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剑涛(1962—),男，四川苍溪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文章来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5 (05) ：1-12

摘要: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多向度的支撑条件。从学科与知识的相互性作用角度理解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把握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状态的重要视角。如果具有强有力的学科支撑，就会有强大的学术组织、创造性的学术人才与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支撑起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因此，认清两者间的关系，促成高质量学科建设的机制，便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奠基功夫。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两个相关面就此凸显：学科建设的科际界限与整合，注定了学科建设本身的质量高低；学科建设的好坏，决定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成败。简言之，高质量的学科建设，成为成功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奠基性与决定性同具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 学科建设 学术共同体 普适知识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汉语知识界近期的热门话题。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自然是以结果来衡量其成败的。但这个结果的呈现，还需要假以时日。因为人们没有理由在确立需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之际就同时确认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功建立起来了。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分三步走：一要脱离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如果一个知识体系对另一个知识体系或权力机制具有依附性特点，它就不可能是自主的。二需在脱离依附关系的前提条件下，展现一个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并且将这种自主性展现于所有知识的构成面上。三才有望真正建立起获得国内、国际知识界公认的自主知识体系。目前，汉语学界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才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首先需要为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夯实基础。其中带有根本性的基础条件，就是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确立起相应的学科体系：一个自主性的学科体系方能为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奠基。

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承载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强有力的基石。从学科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是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视角之一。之所以要把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紧密勾连起来，原因在于：其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载体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具体的学科载体，我们很难想象依靠什么人以及组织机制来建构怎样的自主知识体系。其二，高质量的学科建设，不仅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优质的学者、高质量的学术与卓越的学术组织，而且本身就直接体现了自主知识体系的面貌。因此，在学科日益细密地分化且又尽力寻求整合的当下，怎样实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从学科建设的视角切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学科建设贯通起来审视的理由，除开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动力以外，还有当下重要的外部契机。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载体来看，这个话题是由一个政治机缘促成的学术机缘。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人民大学时的讲话是引出这个话题的直接政治动力。他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1]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学科知识的建设问题；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知识取向问题；以中国和时代为关照，是一个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空定位问题。这些要素的关联性考量，便是一个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哲学社会科学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连通问题。就此而言，人们关注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一个在中国自身并超出自身的大空间中、在不自主的与自主的知识体系之间审视的宏大问题。这是数十年经济发展、政治变迁或社会风貌转变之外的思想文化发展问题，是一个社会经济硬实力增长之外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软实力增长问题。相比而言，硬实力的增强比软实力的提升显得容易一些，衡量起来也相对客观；软实力的提升相较于硬实力的强化要困难很多，评价起来也显得主观色彩强很多。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是双向的：一方面，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屹立世界学术之林。这就注定了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学科的国家特色与世界承认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两个关联目标，学科的特色体现出自主知识体系的特点，自主知识体系的双重特点规定了学科建设的目标。因此，一个问题凸现出来：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双向促进是一个关乎两者是否相互促成的至关重要问题。

确立了自主知识体系与学科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确定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目的，那么就有必要转换视角审视与之紧密相连的学科问题。学科关系到现代知识体系的分类建构问题。学科的划分不是随意的，它依循知识的结构与功能界定，由知识界给出相应的学术界定。但它并不由知识界的争辩来确定，而需要遵循国家标准体系的准确划界。根据中国的国家标准(GB/T13745—2009),“GB”是“国标”的汉语拼音缩写，而“T”代表“推荐”[2]。国家标准依据学科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学术目标等五个方面对学科进行分类，分成五个门类(A自然科学、B农业科学、C医药科学、D工程与技术科学、E人文与社会科学),下设62个一级学科、748个二级学科、近6 000个三级学科。学科本身的发展已经非常丰富，在中观层次上已发展出约5 500门学科。其中非交叉学科为2 969门，交叉科学学科总量达2 581门，占全部学科总数的46.58%。因此，学科建构问题，不仅是针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而且包括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学术整体。从学科的国家标准来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指向，并不是针对所有学科而言的，而主要是针对哲学社会科学而言的。这就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范围做出了明确的界定，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医学等这类大理科的学科，并不属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主要指涉范围。

既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主要是针对哲学社会科学而言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关联也就主要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学人、学术、学术组织及其评价问题。在这一关联结构中，知识的自主性主体是国家，知识的自主性论题是一个国家的知识界对其历史文化与当今时代问题的有效回答，知识的自主性判准是普适的知识创新逻辑，知识的自主性指向是解决实践需求，知识的自主性目标是促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建构赢得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这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学科建设之间关系的多向度规定性，也是将两者紧密联系、内在勾连起来的多方面理由。在自主性知识体系的这些构成要素中，可以说都与学科建设相关：学科建设，也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建制建构、学术组织、研究成果、同行评价，正是自主性知识体系有否建构成功的基本判断指标。将自主性知识体系与学科建设的主要指标做一个关联性比较可知，离开了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学科建设就缺乏基本坐标；离开了学科建设，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就没有了支撑条件。可见两者是一种要么双赢、要么双输的关系。

在学科建设的学科划界上，“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相对性范畴。所谓相对性范畴，指的是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学科范围并不绝对限定在哲学社会科学，一种跟哲学社会科学紧密相连的跨学科探究，也都属于这一学科范围。这是因为，现代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等的边际界限，早就不是那么严格了[3]。跨学科的学术探究，常常是知识创新的必要取径。但这并不等于说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就将前述所有学科纳入到学科建设的范围里来了。如此不仅会模糊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边界，而且会以漫无边际的学科建设遮蔽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指向。就此而言，廓清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边界，需要以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来化解。所谓以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指的是那些凡是服务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建构，在借助其他大学科知识的知识时，尚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范围；一旦借助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服务于其他大学科知识的建构，那么它就溢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范畴，不再属于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与学科建设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了。

二、学科承载中需要认清的三个基本关系

准确理解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与学科建设的关系，就是要明确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学科承载问题。既然哲学社会科学确定是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学科基石，那么，审视哲学社会科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确定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特质，就成为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因此，三对基本关系，对准确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及其与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的关联，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对关系是学科强与弱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亦称人文社会科学。前者是官方的命名传统。这是因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中，哲学曾经作为“科学的科学”,是知识之母。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命名中，人文学科被哲学所统率，社会科学成为大概念，将人文学科包含在其中。这是一个具有矫正余地的命名。人文社会科学则是学术界对大文科的命名，这一概念提示人们，人文学科学如文史哲需要分列，不应以哲学概观，它与社会科学一同构成审视人与社会世界的两种文化传统。但不论是将人文与社会科学分列，还是称之为哲学社会科学，他们都不足以跟迅速崛起的自然科学这一文化形态相抗衡。哲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往往被视为弱势学科。这不仅体现在大学权力结构上，也反映在学术资源的分配上。这一点鲜明体现在中国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建设不平衡的资源分配结果中，侧重于“文科”即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学，在资源的总盘子中获得的份额明显较小，而在大学内部的文理医即大文科与大理科的资源分配中，文科所获得的资源也显著少于理科。具体而言，在一所大学的大理科院系中，一个学术带头人(PI,Principle Investigator)动辄可以获得高达千万元以上的科研资金资助，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立项大多以十万、数十万资助止步，且必须花更大的功夫去说服资源分配者①。大文科与大理科的学科强弱态势，由此令人惊奇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可见，一个明显处于资源短缺的弱势人文社会科学，要支撑起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构，还需要先期从根本上改变其弱势处境，才有望提供足以与自主性知识体系相匹配的学科基石。

需要承认，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文化存在显著差异。承认这一差异的同时，进而需要看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差异也相当明显。在传统的学科建设资源投入的思维定势上，人们一般会认为自然科学投入最为巨大，其次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似乎是价廉物美的学科。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在一个数字化时代，即便是人文学科，试图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极其高昂的数字化资源的投入[4]。社会科学试图对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定量研究成果，也需要巨大的研究资助。从总体上讲，自然科学的巨量投入应当持续，但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则必须毫不迟疑加大。在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唯有强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投入，改变其资源短缺的弱势学科地位，使之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才能既扭转两者间太过悬殊的强弱处境，也才能取得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相匹配的研究成果。

第二对关系是学科厚与薄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有些学问被认为是“薄”的学问，有的学问则被认为是“厚”的学问。这里的厚薄之别，是指它们与历史关联的紧密度：与历史关联紧密的学问，是厚的；与历史关联较少、甚少的，则是薄的学问[5]。在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中，相比而言，自然科学与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疏远，是最薄的知识；就大文科的两种文化而言，需要更多仰仗社会历史因素支持的学术探究，人文学科肯定超过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以融入历史文化传统来展现其基本学科特质，因此它们更多地受到具体环境与经验的规定，接受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行动模式的影响与塑造。而且，在人类集群经验中，人文学术往往更加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常常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相对而言，社会科学虽然在研究内容上更加受制于具体人群的经验，但它与历史文化传统的联系相较于人文学科则不那么紧密；而且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或形式结构上讲，它体现出明显的形式化与普遍性特点。人文学科所依托的深厚社会历史背景，诚然是它最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方面，但有时也会成为知识建构的负担，甚至导致知识建构对历史文化的过度路径依赖。因此，如何平衡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中知识的“厚”“薄”关系，妥善处理社会历史文化与形式化、普遍化的研究对象、建构知识的关系，对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构就变得至关重要。人们需要思考，历史文化是作为知识的“包袱”,还是作为推动知识发展的动力。

在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中，如果厚的知识过厚，即太过依赖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知识支撑条件，那就只能建立起生活于这一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人群才能理解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很难建立起脱离这一地方限制的、具有全球意义的普遍性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反之亦然。如果仅仅着力于超越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普遍知识，也会因为它过薄而脱离接受这一知识的地方经验与历史传统，而降低、甚至是丧失被广泛传播与接受的可能性。无疑，任何知识在建构的具体时空环境中，都是地方性知识，但除非这一知识具有超出地方的普遍意义，它才会具有国际社会公认的知识价值；而任何知识在接受全球知识界的检验时，必须在知识建构时就同时注意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关联点，从而为地方性知识的全球接受或理解奠定基础[6]。在这方面，中国的人文学科相比社会科学而言，表现出一种地方性有余而全球性不足的明显特点；而社会科学则相形显现出全球性相对突出但地方性(国家性)特点被局部遮蔽的表征。至于偶然出现的自然科学研究竟然要跃跃欲试地展示其历史文化特点的现象，可以被认读为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中厚薄取向的一种知识取向倒错。可以说，在知识的厚薄关系上，三种文化都需要注重寻找平衡点，不应陷于极化思维的陷阱。

第三对关系是学科我与你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处理学科“他者”的问题，涉及知识之间的边界划界、知识人以及知识共同体的归属等问题。这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议题之一。在当下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处境中，人们倡导一种双方向的知识视野，那就是知识的宏观建构与微观分析双赢的特殊追求。宏观的知识建构需要众多学科的配合，因此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基于这一点，人们愈来愈倡导一种跨学科思维、跨学科方法和跨学科合作。于是，学科的学术、研究人员与组织整合，便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但微观分析需要对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进行聚焦式的探究，虽然这种探究也可以从具体学科的不同视角切入，但其体现学科高墙深院特质的特殊性与专门性特点是明显可辨的。因此，这一研究进路需要特别具有某些专精程度甚高的专业化学术研究才能有所获。正是由于现代知识建构沿循两个方向同时展开，使得知识建构的学科细分与学科整合也沿循两个方向展现出来。这样，在学科的细化发展处境中，研究者必须尽一切可能进行排斥性的细微与精深研究，才会对知识的创新与增长做出贡献；转而在学科的整合发展处境中，必须降低、甚至是漠视专门学科的界限，以免受到某一学科的专业视野的制约，而无法在宏观知识建构上受益于不同学科的学术探究成果。因此，专业化与跨学科[7]的知识建构也是两个需要寻找平衡点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发展为目标看待你我之间的知识探究。

就此而言，被人们所诟病的所谓学科“鄙视链”,是一个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处理学科关系需要正视的问题。由于目前的知识体系以科学化取向为显著标志，因此，站在学科最顶端的是广义的自然科学，其次是模仿自然科学方式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科学性最弱的人文学术似乎处在最底端。这在前引三种文化的阐释中，鲜明可见。对此，有必要强调，三种文化所标示的三大类学科在现代知识建构中都不可或缺，故学科的“鄙视链”没有延续下去的理由。同时，尊重三大类学科的不同学术传统，延续三大类学科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承续三大类学科的研究问题并持续推进，并且有效互鉴三大类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有效方法，使三者处于良性的互动状态，对于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肯定是有益无害的。

三、高质量学科的五个要素

在对学科进行审视时，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高质量的学科，以及支撑学科的要素是什么。通常，大多数讨论学科建设的文章会引用美国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新论》中对学科的界定。这部著作倡导的是学科两要素论，一是作为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这些“学科”而建立起来的管理机构。在作者看来，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当下足以抵抗社会侵入的屏障，是区分出致力学科建设的大学“内部”与社会“外部”的界限所在。对大学学科的分析，让人们可以真正发现大学的实际办学情况，而非大学宣称的情形。可见，从学科角度切入，对理解大学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从组织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宣称高等教育具有一种本质特性。要认识这种特性，我们可以先从为各学术群体所承认的一门门学科出发，然后进一步追溯到围绕这一门门学科发展起来的集工作、信念和权力各种形态于一体的综合机构。各门学科是跨时间和跨空间的，而存在于综合机构中的工作、信念和权力形态也有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要围绕多种多样的学科进行组织，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工作结构，而这种结构在社会其他部门是几乎不存在的。在这里，学科是一块试金石。反过来，强调学科的观点，以及强调学术专业的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这本身就说明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具有一种特殊的核心信念结构，而这种信念结构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到的。此外，在高等教育中，集体的自主与个人的选择备受推崇。由于个人和院系享有很大的权力，这两种权力又结合起来以一种行会式的权力形式存在，并与官僚和政治的权力控制形式交织在一起，因此，高等教育系统中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只有在那些从事高水平的教育工作，且其行为方式与高等院校部分类似的‘非教育’部门中才存在。”[8]128-129这是从大学的组织性视角着眼，对学科的学术研究与学术组织两个要素所做的准确分析。简而言之，学科的这两种功能定位，就是“学科全力以赴从事学术研究，大学和学院集中力量从事教学和传播知识”[8]115。就前者讲，教学、科研与其他学术活动构成基于具体学科分工的组织使命，并由此形成学术组织的信念与文化；就后者论，学术组织的官僚机构或类似于文官制度那样的结构，负责系统内部资源分配和秩序管理[8]108-110,由此形成前述的大学学科的组织化独特性质。

克拉克对学科的界定非常明晰，但相对窄化了对学科构成要素的聚拢。这与他们确定的高等教育的多维度分析框架有密切关系。他们确定了分析高度教育的四个剖面，即历史、政治、经济与组织的剖面。由此将大学的组织机制分别放置到不同的论域中进行论述，因此将与学科有关的要素做了切割式处理。其实，将之进行整合，可知高等教育中的学科包含更为丰富的构成性要素，至少可以作五要素的概括：即作为学术的学科、作为学者的学科、作为机构的学科、作为行业的学科和作为社会部门的学科。只有当这些要素得到充分发展时，才能在整体上形成高质量的学科。高质量学科的一个比较标准是与低质量学科的对比。人们通常不会详细描述低质量学科的特征，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激起高等教育学科自我淘汰的感觉。但人们需要设定一个高质量学科的目标作为学科建设的方向。

建成高质量的学科，便能建成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在前述五个要素中，作为学术的学科，其质量高低取决于对学术目的确定是处在高位或是低位。高质量的学术，就具体的学术成果水平来讲，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依据纯粹的学术标准评价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是无法提供跨学科的评价标准的。但对所有学科来讲，所谓高质量的学术，在精神气质上却具有共同性，那就是学术成果是不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②引导下的学术研究产物。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学科建设的关联性角度看，倘若没有这样的理念，学者的自主性就无以保证，他们由此产出的知识产品怎么可能是高质量的呢?进而，他们的学术研究可能会是尊从权力、同行或公众压力做出来的产品，而不是纯粹学术逻辑引导出的结果，这种“研究”生产出来的学术成果对于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构意义是有限的。

关于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界需要确立的共识是，自主的知识体系究竟是针对谁而表现出的自主特性：从政治表述上讲，它首先针对的是西方话语霸权的附从而言的自主，这是要将中国的学术话语脱离开西方的学术话语，而以一种国家自主性支持的学术自主性体现其自主特性。相对而言，这种自主性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因为西方学术界并不构成对中国学术的评价压力，只要中国学术界按照自身的标准评价学术，不仅可以脱离西方知识界的学术标准而显出其自主性，甚至能以毫不妥协的方式“自主式”颠覆西方学术界的学术标准且自立标准，这不仅不会遭遇任何社会政治压力，甚至会得到正面的鼓励。但这种自主性知识就会缺失国际知识界鉴别中国学术研究成果水平高低的构成部分，一个由中国学者提供的学术成果究竟处在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具有自立能力所支持的自主性，就只能诉诸国内学术界的封闭性自我断言。其评价结果，就不是那么客观可信了。从学术界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尝试来看，它的自主性首先应当体现为对社会权力与学术权力而言的自主性。一方面，相对于社会权力的知识自主性，是学术研究得以确立学术独立性和自主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因为，一个屈从于社会权力要求或压力的学术研究，是无法保证学术独立性基础上的自主性的，其研究成果也就只能是探询或依循社会权力及其意图的产物，这就完全没有什么知识自主性可言了。另一方面，相对于学术权力的自主性知识，是指学术研究不被学术组织的资源分配者和秩序管理者所掌控，而由学者们按照学术逻辑提供的知识产品。这也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事情。因为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已成难以克服的痼疾。大学的行政权主导，让学术成为学术组织权力的附庸，大学行政管理者如果直接支配学术研究，那就等于在学术现场窒息了学术生机，自主性知识的建构便根本无从谈起。

自主知识体系只能是由知识人、学术研究者对学术加以自主研究而凸现出来的知识形态。这种自主自然不是学术界的独断专行，或者说是学术霸主的一言堂产物。它是学术界或知识界自律的产物。自律意义上的自主，也就意味着理性主导。换言之，对于进行学术研究的各个学科来说，能否在知识上支撑起自主，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对学术使命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这种对学术使命的守持，才是自主知识体系得以挺立的核心含义。

其次，作为学人的学科。学人是学科的主体寄载者。学人如何理解学术，是关系到学术是否具有主体性、知识是否具有自主性的主体支持力量的关键问题。从应当的角度讲，学者应当树立崇高的学术研究目标。学者树立崇高的学术研究目标，并不一定就能保证学者取得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但一个学者没有崇高的学术研究目标，就注定其根本无法取得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个道理，便是古人已经明确强调过的立意与效果间的蜕变关系：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9]。一个学者，若没有立定崇高的学术研究目标，他就根本无法取得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其提供的知识产品也就完全无法在学术界立得住脚。那么，他想要为建立自主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贡献力量，便无异于痴人说梦。就学者所立定的崇高学术研究目标而言，大多处于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状态。但这不是一种阿Q心态，而是一种学者精神。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特别强调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③,便是对大学学科建设中学者地位的一个准确定位。这当然不是随意推崇大师，让大家拜倒在大师名下。而是提醒人们，经过最严格检验的真正大师，乃是一所大学高质量学术的人格载体与学术标杆，大师是高质量学术支撑起来的自主知识的标志性人物。没有大师的大学，是很难被承认为合格的大学的，遑论有贡献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杰出大学。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对“大师”的认可不是来自于某个学术圈子的捧场，更不是基于权势的刻意褒扬，而是基于他们对知识的创新与传播，这是经过知识界长期严格检验的结果，需要付出长时段的时间代价才能得到承认。

再次，作为机构的学科。大学是知识人的共同体，知识共同体需要严格按照共同体规则的运行宗旨运行。所谓知识人共同体，意味着它不是公民成员共同体，也不是基于江湖义气的侠士共同体，更不是谋求权力与利益的权钱共同体，而是严格服从于知识逻辑的学术共同体。知识逻辑与权力逻辑、机构逻辑以及资源逻辑有着本质的不同。只有建立在知识人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建构高质量的学科，也才能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但如前述，大学的组织结构要素中的校院行政管理机构对资源分配与秩序供给发挥着不同于学者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建立学术共同体[10],不是仅仅让学者与管理者共处一个空间，不管他们志趣是否相同，无论他们是否乐意合作，都让他们接受大学这个空间，以及这个空间中的硬性规则。大学要想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必须保证大学所有成员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在行动上服从大家乐意遵守的规则，并且为这个学术共同体分享同样的荣耀、承担同样的责任。如果大学行政管理者单方面对学者施加压力，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仅分享荣耀，那么，它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高质量学科支撑起来的自主知识，受真实的学术共同体推动，在真实的学术共同体中浮现，得到真实的学术共同体的珍视。反之则不然。

又次，作为行业的学科。通常所说的学术界，或者知识界，是社会各行各业之一行、一业而已。学术界、知识界以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为行业责任。但这个行业能不能发挥行业的社会功能，则依赖于行业是不是能够形成规范与约束从业人员的行规。所谓行规，一方面是指一个行业对自己行业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的认取，另一方面则是指行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一系列规则。前者保证一个行业从业者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后者推动行业从业者按照行业规则行事，以推动社会公众对这个行业形成必要的承认与尊重。学术界、知识界这个行业，在现代被命名为知识社会的空间中是一个愈来愈显出其社会重要功能的行业。如果将其中的技术人员排除在外，那么，这个行业中的基础理科、大文科所具有的行业承载者身份就显出它的主体支撑性特点。尤其是其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是直接体现行业特点的重点人群。

但就行业自认来看，长期流行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理念显示了行业的一种自我否定倾向。这种自我否定，不仅可以用来消极地解释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功用，而且可能会让人们误以为一切在知识象牙塔中的人都无法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这一观念需要矫正。在已经展现轮廓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里，作为知识建构重要载体的知识界、学术界，以及由他们连接起来的社会网络，不仅具有不可替代的行业价值，而且也具有支撑高技术社会的专门功能。一个社会不尊重知识与知识人，甚至陷入反智的状态，才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群体报以蔑视的态度，也才会让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自感晦气或无用。

最后，作为社会部门的学科。大学的学科，不仅要为社会提供智力支持、价值导向和精神宗旨，而且因为它发挥出的、抵制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的作用，而对社会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力。如果社会盛行反智主义，让知识与知识分子成为代社会受过的对象，那么，这个社会就会缺少健全的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缺少必要的广义自然科学知识部门对社会的健康引导作用，而社会也就会陷入低智力状态，无法判断是非对错、无以确定行动的善恶取向。这不仅会让社会缺乏判断力与羞耻感，而且会让社会陷入无可收拾的以非为是、以恶为善的混乱之中。可见，作为社会部门的学科建设，不是一个限于知识部门内部的事务，而是会以它的社会属性呈现它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社会建构来说，知识人必须以其创造性的知识推进、富有教益的知识传播，推动人们清晰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部门的重要性，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必要的知识判断力与道德羞耻心，明白自己所知与所不知，避免不懂装懂，进而促成社会的良性判断力与清晰荣辱感。

要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学科建构目标，需要上述五要素在各自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良好的整合机制；并且在大学与研究机构中，保证学科的刚性设置与灵活运行，有力地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运转，形成一个有利于高质量学科发展的基本状态，以此促成一个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令人期待的结果。

四、知识体系建构与学科建设的良性互动

如前所述，高质量的学科建设有力地保障着高水平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首先是两类相对独立的庞杂事务，其次才是积极互动、相互促成的事宜。进而从两者各自的运作上看，它们各自内部的运行也是沿着自身的组织逻辑在展开。从学科建设来看，它并不是自然而然地结成一个整体。相反，它必然地以分门别类的具体学科建构来显现其具体性、动态性与后果性。诚如克拉克所指出的：“自高等教育产生以来，处理各门高深知识就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并一直是各国高等教育的共同领域。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高等教育的‘生产车间’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群群研究一门门知识的专业学者。这种一门门的知识称作‘学科’,而组织正是围绕这些学科确立起来的。因此，学者们的最大相同之处就表现在他们都一心一意地钻研学问。但是，他们的最小共同之处是那种对他们来说都是共同的知识，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领域都是专门化的、互相独立的。”[8]107正是由于学科处在高度分化的状态，哪怕是相互借取知识资源的所谓交叉学科的出现，都没有弥合学科的分化，相反却成为学科进一步分化的显著标志。固然，交叉学科的出现标志着不同于学科分化的学科整合倾向，但学科的细化并不为学科的整合所阻断。这就是宏观知识与微观知识、知识整合与知识分化双向并进的知识构造现状。对高水平学科建构来讲，两端分别着力是必要和重要的，从两端向中间的整合也是必需与值得重视的。但由于这种知识建构的学科归属特点，不同的高水平学科就都有其价值，而在其间生产出来的自主知识，也就成为无法以学术权力或政治权力轻率统合起来的、极为复杂的学科建设产物。细分的知识建构，只能在一个具体的学术共同体确定的鉴别标准基点上进行评估；整合的知识建构，也只能在大的学术共同体中自主地呈现出来。以克拉克的话来讲，便是以最小的共同之处来体现最大的共同之处，以最大的共同之处来展现知识的创新与发展。

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来看，如前所述，其自主性所指，既是知识建构的导向性问题，也是知识建构的必要评价标准；而就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一端来看，需要区分清楚的是，知识自身的根本特点决定了知识建构的本质属性。在此需要明确强调，知识不同于价值。相比而言，价值的集群属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个长期稳定的集群来讲，一定会形成相应的、具有独自特色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集群性归属、历史性特点是其显著标志。相比而言，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特点是它的明确标记。价值的主观性、应然性、导向性非常外显，知识的客观性、实然性与认知性令人瞩目。一般认为，知识与价值不能绝对区隔；相对而论，知识与价值不宜混同。前者是从存在论视角做出的强调，后者则是在认识论角度做出的区分[11]。就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来讲，它突出强调的是知识建构，因此，不能将之混同于自主价值建构。就此而言，自主知识建构重视的是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与认知性的知识，如果以主观性、应然性和导向性的价值建构来理解自主知识，就会将自主知识建构混同于自主价值建构。这两者之间是具有重大差异的。人们在解释自主性知识体建构的时候，常常会将之视为中西方知识建构分流、中国知识界独立自主建构知识的观念。这是一种误导。所谓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如前所述，是指学术界、知识界建构现代知识、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时，仅仅服从知识的逻辑建构起来的知识，而不服务于诸如学术权力、社会权力与其他权力的需要。

相对而言，价值的分化性特点较强，而知识的共同性特征较显。因此，不同社会集群的价值分化即集群归属，让一个个群体的自主价值建构成为维系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必需。但即便如此，价值建构也不会单纯追求群体属性。如在中国，传统价值的绵延十分悠长，现代的国家价值特色非常凸显，其明确反对西方国家倡导的“普世价值”。然而，国家方面也承认，人类并不因此陷入价值分裂与对峙的可怕状态。因为人类社会是拥有共同价值的，这些价值为全人类所共同珍惜。“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12]一个个具有自身历史文化特色的价值体系，尚且会凸显它们之间的价值共同性。那么，本身就以共同性尺度为判准的知识建构，就更是必然地以共同知识作为自主知识建构的高阶理念。

循此思路，可以推知，当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关联式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各个学科按照纯粹知识逻辑进行的自主知识建构，首先需要严格依循不同学科的共同体规则，展开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其次则需要在学科间展开合作，提供整合性的知识产品，以成就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成果。而在学科的分界与边际上实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对前述的知识细化与整合关系有一个健全的理解。在当代社会，人们常常批评大学系科或学科的过度分工，认为这导致了知识的碎片化，以及碎片化知识教育对学生应对社会需求的乏力感。确实需要承认，在一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实现良好的知识整合，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就有理由任由知识的碎片化趋向朝向更加碎片化的方向泛滥，从而任由碎片化的知识撕裂人们对世界的完整认知需要。一种基于扼制知识碎片化的知识整合尝试，以及在知识整合中尊重细分知识建构的双向互动尝试，是促使学科建设与知识体系建构良性互动的需要。因此，在大学教育中，人们一直尝试打破专业壁垒，培养具有广泛知识的通才。这就是东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致力于通识教育与博雅教育的原因，也是大学倡导文科交叉融合、文理跨专业学习、大文科与大理科综合运行的理由。随后，人文学科之间需要进行交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要进行整合，人文社会科学与大理科之间亦需要进行组织机构综合。前述由国家标准划定的五大学科都需要相互融合。如此，现代知识建构的创新性与突破性才有望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现代知识体系日益分化的背景下，构建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尊重学科内部的知识建构规则。如前所述，人们需要对高墙深院性的具体学科知识建构怀抱敬重的态度。行外人士不应轻易对其他专业的知识建构结果轻易臧否，因为各个专业都有自己的知识门槛。日常所谓“隔行如隔山”的说法，具有提醒专业人士相互尊重的效用。如果一个人尚未深入了解某个专业领域，不宜轻视这一领域的知识生产。除非他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另一个专业有较为深入系统的知识领悟，他才具有进行跨专业臧否别人的起码条件。在这里，自然科学的专家教授基于科学的傲慢，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轻慢物议，尤其需要克制。因为这是一种源自知识共同体内部的、轻慢知识的做派。对于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来讲，他们的跨学科议论，尤其是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言论，大多是基于个体感知催生出来的零散意见，根本不具有知识层次的意义。但因为他们源于自然科学研究供给的强大自信心，因此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对任意学科都可以发表专业见解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于是常常自信心满满地对其他学科的专业意见发表不着边际的评论。之所以他们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其他学科内部知识的起码尊重，更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该学科的起码常识、甚至是入门资格，而发表一些令人捧腹的“高见”。由于前述三种文化袭见的优劣定势，促成了前述的学科“鄙视链”,人们常常会在这样的“鄙视链”条上惯性式地对待学科间的差异问题，以至于造成笑话式的歧视定势：人文学科因其历史悠久、积之甚厚，而认为新兴的社会科学不是学问；社会科学则认为自身极具客观性支持的科学性，因此认为人文学科不过是一些学者个人意见的堆积；而广义的自然科学则认定，人文社会科学因为缺乏客观性、事实性的保证，都是一些不具有公度性的说辞。于是，自然科学界的任何人，似乎都可以随意指点人文社会科学这类“低级”学问。如前强调，人文社会科学有其自身的知识门槛，自然科学家基于科学傲慢进行的指指点点，常常不得要领。只有当他们尊重并守护这个门槛，真正进入这个知识领域时，他们才会理解人文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价值。一种依托于外部知识对内部知识的轻慢訾议，对于跨学科融合是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种随意跨越知识领域的做派，不仅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更无法创造出新的知识。相反，这样必定会对知识的建构造成源自知识界内部的伤害，知识的自主性特征也无法凸显而出，而且还会受到学术、社会与政治权力方面的蔑视，因而拱手让出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的权利。

在知识碎片化的背景中，学术界、知识界同行之间需要加强交流，但不应轻易谈论知识整合。当人们试图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时，首要的是尊重各学科的知识分工。人们轻易表现出的跨学科雄心壮志和过度自信，常常让专业知识以牺牲专业性来显现所谓共同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倡导打破学科壁垒和界限，率先应当强调专家与专业的价值，强调建立知识的“高墙深院”。只有这样，专业与专家知识才具有透彻性、原创性。原创性不是肤浅的概括，而是有精深的专业依托。人们应当知晓专深知识原创的艰巨性，因此对那种急于展示原创性的、自主性的知识体系的尝试需怀抱警觉。在当代知识处境中，默会知识与理性知识是知识创新与积累的双重驱动力，默会知识是存在于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知识形式，理性知识是学术共同体按照科学研究规则生产出来的知识形式。两者不应偏废。人文知识分子容易强调前者的重要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家们易于重视后者的极端重要性。两者会以双方的相互轻视无谓消耗掉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稀缺资源。

对于中国学术界、知识界而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一者需要根本改变自近代以来的知识依附性处境，二者需要促使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就前者讲，中国学术界、知识界需要以真正的知识原创性贡献，才能改变自己的依附性现代学术处境；就后者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是限定于一国范围内的自娱自乐，而必须接受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评价。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具体学科内部，还是在大科学的层次，中国学者是否能拿得出让国际同行承认与尊重的普适性知识产品，是最终判断他们是否成功建构自主性知识体系的一个决定性指标。这对中国学术界、知识界来说，绝对是极具挑战性的事情。

(本文为2024年5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联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高峰论坛“学科高质量发展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大会发言记录稿的修订稿。)

参考文献

[1] 高文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J].红旗文稿，2022(10):17-1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EB/OL].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2009-05-06)[2024-08-25].http://c.gb688.cn/bzgk/gb/showGb?type=online&hcno=4C13F521FD6ECB6E5EC 026FCD779986E&refer=outter.

[3] 杰罗姆·凯根.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M].王加丰，宋严萍，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4] 任剑涛.数字人文：数字主体的或是人文归宿的?[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16.

[5] 潘红霞，李燕.“厚概念”与“薄概念”:威廉斯对道德客观性的勘定[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44-48.

[6] 任剑涛.地方性知识及其全球性扩展——文化对话中的强势弱势关系与平等问题[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40-47.

[7] 斯文·埃里克·拉森，王敬慧：备受争议的概念：跨学科的历史及文化碰撞[J].探索与争鸣，2018(1):128-135.

[8]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徐辉，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9] 唐太宗.帝范：卷4[M].咸丰三年(1853)南海伍氏刊粤雅堂丛书本.

[10] 张骏，杨建科.空间、共同体与公共性生产[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79-85.

[11] 曾裕华.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内在一致——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批判性考察[J].学术月刊，2013(10):49-56.

[12]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10-26(2).

注释

① 这可以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额度上得到一个印证。前者的资助额度以数以百万计，后者的资助额度是重点项目35万元、一般与青年项目20万元。相差之悬殊，显而易见。这当然与自然科学、尤其是技术科学相比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耗费较大有关，但也与两类研究受重视程度的显著差异相关。参见崔兴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二〇二三年资助经费超三百亿元》,载《光明日报》2024年4月1日第8版；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申报公告》,具体见网址http://www.nopss.gov.cn/n1/2024/0412/c431027-40214809.html。

② 这是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观念，这一观念应成为学者追求高质量学术研究、做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③ 出自梅贻琦在1931年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演讲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