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和确立，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和依据。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根本引领，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继承与批判中实现理论创新；同时，需要运用新的思维方式，直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更好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的提出和确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为深刻的运用和证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而深刻体现“两个结合”，以提升该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从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中文译本的面世，政治经济学作为系统的学说进入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和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从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提出和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到新时代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的提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历史进程，政治经济学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习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标志，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开创出崭新的历史局面。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相应地，基于中国发展实践，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在深入学习贯彻“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及相应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断推向前进。其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成果，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部门组织领导下，围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出一系列重大研究专题，产出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和著作，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思想内涵、逻辑结构等多个方面展开广泛而逐渐深入的探讨，既显著增强了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其二，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的研究和出版取得显著成效。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材是知识体系更有效的载体。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重要体现，在国家教材委员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委员会的引领督导下，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已经或正在陆续推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财政学、中国金融学、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区域经济学、中国开放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和中国产业经济学、中国经济思想史等两批11种教材，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和教学影响。其三，立足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一步优化经济学课程体系。其中，以下两个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一是在教育部提出的“101计划”实施过程中，经济学“101行动”占据重要位置，相当多学校的经济学科参与了这一计划；二是在教育部全面修订和创新一级学科教学教材工作中，经济学的教材被全面纳入系统修订和创新过程。相信不久大批经济学教材会以新的内容、结构和风格出现。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党的创新理论，在经济思想方面不断取得重大成果。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断丰富和深化，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学术界对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研究和理解不断深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它既是重要的学术著述，也是很好的教材。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无疑，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及相应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在理论上的提出和确立，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为历史发展条件的。2015年1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系统阐释了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命题，提出要提炼形成标识性的学术范畴和概念。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深刻总结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出其主要内容是新发展理念，并且强调这是基于中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概括，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和命题。2020年8月，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并且概括了新时代以来中国实践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列举了11个方面的重要理论，涉及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结合2020年以来的实践，习近平经济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将其概括为15个方面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创新性理论突破，是我们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包括以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思想引领。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有科学的一般属性，更有自身的特殊性。科学的一般功能在于发现，经济学同样以发现和阐释经济规律为基本使命。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在科学性与阶级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批判性与继承性、思想性与逻辑性等方面都有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的特点，甚至具有不同于通常所说的人文学问的差异。因而，我们需要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不断探索和真正把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规律。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保持历史耐心，需要尊重历史实践，在此基础上体现历史主动精神。

具有基础性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回应问题的历史时代性，即提出问题的时代要求。中国经济学建设的重要规律性特征在于必须遵循时代要求，亦即要有鲜明的时代问题导向性。习近平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坚持突出的时代问题导向性，其理论都是回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命题是如何发现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规律，进而适应和支持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适应经济现代化的历史需要。如果说从改革开放起，提出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在推动经济改革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邓小平理论），以适应实现初步小康和全面小康的发展需要，那么在达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过程中，就需要探索并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适应“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需要，特别是探索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一步）和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步）这一历史进程的经济发展规律。中国经济学作为历史的科学，既不能落后于时代，更不能脱离（摆脱）时代。

二是阐释问题的历史实践性，即解释和解决问题的时代可能。所谓问题的时代意识，不仅强调问题提出的时代历史性，而且强调阐释问题的历史可能性。社会历史在发展中提出问题的同时，往往也给出了解释问题的可能。这种历史可能根植于发展实践，时代问题本身的历史性就是历史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统一。因而理论上的时代意识必须尊重和遵循这种历史的统一。理论不能脱离时代，重要的也在于理论阐释不能脱离实践。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绝不是坐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便可做到的事情。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实践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富矿”，强调的就是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实践性。只有真正立足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在实践探索中发现“典型事实”，基于“典型事实”剖析事实运动背后的动因，进而把握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其中的运动规律，提炼出标识性概念和范畴，形成独到的思想和理论，建构出清晰的逻辑关系，形成系统的学说体系，再运用于实践并接受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科学。只有真正服务于中国经济现代化，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历史成就基础上，中国经济学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及在此基础上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要求，也具备历史可能。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一方面，就学术探索而言，党的创新理论在最大程度上汇集了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也只有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才真正可能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从经济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属性来看，作为历史的科学，其形成与发展，既需要发现经济社会规律，回应时代问题，即体现一般科学的精神——发现和质疑，同时也必须明确回应是“谁的问题”，或者说为了谁、为什么要回应相应的时代之问。因而，主流的经济学自然是回应一定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主体之问，这是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突出特点。回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现代化命题，发现这一进程中的客观经济规律，当然是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无论在基本经济制度上，还是在经济发展的根本宗旨和目的上，包括在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上，特别是在所追求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上，都具有自身的性质和特征。这些性质和特征的集中体现和根本要求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因而，党的创新理论不仅最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阶级性，而且最能够广泛地集中学术共识以提升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就实践探索而言，经济学本身是致用之学，所谓“经世济民”讲的就是这种致用性，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时代之问，必须立足中国实践，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伟大实践的领导者、创造者。历史表明，除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是没有其他政治力量能够承担起这种责任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余年来的奋斗目标和不懈追求。期间虽遇到许多失败和挫折，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决心和意志从来没有动摇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达成这一宏伟目标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提供了更具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进入新时代，实现了全面小康，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习近平指出，“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向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因而，党的创新理论本身是对这一伟大实践最为深刻的提炼和总结。党的创新理论所具有的思想科学性和实践创造性相统一的特点，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此为引领的重要动因。

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重要的在于领会和坚持党的创新理论思想方法上的精髓，重在创新。指导我们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思想和理论的“第一次飞跃”，就是扎根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指导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指导这一伟大实践的党的创新理论，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突出的理论特点便在于其创新发展的品格。

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重要的前提在于不断解放思想。中国式现代化面对的问题是崭新的，崭新的问题需要创新的理论。这就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一种思想方法，其根本在于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推进创新就是不能从一般的概念和传统的范畴出发，而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体现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坚持从中国的实践出发。理论要扎根实践，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的“典型事实”，理论要正视和尊重客观发生的“中国奇迹”。能不能、应不应反映到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来，是不是应当成为标识性的概念、范畴？首要的在于有没有以中国的经济事实为依据，而不是在经典作家和学者已有的著述中寻章摘句。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能割断思想发展历史，但绝不是机械地沿用，特别是关键性的范畴必须经过创造和革命（“术语的革命”），把“中国故事”反映到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来。不论西方学者是否说过，也不必非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出处，最重要的根据应当是中国经济中的“典型事实”。当然，把“典型事实”抽象化为学术范畴，进而分析其产生的动因和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来说，要创新必须系统检验已有的理论是否阐释过这种“典型事实”，今天发生在中国的“典型事实”有怎样的时代和中国特色？以往的理论在哪些方面没有阐释这些特色，在阐释中有哪些局限？通过这种学术批判，才能真正形成理论上的创新。创新以系统深入地掌握已有理论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等，本身都是中国的崭新创造，这种创造不是文明的简单重复，而是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因此，前人不可能遇到过，我们必须要敢于说新话，说新话就要解放思想。之所以是新话，就在于以往的经济思想史上未讲过，理论创新是基于实践历史发展的创新，同时也是基于思想史发展的创新，是相较于已有的理论积累的创新。因而，说新话的重要理论逻辑基础，在于系统地掌握已有的经济思想，这就是继承中的创新，当然是批判地继承。

特别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特征的认识，在思想方法上应当贯彻怎样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解放思想不能从先验的教条出发，而应从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有其历史根据的。根据在于我们在理论上概括并在实践上坚持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空前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事实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先验既定的，而是处在不断创造发展中的。从逻辑上讲，只有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适合中国国情，切实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创新和发展方略等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而言，在认识方法上，不能先验地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是说只有发展中国、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和方法，就不能是教条地从定义出发，更不能是从先验的价值判断出发，而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来确定并检验其理论体系的历史价值取向及科学性。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科学思维方式，直面中国式现代化基本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新拓展，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政治经济学予以回应。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为更好回应这些问题，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只是强调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理性概括，在方法论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第一，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不能以僵化不变的态度对待这一命题。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公有制本身及其实现方式、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及其地位、对所有制结构及相应的分配制度和原则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及其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相互联系等的认识，始终处于不断深化发展过程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如何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理解习近平强调的“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实际上是指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强调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是有机统一的，实际上是指两者在相互联系中形成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就是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果这样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关系能够成立，那么是否可以说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统一，才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单纯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属性（应当是经典作家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纯粹的私有制经济更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应当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基础）。既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统一，还应不应当将其中的公有制经济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将非公有制经济称为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即将两者分割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还是要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制度创新的需要，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态度。

第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加速深化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并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较之以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涉及范围更广，迭代速度更快，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更深。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根本动力，这种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就是根据新质生产力代表的生产力发展方向和要求，推动形成新的生产关系。而科技革命带动下的产业革命具有颠覆性和不可预见性，这些特征反映到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就形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制度和企业治理上，数字化时代的冲击会形成怎样的要求？在市场组织结构上，平台化经济的形成会对反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提出怎样的挑战？从宏观上看，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处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条件下算力的大幅提升能否替代市场求解出真实的市场信号，从而以一定的信息和数据中心（比如政府）替代市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发展又会产生怎样的新的信息不确定、不对称、不完备性？对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提出了怎样的时代要求？这些问题都不是墨守成规可以获得答案的，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创新。

第三，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期性？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如何认识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列宁将其称为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这一阶段的历史性质；而在这一阶段内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又可以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根据在于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至少要经过上百年时间（从20世纪中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这一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相适应，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发展方略等一系列制度、方针、路线的安排。那么，伴随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到21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将不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可以说跨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更高发展阶段，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路线等是否还要坚持？或者说是否要做出调整？对于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能以静止的态度来对待，必须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认识。

另一方面，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基本特征是否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发展中所具有的特征？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社会主义发展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习近平也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期性。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对应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差距更大，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即使中国实现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从国际上看，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还将长期是国别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国别性的）。因此，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性的根本原因？为何其发展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在这一长期历史进程中，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优越性是否在于能够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是否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全部社会经济形态，其变革和完善的根本依据是否在于能否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要求？等等。对于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能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来阐释，而应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保持历史耐心的基础上体现历史主动精神，即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理论创新的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6年第3期

刘  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