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程中，社会学本土化与自主知识生产是双向互动、密切关联的：一方面，社会学本土化实践通过在地经验的理论构建推动知识生产范式革新；另一方面，自主知识生产主体所处的文化语境和现实诉求要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作出本土化调适。囿于社会学本土化的既有思维定势，学科领域内的知识生产难以形成学术共同体公认的本土化理论形态。作为我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开拓者，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倡导“学科本土论”，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与目的等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提出“建构本土”与“超越本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发展道路。本文基于“学科本土论”的理论视角，反思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及知识生产限度，以期科学把握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机理、发展规律和实现路径。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百年历程可大致分为移植译介、对话调适和理论自觉三个阶段，经历了从最初的单向度理论移植到借鉴域外研究成果与重构本土知识体系并重的转变。受制于“中心—边缘”“传统—现代”“经验—理论”的二元张力，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长期存在知识权力结构失衡、日常生活逻辑脱嵌、中层理论构建乏力的知识生产限度，影响了学科理论对经验现实的解释力度，而对这种困境的深层剖析恰恰构成了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问题导向和核心动力。从学科本土论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实现对社会学本土化的“三重超越”：超越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超越对实用主义的盲目追崇、超越对本土经验的表层阐释。三者既非在西学框架内修修补补，也不是在经验描述中浅尝辄止，而是分别对知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的范式转换，重新设定社会学的问题域、概念工具与解释框架。这要求研究者从知识论上厘清本土知识的合法性依据，从方法论上建立经验抽象与理论验证的双向通路，从价值论上明确社会学研究要服务社会进步与人民福祉的根本旨归。唯有在多重维度的协同推进中，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才能真正从“概念丛生、体系难成”的循环中破局，生长出兼具解释力与累积性的中层理论乃至宏观体系。
第一，反思批判：作为一种知识论要求的本土化。知识论意义的本土化，是社会学本土化议题最为直接的内涵。郑杭生强调，社会学本土化并非要生产一套在绝对意义上具有普适性和客观性的知识论体系，而是要求研究者对既有的西方知识保持清醒的反省意识和批判自觉。这就要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赋予本土经验更多的权重，避免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追随，超越“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本土知识通常具有普适性和特殊性的理性辩证。客观性是本土知识获得学术合法性的根基，但这并不意味着追求虚妄的“绝对价值中立”。郑杭生提出的客观性标准包含双重意涵：一是经验实证性。理论必须基于对本土现象的系统观察与实证分析。二是实践可检验性。理论需能接受社会实践的反复验证并持续修正。如，郑杭生关于“良性社会运行条件”的命题，最初源于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矛盾的观察，后来在被应用于分析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实践时，已通过政策检验不断得以修正。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客观性追求，并非否定价值立场的存在，而是要求研究者通过批判性反思，将价值关切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结构性力量，追寻一种“价值一致性和价值得到明确说明或明示下的社会科学”。
第二，扎根本土：作为一种方法论选择的本土化。方法论的选择依赖研究者对知识本质与社会现实构成体系的原则立场。“学科本土论”认为西方社会学方法的规范性与局限性并存，其高度标准化的研究范式值得借鉴，但因其根植于西方社会经验，机械套用将导致方法失效与结论失真，因此，中国社会学需通过对中西关系“再评判”、今古关系“再认识”与理实关系“再提炼”，以实现方法论创新。一是推动应用性研究的转型与深化，二是在时空维度上提升质性研究的深度与质量。
第三，实践自觉：作为一种价值论判断的本土化。实践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本土现实经验为解释对象，以建设中国社会为根本目标。实践自觉既是关于“是什么”的理论追问，又是对于“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关切，还是针对“应当如何做”的理性判断。这种三位一体的特质，使其成为连接学术研究与社会改良的关键枢纽和价值论基石。要深刻理解实践自觉意涵的本土独特性，需将其置于全球知识谱系中进行批判性检视。在中层理论构建面临挑战的当下，中西方实践智慧的根本差异直接关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正如有学者所批判的，中层理论并非单纯来自经验研究与逻辑归纳，而是来自社会学家的理论想象和创造性思维，难以从中推导出一般性结论。究其根源，在于忽视了社会学研究既需具体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又需通过实践反馈完善理论体系。实践自觉产生于“结构—能动”的辩证互动，能够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嵌入具体情境。20世纪90年代，郑杭生等人在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时，构建了一个“制度—文化”双重脱嵌框架，既源于对城乡户籍壁垒、劳动权益缺失等结构性矛盾的经验剖析，更指向包容性市民权的价值关切，并通过深入城中村等社会空间的参与式调查，提炼出工会介入、社区互助等可操作方案。这一研究过程，体现了在实践自觉驱动下中层理论解释力、批判力与建构力的三重统一，从而跳出了抽象理论与碎片经验的双重陷阱。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涉及意义诠释和价值权衡的议题，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和系统性，研究者要跳出既有的思维惯性，围绕主体性、关系性和人文性等维度，以“学科本土论”的理论内涵为基础，重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机理。
第一，主体性：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认识论前提。社会学本土化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翻译”或“修补”，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的主体性知识生产，包括个人主体性、社会主体性与对象主体性。社会学者在个人主体性驱动下深耕田野，社会主体性为个人能动性的发挥和经验对象的理解提供根基与方向，而田野中涌现的经验现实又持续反哺理论创新，最终使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的自主知识生产成为可能，三者共同构成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生产的链条。首先，社会学者的个人主体性是知识生产的能动根基。其次，社会主体性赋予知识生产以历史厚度与文化纵深，为个人主体性践行提供宏阔的场域与价值指引。最后，对象主体性彰显中国经验的理论阐发动能。
第二，关系性：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保障。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社会学发展正超越单向度的理论移植，逐步建立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学术生态，创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知识生产环境。这要求广大社会学研究者以关系性作为核心方法论原则，将科学理性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方法论保障。首先，关系性体现为对西方研究传统的批判性超越。中国社会学需融合客观现象分析与主观精神研究，贯通宏观结构与微观意义、社会事实与主体价值，建立一种“内外兼顾”的研究视野。其次，关系性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扎根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从研究形式来看，中国社会有绵延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以及快速变迁的现代化进程，若以西方理论框架强行嵌套中国情境，不仅会遮蔽本土经验的丰富性，还可能陷入“理论殖民”的困境。对此，经验与理论的调和共生恰是破题关键，具体表现为二者的三重互动。一是以经验作为理论生成的根基。如郑杭生“学科本土论”在中国农村的研究中并未预设普适性理论，而是从农耕社会的血缘纽带、地缘关系出发，揭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运行逻辑。二是理论须具备反思性。理论建构要实现对经验世界的双重超越，向内通过自反批判澄清认知前提，向外通过普遍化建构打破情境壁垒。而缺少知识生产的“自目的性”动机以及追求“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终极追问精神，是妨碍我国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经验与理论的共生关系是动态的、非线性的。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枫桥经验”，最初仅是应对具体问题的策略，但通过理论化提炼，逐渐形成“韧性治理”“协同共治”等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分析模型，又成为指导新情境的政策设计。最后，关系性可以弥合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裂隙。“学科本土论”所秉持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设想，将社会的秩序性和个人的主体性视为社会学研究中“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持久性的可能。
第三，人文性：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论标尺。人文主义的价值自觉，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路径，确保原创性知识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旨归，人文性将文化根脉与现代性反思深度融合，形成更具文明对话能力与社会关怀精神的学术实践话语，从而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价值论标尺和伦理基石。“人”的解放与“文”的传承是一体两面的。为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社会学者既要做田野中的哲学家，在人民实践中捕捉时代脉动，又要做文明的“信使”，在古今中西对话中激活文化基因，唯有如此，社会学才能真正成为“为人民立学”的学问。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摘自《江淮论坛》2026年2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