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学者欧博文曾提出“中国研究应该面向理论，还是面向中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当前中国政治研究的核心张力，即强调科学化、去“中国特色”化的普遍主义取向与强调方法论自主性、文化特殊性的独特性取向之间的分歧。国内外中国政治研究的定位包括国别研究、区域研究和全球样本的普遍性视角与本土研究的独特性视角，前者容易陷入概念误用和中国经验边缘化的谬误，后者则面临客观性不足与知识延展性有限的困境。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中国政治研究亟须厘清本土化与普遍性的关系。研究表明，两者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内在统一的辩证范畴：普遍性反映政治现象的科学机理，独特性是科学机理在特定情境中的表现形式。由此，中国政治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当以中国学者为主体，以中国经验为对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在情境化归纳与跨情境比较中提炼具有学理性的概念与理论。在追求本土化的同时，将专业化、科学化作为重要追求，才能既服务于中国国家治理需求，又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可共享的知识成果。

关键词：“欧博文之问”；中国政治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一、中国政治研究：面向理论还是面向中国？

数年前，美国学者欧博文提出了一个颇具冲击力的问题：“中国研究应该面向理论，还是面向中国？”在他看来，国际学术界在建构宏观或中观理论时，需要兼顾中国情境，创造概念以对经验发现加以归类，从而更好地以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理解中国经验。课题专门化和学科专门化的趋势，使得彻底抛弃中国例外论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或许是中国研究日趋成熟的体现。然而，学科化也带来令人担忧的后果：它不鼓励跨学科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讨论，将不同学科的中国问题专家彼此隔离，导致中国研究内部出现碎片化。而学科内部的共识未必符合中国现实。 欧博文希望通过弥合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之间的割裂，促进相互交流与启发，以推动中国研究的深入发展。

这一研究分歧在作为中国政治学二级学科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表现为两股相互对立的研究流派。一派强调中国政治研究应更加科学化、去“中国特色”化，认为中国政治研究应当遵循与比较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相同的逻辑，政治科学致力于探索和解释存在于政治现象、行为中的一般规律，不应以“中国本土性”或者“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来解释中国的政治行为。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在于用比较研究方法，以“时空变数”来取代“中国”或“中国的”这类标签，进行跨文化对话，从而将这些国别或个案的“条件”和“文化因素”概念化，并上升到一般理论的高度，对世界政治学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派则质疑科学方法的局限性，倡导中国政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自主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反对把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方法简单嫁接到中国的“拿来主义”，主张在研究中融入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强调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发展路径等方面的特殊性，而非遵循统一的发展路径。这一派认为不能追求纯粹的实证主义方法，以免陷入方法论的“全能主义”、狭隘性或缺乏社会相关性和政策相关性的困境。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不断重构与迅速发展，必将影响海内外的学术发展。

“欧博文之问”提出的背景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与归纳日益具有知识价值，“中国模式”或“中国治理模式”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也在中国国内逐步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开始从边缘化发展向独立自主的发展转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原则性、战略性问题，系统擘画了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伟蓝图，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上升为国家行为。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引导下，近年来中国政治研究已成长为中国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以中国政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得到积极建构，打造原创性概念、本土化理论乃至自主性学科成为这一建构的主要目标。无论在国际学界还是在国内学界，对中国政治的关注与研究都变得日益重要。基于不同目的，中国政治的研究取向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追求对中国政治的深入理解（强调独特性）；二是追求理论的发现与普遍性解释（强调普遍性）。国外中国政治研究经历了从汉学、中国学到中国研究，再到中国政治研究、中国经济研究等细化领域的演进，其范式定位可概括为区域研究、国别研究、中国研究，以及中国作为案例之一的专题化或学科化研究。研究方法论涉及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等，研究视角主要涵盖了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民主化范式等。

国内的中国政治研究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恢复，但由于当时整个学科体系几乎为空白，其发展表现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在学科建设方面，经历了从最初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到当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呈现出从被动知识体系向自主知识体系演进的发展路径。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学界一度遭遇理论空位、理论偏差、理论覆盖度弱等问题。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持续推进，中国政治研究逐渐摆脱了知识增量不足、理论解释乏力的困境。但与此同时，以本土化为中心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开始面临知识跨情境性、知识传播以及普遍性知识贡献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政治研究的自主知识增量在满足本土需求的同时，如何实现理论化、学科化，如何融入国际学界，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任务。

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首先要厘清中国政治研究的基本范式，明确区分研究视角、方法论和目的等关键问题。只有准确定位研究坐标，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政治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二、中国政治研究的定位

面对中国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学者的研究入场往往存在着“他者”与“主体”的身份差异。站在“中国”之外以“他者”身份审视，如同中国学者谈论美国研究、日本研究时，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将冠以国名的研究视为国别研究。而站在“主体”角度的通常是中国国内学者，他们在进行中国政治研究时，往往省略“中国”这一前缀，直接以国内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为议题；偶有少数国内学者也会站在“他者”立场研究中国政治。二者在研究立场、方法、议题、内容和观点上往往存在较大分歧，实质上体现为中国政治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普遍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分野。

（一）普遍性视角

从方法论上看，普遍性视角属于“透镜式的认识论研究”，即以中国为案例，通过对中国政治的观察来研究更广泛的世界，揭示普遍性规律，通常通过国际研究或比较研究展开，具体分以下三类。

第一，国别研究中的中国政治。这一路径将中国作为个案，使用西方概念、理论和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研究主体以海外学者为代表。研究者借助西方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政治，例如倾向模式、派别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结构模式、规范模式、领导人控制模式、世代模式、利益群体模式、合理性模式等。 他们使用西方学界通用的概念如国家建构、国家能力、民主、政治参与、政党政治、政治现代化、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等，来理解中国政治现实，分析中国与国际政治发展的共性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模式和概念有助于整体把握中国政治，也可以在特定维度上测量中国政治的发展状况。但是，由于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概念与理论来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知识体系，因此或是基于局部经验容易导致“测不准”的结果，或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缺乏客观依据。源于西方或其他社会的概念与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这一整体，更难解释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重要而特殊的方面。例如，西方学界误用“民主—威权”两分法来分析中国的政体模式，简单套用“三权”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家治理，无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实际情况，没有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因素纳入考量； 同时，简单运用公共政策理论来理解中国的政策过程，套用政策的制定—执行的二分框架，而忽略了中国政策过程中党的核心地位与党政体制，尤其是未能充分关注作为政策过程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其贯彻落实。

第二，区域研究或局部研究中的中国政治。一些研究者认识到，全球性的宏观研究、宏大理论难以有效解释中国政治现象，运用政治现代化、民主化、政党政治等概念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独特的政治运行模式，因而转向追求更为动态的研究路径和中层理论。这类研究主要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其所运用的概念与理论框架具有区域性和比较性的特征，并通常使用归纳方法，例如东亚模式、发展型国家研究、革命社会性方法、比较共产主义或后共产主义研究等，目的在于寻找具有区域特点的政治解释范式。早期，由于政治发展起点、政治体制、领导主体和国家特征较为相似，比较共产主义的分析框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但随着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和转型，这一框架已失去解释力。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在分析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政治原因时，找到了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的共性，例如强国家能力、有效产业政策、亲和的政商关系以及文化相似性，在某些方面更具有解释力。然而，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社会的巨大规模和异质性，使其与日本等国家的比较具有较大局限性。 围绕价值、文化、制度等某一重要相似特征而形成的区域研究或局部研究，既难以把握中国政治的整体特征，也难以深入中国政治内部的复杂结构和独特运行机制。如何界定“区域性”、概念与理论框架能否向外延伸，仍是区域性或局部性研究面临的主要障碍。

第三，全球研究中的中国样本。这一研究将中国作为整体或将其某个局部放置于全球视野，中国的独特性被淡化或取消。中国作为数十个乃至二百个样本之一，与那些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极不对等的国家并列，被视作与其他国家类似的研究对象，中国案例仅具有统计分析的意义。研究者主要使用计算社会科学、量化方法等来分析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共性，侧重于演绎分析，追求因果关系和科学解释，力图将中国政治研究纳入政治科学的学科体系，尤其是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这类研究旨在发展国际性或全球性的理论解释，如政体理论、民主改革、政治与经济关系研究等。即使是关注中国政治内部的某个领域或特定运行机制，也往往将其从中国整体的历史、文化和情境中剥离出来，置于政治科学的议题板块、理论架构和方法中，从独特性转向普遍性，从理解某种政治现象背后的诸多复杂关系，转向探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 然而，将中国与其他国家视为相对同质的整体，实则忽视了人口、地理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将源自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理论套用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其适用性亦存疑。同时，随着方法和数据驱动的研究逐渐取代兴趣和理论驱动的研究，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心任务不再是理解中国，而是为了应用新方法。新方法在议题选择、理论对话和方法运用上都倾向于将中国作为工具，遮蔽了中国政治发展和运行的微观动态、内在逻辑和历史情境，从而导致中国政治研究本身被掏空。

基于普遍性的“透镜”视角，中国政治研究被边缘化。那些带有价值判断的所谓普遍性概念和理论，往往将中国政治及其政体片面化甚至负面化，而中国政治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较少受到关注。研究中的误用现象比比皆是，典型如“政党主导的发展”命题，虽试图挖掘中国经验，但这一经验并不适合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因而不具有可推广性。相比之下，从中国政治经验中提炼的适应性治理、政策试验、规划治国等概念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可作为国际学术研究的参考。

（二）独特性视角

就作为国内研究的中国政治研究而言，其独特性视角在方法论上属于“自省式的本体论研究”，关注的是中国政治运行中的具体情境，侧重于挖掘中国政治内部的特征、机制与实践。国内研究较少使用国际比较方法，往往采用一套非标准化、非国际化的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与准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上，较多使用经验性归纳，田野调查、案例深描、观察研究，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盛行。尽管针对中国内部也有一定的比较分析，有时也使用多案例比较与量化统计分析，例如比较国内不同城市的公共参与、治理绩效、公共服务水平等，但已非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比较。这类研究的目的在于运用基于中国经验提炼的概念或理论，对中国政治现象与发展状况进行解释与预测，以寻找中观或微观层次的规律性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的思想指导下，国内的中国政治研究带有强烈的使命感，政策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导向显著。近年来，国内学者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做出了重要努力，提出了党政体制、国家治理、政策治理、规划治国、国家信息能力、家户政治、大一统、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责任政治、压力型体制等概念及相关理论，初步构建了国家治理学、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民族政治学、计算政治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这些概念、理论在解释中国政治运行时展现出较强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时代性、自主性的特点，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富有时代特征、相对系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更新和传播。

然而，基于独特性视角的中国国内研究也面临着因过于强调本土性而引发的问题。一是客观性问题。基于本土的中国政治研究，其主体主要是国内学者。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则源于研究者对本土对象的熟悉、资料的可获得性、参与式体认以及受益的直接性，这些优势使得研究者更易站在本土知识的高峰，更有可能揭示本土政治活动的规律。然而，为了满足国家发展需求而进行的本土化、政策性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情感归属和价值倾向，在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方面或可能有所欠缺。正如加加美光行指出的，地域研究的定义包括两个指标：一是研究对象为特定国家，二是包括要求国家或政策变更内容的、原则上具有国策研究性质的研究。这种研究具有主观意图，必然带有与本国的价值判断相一致的特征。如果地域研究者只是国策指向的，那么他就有可能在本国的价值判断的情况下，以从事政策制定的形式来试图改变研究对象地域的状况。 二是延展性问题。无论是关注整体还是关注内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很难具有外推性，难以扩展解释国外政治或国际政治现象，在知识生产层面通常不具备国际性、普遍性知识生产的功能，难以产生中层理论和宏观理论。例如，党的领导制度、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基层自治、运动式治理等，均属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现象。其中，一些地方性知识如贤能政治、国家治理、技术治理等，具有扩展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知识的可能。然而，总体上基于本土的中国政治研究，“外推的适用性和解释力，案例的类型典型性和外部有效性明显不足，使得从整体到局部的推演受限”。这种独特性研究能否对国际政治学作出贡献，有待观察。

作为方法的中国政治研究，涉及“本国学”“外国学”“世界学”三种不同路径。国内学者从事中国政治研究时，遵循的是“本国学”路径，即将自己作为研究主体的同时，也将中国政治这一研究对象视为主体，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是融合的。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时，将中国政治视为客体，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是分离的，这一做法符合现代科学的研究路径。现代科学(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 普遍将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进行二元判分，从而造成强化自身主体性、弱化对象主体性的倾向。现代科学并不将研究对象看作与研究者本人同等的主体，而是看作经过操作（加工）后重新构成的客体，存在着承认自己的主体性却不承认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倾向。 然而，尽管这类研究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却难以真正深入揭示中国内部的政治运行规律。

三、中国政治研究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发展

近代英国、法国、德国的崛起，催生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繁荣。20世纪中期，美国跃升为世界头号大国，其哲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并逐渐引领国际学术潮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之相应，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1）引进阶段，即学习、引入西方理论和知识体系；（2）借鉴阶段，即大量运用西方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政治现象；（3）补充阶段，即将中国作为案例以补充西方理论，认为西方理论总体适用但不够完善、存在偏差；（4）对话阶段，即挖掘中国实践经验中蕴含的本土知识，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但只是用中国经验指出西方理论的不足、未能涵盖中国的内容；（5）自主阶段，即开始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炼新概念、提出新理论、构建新学科。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受外来学术范式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引进和借鉴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往往被认为具有普适性。这种倾向源于一个常见假设：西方理论诞生于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而物质发展水平通常被认为与精神文化水平相匹配。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秉持进步主义发展观，追求高度的物质发展，这使得建立在强大物质基础上的西方理论被当作成功经验，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因而被模仿和借鉴。然而，西方理论在提炼国家发展的路径与机制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情境性和条件约束，离不开西方社会的具体问题。而后发展国家的具体情境、约束条件和具体问题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这就使得西方理论的适用具有局限性。

在经历了从理论移植、借鉴到理论对话、建构的过程后，中国政治研究逐渐从借鉴发展转向自主发展，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向知识的生产者，尤其是在服务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方面日益发挥作用。由于国家即时性需求的驱动，中国政治研究侧重于应用性研究。在如何开展理论化、学科化建设，如何开展跨情境性、比较性研究等方面，中国政治研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政治研究的主体，国内研究者承担了主要的学科建设责任。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学科体系尚不完善，不得不模仿、借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那么时至今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迈入了自主发展的阶段。自主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思想文化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集中体现为国内研究群体的主体性，即本土学者在学术实践中的自主意识、能动性和创造性。本土学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研究理论的情境化、研究方法的经验化，构成了当前中国政治研究的显著特征。具体而言，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是指中国政治研究以国内政治运行和政治现象为对象，从中国政治生活的具体场景中挖掘知识；研究理论的情境化是指主要基于中国本土经验进行知识归纳，以实现理论化与学科化的目标；研究方法的经验化，则表现为对本土现象进行经验观察与资料整理，开展归纳性研究。

近年来，中国政治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已取得了相当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目前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初步形成了一种“内循环”——即便不依赖外来的知识体系，大体上也能够解释中国的政治运行和政治现象。然而，中国政治研究也存在着将自主知识体系等同于本土知识体系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存在着将研究对象过于主体化的风险。专注于挖掘本土知识、提炼规律性认识，固然有助于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但也可能陷入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的困境。一些所谓“中国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仍停留在“中国知识”层面，即便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预测功能，也往往只能解释中国内部的局部性、地方性现象——正如基于西方实践的理论无法充分解释中国一样。有学者认为，只有将研究对象客观化，以“外国学”和“世界学”为出发点，“以对自己国家的客观认识为前提，同时也以对自己国家的客观认识为结果”， 才能真正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真正科学的、有效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因此，比较研究是中国政治研究绕不开的基本方法。中国政治理论要走向世界，回答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开展比较性研究。虽然在中国内部也可以进行历史或局部的比较研究，但如果仅局限于本土现象，那么“比较性”就只是从内部研究中国，借助案例内的历史或区域比较，从而产生几乎仅在中国学者之间共享的知识， 这显然并非中国政治研究希望达成的唯一目标。

四、中国政治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独特性还是普遍性？

在哲学层面，自主性就是主体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立性、能动性与创造性，是人在与世界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体现。哲学中的主体性强调，人是实践活动中具有能动性的存在，通过自主选择和创造性活动与世界互动，同时塑造自我与社会现实。就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自主性“至少在学理上应该满足如下条件或规制：它必须是确证为真的信念；它必须经得起怀疑论和证伪主义的苛求，且能够有效地克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诘问；它必须确保基础牢靠（基础主义），但又必须与人类整体知识保持同步（融贯主义）；它必须具有健全的主体意识（内部主义），同时注重客观规律（外部主义），也就是保持‘三个世界’的互动；它必须有其稳定的深层结构，但又能够不断地被‘解构’与‘重建’”。

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不等同于本土知识体系，其构建需要满足专业化、理论化和学科化的要求。专业化意味着拥有专门的研究组织与人员、专业且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清晰界定的专业概念与明确的研究对象；理论化要求专业概念之间形成有机联系并形成系统的观点；学科化则体现为研究组织的建制化、知识的体系化以及知识跨情境的适用与广泛传播。

服务于不同目的，中国政治研究所追求的知识内容亦有所不同。如果旨在理解中国政治经验，服务于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或满足国家对中国政治的认知需求，则应追求内部化的知识体系，注重本土性、地方性的知识，以国内研究为主，兼顾区域研究与国际研究。如果旨在放眼世界、理解中国，把握国际社会与世界政治的发展规律，或将中国置于世界政治背景下加以整体审视，则应追求区域性和国际化的知识体系，注重比较性、普遍性、学科化的知识，以国际研究为主，兼顾中国国内研究。以中国为对象的政治研究，既可以深入中国内部进行解剖式分析，为国家发展需求提供知识支撑；也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将中国整体或某一领域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无论满足何种需求，中国政治研究的知识体系建构都应当坚持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必须是基于本土经验、面向普遍性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就地方性知识的普遍意义而言：其一，地方性的知识为普遍性知识提供基础，任何普遍性知识均包含地方性知识的内容，只不过以抽象化、理论化的形式加以呈现；其二，方法意义上的普遍性体现为资料贡献与分析方法的普遍性，即普遍性知识必须以地方性知识为资料基础，而无论是地方性知识还是普遍性知识，在运用科学方法上是一致的。

以中国政治为研究对象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应根据研究目的明确研究的定位、边界和知识构成。研究中国政治，首先要围绕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概念，这是必要的和前提性的工作。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倡导基于中国本土经验提出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 但不少概念和理论属于停留在知识层面的概念和本土意义上的理论，而非学科意义上的概念和理论。从中国经验中归纳、提炼出一些规律性的知识固然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如果将这些概念和理论泛化，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般而言，学术研究中的概念和理论如果不具有主体间性和跨情境性，则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概念和理论。描述单个或多个案例的概念，难以延伸解释群体性或整体性现象。个案的复杂化以及群体案例的多样化，使得研究者在描述其他类似案例时，若沿用原有概念，则往往无法满足互斥和穷尽的要求。概念和理论只有在能够描述和解释群体案例或区域性现象时，才能被视为有效的概念和理论。 理论研究的发展通常基于以下工作：确定范围条件、发展概念并使其能够适用于不同情境、阐明因果过程以便其能够在其他案例中直接追溯。 中国政治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能仅仅停留在本土化知识的挖掘上，不能自说自话，更不能故步自封。提炼关键词固然必要，但不能局限于经验性归纳，更不能直接套用政策语言和工作语言，而应在比较与主体间性的意义上加以归纳、提炼，转化为真正的学术概念。

中国政治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处理好本土化研究和普遍性研究、政策性研究和基础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根本追求上，本土化研究、政策性研究，与普遍性研究、基础性研究一样，均以客观、科学为准绳，以解释和预测为目的。尽管本土化研究和政策性研究均带有价值引领的建构主义目的论色彩，但其研究依然是科学机理作用的结果。普遍性研究、基础性研究旨在寻找政治现象和政治运行的科学机理，而本土化研究、政策性研究则是运用这一科学机理服务于本土社会和国家发展，两者并无矛盾，而是存在着逻辑上根本与表象的关系。

当前，有的研究者将独特性（本土化）与普遍性对立起来，或追求独特性，或追求普遍性。尽管在哲学意义上，独特性和普遍性被视为充满辩证张力、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范畴，但人们还是倾向于将二者相互独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独特性与普遍性具有内在逻辑联系，而非彼此割裂的表现形式。普遍性之所以普遍，在于它反映了事物或运动的内在本质或科学机理——它不是基于经验归纳的简单统称，而是一种本质性的、构成性的、元素性的存在，就像食物的化学成分包括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水分等。独特性则是普遍性的具体体现和载体，是普遍性在特定情境中的表现形式，如同上述化学成分所构成的食物如米饭、面包等。普遍性无法凭空存在，它必须寓于具体的、独特的个体之中。独特性是普遍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是独特性的构成要素。普遍性反映的是深刻的、普遍的人性、法则、机理、规律，独特性则是这些要素在特定情境中的表现形式。

政治研究旨在揭示以人及其群体为核心的政治活动的规律。人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并以生物性为基础和前提。生物性体现了自然界的规律，社会性反映了人作为群体的社会关系特征，后者同样具有规律性。在政治领域，权力及其作用规律构成了普遍性的基础，而不同政治社会中权力的表现形式及其作用过程存在差异，体现为独特性。由此看来，中国政治研究的普遍性和独特性是内在一致的，并不存在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欧博文之问”，实质上并非一个真实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在不同层次上的两种取向。中国政治研究既要探寻独特性，发现、总结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经验和传统，也要寻求普遍性，从这些经验和传统中挖掘、提炼人类社会共通的机理和规律。专业化或者科学化，正是追求普遍性的必然要求。专业化或科学化之所以有时被看作“空洞化”，是因为它致力于揭示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机理，这些规律是潜在的、无法通过肉眼观察到的，难以直接通过经验获得，因而容易被认为与具体情境下的本土研究缺乏关联。然而，正是这种追求普遍性的专业化、科学化，发挥着结构性的稳定作用，决定了独特性或本土化的呈现方式。因此，相对于本土化的经验性研究，追求普遍性的专业化和科学化，同样是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追求，这一追求不仅服务于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需求，也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思路在于：“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要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知识，以区域、世界为比较视域，提炼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政治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研究对象来看，无疑是本土化的研究；从研究主体来看，应以中国学者为主，同时兼顾国际社会中有志于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并致力于政治研究的学者。从建构过程来看，中国政治研究的知识形成应具备自主性，是中国政治学者自觉意识作用的结果。而在方法论层面，中国政治研究必须在本土情境中总结经验、归纳知识，在本土实践与国际社会的比较中发现机理、提炼规律，最终建构出一个具有层次性、包含着表层知识和内在机理的知识体系——这才是中国政治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应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