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轶军 刘毛毛:政治认同视域下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 次 更新时间:2026-07-24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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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轶军   刘毛毛  

摘要:自我认同是自主性的核心内涵,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学知识存在政治认同意涵的差异,为我们辩证看待西方的政治学知识提供理论借鉴,也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定启发。就民主知识而言,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以其主体性自觉实现了对西方民主知识范式的超越。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提炼以参与为指征的民主概念体系来标记中国的民主实践,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来述说中国式民主的优越性,打造以认同为指归的民主话语体系来赋能中国的民主叙事,全面彰显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成就,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

关键词:政治认同;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研究”(2024YZD018)。

作者简介:常轶军,男,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毛毛,女,云南大学多民族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知识是指人类通过自身探索发现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政治学知识就是关于政治现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概括。政治学知识要素之间一致性高、协调性强、关联性多,互相能够证成,由此形成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共同构成政治学知识体系。由于历史传统、观念意识、世情国情、发展道路等差异,不同国家形成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不尽相同。对中国而言,“政治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是探求公共事务治道、谋求善秩与善治的专门学问,承担着为中国式现代化凝练政道的重大使命”。因此,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意义重大。

“自主”一词的意思为“自己做主”,其英文词汇为“autonomy”,由古希腊词“autos”和“nomos”组成,“autos”意为“自我”,强调主体性,“nomos”意为“法则、规范”。“autonomy”即行为出于真实的自我,自主的真义在于经由理性反思将外在规范转化为自我认同的内在法则。“追求自主性的过程外在地表现为对某种权力关系的突破,是探寻‘我是谁’以及‘我如何为我’的行动过程,过程性而非结果性构成了自主的本质内核。”

自主与认同密切相关,“自我的‘认同’就是‘自主性’必不可少的内涵”。政治学知识体系“能够塑造一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影响其对特定政治现实的分析判断,进而关乎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也就是说,政治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政治认同意涵。因此,政治认同是理解和阐释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逻辑线索。而“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日常政治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可成为我们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着力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取得历史性成就,成为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领域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标志性成果,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自信和底气。”本文尝试以政治认同为分析视域,探究立足中国实践构建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的思路,进而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学理根基。

一、政治学知识与政治认同意涵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认同功能,“一项社会制度存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主流知识的支配性状况”。人们对知识的认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发生着深刻嬗变。在古希腊的哲学系统中,知识带有整体性和神圣性的光环,知识即真理,是逻辑推理和经验观察的结合。现代知识革命旨在通过理性演绎来建立系统化知识的确定性。因此,知识的生产是人类在实践中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是经过系统化、理论化整理的信息,并对特定社会现实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作为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在不断总结社会实践经验、不断接受社会实践检验中形成的。剖析政治学知识属性、要素及其政治认同意涵,便构成了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与理论前提。

(一)政治学知识属性与政治认同意涵

政治学知识是关于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政治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知的总和。政治学知识一方面包含对现实政治现象的事实性描述,形成描述性知识;另一方面则是评价性知识,形成表明“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并以此作为评价政治现象的标准 。“政治知识体系在理论逻辑上主要是进行价值解释,通过价值解释来证明某种政治存在的合理或不合理,引导人们进行政治选择,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

描述性知识着眼“是什么”,以事实与现象为核心。就政治学而言,其描述性知识主要用于描述政治世界的状态、属性和关系,通过语言、文字或符号直接呈现。它能为人们的认知提供客观性的信息和结构性的认知框架,遵循信息筛选—认知加工—认同内化—行为反馈的政治认同路径。个体或群体自主筛选与兴趣、需求或价值观相关的政治知识,形成对政治现象的解释框架,也为政治认同提供认知基础。认知加工后的政治知识通过情感联结、价值内化,形成个体对政治体系、意识形态或具体政策的认同。内化的政治认同可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行为反馈通路。

评价性知识指涉“应该怎样”,内含价值判断的特性。就政治学而言,其评价性知识不只是在事实描述层面作出认知判断,还能针对行为范式从伦理维度开展价值评估。它依靠社会规范以及文化媒介达成价值观的传承,在形成政治身份认同的进程中具有分化功能。价值取向会塑造群体之间的认知边界,构建起内部成员的身份共识,又形成对外部群体的排斥机制,让抽象价值具体化为不同立场的识别标志。在转化过程中,这类知识渐渐演变成社会主流价值尺度,最终达成意识形态与政治认同的深度融合。

因此,在政治学知识中,其描述性知识和评价性知识蕴藏的政治认同意涵存在一定差异。一般来说,评价性知识的政治认同意涵要明显高于描述性知识。描述性知识只有当其被用作群体间不同的证明依据时,才有可能显现出稍强的认同差异,且这种差异往往表现出隐性且温和的特征。评价性知识与价值立场关联度相对更高,可将个体归入不同的价值共同体,成为身份认同的标志,其价值判断能激发强烈的情绪共鸣,如正义感、愤怒感,从而强化群体归属感;描述性知识更多具备的是中立性和工具性,描述性知识聚焦“事实是什么”,单纯的事实陈述通常缺乏褒贬含义,难以直接冲击或强化认同,即使对同一事实存在不同解释,也不必然引发深层的观念分歧。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倾向于以既有价值观筛选和解释信息。当评价性知识与已有认知不一致时,人们可能对某些社会现实表现出否定倾向。描述性知识因其不直接触及某一价值核心,当知识与认知不一致时,人们通常会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评价性知识提供相对明确的群体身份标识,并通过区分不同立场来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二)政治学知识要素与政治认同意涵

政治学作为研究政治现象的社会科学,其知识来源于感性认识与理性概括。双重性质决定了政治学既不能脱离现实政治生活的土壤,又不能停留在对政治现象的简单描述。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中,政治学知识建构起了以概念、理论和话语为核心的知识体系。

从概念层面来看,“知识的力量在于概念的力量,知识生产的重要成果是概念,知识生产力的重要标准是概念的数量和质量”。政治学概念是分析政治现象的基本工具,如国家、权力、利益等概念,都是对复杂政治现实的抽象概括,其内涵会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政治学概念是政治认同的“语言工具”,其中,基本概念在构建认同的符号系统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不仅有助于界定认同的内涵与边界,而且为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提供了衡量尺度,并成为政治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来看,不同政治概念之间的争议性影响着认同的形成,定义权是争论产生的关键因素。

从理论层面来看,理论能厘清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刻画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从中推导出可供检验的假设和命题,并凭借演绎推理构建出可验证的解释框架。作为一种高度抽象且逻辑严密的知识形态,理论有着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的双重功能,可能对某种社会现实予以肯定性论证,也可能对其进行批判或反思。政治学理论承担着政治身份界定的认知功能,其所蕴含的规范性价值构成了隐形的评价坐标,影响着政治主体的行为与抉择。同时,政治学理论通常是特定政治实践的抽象概括。实践的复杂性与理论的抽象化存在一定张力,实践的动态变化决定了时空情景变化后理论解释力的变化,故需要用辩证思维和发展思维看待政治学理论与政治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话语层面来看,政治学话语是一系列概念和理论相互支持和印证形成的系统性政治学知识。政治学话语体系通过语言、符号和叙事构建并传递政治意义,塑造个体或群体的政治认同,其政治认同意涵是最高的。政治学话语是政治实践的语言表达形式,反映并塑造着政治现实。与政治学概念及理论类似,政治学话语通过选择性调用相关概念和理论,区分“我们”与“他们”,划定政治认同的边界与内涵。不同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使用不同的概念和理论,塑造着不同的历史叙事,为政治制度提供正当性依据,强化各自的政治认同。

(三)政治学知识矩阵与政治认同意涵差异

1.描述性概念与评价性概念

政治学概念是对现实政治现象的抽象概括和客观反映,一般不直接评判现实状况。政治学中描述性概念的意识形态属性和认同意涵较弱,比如宪法、政府、国旗等描述普遍性事实的概念。无论政治学的描述性概念是否符合描述的现实,其政治认同意涵是最低的。政治学中的评价性概念为个体或群体提供了评价政治现象的框架,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概念,不仅是现代政治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各国人民是否认同和支持其政治体系的重要依据。显而易见,政治学中评价性概念的政治认同意涵高于描述性概念。

2.描述性理论与评价性理论

作为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解释框架,政治学理论能够阐释特定政治现象。相比于概念层面,政治学理论的政治认同意涵相对明显。描述性理论是对于两个变量关系的解释,比如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提出公民文化理论,通过实证主义方法对五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从文化视角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参与作出解释。该理论其实是一种描述性分析框架,并不包含对特定政治体制的价值褒贬。评价性理论一般是置入了价值观判断的理论,比如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选举民主论,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判断民主的标准被其简化为是否存在竞争性选举。可见,政治学中评价性理论的政治认同意味浓厚。

3.描述性话语与评价性话语

相对于理论层面,政治学话语的政治认同意涵更加明显。政治学中描述性话语,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等,主要是呈现事实或建构某种共同的认知,意在解读现实和凝聚共识。评价性话语,如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旨在传递西方国家的政治立场,以此塑造他们的政治认同。政治学话语是特定国家在某一时期形成的地方性政治学知识,存在适用性限度。正因如此,政治学需要不断发展,以解释更多时间和空间的经验,才会更具科学性。

综上所述,结合政治学知识的描述性和评价性属性以及知识的构成要素及其各自的政治认同意涵,政治学知识矩阵的政治认同意涵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分析政治学知识在认同意涵维度上的内在差异,有助于我们辩证看待、正确对待西方政治学知识,既要警惕西方政治学知识的消极意义,充分认识其解释力的局限,也要避免杯弓蛇影、封闭排外和全盘否定。对于西方政治学知识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可以为我所用,使其成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资源。同时,这一分析框架尝试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定启发,即先提炼标识性概念,再抽象概念蕴藏的科学理论,最后打造科学话语体系。

二、中国民主实践的主体性自觉是对西方民主知识范式的超越

如前文所述,政治学知识可以说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其中,民主作为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其相关知识亦关乎政治认同。西方国家凭借学术出版物、网络平台等渠道输出其所谓的民主模式和理论,在国际上推行其民主话语霸权,这种基于欧美地方经验生成的单一知识范式,对处于完全不同时空和现实情境下的中国民主实践缺乏解释力。在此背景下,中国民主实践通过突破西方描述性民主知识的认知遮蔽、打破西方评价性民主知识的价值偏见、抵御西方民主知识输入带来的隐性干扰,彰显了鲜明的主体性自觉,构成了对西方民主知识范式的实质性超越。这一超越不仅是强化政治认同的必然要求,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开辟了新的空间。

(一)中国民主实践突破了西方描述性民主知识的认知遮蔽

描述性民主知识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关于民主政治的事实性信息与结构性认知框架。在西方政治学知识框架下,所谓的民主被描述为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两院制等特定制度形式和民主权利,由此形成了一套西方的民主知识体系。但是,这类描述性知识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只是以西方为蓝本进行的提炼和抽象。也就是说,它难以解释世界民主实践的丰富性。实际上,“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各国民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民主道路不同,民主形态各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发展人民民主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丰富了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始终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并赢得了民心,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政治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民主因子,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民主观念。譬如基层调研、政治协商、民主恳谈、政务公开、接诉即办等。这些民主实践是客观存在的政治事实,在中国政治运行中发挥着实质性功能,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民主实践不仅拓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而且以其实实在在的治理绩效超越了西方民主知识的狭隘界定。

(二)中国民主实践打破了西方评价性民主知识的价值偏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评判权是人民主权的题中应有之义。西方评价性民主知识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内核,提出一系列相关民主理论,最终形成西式民主话语体系,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等向全世界传播,将个人自由优先、有限政府权力、多党竞争选举预设为民主的充分条件,将西式民主模式视为人类民主的“唯一版本”,非此即为不民主。这不是基于事实的客观评估,而是先有价值预设的规范性价值评判。依据政治学评价性知识的运作逻辑,价值取向塑造群体间的认知边界,其在构建内部身份共识的同时形成对外部群体的排斥机制。更关键的是,西方关于中国政治制度民主与否的判断根本没有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看法和认知。进一步来说,西方评价性民主知识的偏见不仅在于它有立场,更在于它将自身立场伪装成唯一科学标准,制造二元对立知识叙事框架。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民意、解决问题,始终将“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评判标准,将民主的评判权真正交给人民,不仅有力回击了西方评价性民主知识的价值偏见,也充分彰显了中国民主实践独立自主、自信自强的理论品格。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需要跳出西方民主知识的价值陷阱,从中国的民主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挖掘其蕴藏的民主意涵并不断丰富完善中国式民主理论,进而构建兼顾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话语体系。

(三)中国民主实践抵御了西方民主知识输入的隐性干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西方民主概念、理论和话语的输入,客观上挤压了中国民主知识生产、发展和传播的空间,同时,其固有范式也容易曲解和误读中国本土的民主实践。面对这种干扰,中国民主实践立足本土历史传统与具体实际,展现出强大的内生性与独立性。诚如有学者指出的:“西方对于自身民主的学术性思考,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是四海皆准的真理,对于中国民主实践扮演的是工具性的角色,不能提供最终的目标和终极价值。”反观西式民主,它不过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对财产权和自由权的极力鼓吹,尽管民主权利的门槛不断降低,但其资本至上的基因根深蒂固,实质上依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中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式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托开门立法、基层协商、网络问政等具体运行机制,实现了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不仅超越了西方“唤醒”与“休眠”交替的投票民主、形式主义民主,更以人民至上的主体逻辑超越了西式民主的资本逻辑。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的民主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民主,必须在自主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三、构建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以增进对中国民主政治成就的认同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政治学知识根植于特定的经济社会现实,内含相应的价值立场,进而影响受众的认识、认知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政治学知识体系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不同的政治知识体系言说不同的主题、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呈现不同的客观实在。“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用现实的成就回答了怎样发展民主这一深刻问题,“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足进步为政治学学科体系奠定了厚实的实践基础”。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要求政治学者进一步增强主体自觉,聚焦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准确把握其时代性、原创性,从丰富民主实践中提炼中国特色的民主概念,概括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的民主叙事,最终形成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向世人全面展现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成就。当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封闭排外和闭门造车,而是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的各种资源,达到古今贯通和中西汇通的理想状态。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

(一)提炼以参与为指征的民主概念体系,标记中国的民主实践

“能否建构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点,也是学术自主能力的体现。”聚焦中国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事实,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内涵,突破西方民主知识的范式,展示中国民主的独特优势,是打破西式民主叙事霸权,构建中国民主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关键。“任何一种知识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总是表现为一种逻辑化的概念系统。”提炼以参与为指征、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概念体系,对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构建具有深远意义。

民主是人民伴随其主体意识觉醒对于自身权利的追求,具有主动性特质,因此民主与积极参与密不可分。美国学者卡尔·科恩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列宁认为,民主“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综合各种民主理论知识可知,参与是实现民主的核心要素和最大公约数,区别在于参与主体权利的多少、参与事项的多少、参与的广度深度、参与过程的前后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中国政治生活中许多独特的实践和制度都能够充分体现参与意涵。譬如,信访制度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机制。有研究指出,“信访制度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建立的独特民主制度,是搭建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一个可双向启动的沟通管道”。再如,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相关研究认为,“群众路线在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建构了一个治理共同体,通过党群合作和共治来实现群众的民主参与”,“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是民意表达和政府回应的过程,这一过程把民主的核心又回归到‘人民的统治’上来,回归到民主最初的本意”。此外,巡视巡察、意见征集、接诉即办、政务热线、听证程序、基层调研等都是中国丰富的民主参与实践,需要学界进一步挖掘和提炼中国式民主的概念。

(二)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述说中国式民主的优越性

西方国家围绕公共权力获取而确立的民主知识状况,恰恰暴露出其对民主价值认同完整性偏离的弊端,是一种不完整的民主知识。而中国式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取得的重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次民主价值认同的重构,并将实现民主价值的问题意识建构导向公共权力的行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关注公共权力如何产生的“上半场”,也关注公共权力如何行使的“下半场”,使得民主的实践形式更加丰富和科学。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可围绕以下三大理论维度来述说中国式民主的优越性。

第一,“全链条参与”彰显中国式民主的深度。民主的深度是指参与是否充分有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特征是深度民主的体现,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个相互衔接、有机贯通的环节,形成闭环式全链条运行的民主实践体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民主过程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内容上具有整体性、运行上具有协同性。民主选举依法充分保障人民参与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选举以及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等的民主权利,体现民主选举权的广泛性和平等性。民主协商通过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协协商、基层议事会等方式进行参与对话,广泛凝聚共识。民主决策通过公开征求意见、举办听证会和座谈会、民意调查等形式广泛吸纳民意,使基层声音直达决策层。民主管理充分保障人民通过线上、线下等途径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民主监督通过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社会组织监督、舆论监督、司法监督等渠道,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真正保障了权为民所用。因此,人民的深度参与使得中国式民主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声音,保证政治权力始终在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运行。

第二,“全方位参与”凸显中国式民主的范围。“全方位参与”聚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空间维度,强调民主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切实保障人民在国家治理的所有维度都能行使民主权利。比如,在政治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大代表联络站、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等形式,搭建起民意收集、民主协商的平台,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常态化互动。在社会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组织社区议事会、加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等,推动构建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第三,“全覆盖参与”体现中国式民主的广度。民主的广度是数量问题,决定于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中实际或可能参与决策的比率。参与广度是衡量民主的首要标准,只有具有足够广度,谈论民主的其他层面才可能有意义。全主体参与表明中国式民主是全体人民都参与的民主,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广大人民群众都可以通过多种合法渠道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诉求、影响决策,行使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利,主人翁精神得以充分发扬。其中,制度化的组织参与,如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能有效整合群众利益,以集体行为参与政策过程,实现党领导下的协同治理;专业化的智力支持,如各类专家座谈会、各类智库等成为政策制定意见的重要来源,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方面发挥专业优势;等等。

(三)打造以认同为指归的民主话语体系,赋能中国的民主叙事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以认同为指归的民主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这也正是中国式民主科学性与真理性的重要体现。同一性是认同的核心内涵,具体表现为主体与客体同一,权力与权利的同一,政治与社会同一,求同与存异同一等。“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质内容主要是指善治”,从政治认同角度讲,善治的实现依赖于政府与公民的有效合作,合作的达成需要基于广泛的认同,也就是说民主政治的存续和有效性依赖于公民对政治体系、制度规则、价值目标的认同。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认同则可以说是理解民主的关键术语。“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认同,人民政府的政绩应由人民评说,只有人民认同的政府才是‘一切为了人民’的政府。”认同政治是一种更高阶的政治生活形态,在认同政治之下,认同主体所追求的不仅是利益层面的满足,更是对于理想政治生活的价值追求。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应打造以认同为指归的民主话语叙事。

人民认同是评判民主政治的终极标准。中国式民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民主政治发展以反映人民意志为第一要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的选择,国家权力的运行深刻反映着人民的意志,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中包含“人民”二字,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明确而形象地表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认同是评价民主政治的根本准则。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发展中国式民主提供了根本遵循。例如,“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国家的发展进步以人民幸福为中心,政府的职能履行以人民冷暖为中心,党员干部的政绩评价以人民满意为中心,一切功过是非都由人民评判,故中国式民主是以人民认同为指归的民主。

 语

政治学是具有高度现实关怀的社会科学。“中国政治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与西方政治学的资本主义底色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而也就决定了两者发展路径的根本不同。”从自主性的视角出发,自我认同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政治认同的需求促使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创新发展,形成“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良性互促循环,而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能够为政治认同提供本土化的解释框架,避免我们陷入“西方中心论”的逻辑陷阱,并在国际对话中输出具有中国底蕴的智慧方案。政治认同视域下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关键在于拥有自主的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和评判标准,从根本上掌握解释政治实践、定义政治价值的主动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建立了符合自身历史、文化和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且不断发展完善,创造了中国式民主,中国政治学也需要从中发现政治概念、理论、话语等要素,以此提炼概念、阐释理论、打造话语,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遵循,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学理根基。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6年第6期“当代政治”栏目“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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