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26年第6期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类主体性特征深度嵌入社会实践，已经成为影响青年交往主体性的关键变量。这一技术变革打破传统的社会交互模式，迫切要求青年在人与技术、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重维度审视其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既具有赋能青年增强认知能力与拓展实践空间的积极意义，也可能因技术的不当利用引发主体性异化的隐忧。具体而言，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青年认知主动性萎缩，个体判断力的钝化会消解社会共识的协商基础，技术替代的潜在风险会使青年陷入认同危机。解决此类问题须着力培育青年在人机协作中的批判性数字素养，强化青年在交往中的有机性实践联结，帮助青年在自我省察中确证人之为人的独特价值，促进交往主体性在数智时代的理性复归与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青年发展；主体性；交往行为

当前，以ChatGPT、DeepSeek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爆发式增长，在为人类提供工具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是否会代替人类”的焦虑。此类情绪对正处于发展关键期的青年群体影响尤深。调研数据显示，在2025年青年关注十大话题中，“高质量就业与AI技术冲击”[1]话题受到超过七成参与者关注。技术焦虑的根源在于，当人工智能表现出“拟合人的语言生成逻辑和理解能力”[2]时，人机交互不再是传统的主客工具关系，人所固守的主体地位遭遇了实质挑战。人工智能是当代交往活动中避无可避的技术实体，正催生人机共存的新交往秩序。面对这一变化，有必要从交往实践的结构性变动中重新考察主体性范畴。有学者将个人交往主体性界定为“个人以交往主人的方式参与和把握交往实践的一种主体表达”[3]，强调个体在交往实践中的主导性地位。也有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角出发，提出交往主体性“具有独立性和自我反思性”[4]，突出主体的自主判断和反思能力。还有观点认为，交往主体性的发展要求个体“在既定的交往结构中生成，同时不断改变和发展这一结构”[5]138，强调交往结构的动态生成性。由此推之，交往主体性是在人与技术、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重交往关系中生成的主体品质，表现为动态展开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现有研究多侧重于防范人工智能引发“主体性遮蔽”风险，基于此，笔者转换研究视角，加强对技术如何驱动青年交往主体性发展的深入探讨。

一、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交往主体性培育的时代机遇

交往主体性是对近代以降启蒙理性确立的“认知主体的理性自主性所具有的虚幻性”[6]56的扬弃，包含着人对技术工具的性质判断、人对社会关系的生成认定、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判断。人工智能作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7]102，帮助青年跨越编程语言障碍，以自然语言的方式调用工具，生成具象的文字、代码或图像，实际上降低了青年获取新知、开发产品的基础门槛。

（一）人与技术的关系：人机协同促进青年认知能力增强

从理论前提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成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8]193，并在现实性上重塑了青年与技术的链接方式，推动人与物的关系从单向度的调用，转化为深层次的互补。但这种协作并不改变技术作为人的实践中介的基本属性。当前，青年群体和人工智能技术均呈现出显著的“未完成性”，这正是构成两者发展深度耦合的现实条件。青年群体正处于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综合能力的快速塑造期，尚未被固化的经验所束缚，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接受度，存在“成长进行时”的特征。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处于持续迭代、不断演进的“技术进行时”。青年认知的可塑性与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的开放性相互匹配，构成二者协同发展的现实基础。青年能够以较低的心智转换成本适应人机交互，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掌握未知领域，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极大拓宽认知的广度和深度。过去教师在课堂进行单向度知识输出的模式被大大改变，人机互动问答的形式补充了课堂讲授的知识空缺。在辅助学习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成为“影响青年信息获取样态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变量”[9]，有效提升了青年自学效率与知识迁移能力，帮助青年以更便捷的方式降低知识获取门槛，提升知识储备。

在发展潜能耦合基础上，人机协同旨在建立一套既能充分发挥和利用技术的效率优势，又足以增强主体认知能力的驾驭机制。“AI的作用并非取代人类，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潜能。”[10]人工智能虽然在文字生成速度、规模数据处理和精确尖端计算能力上远超人类，但它仍然是执行人类赋予的逻辑指令的工具。只有在进行关键性的主体唤问的情境下，它才能响应并给出结果。从此观之，人工智能仍不具备真正的主体性。同时，未经专业领域数据训练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仍容易出现事实幻觉和内容空洞化的问题，亟须人类主体介入进行事实核查与方向把关。以设计行业为例，青年设计师能够有效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给出多种“初稿”性质的草案，帮助拓宽思路，再凭借自身的审美能力进行筛选和调整，补足人工智能产物所缺失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人工智能可以阅读大量多模态的文图资料，完成复杂的数据库的快速检索，提炼总结庞杂文献的核心主题，帮助青年将自身思辨能力专注于逻辑性思维的建构和批判性思维的发散。在良性的人机协作流程中，人工智能扮演过去搜索引擎的进阶角色，将海量的知识图谱和繁杂的数据化约为可供直接调用的结构化材料，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提供便利的数据调用。青年通过不断提出高质量的追问与指令，仍然可以主导内容生产的方向，始终保持着人在技术实践中的核心地位。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技术赋能拓展青年社会实践空间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中介工具，具备影响社会结构、变革治理模式、再造生活方式的潜力，深刻影响了劳动主体、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这三大基本要素的组合方式，拓展青年在社会分工中的角色选择多样性。过去，青年的职业选择常常被父辈路径所规定，受代际权威因素深刻影响，并面临着阶层流动与社会期许的压力。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驱动引擎之一，创造了诸如提示词工程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崭新职业赛道，为青年突破既有成长路径依赖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也为其在社会结构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拓展发展空间创造了条件。

技术赋能首先表现为青年创造性实践门槛的降低。人机协同可以赋能青年更深度地参与社会生产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为青年提供了将知识询问与审美情趣快速转化为具有应用价值的文字、图像、音频产品的历史性机遇。在人机协同的工作流程中，开发算法、设计产品、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门槛被大幅度降低，个人创意的重要性则显著拔高。人工智能的普及降低了创作一系列知识和内容产品的门槛，帮助青年突破传统科层结构中资历、资本与地域的制约，在制度空间上获得更平等的参与渠道，在实践流程上摆脱单一的落地执行者角色，获得更多自主的时空条件。过去，个体若意图创作电影等长篇幅的文艺作品，必须借助组织性的力量购置设备，组建团队。当下，各类“文生视频”的人工智能模型具备以一句话创作逼真镜头的能力，能够迅速、批量化地实现从个人创意到应用产品之间的跨越，创造传播可能和经济价值。

更进一步，人工智能赋予青年参与定义技术未来的能力，帮助青年从熟练的技术使用者走向技术发展和治理过程的参与者。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教育、医疗、社会治理、文化传播等领域，技术应用已然成为关系公共利益、社会公平和价值秩序的重要议题。青年可以凭借熟练的技术使用者身份，更多参与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构思、研发、应用、治理与反思全流程中，将个人的技术掌握与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相结合，积极推动教育教学方式个性化、医疗影像技术识别精准化、社会治理探索合理化等具体而微的问题解决进程。青年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发挥创造潜力的过程，亦是青年群体在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实践。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实际上也是赋予了青年一个深入思考个人与共同体社会关系的机会，提供青年实现自我定位的现实通道，帮助青年在具体劳动中明确自身作为技术边界定义者的主体位置，为其确证自身价值奠定基础。

（三）人与自我的关系：创造性活动确证青年主体价值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青年交往主体性的积极意义，还体现为青年在创造性活动中对自我价值的进一步确认。高效率的创新实践活动使得青年能够直观地看到自身创意的现实可能，获得自我效能感与认同感。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跃升为青年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创造物质前提与社会条件。在认知能力的拓展和具体社会分工的创造中，青年能够看清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确认自己是有能力创造的主体角色，以更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123，加深对交往活动中主体性的本质理解。

人机互动还为青年反思人的独特性提供了新的参照。青年能够在与人工智能交流的彼此参照中深化对人类独特价值的自我理解。“人机交互日益趋近拟人化，智能机器也呈现出一定的主体性特征，因而可以将主体间性延伸拓展至人机关系层面。”[12]人工智能虽不具备具身性，但拥有模拟决策、情境反馈与自然语言交互能力，能够为青年提供某种准社会性的情感支持与思维反馈，甚至可以帮助纾解部分青年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向他人表露的情绪危机。正是在与技术对象的持续互动中，青年更容易意识到人类主体区别于智能机器的根本所在，会潜移默化地开始思考智能为何物、意识何以生成等哲学问题，在不断的交流和询问中关怀并叩问自我，试图建构和确认自我主体性的边界。人工智能越是表现出接近人的交互能力，越有可能促使青年重新追问智能、意识、情感的本质问题，从而在技术参照中深化对人之为人的理解。科技与人类的关系是历史生成的关系，科技的突破也会重塑其参与者对自然界、对自身、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人工智能生成能力的涌现，帮助青年深化对智能意识范畴的理解，鼓励青年在人机交往中明确主体意识。

进而，青年能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创造潜力，在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中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贡献社会价值。人工智能为青年突破单一技能身份、形成更完整的自我理解创造了条件。在过去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人往往被迫固定于某个特定领域而导致其片面化地认识与改造世界，以有限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和个体经历作为自我发展的基本参照。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包含了人类海量知识的工具，实际上打破了现实中的学科壁垒，能够让社会成员快速掌握某个领域的入门知识，同时快速利用新知识进行现实性表达。人工智能使得写作、设计、编程、影像、音乐等过去难以入门的专业工作领域的知识壁垒消弭，使青年有可能在跨技能体系间建立交流融合的桥梁。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不仅提升效率，也有助于突破分工对人的限定，让青年得以在更为宽广的维度展现能力素养。人得以更接近从片面的人复归为完整的人，从更纯粹的意义上与他者进行交往互动，形成对主体的完整性认识。

二、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交往主体性培育的现实挑战

主体性是在与技术、社会和自我的交往关系中生成的。在技术爆发的时代机遇下，部分青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当利用也对其思维认知、价值判断和实践行动产生负面影响。

（一）人与技术：认识论维度的认知主权让渡危险

在交往主体性良性成长的条件下，青年应发展主动搜寻、甄选和过滤信息的能力，能够运用辩证思维对既有观点进行质疑、推理和验证，形成独特见解或成果。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日益广泛的场景嵌入，青年越来越难以完全把握生成内容的具体细节，存在盲信人工智能的现象。

1.技术依赖弱化逻辑建构能力。人工智能产出答案的便捷性可能削弱青年交往主体性中的逻辑架构能力。在对话框内，人们可以通过向人工智能提问来快速获得结构化的知识答案。人工智能所给出的结果具有高度组织化、个性化和完整性，容易被使用者感知为“无所不知”，使得并不完全熟悉该领域的使用者对之产生巨大的信任感，诱使用户跳过资料检索、逻辑建构和循证质疑等传统的知识生产环节。使用者如果不具备辨别生成结果的能力，人机问答便可能从辅助认知转变为一种“去过程”的捷径，代替了主体的逻辑建构。这类对待技术“使用却不理解、依赖却不掌控”的非理性状态，将会侵蚀青年本应具有的独立思考意愿与能力。人反而被人工智能规定了认知思维，表现为一种新的人同其生命活动相异化的关系。

2.迎合算法规则异化个体行为价值。青年与人工智能的互动关系表现不一。部分青年因恐惧被技术淘汰，盲目培养人工智能相关技能，知识学习向功利化和碎片化倾向发展，导致自身知识结构失衡。部分青年试图适应算法逻辑，在求职或学术投稿过程中，于简历或论文内注入肉眼不可见的白字隐形提示词，要求负责审核的人工智能对作品给出较高评价。部分学生为规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要求，在写作中刻意使用不规范的语法或错误标点。人类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去适应算法规则，不是机器在服务人，而是人在迎合机器逻辑，这恰如马克思的深刻洞见，“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13]776。为了在算法可见性机制中攫取竞争优势，个体策略性调整了自身表达，在数字交往中呈现主动适应与自我防御并存的矛盾性面向。青年时期是个人价值观发展的关键时期。若青年因适应算法规则而产生对自身主体地位的降格与扭曲，将对其价值观发展产生长远的不利影响。

3.认识来源不清倒置人类主体与技术客体地位。人工智能具备算法黑箱不透明、难以解释的技术特点，表现为输入指令与输出答案之间没有可视化的原理路径。使用者由于并不了解技术细节，很多时候只能复制拼贴人工智能生成的结果，服从于算法判断，将自身的主体地位倒置为客体和载体。现有治理规范对新兴技术应用的约束能力，往往滞后于技术应用场景的扩张速度。算法逻辑的不透明，使青年难以追溯决策的根源；技术风险的隐蔽性，使青年难以预判应用的边界；约束伦理的滞后性，使青年难以平衡创新与责任。实证研究显示，学术期刊要求投稿者披露人工智能使用情况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实际上既没有遏制人工智能辅助写作的增长趋势，也未能促进人工智能利用的透明度提升。[14]在这一不良趋势下，各类知识的来源难以溯源，互联网信息也可能逐渐被泛滥的人工智能生成结果所填充。青年可能产生技术神话的迷思，将生成结果奉为客观真理，在认识论层面上盲从人工智能的判断。

（二）人与社会：交往论维度的公共理性消解风险

技术不仅改变青年对知识生产的认知，而且在社会交往中扮演了全能中介的角色，将部分原本的人际互动变为人机互动。此类技术介入有可能影响青年对社会共同体归属的纽带意识，导致青年群体在微观协作、中观组织和宏观领域等层面呈现离身化趋势。

1.全能型工具阻碍协作延伸，淡化人际互赖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能特性，一定程度上阻滞了过去社会协作链条的延伸。一般而言，从创意到结果的劳动过程需要多人进行合作。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具有创意的青年实现个体生产闭环，却也可能因此取消了部分由于功能协作产生的社会交往契机。法国学者涂尔干提出，分工的重要意义并不停留于提升生产效率，而是“在任何情况下，它（分工）都超出了纯粹的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15]24，由于个人之间能力有别，基于匮乏和互补的交往需求形成人际联结的动力，因而产生有机团结。许多人际关系本质是因各类合作而构成，在人工智能替代相应的需求后，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有可能因此断裂。当青年遇到自身无法破解的难题，往往不再优先向导师或同学请教，而是向人工智能工具寻求确定性答案。这一趋势使得原本应由人人互助形成的社交网络日趋解构，真实的人际交往变得更为疏离。在缺乏公共协作机制与组织承认机制的条件下，个体生产闭环可能转化为社会联结弱化。

2.离散化工作疏离现实集体，加剧原子化生存倾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和远程协作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数字游民、居家办公等新的工作方案涌现，青年日益脱离具体的、实在的社会组织，更进一步向原子化个体和数字化身体的方向发展，集体归属感逐渐被淡化。过去，个体的身份认同往往建立在某个特定的社会组织身份与集体劳动实践中。中国盛行的单位制社区形式，形成了“城市中的‘社会’并不在单位之外，而是在单位之内”[16]196的社会现象。组织集体是培养共同体意识的载体，但在当下的技术语境中，远程工作成为新常态，独立创作者身份的青年长期处于单人作业模式，缺失在共同体劳动实践中通过仪式性活动建立情感联系的机会。在网络沟通极度便捷的同时，青年之间的交往却变得极度松散，“看似拥有了更多独立空间与选择自由，却也失去了持久性的关系经验、远离了可靠的社会实体”[17]，难以形成应对风险的集体合力和社会屏障。

3.个性化对话强化用户偏好，侵蚀公共交往理性。人工智能会根据用户先前对话的上下文语境，给使用者提供迎合其倾向的个性化建议，减少了异质性观点的碰撞，削弱青年在公共讨论中面对冲突、进行说服与达成共识的能力。已有实证研究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具有谄媚和讨好用户的生成取向。[18]公共领域的活力需要参与者具备倾听异见、包容冲突的理性能力，并展开以相互理解、达成共识为目的的交往行为。但若青年总是习惯于与投其所好的人工智能对话，将更容易强化既有偏好，在公共讨论中对不同意见表现出较低的耐受能力，削弱协商意识，使网络争论更易朝着极化趋势发展，公共交往理性因而受损。圈层化的社会交往机制则容易诱使青年群体互相放大既有的负面情绪，强化单一观点，陷入情绪循环和认知困境。公共领域萎缩为无数个互不相通的私语空间，社会共识的理性协商基础面临严峻的技术性失效风险。

（三）人与自我：本体论维度的劳动价值认同危机

人工智能正对过去长期被认为独属于人的创意性劳动岗位发起挑战。受技术影响带来的认知方式改变与社会交往疏离，最终都将反作用于人类主体，使得青年不得不遭遇“技术替代自我”的本体论层面价值认同危机。

1.专业技能贬值冲击青年自我价值感。专业技能的快速贬值对青年自我能力的价值感确证造成冲击。劳动主体所拥有的智慧和经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劳动者参与社会分工的核心竞争力。然而，人工智能的高效率产出能力，正在稀释过去需要长期积累才能获得的知识技能价值。人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在人工智能时代表现为算法将一切知识成果视作训练数据，进行拆解、提取和重组。与以往的工业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作所不同，由于智力工作往往与个人身份价值紧密相关，人工智能对这类工作的替代威胁在心理上更具渗透性。据调研数据显示，超过三成的受访者担忧无法跟上AI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32.7%的受访者每周需花费1小时以上自学AI工具，68.3%的人承认曾因技术门槛产生职业危机感。”[19]随着模型训练的成熟，人工智能以更低的成本替代部分工作职能。青年面对自身长期修习的专业知识技能与快速迭代的技术需求之间存在供需错位的现状，产生对未来职业发展的焦虑。

2.劳动意义悬置削弱青年主体实现感。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活动中的广泛介入干扰青年对劳动过程的主导权。生产工具原来作为劳动者的器官和肢体的延伸，应服从于劳动主体的意志参与生产，由人类主体来设定工作目标、规划路径、控制节奏。但人工智能技术近乎革命性地改变传统“人操纵机器”的使能面向，创造了交互式协作模式。人工智能在许多时刻直接介入甚至主导了内容生产。在总体流程中，人作为主体，却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降格为工作处理的标准化节点。以提升效率为导向的技术进步，却对青年群体的职业发展空间和职业稳定需求产生了挤压。“在AI技术加持下，数字平台的强中心化聚合效应和数字零工的离散化趋势”[20]深刻改变了劳动形态，人工智能更有可能带来技术性失业风险。青年因未来职业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更容易将技术进步视为对自身生存的威胁，进而演变为对技术的抗拒与疏离。劳动本应让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但在核心创造环节被人工智能接管后，人如果只能担任提示词输入和结果审核的节点角色，劳动的美学意义和自我实现尺度容易因此被消解。

3.智能绩效优势动摇青年存在价值基准。人工智能在生成效率这一工具性层面展现出的绝对优势，使得青年在绩效竞争中面临巨大压力，动摇其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提出，对技术的认识是由不同的相关社会群体在复杂的互动、协商、冲突中共同建构，具有解释的灵活性，因而必须重视各类行动者对技术的理解框架，这种框架“构建了相关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并形塑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21]。社会对技术效率的推崇会反过来塑造青年理解自身价值的方式，一部分青年沉浸于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逻辑中，“对生产生活效率至上原则的迎合，也使青年在交往活动中自动代入‘内卷’场景”[22]。若将高效有用认定为唯一评价标准，以此观之，人的价值将远逊于人工智能的价值，部分青年可能因此解构过去基于“我有用”而形成的自我价值体系，陷入人永远低于机器的虚无思潮之中。

三、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交往主体性培育的优化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取决于人的实践选择，也受生产关系的制约。为了应对技术可能引发的负面风险，推进“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23]，更应关注青年在数字时代多重交往关系中的主体性培育。

（一）人机协作：培育批判性数字素养

人与技术的交往模式应从过去的单向度利用转变为双向的建构和整合，将交往成果进行内化，以此“改变自身有的主体图式、情势、本性”[5]58，超越主客体对立关系。

1.借用思维链条，以技术为鉴辅助青年智力提升。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媒介，本身就是“个体选择对象时重要的意识内容”[24]184。在大模型应用过程中，思维链为人类理解大模型的推理步骤提供了可视化线索，为青年开展反思性学习创造新的条件。依据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的理论，学习发生在“现实发展水平与最近发展区”[25]387之间，通过“符号系统”[25]2的支架作用获得能力提升。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可以被定位为提供结构化的智力支架。人工智能通过问题拆解，可以帮助青年激活新的理解可能，仿佛教师一样“提供恰当的学习支架为学生的内化和反思性抽象创造条件”[26]。但支架仍须依托主体建筑而存在。如果将复杂的思维推演完全交付算法处理，反而会导致主体认知机能的废用与固化。因此，青年不应仅停留于浏览接受生成内容，而且要对生成产物进行批判性重构与内化，达到对自主认知能力的实质性提升。

2.强化伦理审查，厘定人机互动的责任边界。建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审查机制，是保障技术赋能知识生产正当性的必要伦理前提。人工智能生成结果本质是基于数据训练和概率预测的输出结果，难以保证内容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德国学者海德格尔指出，技术作为“座架”，促逼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造”[27]18，容易遮蔽事物的本真状态。人作为主体，必须保持追问技术逻辑的自由关系，以防被算法系统吞噬。各学段、全社会的人工智能科普教育应当聚焦前沿技术原理和应用伦理，帮助青年增强对复杂数字环境的认知底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发布责任应由使用者承担。青年应主动识别可能存在的偏见与幻觉风险，承担相应的伦理主体责任。

3.塑造协作逻辑，巩固以人为本的主体地位。在人工智能帮助重塑组织决策模式的背景下，未来的“决策主体将既不再是单纯的人类，也不再是纯粹的人工认知系统，而是二者的有机耦合或协同”[28]。人机混合的认知形态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不能只负责传授知识，更应成为学生面对海量信息的把关人，发挥“AI+HI”（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协同育人的作用，引导青年正确认识技术本质和变革趋势。建构以人为本的人机协作逻辑，关键在于明确人工智能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功能边界。不论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都在巨大的社会网络之中，被定义为“具有历史性并且充满了具有独立结构的行动者”[29]101。人机协作中，机器可以承担计算、检索和归纳等事务性工作，人类保留判断和决策的否定性权力。只有承认技术能动性的同时，坚持技术始终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这一基础定位，才能避免技术拜物教的风险。

（二）社会交往：构筑有机性实践联结

劳动实践是青年确证主体价值的核心场域。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实践离身化的风险，应通过社会支持、协作重建和公共参与，打破青年与虚拟符号互动的封闭循环，让交往主体性落回具身实践之中。

1.完善协作链条，创新社会分工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人类既有知识作为训练基础，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所提及的“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7]102的历史进程。一般智力日益对象化为技术体系的现实中，个体并不是被排除出生产链条，而应指向“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直接劳动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7]105。面对传统技能的贬值，青年不应该再作为单个劳动力与技术进行效率竞争，而是应主动更新知识架构，成为一般智力的驾驭者，将工作重心从执行转向规划与整合，引导人机协同的智力成果转化为改造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青年可以大胆探索，主动发掘，开发智慧养老、情感陪伴、个性化教育等细分赛道的人工智能垂类模型，推动人工智能应用从虚拟生成走向现实服务，推助人的劳动产品向自身和社会复归。

2.推动理性协商，构筑技术伦理的公共领域。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节点，其不当利用所带来的风险已不再局限于个体层面，而是呈现出公共性特征，亟须通过公共领域的共同协商加以回应。青年作为在场者，应形成关注并回应人工智能伦理、标准与法规建构滞后于发展现实问题的自觉意识，为算法治理、数据隐私、数据所有权、自动化决策权责边界等议题讨论贡献青年方案。青年可以投身于对人工智能社会影响机理方面的研究，开展对人工智能就业冲击的社会调研，发起关于技术伦理边界探讨的圆桌对话。通过切实参与技术规则制定，青年能够从实践中提升技术治理意识，确立对未来发展议题的话语权与责任感。

3.弘扬集体主义，构建承认型共同体。数智时代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在于重建人们的共同体意识。青年群体具有自我表达和参与共同生活的冲动，只是缺乏人际交往经验。长期与虚拟符号互动的青年，往往难以在传统物理空间中迅速获得他者承认。互联网以文字、信息等符号附着于现实，让长期面对虚拟符号的主体颠倒了“人对于自身以及社会的确认性和对于现实存在的确定感”[30]340。现代共同体的凝聚力应建立在主体间相互交往并承认其社会价值的共同体伦理关系之上。“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13]199。人工智能技术或催生技术层面的自给自足，却不能替代现实共同体中的社会支持。青年应在线上线下多种场域开展非功利性的自我表达，重建人际信任、修复被数字符号稀释的社会连接，使个人主体性在共同体的交往关系中获得真实确认。

（三）体认自我：确证超越性存在价值

面对人工智能类主体性对人类主体性的挑战，青年应超越工具理性的竞争逻辑，向内探寻自我定位。交往主体性的发展潜力内蕴于主体间交往过程中的自我体认。这一过程不仅关乎技术使用能力，更关乎青年能否在与技术、他人和历史语境的关系中确认自身存在的独特意义。

1.立足人机差异，确证主体存在的独特意义。青年应在具身感知和情感审美的双重维度，展开对人类独特性的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数据的概率计算，虽然在效率上超越了人类，但仍无法真正具有人的生命经验和价值自觉。“人的意会认知是以社会定在发生和交往场境存在作为现实基础的”[31]，依附于具体情境与身体感知的默会知识，构成了人类智慧中难以解释的部分。人类创作中那些充满偶发性、不可重复的生命历程与痕迹是弥足珍贵的。“对自身的生存方式、生存根基、生存目的及其生活境遇的觉解与认知，都应立足于人的生命本性与生命活动的根本立场，由此出发把握人的本质，解决人的问题。”[32]210青年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应建立在对具身交往、精神交往和生命活动独特性的理解之上，理解人的存在意义并非与工具比拼效率。

2.塑造深度交往，超越加速异化营造共鸣关系。青年在与各类主体的交往中，若仅追求效率、控制和即时反馈，容易陷入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所言的加速社会的新异化关系。[33]116-117德国学者拉赫尔·耶吉将异化重新概括为“主体的游离”，其表现为“主体由于不能适应、不能让自己的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保持协调”[34]。新异化正是与交往主体性背道而驰的反面。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文化、科技的增长性“从一种期待变成了一种胁迫”[35]21，所有人被迫卷入对停滞的恐慌之中，因而不断加速。罗萨认为，人应该与世界建立起“共鸣”[35]52关系。共鸣是不受掌控的，这意味着关系模式将进入主体之间、主体内部的影响和转化之中。主体不再呼唤某种确定性的、既成的结果，而是从无法累积和贮存的“共鸣”中获得其本质感受。由此，青年应拓展自我评价维度，不再单纯以绩效优劣衡量人的价值，而应在劳动、审美、友爱和公共生活中恢复非功利性的精神交往，探索情感体验的深度和生命意义的广度。

3.传承文化基因，深植长时段视野下的主体性根基。数字时代的信息流呈现瞬时性、碎片化和符号化的特征，容易使青年陷入即时满足和短期焦虑之中。在与文化的交往实践中，青年应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树立文化认同中的主体意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分为短时段的个别事件、中时段的各类局势与长时段的结构和趋势。技术迭代常以中时段的周期方式迅速爆发，而文明认同则属于缓慢流变但极其稳固的长时段结构。“我们必须时时注意区分长期持续的运动和短暂的爆发，后者在其产生的时刻就会被察觉，而前者则在跨越一段时间距离后才能被发现。”[36]37海量的数字信息容易让青年陷入悬浮困境，而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华文明所带来的认同力量则可以超越技术周期，帮助个体与历史形成联结，以长期主义的大历史观视野抵御短视风险，超越因技术替代而产生的存在性焦虑。人与自我的和解最终应体现为对自身历史位置的积极确认。青年须将个体发展同文化根脉、历史责任和共同体价值联系起来，在长时段视野中确立交往主体性的价值锚点。

总之，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社会交往的背景下，关于青年交往主体性的辩证审视与合理建构，已超越个体意义范畴，成为数字文明时代人类交往秩序走向何处的关键议题。在个体层面，它帮助青年在算法过滤与虚拟交互中强化自我反思，以抵御技术依赖引发的交往异化，重建其在数字交往中的主体地位；在社会层面，它通过修复由数字鸿沟与圈层固化造成的信任赤字，重建社会本真联结，为凝聚公共价值提供向心力支撑；从文明高度上看，它不仅是对人工智能“类主体性”伴生挑战的积极回应，更是确证人的价值、张扬人文精神的必然举措。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寻求保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张力的合理区间，使青年成为数字交往的自觉主体，才能擘画出人工智能时代文明交往的进步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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