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新时代十余年伟大变革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背景下，已从理论自觉走向历史必然。马克思“问题是时代的格言”的命题揭示，实践溢出、世界格局变迁与文明责任共同构成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水到渠成的历史条件。德国古典哲学由康德至费希特、黑格尔的转向表明，思想自主与政治自主具有内在关联。毛泽东关于“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论述则提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长期陷于“学徒状态”，亟须深刻的历史反思。哈贝马斯晚年的“中国之问”印证，中国道路正在实现从特殊经验向普遍价值的跃升，具有深远的文明意义。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最终要落脚于立德树人与代际传承，塑造平视世界的一代新人。以思想的确定性回应时代的不确定性，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鲜明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16年以来一个深刻的感受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备了水到渠成的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在这十年间经历了从觉醒到坚定的深刻转变。马克思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他还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这两句话道出了理论创新最根本的规律：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概念游戏，而是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回应。一个时代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决定了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而一种理论能够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决定了这种理论能够走多远。
一、在“时代之问”中确证理论自觉
新时代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从脱贫攻坚让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告别“绝对贫困”，到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从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现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四大全球倡议为变乱动荡的世界指明方向——这些历史性成就，远远超出西方既有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
实践的溢出效应，已经让理论创新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当一个国家的实践已经走到世界前列并持续引领未来发展，而解释这种实践的理论却还停留在别人设定的议题里，一种强烈的理论饥渴便油然而生。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在解释中国时，常用的词汇是“韧性”“调适”“弹性”——这些语词本身一方面显现了一种理论上的无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一丝内心的不甘：他们承认中国成功了，却无法用既有的概念工具说清楚中国为什么成功。这种解释的贫乏，反过来印证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极端紧迫性。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紧迫感已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号召，而是自下而上的学术自觉。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意识到：沿用西方的学术范式，不仅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甚至连提出正确的问题都做不到。当我们的青年学者还在为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而绞尽脑汁地套用西方理论模型时，他们实际已经离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越来越远。这种撕裂感，催生了一代人对于自主知识体系的渴求。
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动，为中国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舞台。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世界历史进程的维度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两个大局的交织激荡，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最宏阔的时代背景。在“西强东弱”的旧格局中，非西方世界的声音天然地处于边缘位置。然而，过去十余年间，“东升西降”态势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正在改写国际力量对比。这种变化不只是经济总量的此消彼长，更带来了话语权力的深层转移。当西方模式在金融危机、贫富分化、政治极化、族群对抗、生态困境、公共卫生事件等一系列考验面前暴露短板，当长期被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在实践中沦为双重标准的遮羞布，全球知识界开始反思：现代化的道路，真的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吗？这种反思，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打开了历史性的空间。如果说2016年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更多强调的是一种自我辩护的能力——证明中国道路的合理性；那么今天再次谈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候，我们已经具备了自我定义的能力——用中国的理论语言，解释中国的实践逻辑，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从辩护到定义，从解释自己到贡献世界，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已不止于解释自身，而且是承担起一种超越本土关怀的文明责任。中国道路不仅属于中国，它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今天，这一判断的真理性和预见性得到了充分印证。当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时，他揭示的是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今天，中国实践的成功、世界格局的变迁、人类文明的困境，共同向我们提出了诸多亟待回答的时代之问。总而言之，就是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如何转化为回应人类共同挑战的普遍性知识体系？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从孕育走向成熟的过程。
二、“精神主权”的觉醒：德国古典哲学的启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深刻的变动往往发生在思想层面。如果说经济总量、科技实力的此消彼长是变局的“硬指标”，那么国际秩序剧烈震荡中日益凸显的道义落差，则是变局的“软内核”。过去十余年间，一个愈发清晰的事实是：当某些西方国家将金融体系武器化、将国际规则工具化、将“普世价值”双重标准化，其所长期垄断的叙事逻辑正在经历一场影响深刻的信用崩塌。更令人警醒的是，当今世界的一系列残酷现实正在反复验证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最基本的利益单位，主权是个人权利和尊严最根本的保障。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朗等国家的现实遭遇一再证明，没有国家的守护、没有主权的屏障，所谓个人权利和尊严不过是风中浮萍。当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都被践踏于霸权铁蹄之下时，谈论抽象的“人权”无异于一种讽刺。对此，曾经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苦难、用不懈奋斗重新赢得主权尊严的中华民族，有着切肤的体认。它从根基处提醒我们：知识体系的自主需要思想自主，而思想自主与政治自主从来互为表里——没有后者，前者终将沦为他者的注脚。这一思想格局的变迁，很容易让人想起两个多世纪前德意志思想界的觉醒历程。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其内在风格的变化与最终定型，正是在法国大革命由“正当防卫”转为“对外扩张”的刺激下，德意志民族关于思想、文化、政治独立性的一次集体觉醒。这段历史为我们今天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追求，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参照系。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的普遍理性主义向费希特民族精神和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转向，本质上是德意志民族在拿破仑霸权扩张的历史刺激下，从政治依附走向思想自主的一次精神觉醒。1784年，康德喊出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一启蒙口号。彼时的康德相信，理性是普遍的，人类可以通过理性达成共识，最终走向《永久和平论》所设想的世界公民状态。这种普遍理性的信念，与法国大革命初期《人权宣言》所宣示的超越国界的人类解放理想遥相呼应。康德去世于1804年，他有生之年并未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后半篇文章”。历史并没有沿着康德的设想行进。拿破仑的铁骑踏碎了“永久和平”的幻梦，法兰西革命从“输出自由”蜕变为“输出霸权”。当法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普鲁士，带来的却是政治上的征服与文化上的俯视。这一刺激是深刻的——德意志的知识精英们开始意识到：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就没有精神上的平等；没有民族国家的实体，所谓“世界公民”不过是一种寄人篱下的幻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古典哲学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向。黑格尔不再像康德那样寄望于一个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秩序，而是将国家视为“伦理理念的现实”，“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和活动中”。因此，国家是自我意识的伦理实体，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统一。这一论断背后，是一个被征服民族对自身政治主体性的哲学确认。更直接的是费希特。1807年，法国逼迫普鲁士签订不平等条约，费希特在柏林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他振聋发聩地道出一名爱国的哲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本分：“现时的德国哲学，就它在此值得提到而言，力求具有透彻性和科学形态，尽管它对做到这些还无能为力；它力求达到统一，尽管早先还没有哪个外国作出先例；它力求把握实在和本质——不是仅仅把握现象，而是要寻求现象中显现的这种现象的基础。”总之，他想要通过哲学来获得那个因政治而失去的祖国。在费希特看来，德意志民族之所以沦落至此，根源在于精神上的依附；而复兴之路，必须从思想自主开始。哲学不再只是书斋里的沉思，而是关乎民族存续的精神武器。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转型过程启示我们：一个民族的思想自主，从来不是在真空中的理论选择，而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被“倒逼”出来后旋即被赋予强烈历史主动的文化实践。当外来的“普世话语”成为霸权的包装，当既有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自身的处境与出路，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再是学术趣味的分歧，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必然。
与德意志民族的这一精神历程形成深刻对照的，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探索自身道路过程中的切身体悟。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艰辛历程时，曾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追问：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以为只要学了西方的那一套就可以救中国，但是“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从“师夷长技”到“西学东渐”，中国人抱着极大的诚意学习西方，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欺凌与背叛。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没有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有思想上的独立自主；一个在主权上站不起来的民族，其知识生产只能永远处于“学徒”和“跟跑”状态。毛泽东的追问与费希特的呐喊，虽相隔百余年、横跨东西方，却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命题：当一种文明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解释自身、定义自身，它就永远无法摆脱精神上的依附。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费希特、黑格尔的转向，本质上是德意志民族在拿破仑霸权刺激下争夺“精神主权”的努力；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今天所面临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一场深层次“精神重塑”。
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所讨论的“自主知识体系”，其内在逻辑与两个世纪前德意志思想界的觉醒有着深层的历史共振。不同的是，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拿破仑的铁骑，而是一种更为精致也更为深层的思想霸权——它不以军队为先锋，而以学术范式、评价标准、话语规则为依托，渗透于学科分类、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的毛细血管之中。这种霸权的精妙之处在于：它让你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实际上你的“问题”是别人设定的，“方法”是别人规定的，“价值”是别人判定的。当我们不自觉地用西方的现代化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发展道路，用西方的民主理论来裁剪中国的政治实践，用西方的治理概念来框定中国的制度运作——我们其实已经在认知层面接受了某种“无意识殖民”。费希特当年面对的是政治上的不自主和可见的征服，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中华民族，早已不复面对这种威胁；但是，摆脱某种认识论上的不自主或隐性的规训，依然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工作，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正因如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一场新时代的“精神重塑”。它不是要退回封闭的民族主义，更不是要拒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是要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重新确立我们看待世界、理解自身的主体性位置。德国古典哲学的转向，最终孕育出了一整套不同于英法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德意志思想家们没有因为法兰西文化的强势就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恰恰相反，他们在吸收启蒙运动精神的同时，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哲学语法。要获得思想的普遍性，不能靠取消特殊性来实现；唯有通过特殊性的充分展开，才能升华为更高的普遍性。同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今天面临的使命，不是在西方设定的议题里作注脚，而是在中国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理论篇章。
费希特想通过哲学夺回那个因政治而失去的祖国。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夺回”——因为祖国从未失去，而是“解释”——用中国自主的学术语言，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在一百多年的艰难跋涉后，重新站在世界历史的前台；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背后蕴含的文明逻辑；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为帮助人类摆脱面临的共同困境勾画了怎样的全新图景。
三、“哈贝马斯之问”与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意蕴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的转型回答了“民族国家时代思想自主何以必要”，那么尤尔根·哈贝马斯，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则从另一个维度揭示了“后西方时代思想重构何以可能”。哈贝马斯一生致力于为现代性寻找理性根基，晚年却陷入了深沉的忧虑。童世骏教授在追忆其与哈贝马斯数十年的交往过程时谈到，晚年的哈贝马斯对欧洲、美国的现状感到极度悲观，但他说了一句令人动容的话——“正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来不及放弃我原来对人类学习能力的信心，坚持人类学习能力最终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信念。”这句话里有一种苍凉的坚守。一个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交往理性、商谈伦理的思想家，在生命尽头看到的是西方世界公共领域的碎片化、民粹主义的狂欢、政治极化的加剧，以及国际交往中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他建构的理论大厦，似乎正在被现实一块块拆卸。然而他没有放弃，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童世骏回忆，哈贝马斯对中国有更大的期待。这位在西方思想界举足轻重的哲学家，在其生命最后几年开始追问：“不断崛起的中国，是否会在某个恰当的时日，从其悠久、伟大和多元的文化深处获得这样一种洞察力，即由一个衰落的西方所留下的、充其量未完成的人权秩序，是一种确实能够诠释、需要继续发展，但理性且属于全人类的政治成就？”
这个意味深长的“哈贝马斯之问”之所以值得严肃对待，恰在于它出现在西方现代性叙事遭遇系统性危机的时刻，出现在全球知识界开始反思“现代化是否等于西方化”的临界点。过去数十年间，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诸领域出现了全面的言行不一乃至衰退败落。在政治上，曾被标榜为“历史终结”范本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日益陷入否决政治、身份政治和金钱政治的泥潭。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承诺的普遍繁荣，最终兑现的是华尔街的狂欢与铁锈地带的凋敝，是“百分之一”与“百分之九十九”的撕裂与对决。在社会层面上，族群割裂、文化战争、代际冲突愈演愈烈，公共理性被社交媒体的算法茧房和情绪传播所取代——这恰恰是哈贝马斯念兹在兹的“公共领域”的瓦解。在生态议题上，某些发达国家一边以气候议题指责发展中国家，一边在能源危机中自食其言、放松减排，其言行不一严重透支了道义信用。这一切的直接后果是：西方长期以来建立的那套关于现代化、民主、人权、法治的叙事体系，正在失去其不言自明的权威性。究其根本，这是因为那套站在全球食物链顶端时所建立的“普世价值”体系，正在被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抛弃。当规则可以因一己之私随意篡改，当人权可以因地缘利益被选择性忽视，当自由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幌子，这套说辞便暴露了其彻头彻尾的虚伪性。它并非崩塌于外部的批判，而是瓦解于内部的言行不一。当“普世价值”在实践中沦为地缘政治的工具，当“规则秩序”在关键时刻变成双重标准，全球南方国家有理由追问：我们究竟应当向谁学习？又能向谁学习？
当西方话语因自身失信而权威瓦解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走出近代以来的“学徒”状态，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完成从特殊经验向普遍价值的文明升华。如上文所述，全球南方国家的追问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而言，具有特殊的反思意义。近代以来，在“西强东弱”的世界格局下，我们长期处于一种“学徒”状态，习惯于跟跑西方的学术范式、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这种状态有其历史合理性——落后时向先进者学习是追赶的必经之路。然而，当曾经的“先生”开始背弃自己宣教的信条，当那套我们曾努力学习的话语体系在实践中千疮百孔，继续甘当“学徒”就不仅是思想上的懒惰，更是对时代问题的逃避。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也更有条件走出“学徒”状态，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进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完善、推陈出新，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沉淀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意义开始浮现。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以“三个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意义作出了庄严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民族复兴的叙事，是一个古老文明重新确立自身历史主体性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社会主义的叙事，回应的是20世纪末苏东剧变后的所谓“历史终结”——社会主义没有消亡，它在中国的土壤上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人类文明的叙事——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实践，正在产生超越中国一域的普遍性意义。这三个“意味着”层层递进，完成了中国道路从民族叙事到社会主义叙事再到人类文明叙事的理论跃升。它告诉世界：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不仅是中国的成功，更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一次庄严确认。
面对世界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中国以自身发展实践的确定性作出回应，为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另一种可能。哈贝马斯期待的，恰恰是这种来自东方的确定性。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观察中，世界正陷入一种危险的失序状态。旧有的国际规则被大国博弈所侵蚀，全球治理陷入碎片化，人类面临气候变化、人工智能风险、公共卫生危机等共同挑战，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这是一个“不确定性”成为时代关键词的时刻。而中国的回答是：以自身的确定性为世界注入信心。这种确定性来自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人民立场的坚定坚守、对历史方向的清醒认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告诉世界：发展可以不以两极分化为代价，现代化可以不伴随传统文化的断裂，人与自然可以走向和谐共生，大国崛起可以不重复“国强必霸”的老路。哈贝马斯把人权、民主、法治事业看作人类文明的财富，这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些财富的内涵和实现形式，是否只能由西方来定义？中国的回答是：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政治权利，更包括生存权、发展权；民主不仅是选举时的投票，更是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的参与；法治不仅是法条的完备，更是公平正义在每个个案中的实现。这是中国对人权、民主、法治的创造性转化——不是拒绝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而是赋予它们以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更广泛的适用可能。哈贝马斯在生命尽头没有放弃对人类学习能力的信心，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进行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就是以实际行动表明对文明与理性的信心并非虚妄。当西方现代性叙事陷入自我怀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责任，也有能力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进而证明：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从来就不止一条。
四、塑造平视世界的一代：立德树人与自主知识体系的代际传承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能止步于学术界的内部循环，它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论创造，如何转化为下一代人的精神装备和思想武装？这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最容易被忽视却最为关键的一环。任何一种知识体系，如果无法进入教育过程、无法塑造青年认知、无法实现代际传递，那么无论其理论架构多么精妙，都难以真正成为影响历史的力量。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能深刻改变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气质，不仅因为康德、黑格尔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更因为他们的思想进入了大学讲堂、渗透了国民教育、塑造了几代德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同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最终也必须接受教育实践的检验——它能否让我们的青年一代，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这个时代？
教育是知识体系从书斋走向大地的桥梁，课堂教学是“扣好第一粒扣子”的重要起点。当前，青年学生面临的一个深层挑战是：如何在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共鸣？他们并非拒绝宏大叙事，而是拒绝与自身生命体验无关的抽象说教。当他们感到课堂上的话语体系与广阔的社会现实彼此隔膜，当他们发现所学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自己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一种深层的认知分裂便悄然形成。摆脱这一困境，恰恰需要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度介入。第一课堂主阵地需要的不是更精致的宣传技巧，而是更强大的解释能力——能够穿透现象直达本质、回应质疑给出逻辑、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为青年提供认知坐标的能力。这意味着，教学的改革方向是强化价值引领和学理支撑；是用更深刻的理论更有针对性地回应现实挑战；是将课堂向新时代的伟大变革打开，向广阔的社会实践打开，向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鲜活故事打开。新时代十余年的伟大变革，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最深厚的实践根基，也应当成为第一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最丰富的共同资源。脱贫攻坚让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命运的改变。全过程人民民主让普通百姓的声音进入决策过程，这是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里真实的协商场景。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重回视野，这是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后人们可以自由呼吸的日常体验。科技自立自强让“卡脖子”清单逐步转化为攻坚清单，这是一个民族在压力下迸发出的创造伟力。这些发生在学生身边、可感可知的变化，就是最鲜活的教材。教育者应当把这些中国故事转化为学术问题，把实践成就转化为理论命题，引导青年去追问：为什么中国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这种追问本身，就是在培育一种理论思维的习惯，就是在为自主知识体系的传承打下认知基础。
更进一步，社会大课堂的意义在于让青年走出教室，走向田野、工厂、社区、科创园区。应该让学生在乡村振兴的一线感受乡土中国的变迁，在科技创新的前沿感受自立自强的脉动，在基层治理的微观现场感受制度运作的机理。当宏大叙事具象化为眼前的实景，当理论命题触碰到生活的温度，青年的认知就不再抽象，而是会促使他们基于观察与思考作出理性判断。此时，社会实践本身成为意义建构的过程——这是教育从知识传授走向价值塑造的关键一步。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当代青年，要“平视这个世界”。这几个字意味深长。平视世界，是一种不卑不亢、从容自信的姿态。它来自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对本国发展道路的理性认同和对世界文明格局的清醒认知。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长期处于一种“追赶者”的心态之中。从“师夷长技”到“西学东渐”，从“全盘西化”到“与世界接轨”，我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设定的知识谱系和评价标准。这种心态投射到教育领域，就表现为一种深层的不自信：总觉得西方的理论更先进、西方的方法更科学、西方的标准更权威。打破这种心态，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而今天站在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生，正是第一代真正有可能做到平视世界的中国人。他们成长于中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的年代，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岁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形成了自己的信息获取方式。他们天然地更少带着仰视心态，更多地带着一种平等甚至审视的目光看待西方世界。但“平视”并非一种自然生长的能力，它需要理论的武装。如果缺乏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平视可能沦为盲目的自信，甚至滑向另一种形式的狭隘。真正的平视，是建立在深刻理解之上的从容——理解中国的独特性，也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共通性；理解自身的优势，也理解自身的不足；理解历史的必然，也理解未来的可能。
这就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起一种特殊的使命：把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最新成果，转化为青年学生可以理解、愿意接受、能够运用的思想资源。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即把学术话语转化为教育话语，把理论逻辑转化为认知框架，把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体意义。一个民族的思想自主，最终体现在它能用自己的语言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当青年学生走出校园，他们应当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用中国自己的理论框架分析世界变局，而不是只会套用西方的概念工具；能够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纵深理解当下的道路选择，而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能够在与不同文明对话时保持从容自信，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这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深远的意义所在。它不仅服务于当下的理论创新，更服务于长远的文明赓续。每一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是文明传承链条上的一环：我们从前人手中接过思想薪火，用我们这代人的实践和思考为其增添新的光亮，再将这薪火传递给后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德树人不只是一项教育工作，更是自主知识体系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最终环节。一个知识体系只有成功塑造了一代人的认知方式，才真正从书斋走向了大地，从理论转化为力量。
五、结语：以思想的确定性回答时代的不确定性
站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的节点上，回望来路，展望前程，一个基本判断愈发清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从一种理论自觉成长为一种历史必然。这种必然，根植于新时代十余年中国实践的伟大成就。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展现出超越西方范式的生命力，当一种文明以自身的独特逻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理论的自主就不再是选择，而是使命。用中国的学术语言解释中国的成功，用中国的理论框架定义中国的道路，这是实践对理论提出的最迫切要求。这种必然，印证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从德国古典哲学在拿破仑战争刺激下的精神觉醒，到哈贝马斯在西方现代性危机中的东方寄望，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思想主权的确立，从来都是在文明对话与竞争的具体语境中完成的。今天，“东升西降”不仅改变了力量对比，更打开了话语重构的历史窗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责任，也有能力在这一窗口期完成自己的理论成年礼。这种必然，最终要落实为一代代青年的精神成长。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最终要体现在它塑造了多少能够平视世界、读懂中国的头脑。把新时代伟大变革转化为鲜活教材，把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青年认知框架，把知识体系构建转化为文明赓续力量——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最深沉的育人使命，也是自主知识体系最终完成自身建构的根本标志。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今天，这一嘱托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两个大局”的激荡中获得了更加紧迫的时代意义。立时代潮头，要求我们敏锐把握百年变局下的思想脉动；通古今变化，要求我们在历史纵深中理解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发思想先声，要求我们用自主的知识创造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时代需要理论，时代也孕育理论。我们已经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面向未来，这一任务将更加紧迫，也更加光荣。以思想的确定性回应时代的不确定性，以理论的创造力支撑民族的复兴梦——这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历史的回答和对未来的承诺。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