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媒介研究与科技研究深受“创新迷思”支配，将技术变革、平台升级与政策调整视为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然而，这一以创新为中心的范式往往遮蔽了媒介系统得以持续运作所依赖的日常维护、修复与再生产劳动，并系统性地忽视其中蕴含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与伦理问题。本文主张，面向数字平台高度基础设施化、劳动高度碎片化与生态高度脆弱化的当代媒介环境，媒介研究亟需完成一场从以“创新”为中心的伦理框架到以“维系”为核心的伦理范式的转变。文章在整合STS、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基础设施研究与非正式经济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维护”与“修复”作为媒介研究领域可持续性视角的理论谱系，指出其已发展为一条超越创新迷思、关注技术存续与系统韧性的理论路径，并成为揭示隐形劳动、批判平台权力与展望可持续未来的重要力量。本文认为，仅凭现有的理论脉络难以充分解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唯有将中国媒介基础设施的非正规属性，以及在平台化进程中出现的、在有限资源中开展维护、修复与互助实践的新职业群体纳入讨论范畴，才能重构更具包容性、更契合本土需求的数字化未来。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成果之一，编号：留金选[2025]37。
关键词：维护与修复/ 脆弱性/ 媒介基础设施/ 可持续性/ 关怀伦理/
作者简介：张文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联合培养博士生；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当代传播》(乌鲁木齐)2026年第1期 第32-41页
一、引言：为何走向“维护”和“修复”的媒介研究？
2024至2025年间，OpenAI的ChatGPT因运算算力过载与能源供应故障而数次停摆，引发全球用户不满①。这种数字基础设施的瘫痪现象并非孤例：2023年澳大利亚Optus全国断网导致应急服务受阻②；2024年CrowdStrike安全更新引发全球IT系统崩溃③；2025年英国沃达丰因供应商软件问题致使全国网络瘫痪④，这些事件共同反映了数字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揭示了一个被“技术神话”掩盖的真相：科技巨头鼓吹的数字文明，实则建立在一系列环环相扣、相互依存的技术基座上，而基础设施瘫痪的风险不仅与硬件的局限或算力的瓶颈有关，更源于人、物理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⑤。基础设施的失灵，使得隐藏于后台的维护与修复实践浮出水面。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数字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那些维系数字世界运行的、深嵌于物质基础与人类劳动之中的维护和修复实践，并审视其所承载的伦理与政治意涵？
此处所说的“技术神话”，指科技公司被赋予几乎超自然的能力想象，其技术愿景也被当作改变世界的终极方案。除了创造技术神话，科技巨头还通过推行“计划性报废”策略和宣扬“换新而非修旧”的消费文化，不断加速技术产品的更新迭代，导致全球电子垃圾以每年数千万吨的速度增长。这些含有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废弃物大多被运往发展中国家，持久损害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态环境。这种铺陈创新的光鲜叙事与其造成的毒性现实形成了尖锐对立。由此，维护和修复作为更具责任感与反思性的视角浮出水面，成为重新思考技术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主张，作为一种预防性、持续性实践的维护，与作为一种反应性、重构性实践的修复，共同构成了对抗技术失灵与物质废弃的文化—技术力量。费舍尔等将“关怀”界定为“维持、延续和修复我们世界的广泛活动”，这一视角为我们理解维护和修复实践赋予了至关重要的伦理意义⑥：维护和修复不仅是一系列技术操作，更是一种关怀伦理的体现，它关乎人类与非人类如何共同生活在一个物质有限的星球。
因此，我们有必要系统梳理维护与修复如何从一个边缘议题发展成为媒介研究必须重视的话题。文章首先将批判性地界定“维护/修复”这对核心概念，明确其理论内涵与伦理外延；继而在技术史、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以下简称STS)等多学科的理论脉络中追溯其源流；随后，通过分析基础设施背后的隐形劳动、平台经济中的权力博弈，以及全球南方语境下的草根实践，揭示维护和修复在当代媒介生态中的政治与潜力；最后，落脚到中国语境，考察本土的“非正规媒介经济”(informal media economy)中的维护和修复实践，如何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媒介化未来提供独特的理论启示与实践路径。
在基础设施崩溃与自然环境危机的背景下，媒介的维护与修复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如果媒介变迁的代价是边缘社群的正当利益，一种致力于关怀既存之物、延长物质寿命、修复社会联结的“维护/修复伦理”便不再是一种怀旧，而是我们面向未来、实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意义上，维护与修复显现于媒介研究领域，即探讨如何通过持续而细致的照料、弥补与重建，培育人与自然共生的韧性未来。
二、概念界定：作为“关怀”的媒介维护与修复
“维护”与“修复”概念共同概括了保障媒介基础设施常态运转的关键实践。维护是预防性、持续性的工作，旨在用日常干预来避免系统的中断与衰败，从而维系物质与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⑦⑧。与之相对，修复指的是反应性与重构性的实践。这一概念内在地承认世界的脆弱性与有限性，其驱动力既来自物的损坏与失灵，也源于物与人类期望之间的断裂，而这种未被满足的人类期望催生了改造与调整的实践，这也恰是修复区别于维护的根本所在。修复实践具有双重面向，它既是应对故障的技术操作，也是一种灵活的、创造性的调整手段，通过改变物体的原始设计，开辟出新的可能性⑨。从语言学的视角看，“repair”一词可以翻译为维修、修复或修理，本文之所以在此使用修复，是因为修复一词的语义范畴超越了维修、修理的工具性意涵，且能够避免造成与“维护”之“维”的语义重复。在中文语境中，维修、修理被用来描述一种标准化的、针对具体物件的技术性操作，强调恢复使用的功能性目的；而“复”(恢复、返还)则指向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复归，因此“修复”不仅指涉技术功能的复原，更强调对事物本真状态、完整轨迹或意义连贯性的重建，指向一种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实践。例如，社区自发搭建无线网络、用户为老旧软件制作补丁、开发者修复有偏见的算法，这些实践都包含了对原有设计的批判、调整与创造性重构，其目的不仅是恢复功能，更是重建公正、可访问性或信任。更为重要的是，修复不仅指向人与非人之间的物理性关系，还涉及人、技术物、自然环境之间的情感性关系，能够涵盖弥合物质、社会与象征性创伤的深层过程⑩，并呼应了媒介研究中将技术物视为生命体或行动者的理论传统。
由此，维护与修复相互补充，其核心的伦理观从关怀既有之物拓展至关怀既有之关系，其价值体现在系统或器物稳定运行的效用之中，挑战着以新换旧的线性消费逻辑。然而，旨在为维护性劳动正名的早期理论探索，在挑战创新霸权的同时，却简化了其作为劳动的复杂内涵。如有学者在维护的定义中明确将情感或社交活动排除在外(11)。事实上，任何维护与修复实践都远不止是手对物的物理性操作，它们始终伴随着情感的投入、关系的协调与道德的维系。若将工程师深夜抢修时的专注、用户管理数字存储时的耐心，乃至趣缘群体共建网络社区时培养的归属感等情感投入排除在定义之外，则无异于抽离了使其得以可能、得以持续的社会与情感基础。
基于传统定义，维护和修复的差异往往被引向“可见性”这一概念，维护因其预防性质而通常是“不可见的”，而修复则总伴随着系统崩溃这一“可见的”时刻。然而，本文认为，在当代高度复杂的媒介基础设施中，通过可见性来严格区分二者无甚意义，更应受到关注的是这些实践的日常性特征。事实上，所有宏大的故障及其修复时刻都建立在无数被忽视的、持续性的日常维护之上。而除了影响广泛的大规模系统性崩溃，绝大多数故障及其修复过程对用户而言同样是隐形的。从大型数据中心的严密监控，到个人用户为手机清理缓存，维护和修复的本质都蕴藏在琐碎和重复的日常实践之中。视频流的缓冲、网页的加载迟缓，其背后很可能是某个硬件或软件正经历着一次小型失灵及其修复。与此同时，工程师在后台进行着故障排查与零件更换，这些操作对前台用户来说同样是不可见的。由此，防患于未然的维护与亡羊补牢的修复共同构成了一个持续不断且通常隐匿于公众视野之外的后台劳动集合。
在更广阔的物质循环中，维护与修复共同构成了对抗熵增和计划性报废的文化—技术力量，它们与可持续性共享持续保有的伦理内核。然而，维护与修复活动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可持续性(12)。维护和修复旨在延续特定物件或技术系统的生命，而可持续性则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长期繁盛。因此，维护和修复实践不必然导向可持续的结果。例如，陈旧系统的维持可能以高能耗为代价。反之，可持续性也未必要求物理上的维护与修复，如以低能减排的新设备取代高能耗的旧设备。归根结底，维护与修复只是重要但非排他性的实践路径。一个真正可持续的未来，并非必然建立在所有物件的具体维护与修复行为之上，而是必须深刻吸纳并内化其“照看关系、审慎干预、延续生命”的底层思维范式。
理解媒介基础设施的维护与修复必须超越对物的单纯技术关注，将其置于一个由物质循环、社会关系和日常实践共同构成的动态网络之中。这意味着，我们的讨论必须完整地包含其多维度的劳动内涵，它既是确保系统运行的技术性劳动，又是维系合作与信任的社会性劳动，更是灌注了情感与责任的关怀性劳动。同时，在审视其与创新、可持续性等概念的关系时，我们不仅要计算物质流动的效率，更要评估这些实践所维系或重构的各种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协作关系、社区与基础设施的依存关系，以及技术系统与生态环境的代谢关系。真正的可持续性或许正体现在对这种关系网络韧性的增强而非削弱之中。因此，维护与修复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维系物质秩序的功能，更在于它作为一种交织着技术、情感与社会关系的综合性关怀实践，持续地支撑与调适着我们所栖居的世界。唯有在技术物从生产、消费到废弃、再生的整个物质生命史，以及多元行动者共构的社会关系中审视维护与修复实践，将其视为物质循环、技术政治、社会联结与日常实践的交汇点，才能更完整地把握其在当代社会中所承担的生态、经济、社会与文化角色。
开宗明义，本文辨识“维护”“修复”与“关怀”这几个核心概念的复杂关系，据此展开全文分析。首先，在实践层，维护与修复指向一系列具体而日常的操作性活动，包括对技术系统、媒介基础设施及其使用环境的持续照看、故障修补与功能调适。这些实践往往具有重复性、隐蔽性与低可见度，却构成系统得以长期运转的前提。其次，在分析层，本文将“关怀伦理”视为一种解释性视角，用于理解上述实践如何嵌入特定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与情感经济之中。女性主义关怀理论认为，关怀具有社会性，因为关怀行为最终关系到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而非孤立个体的存续；关怀具有问题性，因为它涉及潜在冲突的社会互动，并且需要可能难以获得的物质资源(13)。借助这一理论，我们不能仅将维护与修复视为技术或管理问题，而应理解为同时包含情感、责任与劳动的社会实践，并强调其涉及权力与冲突的政治维度。最后，在规范层，本文进一步主张，应通过维护与修复的视角重新思考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以创新、效率与扩张为中心的技术想象，转向一种强调持续性、责任分配与共同脆弱性的技术伦理框架。
三、理论源流：多学科脉络
维护与修复研究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技术史、STS以及物质文化研究对创新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在学科交叉处发展出来的理论脉络不仅为理解维护与修复实践提供了概念工具，也为媒介研究领域的细化讨论提供了重要镜鉴。
(一)范式转变：从创新到维护
技术史与STS领域的研究曾经历鲜明的视角转变：从对创新的单一关注，转向对技术全生命周期中其他阶段的全面追踪，这一转向使日常的维护、修复与操作实践得到关注，揭示了技术运行背后的劳动分工、隐性知识与社会关系。研究者以“破碎世界思维”挑战了以创新为中心的技术研究视角，奠定了重视持续与存续的新基调。“破碎世界思维”概念指出了世界本身存在的缺陷，认为人类只有通过不断地修复、改造、重新配置和重组物质与社会系统，才能抵制基础设施的崩溃与腐坏，寻求新的秩序可能性，推动文明向前发展(14)。随后，物质世界的有限性和脆弱性为媒介研究等诸多领域所承认，维护与修复的视角也逐渐被接纳和发展。
技术史学者埃哲顿系统地提出了应从创新史转向使用史，他指出，历史上即便出现过零星的反思，但是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式技术史学仍然存在创新迷思，即只关心创新而非内涵更丰富的技术，忽略了技术生命周期的其他时段，且常常将创新与技术混为一谈(15)。在埃哲顿呼吁科技史研究关注维护和修复十几年后，多个学科都将目光投向这个尚不成熟但轮廓已现的研究领域——“修复研究”(repair studies)(16)。STS学者安德鲁·L.罗拉塞尔与李·文塞尔(Lee Vinsel)发起的维护者研究网络与史蒂文·J.杰克逊(Steven J.Jackson)提出的“破碎世界思维”概念不约而同地主张，研究者应关注技术如何在侵蚀、崩溃与衰败中被维系，而非只是颂扬其新生。在他们看来，关于创新的历史固然重要，但同质化的英雄叙事忽视了在人口比例上占绝大多数的技术使用者——女性、有色人种和穷人，故从创新到使用不仅是研究对象的变化和研究范围的扩展，更是对社会平等与历史真实性的修正。更进一步，技术使用的历史将维护、修复和改造等曾经不被重视的日常技术实践重新召回技术史的范畴。
然而，这一使用转向在打破创新迷思的同时，却可能预设新的二元对立，制造新的理论局限。在这一框架下，“创新”被视为宏大、奠基性和高技能的；而“使用”则被简单理解为被动、消费性和低技术的。这使得维护、修复、改造、调适等充满创造力的实践活动，在逃离创新叙事的阴影后，又落入了使用范畴的扁平化解读，再次被视为非创新和低技能的活动。
为解决这一问题，后续研究者应重构技能与创造性的定义，将维护与修复视为同样具有技术能动性的实践；方法上采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实践视角，捕捉隐性智慧；理论上超越“创新—使用”二分，建立涵盖设计、操作、维护、改造及社会关系的多维框架；同时在政策与教育中提升对维护劳动的认可，使其被理解为技术系统持续运作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这些策略，可在保留使用转向优势的同时，更全面、公正地理解技术实践的复杂性。
(二)物的研究：从社会生命到物质活力
对“物”本身的理论反思是维护和修复研究兴起的另一重要思想源泉。在传统技术史和STS研究中，技术和物品常被视为工具或背景，关注的是它们的发明、创新和使用价值。然而，随着学者们对物的本体性与能动性展开深入探讨，物不再被看作被动对象，而是与人类实践、社会关系和知识体系相互作用的存在(17)(18)(19)(20)。这种视角使研究者开始关注物品的老化、磨损、损坏及其维护和修复过程，从而理解隐性劳动、实践智慧和创造性判断在延续物品功能和社会秩序中的核心作用(21)(22)。人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物的社会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研究路径主张追踪物从生产、交换到消费、废弃的完整生命轨迹，揭示其价值与意义在流动中的社会建构(23)。此视角将修复、翻新等实践视为物之生命史的关键环节，为分析媒介物的文化传记(24)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21世纪以来，“本体论转向”和“后人文主义”思潮对20世纪后期的文化转向与符号学发起批评：物的社会生命论断背后的社会建构论匆忙地将一切非人类的力量还原为“人类意图、文化或权力的投射”，遮蔽了物质世界本身的活力与效应。如本内特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概念，强调非人元素(如故障的硬件、衰败的基础设施、废弃的电子垃圾)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载体，更是能动的参与者，可以影响、抵抗甚至扭转人类意图。她以2003年北美大停电为例，指出停电并非单一人类错误所致，而是人类决策、电力特性、树木生长、电路设计、市场规则等“人类—非人行动元”共同作用的结果(25)。这一视角促使维护和修复研究不仅关注人对物的照料，也需要思考物自身的衰败逻辑与物质特性如何反过来塑造实践。
(三)脆弱、依赖与关怀：女性主义基础设施批判
无论是强调建构媒介物的社会因素，还是主张媒介本体的活力，最终都指向了媒介基础设施的存续问题：什么力量以何种方式维系着媒介物的社会生命？这一问题将研究者的视线从“物为何在”的本体论思考，引向了“物如何持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最终触及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思考：我们如何通过物质与劳动的实践，共同构筑并维系一个“可居住的世界”(26)？
要追问媒介基础设施持续存在的条件，必须落脚于那些被忽视的、却至关重要的劳动实践。它们既是物质秩序的基础又是权力运作的场域，其意义更在女性主义基础设施批判的视域下得以彰显：这些劳动既暴露了系统的脆弱性与依赖性，也是对抗资本逻辑与暴力、进行生命肯定性实践的重要途径(27)。巴特勒尤其强调，认识生命的脆弱性具有政治意义。通过揭示哪些生命被视为“可被忽视”或“可被牺牲”，可以揭露社会和国家权力运作的逻辑。这种对脆弱性的承认可以成为政治行动的起点——要求正义、平等保护和社会责任(28)。
近年来，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催生了一个核心悖论(29)(30)，系统越是追求无缝的完美使用体验，其稳定运行便越依赖于大量被隐匿在平台后台的人力劳动。这一悖论不仅指向了技术政治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更揭示了巴特勒所论述的脆弱性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vulnerability)过程：平台资本主义通过精巧的设计，将支撑其运行的人类依赖性劳动系统地隐形化，从而制造了一种技术自主的幻象，同时将脆弱性即系统崩溃的风险与劳动的艰辛转嫁给最边缘的劳动者。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基础设施暴力”(infrastructure violence)，它通过剥夺劳动的可视性与尊严，加剧了劳动者的脆弱境况。
对于劳动隐形性的讨论构成理解这一抗争的起点，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关怀伦理学提供了理论视角。正如费舍尔与特龙托所指出的，“关怀”并非狭义的情感或道德态度，而是物种层面的实践活动，涵盖了人们为维持、延续和修复其所处世界而进行的一切努力，其规范性目标在于使人“尽可能好地生活”(31)(32)。这一视角揭示了社会再生产劳动(如家务、照护)与媒介维护、修复实践的内在关联：它们都是承认并回应我们根本的相互依赖性的实践。这些实践揭示了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并通过持续的、具体的劳动来防止系统的失败。然而，在资本主导的逻辑下，这类劳动虽维系着世界的运行，却因其支持性而被系统性地贬低与隐形化(33)。女性主义基础设施批判指出，这正是因为资本逻辑与一种否认依赖性的、自足独立的(常被编码为男性气概的)主体想象共谋，试图掩盖所有生命与行动都依赖于支持性网络(networks of support)这一事实(34)(35)。因此，维护劳动的被贬低，不仅是经济剥削，更是对一种关系性本体论的否认。
拉塞尔的“故障女性主义”(glitch feminism)(36)则提供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抵抗逻辑。其主张在一个要求系统(无论是技术的还是社会的)保持沉默、顺畅运行的压迫性秩序中，主动制造故障(其表现为技术性的卡顿、社会性的不合作或对规范的有意偏离)，这本身就是一种宣告存在、扰乱控制逻辑的政治姿态。这种立场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追求可见性—代表性—平等接入的路径形成鲜明对照。拉塞尔明确反对以“被系统承认”为目标的政治策略，认为那意味着对压迫性技术——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相反，故障作为一种姿态，既不是被动的受害，也不是等待修复的缺陷，而是一种拒绝被修复、拒绝被优化、拒绝被驯化的存在方式。这为理解那些无法被现有职业体系吸纳，甚至不以寻求“承认”为目标的维护与修复实践，开辟了存在论与诗学意义上的抵抗维度。
STS领域的“基础设施倒置”(infrastructural inversion)为揭示结构性暴力与不平等运作机制提供了方法论路径，该视角要求关注技术系统背后的微观线索，揭示技术网络、标准与社会政治、知识生产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37)。所谓“倒置”，并非简单地将注意力从前台转向后台，而是有意识地打破基础设施作为中性支撑物的想象。这一方法论尤其强调，基础设施及其专业知识是在时间中逐步生成与演变的。学者们指出，基础设施管理者、维护者的专业技能并非预先存在的静态知识，而是在现场通过即兴、折衷且受限于局部认知与物质条件的日常实践中不断生成的(38)(39)。在此视角下，平台的数据标注、内容审核、技术支持等数字维护劳动，恰恰是信息时代的再生产劳动，它们并不直接生产内容，却再生产出平台资本主义运行所必需的数据秩序，更再生产着对抗耗尽逻辑的另类可能性。也就是说，这类劳动的意义并不止于支撑平台积累。恰恰因为它们位于系统运行的临界地带——介于故障与修复、混乱与秩序之间——数字维护劳动同时也能够通过促进基础设施的可持续运转，以此来对抗资本主导的耗尽逻辑。
在内容审核、技术支持与数据修复的实践中，劳动者往往发展出非正式的伦理判断、互助策略与节奏调控方式，对平台所施加的效率、强度与冷漠逻辑形成微观抵抗。此外，专家们也承认自己仅掌握有限知识，并始终受制于系统的物质性与偶然性，如技术老化、环境变化与突发事件等(40)。这一现实揭示了“现代基础设施理想”所隐含的技术可控性与专家主权的局限性，凸显了维护与日常调适在基础设施持续运作中的核心地位。哈维等人以道路为例，说明基础设施永远处于不稳定状态。道路需要持续的维护、监管，其连通性并非自然生成，而是通过不断的专家实践与制度干预被暂时稳定下来。由此，作者将专业知识本身视为一种需要被生产、维护与信任的基础设施(41)。结合巴特勒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这种分析本体论化：这些劳动所再生产的不仅是数据秩序，更是政治行动得以发生的平台本身，即一种能让身体出现、聚集和表达的物质条件。当这些劳动失效，不仅系统会崩溃，依赖于该系统的集体生活的可能性也将被剥夺，暴露最根本的脆弱性。
将以上理论脉络置于全球语境中，便呈现出维护和修复劳动的丰富形态，它们“旨在重新学习、重新发明和重新使用那些以资本名义建造的现有基础设施”，因延续、修复和再生的逻辑而成为一种对抗资本逻辑(榨取、耗尽、废弃)的生命肯定性实践(42)。西蒙尼提出“人作为基础设施”(people as infrastructure)的理论视角，揭示了在正式基础设施缺位的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如何成为支撑全球南方城市运转的替代系统(43)。这种实践可被理解为在极端脆弱条件下，主动将社会关系本身动员为支持性基础设施，是一种深刻的、基于相互依赖的抵抗。在对达喀尔垃圾管理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非正规劳动与残缺技术系统的结合，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基础设施(44)。这种逻辑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以“幽灵工作”(ghost work)的形式重现(45)。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全球南方的“人作为基础设施”是因为物质匮乏和治理危机而被迫可见的、对脆弱性的集体应对策略，那么平台经济中的幽灵工作则是因技术—资本的设计而被主动隐形的、被个体化了的脆弱性剥削。然而，两者都印证了人类生存依赖性的本质，身体与行动无法脱离支持它的基础设施与环境条件而存在，所有“能动性”都预设了一个提供支持的网络。
总之，维护与修复研究通过汲取技术史、STS、物质文化、政治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智慧逐步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而女性主义和关怀伦理学为其注入了关键的伦理意义。它从对创新的批判出发，途经对物之生命的追问，最终落脚于对脆弱性、依赖性和关怀的深刻思考。这一脉络揭示了媒介系统的持续性绝非理所当然，它由无数被隐匿的、关怀性的劳动所维系。这些劳动是对抗基础设施暴力的日常前线，它们不仅修复技术与物质秩序，更在实践层面肯定生命、维系关系，并顽强地再现有尊严的共同生活之可能。因此，这一领域不仅为我们理解媒介系统的持续性、脆弱性及其背后的劳动与权力关系提供了关键框架，更指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与伦理议题，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并支持那种使我们得以生存和行动的、根本的相互依赖性，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超越资本榨取逻辑的、更具关怀性与正义性的世界。
四、研究维度：媒介、劳动与权力
在向多学科汲取理论滋养的基础上，媒介研究对维护与修复的探讨已逐渐凝练出三个分析维度。本部分的分析始于对媒介本体的理论重构，进而聚焦维系数字世界运行的具体实践与劳动，最终上升至对规制这些实践的权力结构与伦理政治的探察。这三个层次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层层递进，共同勾勒出媒介研究在数字时代审视技术存续与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关切。
(一)媒介研究的范式转型：从接入到使用
维护与修复议题在媒介研究领域的凸显，首先根植于学科内部的一场理论范式转型。这一转型沿着两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展开，共同将研究焦点从静态的媒介文本与线性的技术创新扩散，推向动态的媒介过程与持续的社会维系。
首先，是物质性转向对媒介基底和生态代价的发现。媒介考古学率先将目光投向媒介的物质基底与技术特性，尤其关注故障、失效与被遗忘的非功能状态，为理解媒介技术的脆弱性与生命周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46)。然而，媒介考古学对“断裂”的强调尚未充分关注那些对抗断裂、维系系统运行的持续性努力。维护与修复视角的引入正是要补足这一维度，将分析焦点从呈现由故障、死亡与废弃构成的“废墟”(47)转向维持系统韧性的实践与劳动。与之形成批判性对话，可持续媒介研究与环境媒介研究(48)(49)则将批判的焦点对准媒介基础设施自身的生态影响。诸多研究指出，科技资本所鼓吹的创新神话背后，是媒介使用对环境施加的沉重代价(50)(51)(52)。从耗能巨大的数据中心到资源密集的人工智能系统，整个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全球产业链根基无不深植于矿物开采、水资源消耗、土地占用与庞大的能源供给等物质基础之中(53)(54)。这一转向使研究者深刻意识到，媒介的环境代价不仅来自生产环节，更蕴含于其持续的运行与维护过程，从而将维护与修复实践纳入媒介与环境议题的讨论。
其次，是使用转向对媒介社会生命与地方实践的追踪。对技术决定论与线性创新扩散模型的反思推动了媒介研究的使用转向。传统的、带有现代化范式和线性叙事的创新扩散理论以“接入”为核心指标，关注技术(或创新)在社会传播、普及的动因(55)，日益因其线性、单向的信息流动观受到挑战。经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化帝国主义论战，提出该理论的罗杰斯本人以及全球南方学者开始反思与批判，技术转移是一个复杂的、多向度的“实践”“对话”与“参与过程”(56)(57)。这为研究视角从顶层的扩散和初始的接入，转向底层的日常使用与持续维护提供了理论支持。“驯化”(domestication)理论(58)与“协议”(protocol)概念(59)等共同促成了一种关键的认识论转变：从聚焦媒介的发明或接入时刻，转向追溯其完整的社会生命，关注本地用户如何挪用、改造并持续维持外来技术。这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技术史叙事、关注媒介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的维系过程开辟了空间。
最后，物质性与使用转向的理论交汇，催生出将媒介视为社会—物质过程的整合视角，并导向当前正在逐渐形成的以关怀为核心的伦理转向。正如彼得斯所强调的，后勤型媒介的核心在于跨越时空组织内容，这一过程依赖大量藏在幕后的琐碎工作(60)，在此视角下，维护和修复作为保障媒介过程得以持续的实践，从技术后台走向学术前台。学者提出的“媒介维护取径”(Media Maintenance Approach，MEMA)，以持续性、过程性与物质—社会联结为核心特征，标志着“维护”正式成为媒介研究的关键范畴(61)。政治经济分析的引入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视角，将维护实践置于资本积累与权力运作的宏观框架中加以考察，关注谁在决定维护的标准、规则与分工(62)。维护与修复在媒介研究中的浮现，正进一步演化为一场深刻的关怀转向，其问题意识从媒介如何持续深化为系统如何被维系，以及谁在为维系付出代价。在中国语境下，这一转向呼应着对技术发展的人文反思，并沿着劳动的维系、生命的维系与伦理的维系三条路径展开丰富的前沿探索，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生存境况提供了新的理论入口。
(二)维系数字世界：劳动、生命与伦理
媒介研究的关怀转向在实证与批判层面落地为对数字世界维系实践的多维度考察。这些考察主要围绕劳动、生命与伦理三个维度展开，它们相互交织，共同揭示了数字系统存续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与权力博弈。
首先，当媒介研究完成从接入到使用的视角转换后，维系数字系统运行的各类行动者及其劳动便成为新的分析对象。媒介研究描绘出一幅高度分层且被系统性隐形化的劳动图景，处于技术系统顶端的工程师、运维人员的劳动价值因系统正常运行的预期而被自然化(63)；处于底层的客服、内容审核、数据标注劳工则在零工经济模式中被个体化和遮蔽(64)(65)(66)。与此同时，用户的角色已从单纯的使用者扩展为隐形的维护者。研究表明，用户日常进行的系统更新、存储管理、故障排查等媒介维护实践，是数字系统得以顺畅运行的无偿前提，其价值却鲜被承认。这种维护责任向用户的系统性转移，成为平台经济中劳动隐形化的新形式(67)。例如，社交媒体版主的情感劳动、用户在论坛中的技术互助，乃至个体应对软件故障的日常努力，共同构成了一张维系平台运行的、由用户承担的维护网络。这一趋势实际上也与近年来兴起的维修权运动所抗争的逻辑相似，即反对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将维持系统可持续性的责任与成本，从设计者与提供者一端转嫁给终端用户。这种分工再生产了数字不平等的新形态，即资源匮乏群体虽或可实现初始接入，却因设备质量、维修成本与社区支持网络的差异，难以维持稳定的连接，陷入可靠的不稳定状态(68)(69)(70)(71)。Reddit版主通过集体关版抗议揭示平台对无偿情感劳动的依赖(72)、全球南方国家在面对平台审核失灵时采取的断网作为反应性维护(73)，这些案例都表明，维系性劳动绝非中立的技术操作，而是充满情感付出、身体代价与权力博弈的政治性实践。
其次，“生命的维系”维度关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人的照护实践与技术修复如何深度交融。媒介研究在此交叉地带发现，生命维系本身已成为一套媒介化的修复机制。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个体与家庭的照护实践被媒介技术重塑，如照护者通过发展沟通韧性来维持可持续性(74)，而婴儿监测设备在拓展关照边界的同时，也建构了时刻警惕的道德义务，使不监控成为一项政治选择(75)；二是这些实践深刻具身体现并再生产了社会权力结构，如在医疗照护中显现的种族不平等(76)，或在听障儿童媒介化照护中强化的性别化负担与数字区隔(77)。这些研究揭示，数字时代的关怀被技术重新分配，其公平性成为关键伦理议题。与此同时，一些研究也记录了积极的媒介化修复，如有学者在对认知症老人媒介生活的研究中指出，在认知衰退的照护情境中，媒介并非简单的接入问题，而是一个动态的、以生命状态为中心的游牧式维系过程。照护者通过反复试错与协商，从老人的身体能力、记忆偏好与情感结构中寻找适宜媒介(如老歌、时钟、肢体互动)，从而在数字化主导的社会中维系其生活的秩序与意义(78)。这种实践既是对数字反哺失败的本土回应，又体现了一种基于生命历程的媒介修复智慧，凸显了在脆弱生命阶段中媒介维系的身体性、情感性与关系性本质。
最终，当前沿研究将劳动与生命的维系引入公共讨论空间，讨论便上升至伦理的维系维度，即如何将关怀建构为对抗结构性不公的政治与伦理实践。媒介研究在此展现出双重面向：一方面，批判制造沉默与收编抵抗的系统，如批评视觉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媒介界面操作加剧了视障者的“不可见”境遇(79)或担忧残障人士“半残半工”的“数字化生计”模式的不可持续性(80)；另一方面，它积极探索关怀作为抵抗的路径，如分析残障群体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实践维系公共可见性(81)，或尝试整合提出数字关怀理论框架，以系统回应数字社会的加速、断裂与规训(82)。这些努力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将维护和修复从一种技术操作或个体美德，提升为一种质询全球权力结构、要求正义与共存的伦理立场与集体行动纲领。在中国增进数字社会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背景下，这一伦理维度尤为迫切，它呼唤着对技术发展逻辑的深层反思与对包容性未来的共同想象。
(三)维护的政治：权利、知识与抵抗
对维系实践的多维度分析，最终导向对其背后权力运作的集中审视。维护与修复远非中立的技艺领域，而是一个充满张力、各方行动者围绕权利、知识与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的政治场域，其斗争形式从宏观制度延伸至微观日常与哲学反思。
在宏观制度层面，全球性的“维修权”运动构成了最显著的斗争前沿(83)。这场运动直接挑战科技巨头通过垄断部件、加密软件与反对立法来维护计划性废止商业模式的权力逻辑。正在争夺维修权的社群，或许也如早期计算机爱好者一样，其对技术可修改性的坚持，不仅是一种技术偏好，更传达出对技术知识民主化的追求(84)。
在全球南方语境下，权力的争夺则更多地体现为草根行动者的微观政治与创造性抵抗。例如，加纳的手机维修商通过“技术翻译”，即将外来技术知识与本地需求、非正式经济网络相结合，在正规供应链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夹缝中，构建出独具韧性的地方维护体系(85)。这种实践挑战了技术从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单一叙事，彰显了非精英行动者在地化创新的能动性，是对技术治理权力的一种柔性重构与日常抵抗。
总之，这些发生于维护与修复领域的实践清晰地表明，技术的存续并非中立的技术过程，而是由权力关系深刻塑造的政治过程。因此，对维护/修复的研究不仅是在分析一种技术或劳动实践，更是为我们洞察技术与社会权力如何相互构建，以及在此建构中变革的希望与抵抗的韧性如何可能，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且富于启发的理论窗口与实践场域。未来研究需在“新基建”的中国叙事与全球数字治理的复杂图景中，进一步探寻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维系之道。
五、本土观照：中国语境下的理论与现实
维护与修复研究的理论框架为理解当代中国媒介生态的运作逻辑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技术发展路径与社会转型的多重因素交织下，媒介维护/修复实践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既与全球理论形成对话，又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议题。
(一)维护/修复的非正规性
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维护与修复实践涵盖设备维修、内容再生产与技术服务网络等多个维度，根植于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兴盛的音像盗版网络，到21世纪初蓬勃发展的山寨电子产品，再到如今遍布城乡的二手设备流通与维修服务，这些看似边缘的实践实则构成了中国数字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支撑。某些非正规维修市场不仅自下而上地研发出芯片级精密维修技术，还发展出包括零部件供应、设备翻新、功能升级在内的完整产业链(86)。这种创造性的修复与改造实践，形成一种反计划性报废文化，体现了在消费主义与技术迭代逻辑下的韧性生存与底层创新。
(二)维护/修复的“平台化”转型
中国语境下的维护和修复劳动不仅延续了传统的阶层分化与技能传承特征，更在数字社会与平台化进程中演化出全新的职业形态与实践逻辑。随着产业升级，大量曾聚集于制造业的工人流向维护与修复服务行业，形成规模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87)。他们依托实体市场与线下网络，在标准化技术的边缘积累起丰富的实践知识，维系着硬件设备的可持续运行。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的崛起催生了新型维护劳动与职业群体。短视频创作者、社交媒体运营者、直播电商主播、算法优化师、内容审核员等新兴职业，通过持续的内容更新、账号维护、社群运营与算法适配，成为数字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修复者与维护者。这类劳动虽脱离实体设备，却实质承担着数字内容、用户关系与平台生态的日常维护职能。然而，无论是线下技师还是线上运营者，均普遍面临劳动价值被低估、算法控制深化、平台规则不对称等结构性困境，体现了维护劳动在从物理到数字、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化过程中，“对系统持续性的维系”的内核在不同维度上的延续与演变。
(三)维护/修复的监管挑战
既然存在非正规性的经济属性和平台化的新兴特征，那么中国的媒介维护和修复实践就始终处于国家监管、市场力量和社会需求的张力之中。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塑造了维护实践的特定形态和发展路径。一方面，维护与修复实践需要应对严格的知识产权管制、技术标准约束和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它们又在政策执行的空隙中寻找生存空间，甚至推动着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和创新。以废品回收与再利用产业为例，这个由个体商户、小型企业和非正规网络构成的领域虽然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却在客观上承担着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社会功能。近年来，相关政府部门开始尝试通过设立规范化市场、推行标准化管理和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将这些非正规实践逐步纳入监管体系，体现了维护实践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动态调适过程。
中国经验对媒介维护理论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中国快速的大规模城镇化和社会转型为观察维护实践的历史演变提供了独特的时空语境；其次，中国特色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为理解维护实践与制度环境的复杂互动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最后，中国数字经济的爆炸式增长和独特的技术采纳路径为研究新型维护实践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这些本土特征要求我们在运用全球理论时要保持必要的反思性和批判意识，既要充分吸收国际学界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洞见，又要立足中国实际，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例如，中国维护实践展现出的“韧性生存”策略、“关系网络”的运作逻辑、“变通智慧”以及“草根创新”等特征，都可能为全球媒介维护和修复研究贡献独特的理论洞见。
六、结论：秉持关怀伦理的媒介实践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维护与修复”作为媒介研究新兴范式的多学科脉络，揭示了一条超越创新迷思的理论路径。研究阐明，维护与修复不仅是一系列技术实践，更是一种深植于物质循环、劳动过程与伦理选择的技术与文化政治。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媒介之“生命”：从短暂的、以接入与替换为中心的消费周期，转向漫长的、以照料与存续为特征的生命历程。
在理论层面，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一，批判性地整合并发展了“媒介维护/修复”这一核心概念，强调其从功能恢复延伸到生命延续、从技术操作升华为关怀伦理的理论内涵；其二，通过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STS的“基础设施倒置”与全球南方“人即基础设施”的视角相融合，初步构建一个能够同时分析隐形劳动、权力结构与草根韧性的批判框架；其三，将对中国本土非正规媒介经济的考察纳入核心论述，证明了这一理论框架在解释非西方技术实践时的有效性与必要性，努力推动相关理论的去中心化与在地化。
本研究也引出了若干有待深入探索的议题。首先，在算法主导、云基础设施日益黑箱化的时代，“如何修复”知识政治变得愈发关键。当硬件与软件被刻意设计为不可拆解、不可诊断时，修复的权利与实践如何可能？其次，维护/修复研究亟需发展更具操作性的方法论，以追踪和评估维护实践的环境影响，如修复一部手机与生产一部新手机，在全生命周期中的碳成本究竟如何？另外，应当如何对待从事维护/修复的人也是社会治理的关键议题。当维系基础设施的维护与修复劳动被倒置，劳动者只能寻求现有体系的承认，如进入新型职业名单，还是能够采取其他手段改变不合理的体系本身？最后，关于中国语境下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挖掘本土话语，如修旧利废、物尽其用等传统智慧，如何与全球性的维修权运动及循环经济政策产生对话与碰撞。
面向未来，媒介研究乃至更广泛的人文社科领域，亟需完成一场从以创新为中心的伦理框架向以维系为核心的伦理范式的转变。当然，这并非要把创新与维系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媒介的维护与修复(尤其体现在非正规媒介经济方面)正是创新得以发生的社会——物质基础。如此认识，不仅意味着要在研究议程上给予维护与修复实践更核心的地位，更要求研究者在自身的学术实践中培养一种关怀的思维：不仅要关注观点的更替，更要追踪思想的延续；不仅要重视理论的颠覆，更要注重知识的积累，投身于学术共同体与公共知识的可持续性建设与维护之中。最终，维护与修复的视角提醒我们，一个真正智慧、公正且可持续的技术未来，并非源于永不停歇的推倒重来，而是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有耐心、有伦理意识地去关怀、维系并修复我们共同依赖的数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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