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标识性概念的生成具有基础性意义。通过梳理新时代中国政治学中的大量新概念可以发现，概念建构可分为两条具有结构性差异的基本进路：一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性概念建构路径，主要体现为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民生政治”“共同富裕”等为核心的人民民主概念群；二是“以事为起点”的经验导向性概念建构路径，主要体现为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动式治理”“接点治理”等为代表的国家治理概念群。无论是确立价值框架的概念，还是提供事实支撑的概念，标识性概念建构都应遵循创新性、适用性、可操作性与可推广性四项原则，并契合“规范—经验双回路”概念生成模型。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人民民主；国家治理；概念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逐渐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学术发展从“知识引进”向“知识生产”的重要转型。相较于改革开放以来较长时期内以“理论引进”“范式借鉴”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当前学界更为关注的问题，已经转向如何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具有主体性的理论表达，并在全球知识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位置。
从已有研究来看，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强调学科体系的完善，即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建制上的系统化发展；二是强调学术体系的建构，即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与理论范式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传统；三是强调话语体系的创新，即通过概念、范畴与叙事方式的更新，提升中国理论的表达能力与传播能力。这些讨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上仍偏向宏观层面的结构性描述。
进一步深入到知识生产的内部机制可以发现，一个更为基础且尚未得到充分展开的问题在于：知识体系究竟通过何种中介得以建构、组织与传播？换言之，在“体系”这一宏观结构之下，究竟存在哪些“微观单元”在实际上承担着理论生成与意义传递的功能？
从政治学乃至更广泛社会科学的发展史来看，概念始终是连接经验事实与理论解释的关键环节。无论是经典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主权”“权力”，还是现代政治学中的“民主”“治理”“制度”，都不仅是描述性语言，更是对复杂经验世界进行抽象与组织的认知工具。正如徐勇所指出的，“概念是知识的精粹，是人们通过融会贯通各种学术资源对事实现象进行理性加工的产物，是知识体系的基本要素。” 在这一意义上，概念不仅是理论的组成部分，更是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如果缺乏稳定且具有解释力的概念，理论体系便难以形成内在一致性，更难以实现跨情境的有效传播。
在中国语境中，这一点在近年来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大量源于中国实践的概念不断涌现，并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例如，“新时代”不仅是时间划分的结果，更隐含着发展阶段与历史方位的重新界定；“中国式现代化”则在现代化理论中引入新的路径类型；“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民主概念的结构进行了拓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将治理问题提升至制度与能力的整体层面。这些概念最初多源于政策话语，但在不断使用与阐释过程中，逐渐被学界吸纳，并成为分析中国政治的重要工具。这一过程表明，中国政治学正在从“概念输入”阶段逐步转向“概念生成”阶段。
然而，从当前研究状况来看，这一领域仍存在若干值得进一步推进的问题。一是在研究取向上，仍然存在重概念阐释、轻概念生成机制研究的倾向。大量研究在分析中国政治现象时，已经开始使用诸如“治理韧性”“网格化治理”“协商民主”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本身如何生成、如何演化、其内涵边界如何界定，往往缺乏系统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概念使用的随意性，甚至可能出现不同语境下同一个词汇含义不一致的问题。二是在结构层面，缺乏对不同类型概念的整体性把握。现有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价值导向性概念（如“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经验导向性概念（如“压力型体制”“运动式治理”）等类型，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尚未被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使得概念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状态，不利于形成系统性的知识表达。三是在方法论层面，关于概念建构本身的原则与路径，仍缺乏明确总结。虽然学界已经意识到需要提出中国概念、讲好中国故事，但对于什么样的概念可以成为标识性概念、概念应如何从经验中生成并走向理论化，仍缺乏较为清晰的分析工具。因此，有必要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问题进一步推进至方法论层面，即标识性概念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其建构是否存在可归纳的基本路径？不同类型概念之间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机制实现整合？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基本判断，在中国政治学的概念生产过程中，至少可以识别出两条具有结构性差异的建构进路——一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性概念路径，二是“以事为起点”的经验导向性概念路径。 前者以价值原则为出发点，强调“人民”作为政治的根本尺度；后者以具体问题为出发点，通过治理实践提炼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尝试构建“规范—经验双回路”的概念生成模型，并以此解释标识性概念的形成机制，力图提炼出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方法论框架，从而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的路径。
二、“以人为中心”：价值导向性概念的建构路径
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一类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并非首先来源于对具体治理技术的总结，而是来源于对政治价值、政治目标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新界定。这类概念以“人民”为价值尺度，回答政治为何存在、国家应服务于谁等根本问题，从而构建整体性的政治意义框架。其核心特征在于具有鲜明价值判断与政治立场，指向国家发展愿景与政治目标，并常以政治话语形式提出，兼具时代性与战略性。本文将其概括为“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性概念建构路径。
既有研究已注意到这类概念生成逻辑。例如，林尚立等指出，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逻辑，在于人民主体性的不断制度化与组织化。 宋雄伟等提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概念，而应立足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基础，从我国国家和政治发展的历史动态源流中把握中国政治学的知识本源和分析脉络，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政治范畴。 林红关注到，人民主权观、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当家作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经验，有助于推动传统民本理念发展为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
从思想谱系来看，这一路径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政治理念之中。无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当家作主”，其核心都在于确立人民在政治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进入新时代之后，这一逻辑进一步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核心得到系统化展开，并逐渐衍生出一系列具有较强理论生产能力的新概念。
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不仅仅是对民主程序的补充性描述，而是在民主概念结构上的一次重新组织。传统西方民主理论更多强调竞争性选举与程序合法性，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则将民主的价值目标、参与过程、治理结果与人民利益统一起来，实现“?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正在突破“选举民主—自由民主”这一西方政治概念框架的限制，重新定义民主的内涵结构。
同样，“共同富裕”也不仅是经济政策目标，而是一种关于发展正义与社会关系的规范性表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高度概括，其核心是?在高质量发展中通过制度性安排（如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缩小贫富差距，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全民能力提升的机会公平。它所强调的，并不仅是财富增长，更是发展成果如何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其关键元素呈现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
从知识生产机制来看，这类“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性概念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具有较强的价值先导性。概念形成并不完全依赖经验归纳，而是首先确立一种政治价值方向，再围绕这一方向组织经验解释与制度安排。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并非单纯来源于对民主制度运行经验的技术性总结，而是首先强调人民主体地位与人民利益实现这一政治原则，随后才进一步延伸出对于民主参与、协商机制、制度程序与治理绩效的系统性解释。又如，“共同富裕”并不是在统计意义上对收入结构变化的描述，而是首先确立“发展成果应由全体人民共享”这一价值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深入阐述相关问题。
这一特点意味着，价值导向性概念具有明显的目标价值特征。它不仅用于解释现实，更用于塑造现实。在某种程度上，这类概念往往与国家发展阶段、政治价值重构以及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密切相关。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出，本身就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相联系，其背后隐含的是发展逻辑从“效率优先”向“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凸显的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来看，这种价值先导性还意味着，价值导向性概念通常具有较强的理论牵引功能。它能够对后续的经验研究形成方向性影响，即决定哪些经验是重要的、哪些问题值得进入研究视野。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推动了学界对于基层协商、社区参与、人大制度运行等议题的深度关注；而在“共同富裕”成为核心概念之后，围绕收入差距、区域均衡、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会流动等问题的研究迅速增加。这都意味着，价值导向性概念不仅是知识生产的结果，同时也是知识生产的起点。
第二，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价值导向性概念往往能够跨越不同领域形成统一价值框架，从而在更高层次上统合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例如，“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概念，本身并不限于某一单独政策领域，而是广泛延伸至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国家合法性等多个层面。在经济领域，它意味着发展目标不仅是GDP增长，更是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在社会治理领域，它意味着治理逻辑需要从“管理导向”逐渐转向“服务导向”；在公共政策领域，它强调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配置应更加注重公平性与普惠性。
这说明，价值导向性概念往往具有较强的统摄性特征。它并不局限于解释某一局部问题，而是能够将不同领域的问题纳入统一价值逻辑。从知识体系建构角度来看，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一个成熟的知识体系，并不仅仅依赖若干孤立概念，还需要存在能够统合不同理论模块的核心概念。西方政治思想中的“自由”“平等”“权利”等概念之所以具有影响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能够在不同议题之间形成稳定连接。进一步而言，许多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标识性概念，并不仅仅因为其具有理论意义，更因为其能够在政治实践、社会认知与学术研究之间形成共同表达。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政治理论表达，也逐渐成为解释中国民主实践的重要公共话语；“共同富裕”既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社会公众能够直观理解与接受的价值诉求。这意味着，价值导向性概念实际上还承担着连接国家叙事与社会认知的重要功能。
第三，具有较强的话语引领性。这类概念与传统社会科学中“先有学术理论、后进入公共政策”的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往往首先在国家政治话语中形成，再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并最终实现理论化与体系化。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最初都主要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和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之中，但随着其不断被使用与阐释，学界开始围绕其内涵外延、理论结构与国际意义展开系统研究，最终推动这些概念从政治表达转化为学术概念。这一过程实际上遵循着一种较为典型的“政治话语—学术吸纳—理论重构”路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部分价值导向性概念，其生成并不仅仅依赖学术共同体的内部积累，也与国家发展实践和政治表达密切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只是对政治话语的被动解释。相反，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价值导向性概念，往往会在进入学术领域之后进一步扩展与深化。例如，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已经不再停留于政治表达层面，而开始进入民主理论、协商机制、制度绩效与比较政治等更广泛领域；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也逐渐从发展道路讨论扩展至现代性理论、文明形态与全球现代化比较等层面。这意味着，价值导向性概念在学术化过程中，最终会形成新的理论空间。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话语引领性还意味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概念生产，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知识生产的生成模式。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中，概念往往首先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形成，再逐渐向公共政策领域扩散；而在中国语境下，一部分重要概念则呈现出“实践—政治—学术”互动生成的特点。国家发展实践构成概念生成的现实基础，政治表达提供概念扩散的平台，而学术研究则进一步赋予其理论深度与知识体系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区别于传统“理论移植型知识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
三、“以事为起点”：经验导向性概念的建构路径
与价值导向性概念不同，另一类重要的标识性概念主要来源于对中国治理实践的经验提炼。其概念生成并不首先以价值原则为起点，而是从现实问题、治理机制与制度运行经验出发，通过对中国政治实践的长期观察、比较与概括，形成具有解释力的分析工具。本文将其概括为“以事为起点”的经验导向性概念建构路径。
如果说“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性概念主要回答的是政治应当朝向何种目标的问题，那么“以事为起点”的经验导向性概念，则着重强调政治实际上如何运行。它所关注的，不是价值原则本身，而是制度如何运作、组织如何协调、国家如何治理以及政策如何落实等现实问题。其知识生产逻辑，本质上更接近经验社会科学中的“问题导向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经历了快速而复杂的制度转型。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与国家治理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政治运行中出现了大量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治理现象。例如，在地方政府运作中形成的“压力型体制”、在非常规治理过程中形成的“运动式治理”、在基层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接点治理”、近年来伴随数字化治理兴起而出现的“网格化治理”“平台治理”等概念，均是在中国治理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重要分析范畴。
这些概念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中国治理实践“命名”，更在于它们开始尝试用中国经验本身生成新的解释框架。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输入型”倾向，即主要借助“公民社会”“多元主义”“理性选择”等西方政治学既有概念来解释中国治理现象。但随着中国治理实践复杂性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仅仅依赖既有西方变量，已经难以充分解释中国政治运行中的许多独特现象。例如，中国为何能够在超大规模人口条件下维持较强政策动员能力？为何基层治理既具有高度组织化特征，又存在大量灵活性实践？为何国家治理往往同时呈现制度化与运动化并存的特征？这些现实问题都要求研究者从中国经验本身出发形成新的分析工具。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事为起点”的概念生产开始成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重要方向。例如，“压力型体制”，实际上指的是中国行政体系中“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以及对其中“层层加压、逐级负责”治理逻辑的机制性概括。它不仅描述了地方政府运作中的组织特征，更进一步揭示了行政动员、绩效考核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关系。同样，“运动式治理”也不仅是对集中整治行动的描述，还试图解释在常规治理能力不足条件下，国家为何会通过临时性、高强度的资源集中方式实现治理目标。 而“接点治理”则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简单划分，强调县政是国家与社会交互嵌合的组织性连接机制。 这些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政治学正在逐渐摆脱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的单向路径，转而通过中国经验本身生产概念，并进一步参与一般理论讨论。
从生成机制来看，这类经验导向性概念通常具有几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首先，这类概念高度依赖问题意识。与价值导向性概念往往首先确立价值目标不同，经验导向性概念通常产生于对现实治理困境的回应。也就是说，它往往不是因为研究者首先拥有某种宏大理论，而是因为现实问题无法被既有理论充分解释，从而倒逼新的概念形成。例如，在一些复杂治理场景中，仅依靠日常制度运转难以迅速完成治理目标，因此国家往往通过专项行动、集中动员等方式实现资源快速整合，研究者正是在长期观察这一治理现象的基础上提炼形成“运动式治理”这一概念。同样，“网格化治理”的兴起，也与城市治理精细化需求不断增加有关；“韧性治理”概念，则与公共风险社会背景下国家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建设密切相关。这意味着，中国经验导向性概念的形成，本质上具有很强的现实回应性。正因为如此，这类概念往往与中国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结构不同，相应地，也会催生不同类型的治理概念。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更多关注行政动员与地方发展问题，因此出现了“压力型体制”等概念；而进入新时代，随着数字技术、风险社会与基层治理复杂性上升，越来越多概念开始转向数字治理、韧性治理与平台治理等方向。进一步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验导向性概念的生成逻辑，并不是理论寻找案例，而是问题催生理论。其核心驱动力，不是验证既有理论，而是解释现实问题本身。这一点与近年来中国政治学日益强调“中国问题意识”的发展方向高度一致。正如景跃进等所强调的，中国政治研究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在中国找到西方理论的“对应物”，而是如何从中国现实问题本身出发提出新的概念、命题和理论。
其次，这类经验导向性概念的生成通常经历明显的经验抽象过程。经验导向性概念并不是对现象的简单命名，而是经历“经验观察—机制提炼—概念抽象”的系统过程。换言之，一个真正具有学术生命力的经验导向性概念，必须能够超越具体案例本身，提炼出背后的运行机制。例如，“压力型体制”探讨了中国行政体系中目标责任制、层级考核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制度逻辑；“接点治理”关注到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存在大量结构性接合点，“韧性治理”则试图解释复杂风险社会中治理体系如何实现适应性调整与动态恢复。这意味着，经验导向性概念的核心并不在于现象描述，而在于机制发现。从知识生产角度来看，这一过程实际上体现了经验研究向理论抽象的转化机制。中国政治学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存在“重案例、轻理论”的问题，即积累了大量地方治理经验，却难以进一步上升为理论概念。而近年来大量经验导向性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政治研究已经形成从经验到理论的抽象能力。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正在逐渐从“描述中国”转向“解释中国”。
再次，这类概念的生命力高度依赖解释能力。与价值导向性概念更多依赖价值认同不同，经验导向性概念能否持续存在，最终取决于其是否具有稳定的现实解释力。一个经验导向性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标识性概念，并不在于其名称是否新颖，而在于其是否能够解释现实、预测现象并在不同案例中获得验证。例如，“运动式治理”之所以能够持续被广泛讨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仅适用于某一特定案例，而且能够解释中国治理中反复出现的集中动员现象；“压力型体制”之所以具有影响力，也在于其能够解释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与政策执行机制。反之，如果一个概念只能适用于极少数个案，或无法在不同情境中得到重复验证，其影响力往往难以持续。因此，相较于价值导向性概念，经验导向性概念更加依赖经验研究、案例比较与机制验证。这意味着经验导向性概念天然具有较强的“学术竞争性”，因为其生命力最终来自解释能力，而解释能力必须通过学术共同体持续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验导向性概念近年来已经开始呈现明显的“外溢”趋势。也就是说，这些概念正在逐渐突破中国特殊经验的范围，开始进入更广泛的国际学术讨论。例如，“治理”原本主要源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但在中国实践中，其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并逐渐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更具整体性的政治表达。在西方语境下，“治理”更多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商与网络化管理；而在中国语境中，“治理”则进一步与国家能力、制度体系、组织协调与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更为系统的国家治理概念。
类似地，“韧性治理”“数字治理”等概念，也正在中国超大规模治理实践中形成新的经验内涵。特别是在风险治理、基层治理与数字平台治理过程中，中国经验实际已经为全球治理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案例与问题意识。中国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并不仅仅是验证西方理论，而是从中国经验中提炼能够进入一般理论讨论的新概念，先从田野调查中发现行为事实，再基于“行为—制度”理解和探寻原理，且要与西方政治学相参照。 这意味着，中国经验导向性概念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形成封闭性的“中国特殊论”，而是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参与全球知识生产。
因此，“以事为起点”的概念建构，本质上是一种经验机制的建构。它回答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应当如何，而是政治实际上如何运行。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这一路径承担着提供经验解释、机制分析与理论抽象的重要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推动中国政治学逐渐从“经验接受者”转向“概念生产者”，并进一步参与全球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重构。
四、“规范—经验双回路”：标识性概念的生成机制
梳理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性概念以及“以事为起点”的经验导向性概念，我们会发现，它们虽然在生成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学概念生产中的双回路结构。其中，前者主要承担价值界定功能，后者则主要用于解释事实；前者旨在确立政治发展的价值方向与正当性基础，后者则揭示制度运行、组织动员与治理实践背后的现实机制。
从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所有具有长久影响力的核心概念，往往都同时包含规范性与经验性两个维度。例如，“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制度结构；“国家”既涉及统治正当性问题，也涉及治理能力问题；“治理”既包含价值目标，也涉及具体运行机制。因此，真正成熟的概念体系，往往并不是单纯的价值表达或经验描述，而是在规范目标与经验机制之间形成持续互动。
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实际来看，大量具有影响力的概念，实际上也都经历了“规范—经验互动”的过程。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初主要作为规范性政治理念被提出，其核心在于重新界定民主的价值内涵，即强调民主不仅体现于选举程序，更应贯穿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全过程。 但随着这一概念不断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其理论发展日益需要依赖大量经验机制加以支撑。例如，基层协商民主如何运行、社区治理如何实现公众参与、人大制度如何实现利益表达、数字平台如何拓展民主参与空间等，都成为这一概念进一步理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过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则体现出从经验问题逐渐上升为规范目标的过程。该概念最初更多来源于现实治理问题，即如何提升国家治理效率、协调复杂社会结构以及应对快速现代化带来的治理挑战。但随着这一概念不断扩展，它已经不再只是关于治理技术的问题，而逐渐被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与国家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现代国家能力建设联系起来。这意味着，一个原本主要具有经验分析性质的概念，最终也会逐渐获得规范性意义。
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概念生成，并非单向度过程，而呈现一种不断循环往复、动态互动的机制：规范性原则塑造经验解释方向，而经验实践又不断修正规范表达。本文将这一机制概括为“规范—经验双回路”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概念建构通常经历四个相互关联的环节。第一，问题形成，即现实发展提出新的政治问题或治理问题。如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基层治理复杂化以及风险社会问题，都会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需求。第二，概念提炼。研究者或政治实践主体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概括形成新的表达，经验现象开始被组织为具有一定抽象性的分析框架。例如，“运动式治理”就是对特定治理方式的抽象化表达，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是对民主实践结构的重新组织。第三，理论扩展。概念逐渐超越原有场景，形成更广泛的解释能力。例如，“治理”原本主要用于公共管理领域，但后来逐渐扩展至国家建设、基层社会乃至全球治理等多个层面。第四，制度反馈。概念反过来影响政策制定、制度实践与社会认知。例如，“共同富裕”概念已经开始深刻影响收入分配、区域协调与公共政策设计；“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则不断影响基层协商机制与公共参与实践。
这一循环过程，实际上构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发展的内部动力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概念并不仅仅是知识体系中的语言工具，也是一种连接现实、理论与制度的中介结构。它既来源于现实实践，又反过来塑造现实实践；既服务于理论解释，也参与政治目标建构。因此，“双回路”模型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社会科学中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互分离的知识结构。在西方政治学传统中，规范理论更多关注价值、正义与正当性问题，强调“应然”维度；经验研究则强调事实、因果与可验证性，强调“实然”维度。20世纪以来，尤其是行为主义革命之后，西方政治学日益倾向于强调经验研究的科学化，并主张所谓的“价值中立”。
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概念生产天然具有的“规范—经验融合”特征，体现了中国知识生产方式的一种重要转变，即从“理论移植”转向“问题生成”。过去较长时期内，政治学尤其是海外政治学研究更多是通过中国经验验证或修正西方理论。例如，用“国家—社会关系”解释基层治理，用“公民社会”解释社会组织发展，用“治理理论”解释地方政府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验更多扮演“案例材料”的角色，而理论框架则主要来源于外部知识体系。但今天越来越多的概念，则开始从中国问题本身出发，再逐渐上升为理论表达。中国政治学开始真正进入概念输出阶段，中国不再仅仅是全球政治学的经验提供者，而逐渐成为概念生产者与理论生成者。这一变化的意义是深层次的。因为任何成熟知识体系的形成，都不是以单纯积累经验研究为标志，而是以能否持续生成概念、组织概念并输出概念为标志。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影响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不断输出“国家”“主权”“民主”“治理”等核心概念，并以这些概念组织全球知识体系。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任务之一，实际上正是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具有持续生产能力的概念体系。而“规范—经验双回路”模型所揭示的，正是中国标识性概念生成的内在机制：价值原则提供方向，经验实践提供支撑，二者相互循环、相互塑造，最终推动中国政治学从经验研究走向理论建构，并进一步参与全球知识体系的重组。
五、标识性概念建构的基本原则
如果说“规范—经验双回路”模型揭示的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概念生成的基本机制，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什么样的概念才能真正成为具有持续学术生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
事实上，并非所有源于中国实践的新概念都能够进入知识体系，更不是所有政治表达都能够最终转化为稳定的学术范畴。一个概念是否能够真正形成广泛影响力，关键并不在于其提出时间早晚或使用频率高低，而在于其是否能够完成从“现实表达”到“理论结构”的转化。从世界社会科学发展史来看，那些真正具有长久影响力的核心概念，无一不是同时具备理论创新能力、现实解释能力与跨情境传播能力。无论是“国家”“民主”“治理”，还是“制度化”“现代化”，其之所以能够进入全球知识体系，并非因为它们是某一国家经验的产物，而是因为它们最终能够组织问题、解释现实并参与理论讨论。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标识性概念的建构，并不是简单的“概念创造”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知识生产能力、理论组织能力与国际表达能力的系统性问题。结合中国政治学近年来的概念生产实践来看，标识性概念的形成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四项原则。
（一）创新性
标识性概念首先必须具有原创性。但这里所说的“原创”，并不仅仅意味着提出新的词汇或新的修辞表达，而且意味着能够提供新的问题结构、新的观察视角与新的解释框架。从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来看，真正重要的概念创新，往往不是语言层面的“造词”，而是理论层面的“问题重构”。许多影响深远的经典概念，其真正意义都不在于词汇本身，而在于其重新组织了既有问题结构。例如，“主权”概念重新界定了国家权力来源，“治理”概念则重新理解了公共权力运行方式。
同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建构，也必须能够在理论上建立新的问题结构。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明确了民主的过程、结果与人民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传统民主理论长期强调竞争性选举与程序合法性，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则突破“程序民主”与“结果民主”的二元分离，指出民主应该是贯穿决策、协商、管理与监督全过程的制度实践。再如，“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不是“治理”概念的简单延伸，而是将制度能力、组织体系、治理效能与现代国家建设有机联系起来，从而把原本偏向公共管理领域的问题，提升为整体国家建设问题。这种概念创新的意义，在于其改变了人们理解现代化的方式：现代化不再仅仅等同于经济增长或市场扩张，而日益与国家治理能力、制度协调能力和公共组织能力密切联系起来。
当然，创新性还意味着概念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突破能力。长期以来，中国政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概念依附”问题，即大量问题仍然依赖西方理论框架进行阐释。例如，用“公民社会”理解基层组织，用“多元主义”理解利益表达，用“理性选择”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概念创新，本质上意味着从“中国经验适配西方理论”转向“从中国经验生成新理论框架”。也就是说，中国概念建构真正需要实现的，不是语言替换，而是理论自主。
（二）适用性
概念的生命力最终来源于其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从知识生产规律来看，许多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概念，往往都源于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例如，西方现代政治学中的“福利国家”概念，与工业化时代社会保障问题密切相关；“治理”概念的兴起，则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失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概念创新从来不是纯粹抽象思辨的结果，而往往与社会现实变化密切相连。
中国政治学近年来之所以能够产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快速发展的治理实践不断提出新问题。例如，超大规模国家治理、基层协商机制、数字治理、平台治理、风险社会治理等，都为概念创新提供了丰沃土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短时间内经历的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与数字化进程，本身就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高度复杂性。这意味着，中国现实不仅是理论研究对象，也是概念创新的重要来源。
因此，标识性概念必须建立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停留于抽象的价值宣示。此外，适用性还意味着概念必须能够真正进入中国经验内部，而不是停留于表层描述。也就是说，一个概念不仅要解释中国经验，还需要具备揭示中国经验背后机制逻辑的能力。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性，在于其真正解答了中国民主实践为何能够在协商、参与和治理过程中形成制度运行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说，概念适用性实际上是其理论生命力的现实基础。离开现实问题的概念，最终很难形成真正的影响力。
（三）可操作性
概念不仅要具有理论意义，还必须具有可研究性。也就是说，其内涵边界应相对清晰，并能够转化为具体研究议题、研究变量与经验分析框架。
这一点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尤其重要。因为如果概念仅停留于宏大表达，而缺乏进一步经验研究空间，则难以真正进入学术共同体并形成持续积累。例如，“运动式治理”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仅具有理论描述功能，还能够进入案例研究、比较研究与制度分析。研究者可以围绕其治理方式、组织逻辑、政策绩效与制度后果展开大量具体研究。同样，“压力型体制”也能够通过地方治理案例、目标责任制与绩效考核机制等具体研究不断获得经验支撑。
这意味着，标识性概念必须具备较强的研究转化能力。即概念不仅要能够表达问题，还要能够生成研究议程。一个成熟概念，往往能够围绕自身形成稳定研究群。例如，“治理”概念形成后，逐渐衍生出全球治理、地方治理、协同治理、数字治理等大量研究方向；“国家能力”概念则不断延伸出财政能力、信息能力、动员能力等具体研究方向。反之，如果一个概念只有政治表达意义，而缺乏经验研究空间，那么其学术生命力往往有限。
进一步来看，可操作性还意味着概念边界需要相对清晰。近年来部分概念之所以出现泛化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边界模糊，导致不同研究者在不同语境中赋予其完全不同的含义。这不仅削弱了概念的解释能力，也会降低其学术可信度。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概念建构，不能仅追求概念数量增长，更需要重视概念规范化与理论化。
（四）可推广性
标识性概念最终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可交流性。这里所说的“国际化”，并不是简单迎合西方理论标准，而是指概念能够超越中国单一情境，对更广泛的人类政治经验提供启示。
事实上，任何真正成熟的知识体系，都不可能停留于封闭性的本土经验表达。因为如果一个概念只能解释中国、无法进入更广泛理论讨论，那么它最终仍然只能停留于地方性经验层面，而难以形成世界性影响力。例如，“治理”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性概念，正是因为其解释对象并不限于某一国家，而能够广泛适用于现代公共权力运行问题。同样，“国家能力”“协商民主”等概念，也都是在特定国家经验基础上形成，但最终超越了原有情境，进入更普遍的理论讨论。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也需要逐渐形成更广泛的理论外溢能力。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全球民主理论形成新的启发，“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治理提供新的分析框架，这些都意味着中国概念真正进入世界知识体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可推广性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经验本身，而恰恰意味着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中国概念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不是因为它变得“不中国”，而是因为它能够通过中国经验回应更广泛的人类政治问题。
从更深层次来看，可推广性实际上关系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最终方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是在立足中国经验基础上，参与全球知识体系重构。换言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知识体系，而应是一种能够持续与世界理论对话、并逐渐形成自身理论影响力的开放性知识体系。因此，真正的标识性概念，最终不仅属于中国政治学本身，更应成为理解现代政治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
六、结语
任何成熟知识体系的形成，都不是以单一理论为标志，而是以稳定的概念生产机制为基础。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影响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不断生成并输出新的核心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概念不断生成、扩散与重组的历史。同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不是宏大叙事意义上的体系建构，而是概念生产能力的形成。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化道路日益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越来越多源于中国实践的新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正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其概念生产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突破的问题。其一，部分概念仍然存在“经验强于理论”的倾向。虽然许多概念来源于丰富实践，但其理论抽象程度仍然不足，尚未形成更稳定的分析框架与理论结构。一些概念虽然能够有效描述中国现象，但尚未充分揭示其背后的机制逻辑，因此难以进入更广泛的一般理论讨论。其二，一些概念仍然存在边界模糊与泛化使用的问题。在概念快速增长过程中，不同研究者往往在不同语境中赋予同一概念不同含义，导致概念解释力下降。这意味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未来不仅需要“提出概念”，更需要“规范概念”“深化概念”。其三，中国概念的国际传播能力仍然相对有限。许多概念虽然在中国语境中具有较强影响力，但尚未形成能够与国际学术界有效对话的理论表达。
因此，未来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发展方向，至少需要在三个层面进一步推进。第一，从“概念提出”走向“概念体系化”。也就是说，未来的重要任务不仅是不断提出新的概念，更在于建立不同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形成结构性的概念体系。第二，从“经验概括”走向“机制抽象”。未来需要进一步提升从中国经验中提炼一般机制的能力。只有当概念不仅能够描述中国，而且能够解释现代政治运行中的更普遍问题时，中国概念才可能真正进入全球知识体系。第三，从“本土表达”走向“世界对话”。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并不意味着形成封闭性的“中国特殊论”，而意味着中国能够在全球知识生产中形成自身理论主体性。也就是说，中国概念最终需要进入世界理论讨论，并在与其他知识体系的互动中不断发展。
从更长历史视角来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实际上正处于一个重要转折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学习并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而今天，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则是，中国能否在自身发展经验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贡献。这一问题的核心，恰恰就在于概念。因为任何知识体系，最终都需要通过概念来组织；谁能够持续提出新的概念、重组既有问题结构并形成新的解释框架，谁就能够在全球知识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如何解释中国，更是如何通过中国经验形成新的概念结构。只有当中国能够持续提出具有解释力、组织力与传播力的标识性概念，并进一步形成稳定的概念生产机制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可能真正走向成熟，并在全球知识体系重构过程中形成更为重要的理论影响力。
叶娟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武汉，430072。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