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史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面临史料积累较丰富而本土理论提炼不足的问题，“两个结合”或许能为中国经济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新的方法论。就“第一个结合”而言，其要义在于破除抽象阶段图式与现成外来范畴的机械套用，主张回到中国历史实践本身，在长时段的视野下重新梳理国家与财政、土地与家户诸基础关系，以此重构历史解释的框架。“第二个结合”重在克服史料中国化、概念外部化的矛盾，将食货、经世、义利、常平等思想遗产置于现代学术语境中加以转化，使其由传统思想资源转化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分析范畴。中国经济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停留于经验叙事的扩展和史料规模的累积，更应在问题意识、概念体系、叙事结构和话语方式的整体重塑中，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由材料积累走向理论自觉。
马金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史研究所所长。
引 言
百余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在材料积累、专题拓展与方法更新方面成绩斐然，但并未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学界的问题提出、概念组织与意义判断，迄今仍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外来问题意识的预设结构，曾先后受社会形态论、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李约瑟之谜、韦伯命题、马尔萨斯陷阱、大分流等多重路径影响。学界长期围绕中国何以未发生工业革命、中国商品经济为何未能导向资本主义、中国何以在近代世界体系中失去优势等命题展开论辩，固然形成丰富成果，亦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在若干关键处呈现出以他者问题界定自身经验的倾向。马克思于《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下之困境，一个重要表现是材料占有日厚而形式之内在联系的探寻有所不足。吴承明尝言“史无定法”，“按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用不同的思维方法”，正揭示中国经济史研究应以本土历史条件为依归，而非以外来框架预先裁断。
在这一意义上，“两个结合”的提出，为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方向提供了重要契机。这里所说的契机，首先不是现实口号对史学写作的外在附加，也不是以规范性判断替代历史论证，而是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一种重新提出问题、整理学术史、辨析概念来源与重建解释结构的方法论视野。“第一个结合”所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通过中国历史实际而获得具体展开，不能停留于抽象阶段图式和现成范畴的直接移置。“第二个结合”所指向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宜仅被视作背景性的文化资源，而应进一步追问其能否经过现代学术转化，进入中国经济史的概念建构与历史解释，提炼能够承载中国经验的分析范畴。
就中国经济史自身而言，这一重审至少牵涉三个彼此关联的层面。其一，学术史层面。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究竟如何形成问题意识，哪些外来范畴曾深刻塑造其解释结构。其二，解释层面。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市场、土地与人口、财政整合与社会治理、家户经营与区域交换等关系，何以构成理解中国经济长时段演进的基础结构。其三，概念层面。食货传统、经世取向、民生意识、义利之辨、家国秩序等历史积累，能否经过严格的历史辨析与现代学术转化，成为中国经济史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资源。缺乏这三个层面的贯通，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容易停留于一般性倡议；若能够打通，中国经济史研究则更可能真正由材料整理走向理论自觉，由经验描述走向概念生产。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如何重新整理自身学术史脉络，如何从中国历史过程中辨认出更具解释力的基础关系，如何在中华传统思想与制度实践的历史积累中提炼出可供现代学术使用的概念资源，进而为中国经济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较为坚实的史学基础。
一、会通的方法：作为方法论的“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作为有机统一的方法论整体，其意义首先在于重新处理普遍原理、历史实际与文明传统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结合”所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在中国历史实际中获得具体展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恰在于其历史方法。马克思于《资本论》中强调，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此抽象力并非凭空概念演绎，而是从具体历史材料中提炼一般规律的辩证思维能力，在于从现实历史关系出发揭示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人口规律时强调：“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此论提示研究者：不可将某一历史形态下的规律普世化为超越历史的真理。对于中国经济史而言，这意味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家与社会、交换与治理等关系，都须放回中国历史的具体进程中加以理解。中国作为长期延续的超大规模文明体，其国家整合方式、家户经营结构、财政汲取机制、地域差异格局与社会伦理秩序，在多个层面上与西欧历史路径存在差别。马克思于《资本论》专论古代社会生产方式时明确指出，“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此一判断从理论源头即提示：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结构范式理解前现代经济形态，本来就是方法论上的误植。若以西欧历史经验为隐含尺度，中国历史便容易被解释为不充分的市场、不彻底的私有化、不完整的近代化。此种理解看似运用了普遍原理，实则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力量。
“第二个结合”所回答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由背景性资源转化为概念性资源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虽大量使用中国文献与地方材料，但是在很多研究中真正支配问题提出和意义组织的，往往仍是外来概念。传统思想与制度经验在论文中常被处理为例证、素材与说明性补充，少有机会成为分析范畴本身。“两个结合”的提出，改变的正是这一被动格局。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极为丰富的经济治理经验与经济思想资源，食货之学所关心的本非孤立财富，而是国家经费、百姓生计与政治秩序的整体关联；经世传统所重视的，也非狭义实用，而是知识、制度与治道之间的贯通关系；义利之辨、轻重之术、制民之产、理财安民、通商惠工等命题，从不同侧面显示出中国传统并不存在一个与经济绝缘的道德世界，而是长期围绕财富生成、资源调配、市场规制、社会稳定展开深入思考。“第二个结合”的学术意义，正在于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这些长期沉淀于文本、制度与实践之中的思想资源，进入当代中国经济史的概念建构之中。
将“两个结合”合而观之，中国经济史研究至少可以获得三重方法论指引。
第一，贯通之法。吴承明指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作为指导思维的方法，至今仍很适用。中国经济史的许多核心问题，本就具有长时段、跨层级、跨文明的复杂性质。贯通之法要求研究者在古今贯通中辨认结构的延续与转换，在中外参照中确认中国经验的共性与特性。井田、授田、租佃、自耕、赋役、地权、流动与再生产，是一条贯穿长时段的土地与家户关系链条。轻重、平准、常平、盐政、漕运、厘税、统制与统一市场，是国家调节与市场整合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连续展开。《史记·货殖列传》论及天下分工有言，“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太史公所言不只是产业分工，更是农、虞、工、商四者在长时段中互为条件、彼此贯通的整体经济秩序观。
第二，辩证之法。吴承明认为辩证思维是中华民族特别擅长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之法。中国传统思维历来重视对立统一的整体观照。但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许多重要关系常被处理为相互排斥的二元关系，正如吴承明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辩证思维缺乏工具性，一般不作方法论看待”。国家与市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伦理与利益、秩序与效率，往往没有从复杂的历史运行中形成方法论。传统伦理进入经济运行，也不只意味着对逐利行为的抑制，它同时参与信用维系、风险分担与交易正当性的塑造。辩证之法的意义，即在于把中国经济史中的诸多关系恢复为历史运行中的关系，恢复为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制约、相互生成的动态结构。
第三，求是之法。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不宜主要依赖观念上的自我宣示，而须落实到扎实的史料工作、精细的语境还原与可靠的概念提炼之上。实事求是之法要求研究者既不预设中国历史应当符合某种既成模式，也不满足于从传统文献中摘引若干熟语便完成所谓本土化，而是从史实本身出发，在制度运行、社会关系、区域结构与历史变化中追索其内在逻辑。吴承明等老一辈学者已做了初步探索，面对区位论、传播论、区域成长论等外来理论，并非简单排拒，也不机械套用，而是反复提示这些理论生成于特定资本主义经验和特定历史条件之中，进入中国经济史研究时需要依据中国材料作出修正。让概念从史料中生长出来，让判断经由史实的检验而成立，自主知识体系才更有真正的学术硬度。
进一步看，“两个结合”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为学科提供了一条摆脱旧式中西对立框架的现实路径。晚清以来，围绕中学与西学、体与用、古与今的争论，曾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学术的自我定位。“两个结合”所开启的路径，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置于同一历史过程之中，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得以在更高层次上重新组织自身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资源。其所要求者，并非拒绝外来理论，也非停留于传统资源的再陈述，而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建解释框架，在世界学术对话中形成能够自我立论的概念能力。
二、“在地的”历史：“第一个结合”与中国经济史解释框架的再建
吴承明曾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原理和原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脱离了具体的经济实践，相关原理和原则就像空中楼阁毫无根基。“第一个结合”基础的要义，在于把中国经济史研究从单纯的史料学与断代学中解放出来，使其更充分地成为关于中国问题的理论研究。西方经典经济史以工业革命、产权演进、市场扩展为主轴组织其研究，其问题意识形成于现代欧美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将此类问题意识强行套用于中国两千余年的经济过程，往往容易遮蔽若干具有中国历史特征的重要经济现象。例如，以产权界定的清晰度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便会低估中国传统社会中由宗族、里甲、行会、合伙等多重制度所共同维系的复杂产权结构；以工业革命作为现代化的唯一节点，便会把中国长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农业、手工业与商业体系排除在现代性讨论之外。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有警世之论：“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市场社会中。”此一论断从反面提示研究者：中国历史上的市场运行，在相当多的历史场景中与宗法礼俗、官营体系、仓储荒政相互嵌套，难以用脱离社会结构的纯粹市场模型加以解释。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划分为长时段结构、中时段情势与短时段事件的三层次分析方法，为中国经济史的长时段研究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参照；然将此方法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仍须进一步结合“大一统”政治体、郡县科层制与礼法秩序等本土结构性特征加以探讨。
就中国经济史而言，至少存在六组符合中国国情历史的结构性问题，即国家与财政、土地与人口、农业与工商业、区域与流通、制度与市场、秩序与治理。这六组问题彼此交织，构成中国经济长期运行的基本骨架。班固于《汉书·食货志》开宗明义：“《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此处所揭食货一体框架，本即国家治理与经济运行的结合之道。马克思亦有名论：“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于中国经济史之考察，此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食货一体之本土话语可相互激活。其中，国家财政能力、赋税制度的历史演变、漕运与盐政的组织方式、仓储荒政的社会功能，构成中国经济史区别于西方经济史的独特重要主题。如，漕运所涉及的不只是运输问题，更是国家整合南北经济、调节粮食分布、维系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关系的战略机制；盐政所涉及的也不只是商品流通问题，更是国家财政结构、地方治理秩序、商人社会结构的综合表达；仓储荒政所涉及的不只是救灾问题，更是国家对社会风险的常态化介入与民生秩序的制度化维护。国家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地位，在有些历史场景中不是作为市场的外部干扰项而存在，而是经济运行本身的组成部分。
更进一步讲，中国经济史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具有鲜明的长时段特征。赋税制度的调整往往历时数百年方才成型，区域分工格局的形成与转换同样跨越多个朝代。以长江流域的开发为例，从汉唐的相对后发到宋元明清的主导地位，其经济地理格局的转换跨越千余年。与之相应的是，北方地区在漫长历史中依托漕运、盐业、边防财政所形成的经济结构，构成与南方不同但同样复杂的经济形态。吴承明推崇马克思“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以年度数据或个别事件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往往难以把握这一类变迁与进程；而中国经济史所积累的文献传统，恰恰为长时段分析提供了丰厚的史料基础。“第一个结合”的深层意涵，正在于要求研究者在长时段中发现中国经济运行的结构逻辑，而不是以短程变量的聚合来替代结构分析。
“第一个结合”的深层意义，还在于为这些本土问题提供更具有穿透力的分析工具。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把“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剥削”等术语贴在中国材料之上，而是要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循环过程，把再生产、国家能力、社会结构、阶层关系等分析维度，落到中国历史之中。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不仅是所有权问题，更是赋役、治理与社会结构的交汇点；财政汲取不仅是收支问题，更是国家能力与社会承载力之间长期博弈的制度化表达；商业网络不仅是市场问题，更是区域分工、人口流动与文化认同共同塑造的历史结果。唐宋之际两税法的演化、明清时期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的递进、清代中期国家财政与社会结构的再调整，多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第一个结合”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从事实陈列转向结构解释，由断代叙述走向机制分析。
这样的“在地化”的自觉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已有深厚积累。李剑农1957年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问世的中国经济史多卷本著作。该书以总体史的自觉，把中国经济过程写成一部贯通、连续而具有结构逻辑的整体史。李剑农考察周代封建经济时指出，“中国封建制度始于周代。周代宗法制是当时诸侯、卿、大夫逐级受封土地的政治制度的根基，土地的分封也即是世袭封建领主制的建立”，进而把中国封建社会之变迁与土地制度、政治制度、赋役体系之演进统一纳入整体性分析，其总体史气象正体现了“第一个结合”的早期学术自觉。傅筑夫的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进行了长时段、分区域、分部门的系统分析，本身即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运用。吴承明则进一步把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化水平推向新的高度。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国内市场以及经济史方法论的系列研究，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史从史实罗列走向经济学解释。吴承明尝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标的王亚南、许涤新等人的努力是可取的”。
从李剑农到傅筑夫再到吴承明，“第一个结合”在中国经济史中呈现出由整体叙事到结构分析再到方法论自觉的演进轨迹。这一传统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也反对把西方经济学当作普遍真理，坚持从中国经济过程本身出发，寻找更能把握其内在逻辑的分析路径。“第一个结合”之于中国经济史自主知识体系，重要贡献在于把中国历史中的真实问题提升为理论问题，把中国经验中的历史过程提升为解释对象。经由这一提升，中国经济史的现实基础可获得更充分呈现。
三、经世的传统：“第二个结合”与中国经济史的概念来源与价值坐标
“第二个结合”进入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史何以长期存在材料丰厚而概念贫弱的知识断裂。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学科体制东渐，经济史在很大程度上沿着西方社会科学的问题脉络展开。封建、资本主义萌芽、近代化、理性化、市场化、产权、交易费用等范畴，极大推动了问题意识的形成。中国史料挖掘由此日益深入，但外部输入的概念系统仍深刻影响问题提法与意义尺度，形成“史料高度中国化，概念长期外部化”的知识结构。传统中国本有食货之学、经世之学、理财之学、荒政之学、漕运之学、盐法之学，这些知识门类原本与国家治理、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密切相连。现代学科化过程将这些表达大都拆散，经典表达更多停留在史料层，制度实践更多停留在专题层，现代抽象则多由外部输入。“第二个结合”要求研究者重新面对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中那些长期存在的表达方式，能否经由制度实践的中层沉淀，转化为当代中国经济史的高阶概念。“第二个结合”之所以重要，原因正在于它为这种转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不再只是背景性的思想资源，它开始成为概念生产的源头。
吴承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中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思想文化的制衡”。诺思则认为：“尽管正式约束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决定而在一夕之间发生变化，但嵌入在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中的非正式约束可能是刻意的政策所难以改变的。这些文化约束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结起来，而且是我们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关键之所在。”“第二个结合”对中国经济史的意义，将文化纳入考量层面，至少包括三个相互贯通的层面。
第一层是文明连续性的视角。中国经济发展史并不是若干王朝经济现象的前后拼接，而是在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进程中展开的制度变迁史。以赋役制度为例，从两汉的租赋制度到唐代前期的租庸调，再到唐后期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其间既有明显的制度跃迁，也有深层的逻辑贯通：国家常在人口、土地、货币三种要素之间寻找赋役组织的最优方案，在汲取能力与社会承载力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第二层是本土概念来源。中国传统典籍中，许多看似古奥的经济术语，实际上凝结着对经济现象深入而独到的观察。“食货”是对国家物资治理的总括，它把粮食与货币并置为国家经济治理的两大基本要素。“轻重”是对宏观调控机制的抽象，《管子》中关于轻重之术的系统论述，触及了价格、货币、财政、贸易等多维度的宏观调控问题。《管子·治国》提纲挈领地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将富民与治国紧密绑定。叶世昌指出，《管子》“把能否富民提到国家能否得到治理的高度，可见实行富民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本末”是对产业秩序的价值判断，《史记·货殖列传》所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已昭示本末之辨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而是产业结构动态平衡的历史经验。“均输常平”是对价格稳定与社会保障的制度化表达，常平仓制度背后是一套相对系统的国家调节思路。“义利”是对经济行为伦理边界的思考，它提示经济行为不是单纯的利益计算，而需要置于社会伦理的约束之下。
第三层是价值坐标。中国经济史中的国家治理、社会保障、市场调节、风险平抑、民生秩序，都内嵌于中华文明的治国理政传统之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共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念、“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调节观念，都在经济行为中留下深刻印记。孟子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恒产”与“恒心”之相联，本质上是将经济基础与社会秩序、道德主体相连贯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命题。荀子言“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亦将王政与民富、亡国与府库之富并列，体现出传统治理理性对财富分配伦理的深刻观照。“第二个结合”运用于中国经济史，便意味着学科有能力从中华文明内部生成自己的概念与范式，而不必总是在外来理论的框架中寻找自身位置。
要让“第二个结合”进入经济史研究，关键是把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重新贯通起来。正如《方坦纳欧洲经济史》主编所指出的，“每一个国家都要作为特殊事例来叙述,因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模式’”。“第二个结合”所要求的，正是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的再度贯通。经济思想史为经济史提供概念史、范畴史和治理理念史等文化场景，经济史则为经济思想史提供制度场景、社会结构与历史运行过程。
具体而言，一些经过转化的传统范畴可以尝试进入现代经济史的分析体系。如“食货”可以转化为国家财政与物资治理的综合范畴，“经世致用”可以转化为国家治理导向的经济理性范畴，“义利”可以转化为伦理约束下的经济行为范畴，“本末”可以转化为产业秩序与政策优先序范畴，“轻重”可以转化为宏观调节与国家干预范畴，“常平”可以转化为风险平抑与社会保障范畴。以“常平”为例即可看出这种转化的学术意义。常平仓制度自汉代确立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不断调整，其组织形式从中央统筹到地方自治，从官方主导到官商合作，呈现出丰富的制度变异。若仅以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稳定机制”加以解释，则其治理伦理、社会功能、道义基础容易被遮蔽。反之，若以“常平”自身的概念内涵为起点，既可以揭示其经济层面的价格调节功能，也可以呈现其社会层面的风险共担机制，更可以显现其政治层面的国家责任伦理。这种多维度的理解，可以通过“第二个结合”进行阐释。
在这一方向上，前辈学者的探索已留下深厚积累。胡寄窗于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完成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通史成果。该书既体现了“第一个结合”的方法论底色，又可视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学术先声。胡寄窗在比较中西经济思想的历史语境时强调，“管子作者与司马迁的看法则受封建生产方式的质的规定，他们不能把封建主义下的人看作‘独立的人’，看作能够无所拘束地进行自由竞争的人”。此一分析精辟揭示：以西方经济人假设套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能导致解释扭曲；有必要在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文化情境中考察本土经济范畴。叶世昌则长期耕耘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货币理论与中国金融史领域，先后出版《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等著作。其研究将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货币金融史与现代学术范式融为一体，形成思想史与制度史、思想史与实务史、思想史与当代问题之间的多重对话。从胡寄窗到叶世昌，“第二个结合”在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贯通中的脉络已经清晰可见。
“第二个结合”进入中国经济史，既不是回到旧式考据的传统路径，也不是把古代概念简单现代化移植，其真正任务在于把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能够解释历史过程的学术范畴。这一转化需要经过三重环节：首先要对传统概念的历史语境进行充分还原，避免脱离其原有的思想脉络；其次要揭示其内在的分析结构，把概念中蕴含的分析功能提炼出来；最后在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及现代学术工具的对话中，使其参与当代学科体系的建构。
四、理论的锻造：“两个结合”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及构建路径
从知识建构的逻辑看，“第一个结合”解决理论如何扎根中国具体实际的问题，“第二个结合”解决理论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概念资源的问题。中国经济史的理论化工作，至少应当经过三个递进层次。第一层是标志性概念的提炼，第二层是一般性命题的形成，第三层是围绕概念与命题展开的问题体系、证据体系、叙事体系与学术表达体系的系统重构。
（一）“两个结合”与标志性概念的生成
中国经济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通常要满足三项标准：其一，生长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反复出现的核心关系之中；其二，能够统摄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重要史实；其三，具有进入一般学术讨论的抽象能力。
礼法互构制度论。现代制度经济学通常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在潜在意义上赋予两者一种由后者让位于前者的演进序列。中国历史的制度实践并不完全支持这种简单结构。自帝制国家形成以来，国家法令、律例、赋役规章、行政制度与宗族伦理、乡规民约、行会习惯、商帮网络、地方习惯法之间，长期处于相互依赖、相互吸纳、相互重塑的状态。伏尔泰推崇“中国儒家维护社会等级和谐一致的礼法制度……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因而人有社会性和族类感情，构成合作的社会。……好的社会制度是要实现人的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统一”。礼不只是法之外的道德背景，法也不只是脱离礼而独立运作的命令体系。礼与法在中国历史中共同构成制度的运行基础。从“第一个结合”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长期面对广土众民、层级深长与有限官僚能力之间的结构张力。宗族、乡里、会馆、行会、公议机制、地方声望结构因此并非制度的边缘现象，而是制度得以落地的中介性结构。从“第二个结合”来看，传统土地交易中普遍存在的复合产权安排、商业契约执行中的中人担保与行会裁断、厘金征收与地方中介网络的结合、近代新式公司制度与传统关系结构的并存，都表明正式制度的运行形态深受地方社会网络的塑造。
家国义利统合论。中国经济史中的行为主体，无论是家户、商人、绅商、企业家，其行为逻辑都很难用纯粹逐利模型加以穷尽。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以去历史化的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将主体视为在既定约束下追求私人效用或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这一分析方式进入中国经济史，能够解释某些层面的算计逻辑，难以解释许多具有强烈共同体取向、责任取向与秩序取向的经济行为。中国历史中的义与利并非彼此割裂的两个面相，而是经常在同一行为结构中同时发挥作用。“第二个结合”为这一概念提供了直接的文明资源。义利之辨、经世济民、家国一体、天下责任，这些观念使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行为带有一定的公共性。到了近代民族危机深重之时，民族企业家的资本配置、商帮的公共投入、产业选择的国家导向，更呈现出义与利高度统合的行为形态。
财政治道统筹论。《周礼》中的地官与天官，本就将国用、赋役、仓储、土贡、邦赋置于国家治理框架之下。《汉书·食货志》沿司马迁《平准书》旧脉，将财政、货币、盐铁、平准与国家秩序联系起来。《管子·轻重》诸篇更将货币、物价、市场与治国术相贯通。“第二个结合”使这一经世理财传统深入当代分析视野，使财政不再被狭义理解为经济技术，而被视为国家治理理性的重要载体。若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财政便不宜被理解为从国家治理中剥离出来的单纯经济变量。财政结构本身是国家能力的组织形式，也是观察经济史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财政治道统筹之治道，不是抽象政治理念，而是资源动员、利益协调、社会整合与秩序维持的总体逻辑。统筹之统，不只是预算归并，而是将分散资源、层级利益与区域差异纳入统一国家治理框架的能力。统筹之筹，则指向国家在有限资源与复杂约束之下所展开的持续调适与重组。
礼法互构制度论、家国义利统合论、财政治道统筹论，可以视作“两个结合”进入中国经济史研究之后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高阶概念。沿着同样的逻辑，还可以继续发展出国家整合型市场发展论、家户再生产结构论、民生导向治理论、统一国家差序空间论等一系列概念。一切有效的标志性概念，都应当同时接受“两个结合”的约束。一方面，它应扎根中国历史的真实结构；另一方面，它应汲取中国文明的深层资源。
（二）由标志性概念到一般性命题
标志性概念若要真正进入理论生产，还需要进一步转化为命题。命题所指，是由概念推导出的、具有条件—机制—结果结构的规律性判断。它既能够得到中国历史经验的支持，也应当具备向更广阔学术讨论延展的可能。
制度互构与制度绩效命题。由礼法互构制度论可以推出：在正式制度发生重组或外部冲击加剧的历史条件下，非正式制度网络越完备，制度执行中的信息不对称、信用担保成本与协商成本越低，制度变迁越容易维持连续性并获得较高执行绩效。中国长期存在的礼法互构结构，恰可作为路径依赖与网络外部性在“大一统”政体中的典型历史样本。自秦汉以来，中央政令下达于州县，州县以下的大量经济活动、财产安排与契约履行，长期依赖宗族、里甲、乡约、行会、会馆、公议等中介网络维持运行。就“第二个结合”而言，中华传统中的礼治资源不断进入制度实践，成为国家正式制度的底层支撑。自《周礼》将邦国治理与财赋、仓储、市场分设官职以来，礼与法便在同一秩序中展开。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名例》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此一论断正是对礼法互构之治理逻辑最为精要的概括。诺思指出，“嵌入在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中的非正式约束可能是刻意的政策所难以改变的”，此论恰可为礼法互构在制度变迁中的长期稳定性提供理论注脚。它表明，一个社会的制度转型成败，并不单纯取决于法律文本设计是否先进，也不单纯取决于国家强制力规模是否充足，还取决于正式制度能否嵌入既有社会网络并借由非正式机制完成低成本执行。中国历史中的宗族、乡约、会馆、商帮、公议机制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们长期承担着制度执行中的信息传递、违约惩罚、声誉约束与利益协调功能。
共同体风险与资本配置命题。由家国义利统合论可以推出：在外部压迫、主权风险或产业控制权竞争显著增强的历史条件下，经济主体的资本配置行为会系统性偏离短期利润最大化原则，并优先流向具有共同体安全、产业自主与长期战略价值的部门。《孟子》论制民之产，强调恒产与恒心之间的内在联系；《管子》以轻重、通商、富国、治民为同一问题链条；《盐铁论》关于国计、商利、边备、民生的辩论，处处显示义与利的交织关系；宋明以后的经世之学，更将利源开辟、民生保障、国家安危与社会秩序联为一体。到了近代，家国天下的责任观与救亡图存的现实处境汇合，义利统合便从思想资源进一步转化为行为结构。这一命题的理论意义，在于将义利问题从伦理评判提升为行为机制。中国近代实业投资史反复显示，民族企业家之所以将有限资本投向重工业、航运业、基础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并不只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计算，还因为国家经济主权与产业独立已成为企业长期生存的前提条件。
财政危机与治理危机同构命题。由财政治道统筹论可以推出：在财政同时承担资源动员、秩序维持与风险吸纳功能的国家中，财政危机通常会同步演化为治理危机，财政结构调整的深度往往影响国家秩序重建的幅度。自《周礼》到《汉书·食货志》，再到《通典》《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与清代经世文编，食货、国用、田赋、盐法、仓储、漕运始终与治道相连。管仲轻重之术、桑弘羊平准均输、王安石青苗市易、张居正一条鞭法、雍正摊丁入亩、晚清厘金与关税重组，这些制度节点本身就说明，中国财政结构一些重大变化都与国家治理方式的重排联动发生。马克思有关“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之论，提示研究者财政—债务—阶级关系之内在联动，于考察中国历代赋税—债务危机亦有重要启发。中国历史中的许多重大结构转型，表面上看是税制调整或财权重划，实质上都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层震荡。此一命题不仅具有中国解释力，也能够进入更一般的国家能力研究。
统一国家与市场扩展命题。从礼法互构制度论与财政治道统筹论交叉出发，还可以进一步推出：在超大规模统一政治体中，市场扩展的深度与广度，往往依赖国家提供的制度边界、交通组织、流通秩序与财政整合条件，政治整合程度越高，跨区域市场形成的可能性越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车轨与货币，虽主要着眼于帝国整合，其客观影响之一正是流通边界的收束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此举客观上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大一统”市场的底层制度基础。汉代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常被视作国家干预市场的措施，其另一面则在于国家已经能够以更广区域的财政与物流网络组织商品流通。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将江淮财赋、东南粮食与关中、河南、河北等政治军事中心联结起来，构成中国市场与财政空间重组的关键前提。宋代以后，全国性商业网络、城市体系、区域分工之所以迅速发展，与国家维持统一币制、交通体系和商税秩序有密切关系。明清时期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形成，更无法离开白银货币化、驿传与水运体系、盐政区域组织以及税关安排。清代前期的河工、漕运、盐法与仓储制度，看似分属不同部门，实则共同支撑着“大一统”国家下的全国流通空间。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大一统”国家恰好消弭了国内各共同体之间的多重壁垒，使全国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得以广泛展开。中国历史中的全国性市场网络，从来不是自发交换逻辑单独作用的结果。统一度量衡、交通干线建设、货币制度维持、漕运体系构建、税关安排、区域财赋调拨，都是构成市场扩展的重要制度前提。
需要指出，上述命题的生成方式已经清楚：它可由“两个结合”共同支持，由中国长期史实支撑，由高阶概念推出，并具备进入一般性学术对话的理论张力。
（三）从概念与命题到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
从标志性概念与一般性命题到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经历一个系统化的建构过程，需要问题意识、分析工具、叙事结构与话语表达的整体重塑。
第一，建构中国经济史的问题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是问题意识的主体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由西方经济史学的重大议题所牵引：为何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为何中国未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为何中国在近代世界体系中失去优势？这些问题本质上是以西方经验为参照系提出的“反向问题”，其预设是将中国历史视为西方道路的偏离或延迟。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体系应当翻转这一逻辑，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结构出发，提出真正源于中国经验本身的“正向问题”。例如：“大一统”国家长期维持的财政汲取能力与社会承载力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是什么？超大规模文明体中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政治整合之间如何协调？家户经营结构在中国历史中的长期延续与变迁逻辑是什么？传统中国的国家调节型市场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实现制度化的自我更新？这些问题是在承认中西历史差异的前提下，从中国历史内部生长出来的理论追问。问题体系的主体化还要求建立问题之间的层级关联。国家治理、财政秩序、土地制度、人口流动、区域市场、技术变迁、社会保障等议题，在中国历史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嵌入、彼此制约的结构性关系。问题体系的建设，就是要揭示这些议题之间的关联机制，形成能够统摄多个专题的“大问题”框架。
第二，建构中国经济史的概念体系。概念是学科自主性的集中体现。中国经济史需要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与中华文明传统范畴的深层贯通中，形成具有标志性的学术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社会再生产等范畴为学科提供结构性分析工具；“食货”“轻重”“本末”“常平”“民本”“经世”等传统范畴则为学科提供文明深层的概念资源。两套资源的贯通不是简单拼合，而是在问题分析中相互激活、相互检验、相互补充。概念体系的建构还需要解决概念的层级问题。标志性概念属于高阶范畴，其下还需要发展出一系列中阶与低阶的操作性概念，形成概念之间的演绎与归纳关系。例如，“礼法互构制度论”作为高阶概念，可以向下延伸出“复合产权安排”“中人担保机制”“行会裁断网络”“公议调解结构”等中阶概念，再进一步细化为具体的制度形态与历史案例。这种层级化的概念结构，既保证了理论体系的抽象能力，又确保了概念与史实之间的有效对接。同时中国概念的建构需要在与西方既有概念的比较、对话与竞争中确立自身的学术位置，既要避免简单套用西方概念，也要避免陷入不可通约的文化特殊主义。
第三，建构中国经济史的叙事体系。叙事是学科自主性的整体表达。中国经济史的叙事方式需要从碎片化的专题研究走向长时段、总体性、文明连续性的叙事结构，把经济过程置于国家、社会、文化、制度的整体格局之中加以理解。如此形成的叙事，不再以朝代更迭作为唯一线索，也不再以某一专题的演进开展封闭叙述，而是在中华文明整体图景中呈现经济运行的结构性逻辑。叙事体系的建构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长时段与短时段的关系。长时段结构分析揭示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短时段事件分析呈现历史变迁的具体机制，两者需要在叙事中有机结合。二是总体性与区域性的关系。中国经济史不能仅有全国性的宏观叙事，也需要有区域差异的微观叙事，关键在于使区域叙事能够汇入总体叙事之中，而非成为彼此孤立的断片。三是连续性与断裂性的关系。中国经济史既有长期延续的制度结构，也有关键节点的重大变迁，叙事需要同时呈现结构的延续与变迁的节点，避免将历史写成静止的循环或突然的断裂。这种叙事方式既能承续前辈的总体史传统，也能回应当代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基础的深层追问。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无根之树，其历史基础正在中国经济史所揭示的长时段结构之中。
第四，建构中国经济史的话语体系。话语是学科自主性的外在呈现。中国经济史需要形成既能回答中国问题又能进入世界学术对话的学术话语。中国经济史的成熟话语，应当能够在国际经济史学界中准确传达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使中国学者在重大理论议题上不再仅仅作为跟随者，而能以自己的概念、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解释参与全球知识生产。话语体系建设不是简单的对外宣传，而是学科成熟后自然产生的国际表达能力。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重视三个维度：一是学术语言的精准化。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发展出一套能够准确描述中国制度与实践的学术语汇，避免以西方术语生硬翻译中国现象所造成的语义损耗。二是理论对话的平等化。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应当从“回应者”转变为“提问者”，以中国经济史的独特经验挑战既有理论的解释边界，推动全球经济史理论的更新。三是知识传播的多维化。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表达不仅限于学术论文，还应当包括教材、通识读物、数字人文产品等多种形式，使中国经济史的知识成果能够进入更广泛的社会传播与公共讨论。
上述四个层面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问题体系引导学科关注的方向，概念体系支撑学科的表达工具，叙事体系整合学科的知识结构，话语体系承载学科的外在交流。从更具操作性的层面看，上述四个体系的建构还需要若干基础性的学科建设工作作为支撑。其一，加强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贯通，鼓励跨领域的研究课题与合作机制，在研究生培养中设置兼跨两个领域的知识结构要求。其二，推动中国经济史重大专题的长时段研究，避免过度断代化所造成的视野碎片化。其三，建立具有中国特征的经济史数据与文献平台，形成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学术基础设施。其四，促进中国经济史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直接对话，在历史研究与当代理论之间形成常态化的学术互动。
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就“两个结合”与中国经济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系作出三点总体性判断。
第一，“两个结合”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它既不是外在于学科的政治修辞，也不是附加于研究的文化点缀，而是学科自我更新的重要方法论依据。“两个结合”在经济史领域的贯通，规定了学科从问题到概念、从解释到叙事、从叙事到话语的整体生成机制。第二，“第一个结合”解决的是现实基础问题，“第二个结合”解决的是文化根基问题，两者的贯通解决的是体系生成问题。若仅强调现实基础，学科自主性可能缺乏文化深度，研究容易停留在实证层面而难以形成深层理论；单有文化根基，学科便可能流于怀旧与复古，研究容易沉溺于概念讨论而脱离历史实际。两者在深度上互相渗透，或能形成真正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经济史学科体系。第三，就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未来走向而言，其关键任务是从“史料大国”走向“概念强国”，从研究成果累积走向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中国经济史不缺材料，不缺问题，不缺研究者，尚缺的是在“两个结合”指引下把材料转化为概念、把问题转化为体系、把研究转化为话语的持续努力。这一转化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也难以由个别学者独立实现，而需要整个学科在明确的方法论自觉下展开长期的协同建构。
回望百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李剑农、傅筑夫等人的总体史探索，到吴承明、胡寄窗、叶世昌等人的理论深化，一代代学者在各自的时代条件下，以自己的方式推进着中国经济史的学术积累。他们的工作为今天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也为后来者指明了继续前行的方向。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自觉之下，今天的研究者可以在前辈积累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研究。《老子》有言，“大道废，有仁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传统之“道”观念，本身即蕴含整体生成与辩证演化之思。马克思亦于《资本论》中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中华文明固有之整体生成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辩证方法，正可在中国经济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相互激活、相互成全。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