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阐释新表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重要理论成果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主线，紧紧围绕21世纪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时代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三维创新。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六个必须坚持” 时代化创新 民族化创新 大众化创新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从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潮流，以及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高度，对坚持好、运用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迫切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对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成果加以概括总结、凝练而成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和哲学基础；是在坚持“把真理本土化”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精神特质、哲学内涵及文化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必然结果。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六个必须坚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和新实践中的创新发展，是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思想标识。
马克思主义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面对21世纪的新变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刻回答了21世纪“‘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不断为理论发展注入新的时代元素，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时代化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民族化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回答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如何面向人民，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将理论具象化生动化，使之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大众化创新。
一、满足时代需要的时代化创新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只有主动回应时代之问，才能彰显其真理性，使其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这就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在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作出时代化的阐释，以创新理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解答时代之问、世纪之问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时代的正确判断，以新唯物主义世界观考察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得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什么是时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代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一个时代的到来，是人类社会发展新的历史节点。时代以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前提，集中反映了历史向何处去、人类应该怎么办等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以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根本依据，揭示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依次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客观历史进程，作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科学论断。对于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它是建立在封建社会废墟上的人类现代文明，而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生“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出现“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的异化现象。这不仅表征资本主义社会与时代的基本特点，也呈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社会发展逻辑。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时代是基于生产力发展过程性和生产方式变革阶段性的概念，它是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时空概念，从而表征一定历史阶段。正是基于对时代的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回答了资本主义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时代作出具体分析，把全面回答和解决时代重大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起点。20世纪初，列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转变的重大变化，展开系统分析。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垄断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资本与资本输出普遍化，国际垄断同盟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瓜分和争夺势力范围。列宁进一步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与垂死性，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与此同时，列宁还指出，20世纪初是“两个时代的交界点”，此时，俄国具备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基于对“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科学把握，俄国革命诞生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形态——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露了帝国主义基本特征并展开批判，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途径和趋势作出了准确回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深化了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立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全面分析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转折与新趋势，明确提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因此，世界各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得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有力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在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邓小平深刻洞察20世纪下半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新变化，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这一判断既为中国融入世界、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概言之，无论是列宁准确判断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成功领导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伟大胜利，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将马克思主义同具体时代条件相结合，主动探索实践，形成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深刻把握并科学回答“时代之问”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强调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这赋予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主题进行深刻而系统的阐述。这是基于21世纪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当代阐释。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在当代的集中体现，也是立足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化时代化的叙事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的生动表达。从马克思“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的群众史观到“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和思想方法，从坚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必然”到“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的独立自主、掌握推动实践进程的历史主动，从“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到“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改革中坚持把握规律和发挥主动性相统一，从“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发展解决问题的矛盾分析法，从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的整体性思维，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天下情怀，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21世纪的时代化创新，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世界、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进程中作出的时代回答。
二、坚持“第二个结合”的民族化创新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民族文化相结合，并根据各民族文化特点进行创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必然要求。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和国家展现强大的真理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构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发展路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总结建党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历史经验，作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的重大论断，提出夯实文化主体性的新要求。这表明实现“第二个结合”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揭示了“第二个结合”是以实现“民族化创新”为根本要求，在全面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前提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创新的根本。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化简单糅合，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实现“第二个结合”，不仅是为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更重要的是“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衔接和融会贯通中实现民族化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伟大创造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厚植了文明底色，使民族复兴在不脱离本国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实现了文化与文明的优化、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更新转化、“揭示了文化主体性与文明生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全人类提供了应当如何立足本国寻找适应本国文化特点和文明发展的方式。
坚持“第二个结合”之所以能够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民族化创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相互契合、彼此融通。马克思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进行革命性变革，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从共时性维度展示社会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发生作用的机理；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社会运动的过程及结果置于历史总进程加以考察，进而对社会历史发展作出科学研判并获得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经验为底色，以对自然规律的朴素直观认知为核心内容，形成了蕴含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其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传统思想资源，又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以兼容并蓄的胸襟超越隔阂冲突，和合共生的愿景凝聚发展合力”的思想深度契合。
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均遵循实践的原则，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标识性概念，其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科学性。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揭示了实践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实践也是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重要内容。相较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抽象思辨出发，追问世界本原等终极命题，中国传统知行观更聚焦个体生活实践与现实世界关切，始终立足现实生活来思考社会与人生。中国传统知行观不是一门与现实世界脱节的抽象玄学，而是一门从人民的生活实践出发，与人民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关于实践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知行观均以人的现实生活实践为基点，主张从具体实践出发去认识世界，可以说，在实践层面，二者深度契合。
第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均关注人的发展。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人的发展的实现路径上各有侧重，但二者的价值目标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进行考察，提出无产阶级“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爱己及人”“泛爱众而亲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提倡个人“以修身为本”“修身在正其心”，从而在精神世界里达到“天下归仁”的境界。具体到个人发展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均肯定人具有自主选择的能动性，并鼓励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把握自身命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通过“修身”实现人的发展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要论断，展现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一致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契合。
“六个必须坚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创新的重要理论成果。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的主体性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我修养观点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把马克思主义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强调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把马克思主义强调连续性和过程性相统一的发展观同中国哲学的革故鼎新等思维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注重“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大局观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观点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三、“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大众化创新
坚持“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大众化创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思想实际紧密结合，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被人民群众所理解、认同、掌握和运用。这一大众化创新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新理路。坚持“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大众化创新，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立足人民需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推动理论具体化、生活化；善于运用言简意赅、朴实鲜活的大众话语传播理论，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润物细无声”地浸润人民心田，真正为人民所主动接受、自觉信仰，并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与行动自觉。概言之，开展大众化创新的目的就是要“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教育引导群众”，引发群众精神共鸣，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飞入寻常百姓家”。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其一，马克思主义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作为理论丰富发展的不竭源泉。其二，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以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切身要求为根本，以民生所指、民心所向、民情所系来推动理论发展。其三，马克思主义重视从大众的语言中汲取养分，以大众话语的表达打破理论与群众间的认识壁垒，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本走向生活、走近大众、服务大众。其四，马克思主义将理论发展的目标与人民大众的需求紧密相连，通过构建共同价值追求社会共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提供思想基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的再创造，以“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统领“六个必须坚持”，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为了人民的最高情怀。不仅如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性，坚持“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的百余年历史深刻阐明，党心所系，在于民心、在于民意；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就在于顺应民心、契合民意。“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作出本质规定，那么，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则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化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新，必须坚持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一方面，要积极传承和弘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形式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新形式与经验做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永葆活力，就必须立足中国本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一是要明确理论的大众化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是要用群众的语言将深奥的理论通俗化，以丰富多彩、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使其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例如，艾思奇撰写的《大众哲学》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果。三是要依托革命根据地，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在充分运用广播、报纸、通俗读本等有效载体开展理论宣传的基础上，推出宣传画、红色歌谣、抗战歌曲、秧歌剧等贴近群众、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以直观鲜活、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表达，有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实效。四是针对农民群体、党员干部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学习理论目标，采用分众化传播方式，既确保学习宣传能够统一意志、统一步调，又针对不同群体的认知特点开展宣传教育，切实达到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的效果。
另一方面，要在强调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的同时，在载体现代化上下功夫。现如今，互联网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服务的主阵地，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不仅如此，互联网信息传播手段已经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因此，一要主动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和新媒体手段，构建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新型大众化传播方式，搭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息数据库和平台。二要采用多角度的聚合性传播手段，发挥自媒体的实时性、多样性、移动性的特点，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渠道。这些新型传播方式寓理论于科技，推动理论以内容系统、形式多元、特色鲜明、群众喜闻乐见的形态面向大众、走近大众。三要积极用好地方文化载体，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不同地域文化深度融合，以雅俗共赏、形象生动的地方化表达，架起理论通向群众的桥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群众熟悉的话语体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时代化创新以特定历史阶段实践变化的特殊性、具体化为前提，不仅展现了科学理论的时代内涵，而且表征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当下和未来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民族化创新则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构建起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科学理论，让马克思主义更具思想活力和生命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大众化创新则是从理论能更好地被人民所接受和所拥有的前提出发，通过构建耳熟能详且生动活泼的大众话语方式和传播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以进一步深入人心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2]《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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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卓红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创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