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关乎国家战略需求与全球知识贡献。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在学术共同体建设、国家战略服务、实践路径探索与平台搭建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同时要看到，当前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与挑战。构建中国自主的域外知识体系，需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激活存量智力资源；增加整体资源投入，打造良性研究生态；改革现有评价体系，夯实体制机制保障，在开放对话中坚守学术主体性，坚持知己知彼、实事求是，锻造兼具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的学术话语，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从知识引进转向自主知识创新，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程。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自主知识体系 国家战略
来源： 《学术前沿》2026年第16期
【作者简介】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货币与金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美国政治经济、欧洲政治经济等，主要著作有《中国为什么有前途》《货币、权力与人》《制裁与经济战》等。
区域国别学历来是大国之学、强国之学。如果说国家安全学是大国之盾，那么区域国别学便是强国之箭。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区域国别研究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十五五”规划纲要在“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一章中提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1]为其提供重要的政策指引。目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面把握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新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应对复杂国际形势、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自谋划下，我国创建了一批专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以及有限国际信息渠道的制约，文献编译遂成为获取域外知识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中央编译局、新华社、各部委下属研究所等机构承担大量国外政治、经济、社会文献的翻译整理工作，为早期域外研究积累了基础资料。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区域国别研究进入知识总量急剧扩张的历史阶段。对外开放格局持续拓宽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资金资助、学术合作、人员培训等渠道，深度介入中国知识界的域外认知建构过程，对中国学界的研究方向、理论范式和价值取向产生深远影响。其中，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为塑造中国学界的国际认知体系，长期为中国的国别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资源支持，使得国内学界对美日欧的研究成为“显学”，而对原苏东地区和亚非拉国家的研究则逐步趋于边缘化。[2]与此同时，英文文献成为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主流参考文献，西方概念与理论体系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日益加深。“软实力”“普世价值”“转型”等源自西方的学术概念被广泛引入国内学界，有时在缺乏批判性思考的情况下被直接套用于对中国和世界的分析研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叙事呈现一定西方范式依赖：在介绍中国时，越来越多地采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按照西方理论研究范式塑造中国叙事；在介绍世界时，也往往参照西方视角，将西方发展经验视作通用分析模板。
区域国别研究陷入“依附性”发展的困境。整体来看，我国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知识总量虽有增加，但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下降；国际交流范围虽有扩大，但交流对象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失衡；理论工具更加丰富，但原创性概念仍相对稀缺。由此可见，缺乏自主性的知识增长，难以真正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脱离田野根基的文献研究，则容易沦为西方理论的注脚。有鉴于此，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需要解决以下历史遗留问题：一是系统反思和修正改革开放以来美日欧学术体系对中国国别研究的塑造和诱导，构建“以我为主”的域外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二是填补既往研究的缺漏和空白，加强对非西方地区和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三是厚植学术研究基础，强化其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功能。[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对区域国别研究提出新的战略要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进行深入系统阐述。[4]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5]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自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一级交叉学科以来，其影响力迅速提升，在组建研究队伍与学术共同体、服务国家战略、探索实践路径与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教育部在全国近200所高校设立400余个区域国别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基本覆盖全球重要国家和地区；除19所教育部直属双一流高校自设博士点外，同年另有8所高校获批一级学科博士点，31所高校申请一级学科硕士点并全部获批，为区域国别研究队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备力量；[6]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推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规模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7]除高校外，政府智库、军队研究机构、各级党校、各级社科院亦设有规模不等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同时，相关学术期刊、专题数据库、文献中心乃至专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建设稳步推进，为研究的系统化、规模化、智能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队伍持续壮大，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认知度与认同感不断提升，相关主题学术会议数量显著增加，形成较高的研究热度，为思想交流和共识凝聚提供重要平台，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协作网络已初步形成。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深度参与国家对外战略的咨询工作，通过撰写高水平的政策分析报告、举办多层次学术交流活动、发表不同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外交、经贸、外宣等部门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与外围辅助。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重点大国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方向形成若干研究高地，推动专项政策分析、国际风险评估、国情动态追踪等实际研究成果的持续产出。
深刻认识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问题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结构性短板与发展不均衡问题，集中体现为八个方面：一是研究路径方面，偏重文献梳理和文本研究，而对现实追踪和田野访谈的实证研究相对薄弱；二是信息来源方面，较依赖英文资料和西方媒体，对当地语言和在地一手信源的挖掘与运用相对欠缺；三是成果传播方面，侧重内部报送和国内讲述，面向国际舆论引导和对外传播的功能发挥尚不充分；四是研究力量方面，较多依赖学术界和智库力量，而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华人学术资源的调动相对有限；五是分析取向方面，学界长于历史经验总结和宏大叙事，而对前沿态势预警和个案分析的研究能力仍有待提升；六是地域分布方面，研究资源与力量多集中于大国、富国、强国等重点区域，对小型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弱势经济体的研究相对薄弱；七是价值立场方面，部分研究受海外学术范式与研究视角影响较深，而在对本国战略需求的主动对接与深度回应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八是平台建设方面，数据库与大模型等数字平台建设存在重复布局问题，合理的统筹监管机制尚待完善。下面就其中部分重点问题，分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研究队伍的专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随着区域国别研究队伍的迅速扩容，其体量持续增长，但人才专业素养提升与研究能力建设仍存在一定瓶颈，队伍整体质量相对滞后于学科发展速度。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研究需具备“专泛结合，以专为主”的素养结构，要求研究人员专注于特定国别，持续深耕并掌握翔实在地信息，同时具备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以实现全面、精准的分析解读。然而，当前研究队伍中，以文献编译见长的“翻译家”与知识涉猎较广的“杂家”居多，能够在特定国别领域开展深度研究的专家型人才相对不足。受此影响，一些研究仍停留在宏观概念阐释和趋势性描述层面，对具体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跟进。当前，交叉学科广受瞩目，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不同学科学者往往只是在同一平台共事，未能实现方法论的深度融合，真正具备跨学科整合研究能力的专项研究人才仍然稀缺。
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在转向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存在不同的问题。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背景的学者在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时，较多沿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范式，易出现“拿旧地图去找新大陆”的范式错位现象。两类研究范式存在本质差异：国际关系研究总体上呈现由外而内的分析路径，聚焦国家间互动的基础理论、全球治理模式、国家权力结构、外交战略等宏观议题；区域国别研究则更多呈现由内而外的分析路径，更多聚焦特定国家或区域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及其对外政策，并据此研判中国的应对策略与利益保障。
整体资源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强。区域国别研究若仅依靠财政资金扶持，其发展将面临资金层面的约束。区域国别学是长周期、重资本型学科，其投入强度和管理模式应有别于传统学科。以人才培养为例，清华大学区域国别专项博士生读博期间必须到对象国进行为期2年的田野调研，另需到欧美国家进行为期1年的访学，相关投入巨大。[8]而这仅是一名青年学者养成的基础成本，距离其成长为能够独立开展深度研究的专业人才，还需十余年的持续积累，包括年均数月的出国调研、参会与访学等。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的在地沟通与实务研判能力，兼顾舆论引导和国际传播等相关工作，综合培养成本较高。现阶段，尽管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投入了较大资金，但相对于快速扩张的全国研究队伍和后备力量，现有资助规模仍显不足。
现有资源保障水平尚难以充分满足我国“走出去”进程中政府、企业和公众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智力支持的现实需要。区域国别研究须回应共建“一带一路”与海外利益保护、大国博弈与中国产业全球布局等国家战略议题。新形势下，海外研究已从国别概况介绍深入特定产业，乃至具体城市或企业层面，各行各业对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的精细化需求日益提升。目前，区域国别研究的产出，尚难以全面提供深入、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建议，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市场主体在海外布局过程中，易因对当地实际情况的专业认知不够充分而出现投资决策偏差、风险把控不足等情形。国内区域国别学的讨论较多集中于学科体系的自身建构，与快速变动的国际现实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此外，部分配套制度建设滞后于市场主体现实需求。例如，出海企业普遍存在对国家风险评估报告的现实需要，但目前尚未出台具体的管理规定。
在国别资源配置结构上，研究资源冷热不均现象较为突出，热门与冷门国家的研究投入配比存在结构性失衡。资源、人才与投入高度集中于地缘政治意义上更为“重要”的强国、大国、富国，而对部分小型国家、发展中经济体的研究力量则相对薄弱。以笔者牵头建设的教育部欧洲联合研究院开展的调研为例，经摸底全国高校的30多家涉欧研究中心发现，现有研究资源较多投向德国、法国、英国等“热门国家”，相较之下，对西巴尔干、波罗的海等国家的研究力量则十分有限，部分国别仅有少数兼职研究人员，甚至面临无研究人员、无专门期刊、无连续资助的“三无”状态。其根源在于，热门国家因读者基础广、期刊发表需求大、引用率高，相关成果较易发表、立项与评定职称。冷门国家则因语言门槛高、田野调研成本高、成果发表难，对青年学者形成客观上的准入障碍，进而造成中小国家相关领域研究覆盖不足。长此以往，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可能面临中心拥挤而边缘失焦的困境。
体制机制层面存在结构性约束。区域国别研究人员在开展调研和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仍面临一定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政校企协同机制有待完善，学术界与政府、企业相关部门之间尚缺乏制度性的沟通渠道，研究实践与实务部门及决策过程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信息流通不畅的问题较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者在对外交流和学术发声中的信息传递效率，对国家整体的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构成制约。此外，区域国别研究高度依赖国际人文交流过程中的信息获取与收集，跨境学术往来的便利度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在地化实证研究的开展。
区域国别成果的评价体系适配性不足，对学科发展和研究队伍壮大形成一定制约。区域国别研究各领域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脉络与对话群体，跨领域期刊互引现象较少，难以适配通用评价指标体系，这一评价导向形成一定的学科引导偏差。此外，部分科研单位仍然沿用以论文、专著、课题为主的传统考核评价体系，未充分兼顾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性，咨政报告、田野调查等实践性成果未能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考核权重占比偏低、认可度不足。
构建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路径
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激活存量智力资源。一方面，明确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型人才的认定标准。一是要求长期跟踪特定区域或国家；二是鼓励掌握两个以上一级学科的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如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与哲学、历史学与文学等交叉组合。区域国别研究须坚持将知己知彼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深入研究海外国别实际情况，搜集掌握各类案例与信息，不能“闭门造车”。区域国别研究人员应立足本国立场，准确把握国家战略需求与现实国情，避免照搬移植现有西方理论框架而忽视非西方世界的复杂性。当前，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理论与方法论体系迫在眉睫，而这一建构过程有赖于研究思路的创新，这对研究人员的综合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善加利用具有丰富一线涉外经验的专家资源。在制度层面，可考虑鼓励退休涉外专业人士进入高校和智库参与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交流，实现经验传承的持续转化。与此同时，应充分发挥此类专家资源在语言能力、专业头衔、实务知识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以老带新”的模式助力扩展区域国别研究队伍并嫁接国际人脉，以负责专项课题、联合撰写内参、共建海外田野站点等方式，带动培养一批兼具理论功底与在地实践能力的区域国别青年人才队伍。
增加整体资源投入，打造良性研究生态。优化“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布局与分工格局。依托教育部各类区域国别联合研究院，对全国高校、智库进行新一轮摸底，按照大国精研、小国不漏的原则，形成“有重点、全覆盖”的区域国别研究矩阵，明确每所高校、智库、研究机构的专属目标区域或国别，避免在美欧日等国别领域“扎堆”。国家层面可设立专项基金、人才计划与长周期课题，对弱国、小国、穷国实行定向投入，确保每个国别至少配备两名持续跟踪的研究人员，并要求其定期向相关部门提交政策简报或研究报告。与此同时，通过给予博士招生单列指标、出版成果专项资助、田野调查专有补贴和职称评审特殊管理，将冷门国别和地区研究从学术边缘提升至国家战略必需层级，逐步实现全球国别知识体系的完整覆盖。
打造良性研究生态，以需求侧拉动知识增量供给侧。统筹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与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整合两类主体优势，协同赋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国家层面，增加针对区域国别深度研究的专项、稳定的资金支持，尤其在专项课题、文献期刊、田野调查、数据支撑、国际合作与在地资源等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在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下，构建良性循环的体制机制，鼓励企业界、产业界、金融界等市场主体持续注资，而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产出又能反哺产业与资本，从而形成政、产、研、学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在动员增加研究相关投入方面，可由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统筹出台配套政策，引导出海企业设立“区域国别分析师”岗位，并将其纳入对外投资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通过税收抵免等政策工具，鼓励企业更加注重专业国别分析与市场风险报告运用，从而为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创造更多的需求，以需求拉动供给。
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区域国别研究须坚持服务于海外利益保护，重在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海外情报搜集整理、涉外援助救济等行动提供支持，这些实务工作高度依赖一线实地信息，因此亟需搭建长期在地化互动交流平台。可鼓励知乎等知识共享型企业，创建开放知识版面，使在外经商、学习、工作的驻外人员、留学生、华人华侨等群体能够将其在海外工作与游历中积累的事实、数据、案例、体悟，以匿名但负责任的方式发布至中文互联网平台，从而以较低成本拓展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调研信息源，实现全民参与的田野信息网络构想，为区域国别研究奠定广泛的实证基础。
改革现有评价体系，夯实体制机制保障。在研究机构的涉外交流管理上实现“松绑”和“放活”。完善现有国际合作与学术网络，有效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话语传播，尤其需要重视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高校、实体部门及企业建立交流沟通平台。人文交流应与官方外交有所区别，机制化和多样化是重要前提。在出入境管理机制方面，可探索试行年度审批制与出行前报备制。报备实际上也属审批范畴，但相关手续可同步办理并适当简化，以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教育部所属院校可通过教育系统渠道，为区域国别研究人员提供常驻国外的机会，可设置为期两年的驻外周期，支撑学者开展长周期、在地化深耕研究。适度放宽合规前提下的涉外人际学术交往，支持区域国别专家与对口驻华使领馆及对象国的前政要等加强往来交流，将当前相对刚性的事前审批逐步转变为事后监管和风险教育相结合的柔性管理方式。
建立符合区域国别研究特色的多元评价体系。成果考核中，适度提升咨政报告等实践性成果的评价权重，引导学者更加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在制度层面，可为区域国别研究开辟绿色通道，允许并鼓励高校设立“双聘”教授岗位，支持研究机构的实体化转型，增加专项课题和学术期刊，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长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顺应数智时代人文社科发展趋势，探索人机协同新赛道，破除现行评价体系对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的制度性壁垒。可设立数智国别研究专项，明确将高质量的专用数据库、算法模型、预测报告等智能化成果，认定为等同于传统论文的核心成果，引导学者真正利用人工智能实现从描述性研究转向预测性、智能化研究。
建立学术界与政府相关实务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构建高校科研力量与外交部、商务部涉外实务部门的常态化信息互通渠道，通过定期开展信息吹风会、专题报告交流会等机制，实现区域国别研究与实际需求互通，增强研究的目的性和有效性。加强各相关单位的自主联系和沟通，更好落实领导机构的相关指导意见，在硬件、人才等统筹分配上进一步提高效率与合理性。推动高校、政府部门与企业建立联合研究团队，共同参与项目申报、政策分析和风险评估，强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深度互动，促使区域国别研究人员紧跟国家发展所需，洞察全球和地区发展趋势，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政策咨询与智力支撑。
强化方法论训练，助力理论与知识体系建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扎实的方法论根基。强化方法论训练，关键在于先学好方法，再深入调研，研究者须在具备目标国语言、历史、社会等基础知识储备与相关方法论训练后，开展有深度的田野调查。否则，缺乏方法论训练的调研，极易停留于表层现象描述与经验观感，既无法产出可信的实证材料，也无法实现对既有理论的校验与修正。
构建匹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新范式。人工智能对区域国别研究产生深刻影响，而相关管理机制的缺位正成为新的制约，导致技术红利难以有效转化为决策优势。[9]高质量区域国别数据库建设应全面拥抱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同时正确认识机器幻觉、数据偏见、监管真空等问题。应整合各机构力量，建设互通且开放的区域国别数据库与人工智能赋能中心，避免单打独斗和重复建设，统一数据标准和伦理规范，探索在保障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兼顾全球治理发展趋势的人工智能管理制度。通过构建“数字丝路”等全球南方知识库，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克服西方数据偏见所必需的多样化文化语料，以非西方语料库与全球南方的在地知识反哺人工智能大模型，从而有效对冲西方的数据霸权和算法偏见带来的认知失衡。
结语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继承历史传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扎实的田野调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知识支撑。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产出，直接关系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国际风险评估、公共外交成效乃至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这一学科属性决定其必须以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为根本导向，以“经世致用”为学术旨归。
总体而言，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意味着在开放对话中坚守主体性，在批判继承中实现创新性。自主性的确立，不仅取决于学术共同体内生能力的提升，而且有赖于资源投入的制度化保障、评价体系的差异化改革，以及良性学术生态的构建。当区域国别研究能够以扎实的在地化知识回应大国博弈、海外利益保护与全球南方协同发展等重大现实命题时，其方能真正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贡献全球知识的学术载体。未来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应在知己知彼与实事求是的原则下，持续锤炼兼具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的学术话语体系，实现从知识引进者到知识创新者的跨越，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贡献力量。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2]翟东升：《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欧洲研究：知识生产、需求对接与方法升级》，《江海学刊》，2025年第3期。
[3]杨洁勉：《试论区域国别学服务国家战略的方向和途径》，《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11期。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5]《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1版。
[6]彭青龙：《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定位与发展方向》，《光明日报》，2025年12月6日，第10版。
[7]《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第六届年会举行》，2024年9月22日，https://h.xinhuaxmt.com/vh512/share/12201030。
[8]姜景奎：《论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问题——以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为例》，《民族教育研究》，2024年第4期。
[9]蔡翠红：《消费级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格局》，《人民论坛》，202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