延时桎梏；二是传播形态的独立化，从此前报纸以“京报选录”或“京报全录”形式附载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这正是《申报》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模式，此前皇帝上谕是与奏折一起附载在报尾的京报中，电讯开通后则将电传上谕置于首论之后、新闻之首[17]。这种独立化使得上谕这一“国家最大最要之件”不再依附于京报的整体框架，而是更直接地进入与西方电讯、商情告白、民间新闻等其他信息的碰撞对话中，报纸作为信息整合与传播主体的运作逻辑也由此更为凸显。换言之，电报既加速了印刷媒介所孕育的公共性演进逻辑，更催生了版面上异质信息杂交共生、诸种社会声音并置呈现的历史进程，其互动频率与聚合速度较前此京报转录时代更为迅疾。

这种变革本质上是报纸作为“全球-国家-地方”三重网络新节点的媒介实践。1882年1月14日津沪线对公众开放次日，《申报》便收到天津“访员”拍来的含上谕的电报，随后连续四天在头版刊登“本馆告白”，申明“不吝重赀”与津友约定，由电报局传递每日京报上谕，让阅报诸君“先睹为快”[18]。这一实践的核心，是将清廷的官方政令汇入彼时已然成型的全球信息流通脉络。一方面，《申报》循其早年借力西人电报网络的惯常路径，将电传上谕与西洋电讯、商埠行情、民间琐闻等并列刊布，使原本专属帝国官僚体系的政令文书，成为跨越国界的信息生态中的有机一环；另一方面，又以“本馆接奉电音”“据电报局直接译录”等语，彰显其与电报网络的直接勾连，于清廷官方信息传播体系之外，自立为独立的信息中转节点。此一节点特质，让报纸跳出了单纯“转载文书”的旧轨，转而成为贯通全球信息脉络与本土社会肌理、衔接清廷官方体系与民间大众的媒介中枢。

由此可见，电传上谕的媒介性，本质上是传统官方文书、全球电报网络、报纸节点媒介的三重杂交。它既延续了上谕的“皇权权威内核”，承袭玉玺、印信等官方认证符号，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的“传统型信任”高度契合[19]；又因嵌入全球电报网络，获得了“技术性权威”与“全球性视野”的双重嵌合——晚清民众对电报“西洋奇术”的崇信，与报纸接入全球网络的稀缺性，将上谕置于一种新的可信度与影响力框架之下，旧有皇权权威也随之面临新的定位。恰如报纸已然如此回望历史：昔日“官场即以忌讳饰为事”“民间无探听之路”，即因“彼时不独无电线，且并无日报”[20]。因而至为关键的是，报纸作为网络节点的主动运作，使电传上谕的传播突破了“官方/民间”的二元框架，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多元社会关系碰撞融合的载体。由此也使得《申报》之“申”，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上海”，而更像是一个从地方出发、连通着国家与全球的小型网络。

这种杂交更重塑了“组织化主体”的考察维度：报馆的“组织化”并非孤立的内部建构，而是在嵌入全球电报网络、对接官方电传体系、回应公众信息需求的互动中形成的。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申报》特聘俄国访员赴越南采访，通过电报第一时间发回报道，同时还“特函托欧洲友人及香港四友，遇胥法越交涉事件，凡与中国有关系者，迅发电音专达本馆，俾即命报，以便遐迩周知”[21]，不仅使这场战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公共的战争”[22]，更是将俄国访员、欧洲和香港友人一并卷入到沪报的电讯新闻生产中，这恰是报纸作为网络节点整合全球采访资源、联动国内公众需求的典型实践。报纸通过电传上谕这一杂交形态，既介入了国家政务传播，又巩固了自身在全球信息网络中的节点地位，其“公共媒介”属性与职业化特征，正是在这种多重网络互动中耦合成的——这恰恰展示了媒介杂交的核心逻辑：报纸与电报的互动并非“组织利用工具”的单向关系，而是不同媒介网络、社会关系的相互塑造与共生演化。

二、着眼“媒介杂交”实践，重思公共性的谱系演化

电报的传播模式是点对点的精准传递，报纸则是面向公众的覆盖式传播，两者的杂交使电传上谕的传播逻辑发生根本转变：从“朝廷-电报局-地方官员”的官方闭环，转化为“朝廷-电报局-报纸-公众”的公共传播网络。这一转化的关键，非仅信息传递效率之增益，而在公共空间的深层重构——报纸采撷电传上谕的路径多元，或径直译自电报局报文，或辗转取诸士绅、督抚幕僚抄件。1884年中法战事期间，《申报》所刊相关军事上谕，便明标“照录北洋大臣来电”“译自电报局抄送底本”，既见其信息溯源的审慎姿态，亦暗合新的公共传播所讲求的信源昭彰之则。报馆的介入使上谕的传播性质从“政令传达”转向“公共议题”，传播对象从官僚体系拓展至士绅、商人、市民等广泛群体。正如凯瑞(James W.Carey)“传播仪式观”所强调的，信息共享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共同的“社会现实”[23]，报纸对电传上谕的转载，正是通过公共传播凝聚公众对国家事务的认知，其既立足又超越地理空间的“公共媒介”属性，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

要理解这一公共性的谱系跃迁，首先需回溯传统媒介生态中邸报的核心地位——在电报与新式报纸出现前，社会信息生态本也是诸多媒介杂合的状态，形成了以官方体系为主导的特定媒介杂交网络，邸报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构成前现代公共性的核心载体，与之共生的还有书信、口传新闻、时事戏剧小说等多元媒介形态。正如王汎森所指明的，近代中国舆论社会的传播形态涵盖邸报、小报、小抄、时事小说、戏剧、流言等[24]，大体而言，在这一与朝廷通讯政体并存的体系中，邸报作为官方封闭传播管道的外溢，其重要性非其他媒介所能比。清末名幕许同莘曾言，前人治学“惟致力于掌故，其次惟阅邸报”，清代刑名幕友王贤仪更是通过分类钞集邸报，通晓“风土人情、政治利病、官常贤否”，足见邸报在传统信息传播中的核心价值[25]，顾炎武甚至亦讲过“今之修史者，大段常以邸报为主”[26]。

传统邸报的真实性与公共性，以官方垄断、皇权背书为核心支撑。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上谕即明确规定，“各部院衙门奏准议复应行发钞事件，需由承办衙门钞录钤盖印信，发交直隶提塘，按日刊刻颁发”[27]，这一流程通过官方认证符号确保了信息的权威性，并由此延伸到民间认同。有趣的是，在18世纪法国的跨文化语境中，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在《风俗论》中也盛赞“中华帝国的邸报，是世界上最真实(authentique——这是法语形容词，对应的英文词为authentic，其意义包含了真实可靠、原作真品、真诚淳朴等——引者注)和最有用的报纸”，因其包含“所有公共需求、资源和国家利益的细节”。伏尔泰的评价自然带有对自身社会问题的想象性投射，但同时也是与“我们的邸报”比较，后者常常充斥着“无用的东西、满篇的谣言与诽谤”，而中国的邸报则是“经过一个最高机构的审查”[28]。另一位西方学者古柏(William Cowper)的研究显示，明朝灭亡之际，江南松江府士人姚廷遴面对各种通告、传闻的充斥，并未将其视为“出版文化繁荣”的标志，反而认定是“社会混乱、政治动荡”的体现。在姚看来，唯有邸报承载的皇帝与官僚体系发布的信息才是“真相”，失去这一权威来源，便只剩真假难辨的谣言与传闻[29]。邸报的这种公共性，始终植根于与传言、书信等媒介杂交的特定生态中，其核心是通过信息独占确立主导性，构建帝国秩序下的公共认知。

当印刷报刊开始转载京报内容后，信息传播的公共性形态发生了第一次关键转型，建立起基于多样信息来源、多个场域在纸面互动的新公共性。自同治初年至清室覆亡，京报与新报持续并存，《申报》等地方新报均将旬月之间的北京京报译印为单张附页，随报附赠，且随运输手段的改进而逐步缩短传递周期，以应部分官绅读者对朝政信息的诉求[30]。即便在香港，其三大新报(《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同样十分重视来自邸抄和京报的消息。《香港华字日报》在1874年2月改为日报后，由原来的“选录京报”改为“京报全录”，且置于新闻版之首[31]。这种转载打破了邸报的传播范围限制，使官方信息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同时通过与其他版面内容的并置，开启了不同信息场域的初步互动，尽管更多是在版面上依然“自成一体”。

而电报与报纸的杂交，则推动公共性实现第二次跃迁——进一步强化了多元场域互动的频率与密度。这一过程既延续了新式报刊打破信息垄断的趋势，又借电报的电磁速度重塑了信息传播的时空条件。在版面形态上，报纸以“镶嵌画”式逻辑重构电传上谕的呈现方式。自1882年《申报》登载第一份电传上谕始，既保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钦此”等核心格式与“抬头”书写，维系官方权威的符号表达，又通过加粗标题、分栏排版、标点断句等现代版式元素，将其与西人电讯、商情告白、民间奇闻、战地通讯等内容并置[32]。这种并置并非简单的信息堆砌，而是将官方政令嵌入全球化、大众化的信息生态，使皇权权威话语与商业逻辑、民间诉求、国际视野形成无声对话。其他城市的报纸亦然。天津《大公报》设置“邸钞、谕旨、电报、言论、闲评”等栏目，山东《官话日报》开辟“宫门钞及电谕、万国采新、杂录”等板块[33]，均体现出这种多元媒介杂交的版面逻辑，邸报式的单一权威信息由此失去了主导性地位。不仅如此，自1902年《北洋官报》肇始的清廷官报，在政令传递之外增列西方新知、时务见闻，又借力新式印刷技术与多元发行渠道，已然挣脱旧式官方文书的封闭传播范式，主动汇入近代媒介催生的多元公共性谱系之中[34]。

在话语体系上，报纸通过全文刊载上谕、补充背景信息、开展解读评议等层层转译方式，实现了官方权威话语的大众化转化，进一步激活公共空间的互动性。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申报》每每在刊载相关电传上谕后，也多刊发论说，既引述上谕核心内容以获合法性，又用通俗语言拆解政令时事对民生、商业的影响，最终呼吁“士农工商各尽其责，共图国难”，使官方话语转化为公众可参与讨论的公共议题，并从地方向全国扩散。更重要的是，这种话语转译催生了双向互动。士绅、商会通过“通电”回应电传上谕与报纸评论[35]；形成民间诉求的公共表达，报纸再将“上谕、通电、评论”并置刊登，构建起官民对话的公共平台。

这一公共性演化的深层逻辑，内里可与卢曼(Niklas Luhmann)的大众媒体系统论形成对话。卢曼将大众媒介视为一个同时是封闭与开放的系统，指明了大众媒介系统隔离了人际传播，最终社会以大众媒介的方式来想象并接受它[36]，而如果从媒介杂交的开放视角审视，卢曼所谓“封闭性”实则是媒介在多元真实性碰撞中的自我强化——电报与报纸的杂交加速了不同媒介真实性的碰撞与对话。邸报所凭恃的“皇权背书的官方真实性”、电报所依托的“技术传递的保真真实性”、报纸所建构的“多来源并置的验证真实性”，甚至还包括口语传播中的人际信任所担保的真实性，这些均在近代媒介杂交的新空间中交织博弈。报纸通过版面编排的取舍、信息筛选的尺度、话语转译的逻辑，逐步确立起自身的真实性判定准则。当电传上谕不再是原封不动的文书复刻，而是与多元信息并置、经评论解读的公共议题时，报纸便超越了单纯的信息载体，成为重构社会现实的公共媒介，其主体性亦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最大彰显。对于社会成员亦然，卢曼眼中被隔离在外的人际交流，实际上正是市民在与流言、戏剧等比较中接纳大众媒介的生活世界。

由此可见，近代报纸公共性的谱系演化，并非从“非公共”到“(现代)公共”的断裂式跃迁，而是从“帝国权威主导的单一公共性”向“媒介杂交催生的多元公共性”的转化。传统邸报的公共性植根于皇权权威与信息独占，其真实性是帝国秩序的附属；而电报与报纸杂交催生的公共性，则源于不同媒介、不同主体的互动博弈，通过报纸转译官方话语、刊载民间通电、组织公众讨论的具体实践，其真实性塑造是多重权威叠加与公共验证的结果。这种转化既非对传统的完全否定——报纸仍保留上谕的核心格式，以维系诸多社会群体对皇权的权威认同，也非对西方专业主义的简单移植，而是植根于晚清媒介生态的本土创新——这种创新恰如“文人论政”办报模式所承载的传统士人精神抱负[37]，在报纸的职业化追求与公众对其的接纳认同之中，恐怕在深层里兼具皇权认同、技术公信力与民间参与性的“中国式报纸”独特公共性品格。这种历史独特性的意味自然尚需更多审辨，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它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揭示欧洲近代由贵族宫廷所构成的“代表型公共性”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38]，迥然不同。这正是公共性谱系在媒介杂交的历史情境中演化的核心要义。

三、“报纸”新想象与媒介史根基所在

对电传上谕这一特定媒介杂交实践的再审视，不仅立足于中国历史情境，有力推进了麦克卢汉“镶嵌画”视域下对“报纸”的既有认知，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打开报刊史书写的新视域。将“媒介杂交”作为核心分析框架，重新审视晚清报纸的多元形态与演化逻辑，既突破“报刊组织中心”与“西方经验移植”的局限，展现全球史情境下中国本土媒介史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又能从中重思新闻真实、公共性与公众信任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一视域的拓展，并非否定传统报刊史研究的价值，而是在新的起点上开拓出新的研究维度——从“组织史”到“媒介互动史”，从“技术工具论”到“媒介共生论”，从“目的论想象”到“生成性演化”，这即为“媒介杂交”所蕴含着的新报刊史书写的学术想象力。

具体到电报与报纸杂交，这一研究视角为我们打开了充满生机与趣味的问题域，报刊史书写者由此追问：其一，除电传上谕外，从口岸到腹地，商人货价、士绅通电等其他电报实践与报纸的杂交逻辑如何？不同杂交形态之间是否存在互动与影响？其二，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晚清报纸与电报的杂交形态如何影响民国时期的媒介生态？尤其是西方新闻学开始被系统引入，这种杂交逻辑是否存在延续或某种断裂？其三，在全球媒介史的语境中，晚清报纸的媒介杂交实践与其他国家(如日本、印度)近代报纸的演化逻辑存在哪些共性与差异？更进一步，当电报的“脉冲”穿透印刷媒介的时空桎梏，我们还可以在报刊史书写中进一步解构“谷腾堡式”现代性，将媒介杂交延伸到摄影、石印技术所催生的现代图像媒介，包括20世纪涌现出的电影、收音机，考察这些声音、影像媒介如何与文字报刊共同构成多元交织的媒介生态等[39]。正如已有研究所显示的，一旦以这样的视野进入，“火车”就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媒介，而是道说出别样的现代性意蕴[40]。

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更多沉潜入具体经验场域的专门研究，也需要跨学科理论资源的进一步整合。但无论如何，媒介杂交视域的生产力具体彰显于，它从物质技术与地理、社会空间的互嵌关系出发，循着互动生成的意义实践过程，深化了对“媒介”本身及媒介作为历史演化动力的理解。它提醒我们，历史中的“报纸”并非固定不变的物质实体，“电报”亦非孤立与抽象的工具，二者均是在具体社会文化情境中与其他媒介不断互动、融合、演化的动态型变；报刊史的书写，也不应局限于单一媒介或单一组织的历史，而应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在特定地方的杂交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了特定的信息方式与社会信任模式。在数字时代的当下，黄旦从“网络化关系”入手倡导“重造新闻学”，主张要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到“整个人类的传播实践”上来[41]。这，正是报刊史研究“新想象”的根基所在。

注释：

①本文以“media hybrid”译“媒介杂交”，既沿用麦克卢汉的原初用法，亦因这一表述与“混沌”方法论存在内在契合。相较于hybrid media(侧重“混合媒介”形态)、media convergence(译为“媒介融合”，侧重技术与产业整合)、media sphere(译为“媒介域”或“媒介圈”)等相近表述，其对“复杂性生成”的凸显更具动态过程性。相关概念还包括“跨媒介”(transmedia)、“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再媒介”(remediation)，唐宏峰在新近论文中已对此有过专门讨论。唐宏峰.一种跨媒介艺术学的构想[J].艺术传播研究，2025(6)：4-15.

②正如马克波斯特在其对“第二媒介时代”界定时的提示：“理论家们若把传播技术看成纯粹的效率问题，便过分压制了源于电子传播的那些新问题，也就是把这些新问题放在阐述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的旧范式之中。”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86.

③此处绝非否定近代尤其是19世纪以降人类之网联系时空、规模密度的剧变。相反，如何厘清网络演化中的断裂与延续，是视域创新的真正难点。麦克尼尔(John Robert McNeill)、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M].王晋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60-270.

④相关研究可参见：王东.电报技术、报纸媒介与晚清时期的民意表达——基于《申报》《新闻报》《时报》所载公电的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5)：82-90；王润泽，余玉.技术与观念的互动：民初传播技术进步与新闻业务发展[J].国际新闻界，2016，38(3)：133-150；夏维奇.清季报刊新闻电讯发展述论——以国内新闻为考察中心[J].社会科学辑刊，2008(5)：144-148.

⑤需要注意的是，在有关新闻客观性的经典研究《发掘新闻》一书中，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所要批评的三种解释说法之一，就是科技决定论。舒德森主要以“都市社会”为视角展开，从媒介学的视角来看，该著还值得作重新解读。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陈昌风，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4-28.

参考文献

[1]孙藜.“镶嵌画”：发掘报纸的另一种想象——从麦克卢汉对报纸头版的分析说起[J].新闻与写作，2015(9)：61-65.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4.

[3]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黄淑贞.传播媒介史绪论[J].文化研究，2013(1)：235-254.

[4]Des Forges A.Mediasphere Shanghai: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production[M].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73-92.

[5]梅嘉乐.报为中用？上海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定位与变革：1872-1912[M].季凌霄，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5：15-20.

[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582-583.

[7]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6.

[8]黄旦.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J].学术月刊，2012，44(11)：142.

[9]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3-325.

[10]周振鹤.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587.

[11]钱佳涌.何以“新”闻：电报的应用与晚清《申报》发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130.

[12]论上海电线[N].申报，1873-01-23.

[13]李子归：路透社与晚清上海国际电报新闻发布制度的演变[J].近代史研究，2023(05)：128-141.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440.

[1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64.

[15]邮传部札电报局整顿线路延误泄露各章程文附章程[G]//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大清新法令：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60-461.

[16]恭录上谕[N].申报，1882-01-16(1).

[17]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64.

[18]本馆告白申报馆主人启[N].申报，1882-01-16(1).

[1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0.

[20]论俄国西伯利部议电线事[N].申报，1880-08-15(1).

[21]新购电信[N].申报，1884-02-06.

[22]鲁道夫·G.瓦格纳.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J]//刘东，编.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2.

[23]詹姆斯·威廉·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8-21、56-58.

[24]王汎森.近世中国的舆论社会：王汎森院士讲座实录[M]桃园：“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20：31.

[25]李乔，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案牍生涯[M]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53、79.

[26]王汎森.近世中国的舆论社会：王汎森院士讲座实录[M]桃园：“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20：31.

[27]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8.

[28]钟鸣旦.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M].陈妍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140-141.

[29]古柏.开放世界的传说——作为荷兰戏剧、中国传言和全球新闻的明朝之亡[C]//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作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

[30]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38.

[31]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M].2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6-18.

[32]詹佳如.版面：一种呈现“江南”的近代力量——以晚清《申报》为中心的讨论[J].新闻记者，2024(6)：98-112.

[33]夏维奇.清季报刊新闻电讯发展述论——以国内新闻为考察中心[J].社会科学辑刊，2008(5)：144-148.

[34]李仁渊.晚晴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份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M].新北：稻乡出版社，2013：316.

[35]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M].尹松波，石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23-158.

[36]尼克拉斯·卢曼.大众媒体的实在[M].胡育祥，陈逸淳，译.台北：左岸文化，2006：32-33.

[37]李金铨.文人论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4.

[3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7-17.

[39]唐宏峰.照相“点石斋”——《点石斋画报》中的再媒介性[A]//透明：中国视觉现代性(1872-1911)[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75-123.

[40]李思逸.铁路现代性：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与文化想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89-132.

[41]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5，37(1)：7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