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摘要：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数理理论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和争辩，在不同社会条件和理论背景下，常常以不同的形式展开。背后的实质是源于对经济学根本理解上的分歧。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对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更为深刻的时代需求，特别是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提出迫切要求同时也创造了历史可能；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提出新挑战，尤其是对经济研究中的数理分析提出新要求同时也创造了新条件。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基，同时合理运用数理理论和方法，提升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和适应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数理理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产生于西方。尽管在我国经济发展史和思想史上也曾有过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但严格来说并未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古希腊词源上，“经济”是指家庭管理，色诺芬的《经济论》所说的经济，就是指庄园管理。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把经济从庄园管理上升为国家治理，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并使之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主题。所谓英国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分配的规律。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所取代，但这种取代也并不十分严格，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可以通用的。直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有意识地区分二者：一种情况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过程，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情况是考察政治与经济关系，即所谓“国际政治经济学”。我们要讨论的经济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不是指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要的思想来源当然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方面，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能够作为科学开始发展，是始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思想界之后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伟大实践。因此，“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
数学作为分析工具和重要方法引入经济学，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是1871年边际革命之后的事情。同样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意识到世界运动的规律，可以用数学来表达。这种数学的表达，以其逻辑的严谨和精确性，体现出相应科学思想的成熟性。也就是说，科学与数学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经济学被作为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具科学性，或者说最具科学范式表征的学科，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数学方法在其中的广泛深入运用。这种运用既有经济发展史的背景，也有经济思想史的动因。从经济发展史看，一方面，在制度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跨越自由竞争时代，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制度的有效性受到历史性冲击，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作为资源配置“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协调能力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在发展上，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深化，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的均衡，都面临更为复杂的矛盾，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精准的分析，包括更为深刻的制度分析和更为精确的数理分析。从经济思想史看，一方面，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巩固，要求经济学回答的基本问题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回应为什么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以回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历史进步性、正义性为主，转变为回应怎样有效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以回应怎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为主。另一方面，与所研究的问题发生历史性变化相适应，在分析方法上，古典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难以满足求解收益最大化极值的需要，经济学发现均衡的位置，求解极值的实现条件需要更充分运用数学分析工具。
此外，数学方法和计量工具被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经济学，包括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分析，对经济学这门具有历史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而言，或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可获得的历史资料的不充分不完备。这种不充分不完备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资料数量占有的不充分；另一方面是所运用的历史记载下来的信息资料是经过前人整理并记录的，而这种对于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不同于对自然现象的记录和发现，往往带有记录整理者本身的价值判断和主观选择。因而，其真实性（客观性）会受到质疑，从而使资料的质量难以保证。由于所运用的资料的数量上的不充分和质量上的不确定，就会为科学探索带来困难。高深复杂的数理分析和计量工具的运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克服这种困难的需要，“如果资料十分完备，简单的统计方法通常就够用了。资料越是贫乏，就越需要使用高深的统计方法。但无论如何，可以利用的资料总量低于标准统计方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获得成就，关键就在于研究者要能够发现一种可以靠有限的有用资料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科学的经济理论必须是能够发现并阐释经济发展历史规律的学说，经济发展历史本身得以符合逻辑的呈现和论证必须通过经济学理论的系统说明。经济学作为历史的社会科学，应当是这种论和史的统一，数理分析和计量分析应当是促进这种统一，而不是替代经济学。我们要讨论的经济学数理理论构建和发展问题，更重要的并不是囿于经济史和思想史意义上的问题，而是针对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所要求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及基本方法的变革特征。
重要的在于，如何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数理经济理论的关系？这需要深入探索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数理经济理论的特征，明确其各自的理论实质及方法，根据问题导向的原则，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经济现代化发展需要，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并以此作为推进我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同时为经济学的教材体系、课程体系、专业体系等方面的建设提供支撑。在这一进程中，有两方面的原则需要关注：一方面，不能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数理经济学理论机械的割裂开来，而是要强调其在解释和分析经济问题方面的互补性和有机统一性；另一方面，不能将两者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化标准对立起来，而是要强调其在发现和证明经济内在联系方面的特殊性和不可或缺性。当然，关注这两方面的原则并非忽视两者在理论、方法上的不同，在数字经济和数智化时代，尤其需要我们在科学认识其性质及特征基础上，推进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数理理论的科学结构，切实提升经济学研究问题的科学性，提升经济学教学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而言，重要的是在运用数理经济学知识和方法的同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真正在提升科学判断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基础上，对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经济运行及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出更深入和更精确的阐释。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不断深入和叠加，推动经济本身数字化和数字本身产业化等加快发展迭代，相应的带动从宏观到微观，从资源配置机制到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均发生深刻演变，体现出强烈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新型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进而在要求经济学本身必须回应并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新趋势的同时，也为经济学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和理论条件。这个思想和理论条件既包括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包括数字技术革命时代为经济学提供的更为丰富的强大的数智化能力。
二、为什么需要政治经济学？
这里所说的为什么需要政治经济学，不是需要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分析，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构成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的自然方式和生产的社会方式，前者体现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形态，后者体现的是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深刻约束生产力发展，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即生产的自然方式和社会方式的统一，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一定社会历史的生产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考察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集合和结构，形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国家权力、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科学等构成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能动地作用于经济基础。对于生产方式的研究，揭示生产方式历史运动规律，需要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分析中展开，揭示生产力发展规律需要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深入。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重点在于推动两方面深刻转型：一方面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另一方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式的转变，切实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集中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的自信，基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探索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以往的探讨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内容，在概念和范畴上，大都称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一部分的历史展开。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明确提出，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题，尤其是伴随我们创造并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发展进程，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四个自信”不断增强。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来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写出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握的四个“重大原则”，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向具有自身客观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逻辑结构、基本方法和历史使命的系统化的学说的深刻转变，是“两个结合”新的历史性飞跃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政治经济学从产生起，无论是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都是研究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不同在于其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研究主要都是围绕两方面基本问题展开：一方面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效性和趋势性。资产阶级经济学之所以从早期的以价值理论为重点（包括古典的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到后来转变为以均衡分析为重点（包括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核心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和优越性，因而其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价值论的重点）；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资源配置的充分竞争性和有效性，因而其发展是历史的永恒（均衡论的重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主要内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揭示其产生的历史性和灭亡的趋势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到底也是回应这样两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怎样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需要揭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学说体系，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要求，而且具有深刻的历史可能。从经济发展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特别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从经济思想史来看，党的创新理论包含着极其深刻丰富的经济思想，“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总结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理论共识，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引领。与马克思经典作家所论述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考察主体，不是批判性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考察主体，旨在建设性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规律，因而其核心是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命题，特别是回应中国式现代化中经济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也就是说，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两方面的基本问题。回答这两方面的基本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需要在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变革和完善的历史要求，进而阐释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变化对社会上层建筑的要求，以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切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尤其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这就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上充分体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对制度创新的深刻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系统地反映这些要求。
从实践上来看，在基本经济制度上，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以资本的形态进入社会生产，对传统的物质资料形态的所有制会产生深刻的冲击。数据要素的一系列特征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分配制度、市场制度等方面会对所有制及实现形式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上，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深刻重塑信息化、网络化的特征，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在体制上如何界定和协调会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对传统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带来新的冲击，对市场有效性和市场失灵，对政府必要性和政府失效等方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本深刻改变企业（公司）权责利的制衡结构，资本与劳动的相互关系会发生深刻变化，数字资本与剩余索取权及风险承担和控制权的关系及实现方式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在市场竞争秩序形成上，大数据占有和算力、网力等的控制及平台企业的发展会使垄断竞争形态及规则发生新的变化，进而影响市场竞争秩序的培育，等等。
从理论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系统性的反映上述深刻的变化，而要科学地反映这些变化就需要进行更深入、更精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对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进行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的同时，需要运用数理经济分析的工具和方法来回应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历史要求。在提高科学判断力的基础上，提升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解释力，在丰富制度分析理论的同时，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实证能力，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形成真正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由。
三、经济学为什么需要数理理论？
经济学说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所运用的方法可以是历史分析、制度分析，也可以是数理分析。严格的实证分析作为对不同经济现象之间相互联系方式的理论阐释，往往需要“数学的逻辑运演”，科学理论思想和数理逻辑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意识到世界的运行规则可以用数学来表达，因而一门科学理论的成熟程度往往以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作为标志。保尔·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中曾谈到，马克思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因为，一方面是由于理论的成熟使相应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得到清晰的揭示，才可能为数学推演的进一步逻辑证明提供明确前提。另一方面，数学逻辑推演能够使事物和现象之间实现联系的状态和过程得以精确的表达，使科学思想得以精确表达。包括牛顿以及后来的爱因斯坦等提出的基本理论，都可以通过简明的数学公式加以表达，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虽然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但作为科学也需要基于数学方法的精准逻辑演绎，经济学尤其如此。在人类社会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发展进程中，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说的“数字是世界的本源，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得到了数字革命和数字经济的跨越时代的支持，提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逐渐成熟的理论体系和阐释体系的构建，需要以运用数理理论分析方法，提升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本身的科学性。
在经济思想史上，从早期的经济思想产生到英国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方法是典型的哲学范畴的概念推演和发展历史的制度分析，并非数理逻辑演绎。这种分析方法上的特点是与其考察的基本命题的内涵和时代特征相联系的，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不稳固，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优势仍未真正释放，更未得到历史证明，传统的封建主义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阻力，因而要求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重点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究竟有哪些优越性和进步性，进而为什么具有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相应地在其理论体系中“价值理论”等伦理规范性命题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价值论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平等公正的核心理论，而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它以什么是等价交换、为什么要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基础是什么、如何实现等价交换等为核心内容，进而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回应市场秩序及所体现的法权规则较封建等级及所体现的特权规则的历史进步性。数学方法开始引入经济学，大体上是以“边际革命”为发端的。19世纪中叶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彻底实现了对封建主义的历史取代。一方面，大约从18世纪下半叶（1760年）开始到19世纪中叶（1840年），以英国等西欧国家为发源地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完成，实现了人类经济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最初变革，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入机械化时代，空前解放了生产力，既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从而深刻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和有效性，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使资本主义制度真正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生产体系之上，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体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辩证性，或者说体现了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变革对生产力发展作用的能动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非机械的，大机器生产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生产力基础，但资产阶级革命及相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历史上则是在蒸汽机发明带动的大机器产业革命之前，虽然其真正巩固需要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另一方面，从制度演进看，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巩固，其对封建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替代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面临两个新问题：一是考察论证的核心命题从以往的价值理论演变为均衡分析。这种演变背后的经济发展史动因在于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巩固，要求其经济学论证的主题从为什么要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论证其历史正义性、进步性、优越性逐渐转向论证怎样更有效地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重点论证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为此，经济学家发现一种状态可以体现利益最大化。这种状态即均衡价格，发现和求解均衡的位置和条件，即求解效用最大化极值，需要引入数理分析，需要精确的识别效用和边际效用，因而经济学构建出了所谓“效用函数”。尽管这种效用函数是建立在主观偏好假设基础之上，而且从个人效用函数到社会效用（福利）函数之间的转换也还存在一系列未能克服的困难，但这种“效用函数”的设定，以不科学的方式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谓数理的科学性提供了分析的逻辑起点。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先是客观效用价值论的流行，后是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提出，客观效用价值论逐渐发展为总供给曲线，主观效用价值论逐渐发展为总需求曲线。发现供给与需求曲线均衡的位置，成为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相应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数理分析逐渐流行，特别是主观效用价值论提出之后开始成为主流。二是市场机制作为调节配置资源的方式，其“看不见的手”的自动协调功能开始出现失灵，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逐渐尖锐。1852年英国出现的首次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矛盾尖锐化的集中体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价值论转向均衡价格论，自古典经济学以来近百年思想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劳动价值论开始转向客观效用价值论，1871年边际革命之后，主观效用价值论取代客观效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随着边际学派的兴起，经济学的重点从经济增长转向社会改革与福利，对基于边际方法的精确分析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分析进一步强化。边际革命为数学引入经济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路径，直到马歇尔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形成并提出均衡价格论，将发现和求解均衡的位置及其条件作为经济学的重要任务，进而为数学运用进一步拓展了空间。
如果说到马歇尔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之前，主要是引入数学分析方法，那么以经济学分析的数理模型化为标志，经济学开始进入数学化发展进程，这种广泛的模型化和数学化主要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数学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学：一方面从理论上以数理模型为理论研究工具，基于对具体经济现象的高度抽象，给出基本假设条件并逻辑演绎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特征及客观联系，从而发现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即所谓经济事实的模型化。另一方面，从方法上将统计计量和相关回归分析作为手段，证实或证伪经济理论假设及观点判断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即所谓经济数据的计量化。这两方面的统一构成一个经济分析系统框架，形成理论和方法的统一。这种统一既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更具科学范式表征，又使经济学本身成为演绎和验证的系统。这样就使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关于均衡的求解，或者说把经济学理解为求解极值工程学的特征更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欧洲、日本经济的快速复苏，吸引经济学探寻经济内生力量。“数学作为一种语言”被进一步用于表述经济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数理体系基本确立，80年代后更趋完整，90年代后在尝试克服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模型的局限基础上，构建起更为系统的内在增长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上述演变，说到底都是出于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利益最大化更有利的初衷，是从理论上阐释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失灵，进而缓解其内在矛盾带来的失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过程的分析，表现为数学演绎的逻辑过程，或者是约束条件下资源配置优化问题的求解，或者是资源配置决策确认及选择路径的过程，都可以用数学加以呈现或验证。这种分析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在进入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网力、算力和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的发展，数理工具的发展和应用达到新的水平，能够将社会经济问题更为系统的表现为方程式，同时极大提升了求解方程的能力，能够更为广泛和精确地揭示和发现经济现象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即发现典型事实以及关联方式。数据化推动信息转换为可计算的标准数据形态，信息化将数据转化为可以操作的系统，实现系统性的开发、存储和传递、利用及共享，智能化则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以数据化、信息化为基础展开博弈和决策，从而实现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这就使数学在经济分析中作为理论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工具两方面的功能进一步强化，既提升着经济理论发现经济现象相互关系的能力，也提升着经济理论验证有关经济假说及深入推论的能力。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同时推动经济理论中的数理方法，包括约束分析和博弈分析，也包括计量方法等不断进展，甚至由于这种方法本身的发展使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可能通过模型化的联立方程组超越对经济现实的直接考察，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可能通过数据挖掘超越对经济关系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水平的提升使在资源配置存在稀缺性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经济学作为论证如何实现优化选择并实现决策的学说，能够超越经济问题的具体特殊性，形成具有“通用技术”性质的研究工具，空前凸显了数理理论分析的工具价值和方法意义，这也是经济学研究之所以需要数理理论的重要依据。但同时，这种工具价值和方法意义的凸显，也会导致经济理论本身的空洞和问题意识的淡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重视并运用好数理理论分析方法，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数理分析的特点和局限，即建立在对问题的科学判断力基础上的运用。
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4月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中国经济实际，回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时代之问，科学揭示中国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为什么要选择、怎样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就其理论特性而言，既具有特殊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批判性与继承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对立统一的特性，也具有一般普遍意义上的科学性质；既具有作为科学揭示客观经济规律的发现功能，又具有作为社会科学的深刻的历史价值取向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深入剖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性质和特点。就其理论方法而言，既需要作为历史科学的制度分析，也需要作为逻辑演绎的数理分析。数学工具及数理理论作为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是始于西方经济学，并在当代逐渐成为主流，但并不等于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属工具。作为分析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可以并且也需要运用；西方经济学数理理论分析，特别是求解极值的均衡分析框架，作为主流的分析方法，其前提在于个人效用函数和社会福利函数的设立，这种效率和福利函数本身是建立在主观臆断基础上的，但前提假设的虚幻并不等于其所运用的分析工具都不具科学性，科学史上，人们以“日心说”推翻古希腊人的“地心说”，运用的也还是古希腊人的数学方法；包括西方经济学本身作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其中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
经济学中很多问题难以用数理方法解释，经济学不是数学，运用数学方法展开数理分析，说到底是一种分析工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命题的阐释不能通过数学演绎方式达到目的，需要体现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其中涉及历史价值观的选择，以及社会福利标准判断和制度演进的历史进步性及正义性方面的种种问题，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在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同时，也需要引入并用好数理理论分析方法，但在这种引入和结合中，需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在理论上体现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对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变革的历史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学的数理理论分析应当成为科学认识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尤其重要的是，运用数理理论作为经济分析方法，旨在更好更精确地发现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规律，而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际成为抽象的分析框架，甚至为满足数学推演的需要，通过一系列假设严格限制前提条件，极大地削弱经济理论分析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以严重损害理论的思想性来提升数理分析逻辑的严密性，使理论处于过于简化的“漂亮”的数学假定状态，成为空洞的缺乏真正历史内涵的形式推演。
就理论意义而言，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数学分析可以得到十分深入的运用，但也还存在所谓“多维陷阱”。尽管理工学科可以通过数学方程求解并表达其思想，但求解优化问题所需求解的方程往往会面临变量过多的高维问题，使得求解本身成为难题，不仅仅是存在理论上不可解的问题，更是存在算法和算力上不可解的难题。在作为具有历史性质的社会科学的经济理论中，这种多维性带来的“多维灾难”，要远比自然科学中的数学表达和证明所面临的多维冲击严重。因为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实现，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运动，约束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演变等方面形成的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要远比自然界矛盾深刻，人们在认识社会经济矛盾与认识自然事物运动上的主体性不同，所考察的对象对研究者而言客观性不同，使考察过程的科学性有显著的差异，对所谓科学性也就存在不同的解释。尽管在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不断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发现问题、建立方程、求解方程的能力极大地提高，算法和算力以及支撑条件水平大幅上升，但约束条件的变化和相应维数的增加仍明显高于算力的提升。在不断演变的高维条件下，要形成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充分求解是极为困难的。社会经济变量和维数的指数化增长，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本身带来的新的“信息爆炸”，在提升人们掌握、运用和处理信息能力的同时，形成新的信息不充分性和不对称性，使得数理推演能力的提升总是滞后于解析社会经济发展矛盾运动的需要，也不可能将社会经济问题全部汇结成偏微分方程的问题，更不具备充分求解全部方程的可能，因此在运用数理理论分析时，我们不能将其绝对化、极端化，需要认识其理论局限性。
即使作为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对其地位和意义也有不同的认识，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分歧便是所谓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奥地利学派（如米塞斯）强调，经济学是关于人能动行为的社会科学，因而也是一门先验的学科，经济学不能像自然科学（如物理学）那样，提出假设后再去验证，人的社会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经济学可以也应当通过分析人的主观能动的社会行为，遵照历史逻辑形成反映发展规律具有公理性质的理论体系，并运用这种规律性的公理去解释经济现象。经济思想史上，不仅奥地利学派，包括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也都有类似的看法。芝加哥学派（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则不认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于阐释具有公理性的一般规律，经济学不是先验的，而应当也可以设定相应模型，根据一定的前提假设，运用模型进行理论验证，进而得到准确的预测和发现，这种“发现”的科学性并不取决于开始提出的假设前提是否真实，而在于数理分析逻辑的严谨性。后来芝加哥学派的多位经济学家也的确因为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对某些经济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变化做出了“准确的预测”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分析，能够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承认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基本观点符合主流正统，而且还由于在方法上将产权及制度问题模型化，进而将其纳入均衡分析框架，通过计量模型和实证检验，使其逻辑更为清晰，进而使其所包含的历史取向和政治立场更具说服力。可见西方经济学本身对数理分析的态度也是存在分歧的。
就实践意义而言，数理分析理论局限性反映到经济实践方面，形成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命题，便是如何处理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上（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上）的核心问题，即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资源配置问题，是在资源存在稀缺性条件下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的选择问题，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因而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但这种方式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缺陷，存在多方面的市场失灵。重要的原因在于需要克服市场失灵，形成政府调控的必要，尤其是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宏观经济治理的必要。但同样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存在多方面的政府失灵，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都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关键在于切实在体制机制上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
从经济分析逻辑上来说，无论是需要市场还是需要政府，重要的前提是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不充分性、不对称性以及掌握和运用信息的成本和风险的存在，所以首先需要市场竞争性分散决策，而不是由政府为中心集中统一决策，或者说资源配置首要在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引入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问题在于，如果在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能够及时充分发现所有关于资源配置的问题，并且能够建立足够的联立方程，涵盖全部经济问题，同时拥有强大的求解方程的能力，求解出资源配置上供给与需求在总量和结构各方面的全部问题，那么，这个数据控制中心就可以替代市场，不再以盲目分散的市场竞争性价格信号去体现供求关系变化，不需要通过市场预期和利益驱动引导和推动资源配置。如果这个数据中心是国家（政府），那么就可以用政府调控替代市场竞争。这种观点和相应争论早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就已提出，并产生了深刻影响（即所谓米塞斯与兰格20世纪之初的大论战），后来这种观点被概括为“计算机乌托邦”。在当代尽管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多维变量的指数化增长，新的不确定性的颠覆性扩散同样不具备取消市场的能力。在经济研究中用好数理分析，目的不是要在实践中取消市场，而是更深刻地发现市场规律，从而为形成“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奠定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基础，同时也为政府宏观经济治理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和决策的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崭新的制度保障，打破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为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创造了崭新的体制条件。在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更需要也更可能实现有效的市场竞争与科学的宏观经济治理的统一。
更为重要的在于，数理理论本身似乎不具阶级性和历史发展价值取向性，但其应用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观、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数理分析作为阐释经济问题的方法，需要建立在科学而又深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数学的方法引入经济学，自1871年边际革命起到20世纪30年代的广泛运用，直到当代的发展，根本目的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变化，针对历史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失衡，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失衡的动因，从理论上阐释实现或逼近均衡的条件。进而，一方面从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实现资源有效性的可能，另一方面为实现这种可能提供政策依据。之所以被当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其对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维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系统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如何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学说，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负有阐释体现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具有自身的性质和特征，同时又体现人类现代化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阐释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引入数理分析是为了更深刻更科学更精确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运动的客观规律。因此，经济学作为致用之科学，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数理理论的统一。将经济学研究中数理理论与政治经济理论割裂开来，甚至将数理理论纯粹化、抽象化，使经济学陷于空洞，结果或者是对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性质和特征的曲解，或者是刻意回避经济学的本质要求。在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加速发展的时代，经济学研究对数理理论的运用能够也需要更加深入，但同时也对其与政治经济分析的有机统一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要求，否则经济学就会成为失去科学的判断力的伪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进程中存在一系列极为复杂的经济矛盾和问题，需要科学地揭示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本质特征及相互联系，并在这种矛盾运动分析中发现和分析其客观经济规律。这就尤其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阐释，进而为数理理论分析提供问题导向和思想引领（价值取向和历史智慧）；同时需要科学的数理分析，提升政治经济学发现经济现象，并证实其相互间实现联系的方式（典型事实和过程实证）。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2期）
